果戈理私觀 日本 立野信之

  看著俄國文學的好作品，我就常常驚嘆，其中出來的人物，竟和生存在我們周圍的人們非常之相象。這也許不但俄國文學是這樣的，文學如果是人生的反映，那麼，只要是好的文學，即使國情和社會制度並不相同，時代有著差異，當然也可以在所寫的人物上，找出性格底類似來。我們在周圍的人們中，發見哈謨烈德、堂·吉呵德、藹夫該尼亞·格蘭台[16]等，實在也決不是希罕的事情。但是，雖然如此，我卻在俄國文學——尤其是果戈理、托爾斯泰、契呵夫他們的作品中，發見了比別的無論那一國的作家們所寫的人物，更其活生生的類似。

  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常常側著頭想。想起來是這樣的——

  從俄國文學裡的諸人物上，看見和我們日本人的許多類似者，並不是為了象日本的作家和評論家們所喜歡稱道的那樣，什麼「文學原是超出國界的東西」，「文學是亘古不變的東西」……之類的緣故，恐怕倒是因為果戈理、托爾斯泰、契呵夫他們生存著的時代——帝制俄羅斯的社會生活，和還有許多封建主義底殘滓生存著，伸著根的現在日本的社會生活，在本質上，非常相象的緣故罷？一讀取材於農民的俄國文學，就尤是覺得如此。

  這樣一說，人要責備我也說不定的。——你竟把可以說是黑暗時代的俄羅斯帝制時代，和日本的現在，並為一談麼？不錯，那是決不一樣的。日本的農民，並非果戈理的《死掉的農奴》和薩爾諦訶夫的《饑饉》里所描寫的「農奴」是事實。然而，即使並非「農奴」，那麼，是別的什麼呢？在德川幕府的「農民不給活，也不給死」的有名的農民政策之下的農民生活，和現在我國的農民生活之間，有多少劃然底差異呢？將這些合起來想一想，就會明白：出現於俄國文學中的諸人物，和日本人的類似的鮮明，是不能單用「文學不問國的東西，時的古今，沒有改變」的話來解釋，它是在生活上，現實上，更有切實的連繫的。

  

  這也許只是一點粗略的見解。但是，我的為果戈理的作品所惑，比別的一切作家們更感到作家底的親近，卻因為這一層。

  我常常想：俄國文學是偉大的「鄉村文學」。並且想：果戈理更其是首先的一個人。我的比一切的國度的文學，更愛俄國文學，而和果戈理最親近，放肆的說起來，好象在當他作家這方面的「伯伯」者，恐怕就因為我自己也是鄉下人的緣故罷。

  我對於鄉村生活，比都會生活更親愛；對於鄉下人，比都會人更親愛。這不但由于思想上，也是出於生活上，性格上的。——海納在《北海》這篇文章中，有雲——

  「將這些人們，這麼切實地，嚴緊地結合著的，不只是衷心的神秘底的愛的感情，倒是在習慣，在自然底的混合生活，在共同生活底的直接性。同等的精神的高度，或者要說得更愜當，則是精神的低度，還有同等的要求和同等的活動。同等的經驗和想頭，於是有彼此的容易的理解。……他們在還未說話之前，就已經看懂。一切共通的生活關係，他們是著實記得的。」

  這是關於諾兌爾那島的漁民的生活狀態，海納的鋒利的觀察記，但我以為也很適用於日本的農民。

  要懂得這樣的人們，說得極端一點，則什麼學問之類，都沒有用處，首先第一是要知道生活。要描寫農民和鄉下人，這最有用；要懂得描寫著那生活的文學，這最必要。

  在我，鄉下人的生活感情，說起來，是「著實記得」的。所以那偉大的鄉村文學的果戈理的作品，使我覺得好象我生長在那裡的農家的茅檐一般的親密。

  其實，果戈理的《泰拉斯·蒲理巴》里的老哥薩克，就象我的叔母家裡的老子，《死掉的農奴》里的吝嗇的地主，和我的外祖父是一式一樣的。此外樣樣的地主和「農奴」的型，也都可以嵌上我所居住的部落里的人物去。

  我還記得前年得到《死掉的農奴》（森田草平譯《死掉的魂靈》上下兩本——這部書，現在到東京的舊書店裡去搜尋，似乎也不大有了），[17]和現在正在豐多摩刑務所里的伊東三郎，在信州的一個溫泉場裡盤桓了一月之間，兩人一同只是看，講著其中的種種地主的型，怎樣和我們所知道的地主們相象，笑得出了神。這樣一想，則諷刺的有意思，是不僅在文學底技工的巧妙，也不僅在所寫的人物及其性格，或所構的事件，出乎意料之外的；恐怕大半倒由於在生活上，經驗上——換句話，就是和誰恰恰相象的那種現實底的聯想。而那相象愈是現實，諷刺也就愈加活潑了。不知怎地，我總覺得是這樣。

  我將果戈理講得不大確，單在作中的人物，和我們所知道的人們相象這一點上，費了太多的言語了。單因為作中的人物和誰相象，因此覺得親切，就來估定價值，那當然是不對的。然而無論怎樣努力的讀，而對於其中所寫的人物，還是毫不覺得親切——常常會碰到這樣的作品的——的作品，卻不消說，不是怎麼好的作品。

  去年以來，我國的文學界流行了古典文學的覆審。巴爾札克、陀斯妥也夫斯基、弗羅貝爾、莫泊桑、契呵夫、斯丹達爾、托爾斯泰，還有果戈理……等等，都陸續使新聞雜誌著實熱鬧了一通。

  古典文學的覆審這件事，在無產者文學的營盤裡，是早就屢次提起過來的。藏原惟人他們一以評論家而登場，就主張得很著力。一部分的作家和理論家之間，也以寫實主義作家的研究這一個名目，時時提議過研究這些的作家，但較傾於政治的工作的煩雜，一直將它妨礙了。現在，在從較傾於政治的工作釋放出來了的無產者作家之間，去年以來認真地研究著巴爾札克之流，總也是可喜的現象。

  無產者作家這一面的古典文學的研究，好象著重是在那寫實主義的探求。然而有產者作家這一面的研究，是向著什麼的呢？看起來，似乎也在說寫實主義。但那寫實主義，和無產者作家這一面的寫實主義，卻又自然兩樣似的。

  譬如罷，無產者作家研究起巴爾札克來了，對於這，有產者作家之間便抬出陀斯妥也夫斯基來。但要從陀斯妥也夫斯基學些什麼呢？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寫實主義又是什麼呢？從他的作品上，我們可以學心理學底寫實主義，而且這也是一種方法。但僅僅這一點，是沒有學得他完全的。他那鋒利到有了病象的人間心理的寫實，並非單是切斷了的個人的心理，乃是在當時的帝制俄羅斯的陰鬱的社會制度里，深深的生著根的東西。知道這一層，是比領會了單單的人間心理的活畫，更為重要的。

  關於果戈理，也可以這樣說。從果戈理學什麼呢，單從他學些出眾的諷刺的手法，是不夠的。他的諷刺，是怎樣的東西呢？最要緊的是用了懂得了這諷刺，體會了這諷刺的眼睛，來觀察現代日本的這混濁了的社會情勢，從中抓出真的諷刺底的東西來。

  果戈理所描寫的各種的人物，也生存在現代的我們周圍者，要而言之，是應該歸功於他那偉大的作家底才能的，而且不消說，在我們，必須明白他的偉大。他的諷刺，嵌在現在的日本的生活上，也還是活著者，就因為它並非單單的奇拔和滑稽，而是參透了社會生活的現實，所以活著的緣故。在這裡，可以看出果戈理之為社會的寫實主義者的真價來。

  近來，對於諷刺文學的希求的聲音，似乎高起來了。同時也有人只抓著諷刺文學多發生於政治底反動期這一個現象，說著它的消極性。但諷刺文學的意義，卻決非消極，倒是十分積極的的事，只要看果戈理的《死掉的農奴》向著農奴解放，《外套》向著官僚專制的暴露，而政治上也發揚了積極底的意義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了。

  《死掉的農奴》的主角契契科夫買集了死了的農奴，想獲大利，快要失敗了，坐馬車逃出鄉下的時候，對於俄國的運命的豫言底章句，是使我們感得，仿佛豫料著現在的蘇俄的——

  「唉唉，俄羅斯呵，我的國度呵，你不是也在街路上跑，好象總是追不著的大膽的橇子嗎？街路在你下面揚塵，橋在發吼。一切都剩在你背後，此後也還是剩下的罷。看客好象遇見了上帝的奇蹟似的，茫然的張著嘴目送著，他問：這是從天而降的電光嗎？將恐怖之念，吹進人裡面去的這運動，是什麼豫兆呢？世界上那麼希奇的這些馬，又是稟賦著多麼古怪的力氣呵。唉唉，馬呵，馬呵，俄羅斯的馬呵，你是怎樣的馬呀！旋風住在你的鬃毛上面嗎？你們的很亮的耳朵，連脈搏的一下一下的聲音也傾聽嗎？看罷，從天而下的聽慣的歌，你們聽到了沒有？現在你們各自挺出白銅的胸脯，一致的在使勁。你們幾乎蹄不點地，沖開空氣，飛著一直在向前，是的，橇子飛著！唉唉，俄羅斯呵。你飛到那裡去呢？回答罷。但是，她不回答。馬鈴響著嚇人的聲音，攪亂了的空氣成了暴風雨，雷霆在怒吼。俄羅斯跨過了地上的一切，飛著了。別的國民，諸王國，諸帝國，都閃在一邊，讓開道，一面發著呆，在轉著眼睛看！」

  《死掉的農奴》（上卷）是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前約八十年——一八四二年所寫的，所以，這不駭人麼？

  正宗白鳥好象曾經立說，以為日本是不會產生出色的諷刺文學的。但我卻覺得現在的日本似的政治狀態，卻正是諷刺文學的最好的母胎。研究果戈理的意義，是深的。

  立野信之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後來脫離了，對於別人的說他轉入了相反的營盤，他卻不服氣，只承認了政治上的「敗北」，目下只還在彷徨。《果戈理私觀》是從本年四月份的《文學評論》里譯出來的，並非怎麼精深之作，但說得很淺近，所以清楚；而且說明了「文學不問地的東西，時的古今，永遠沒有改變」的不實之處，是也可以供讀者的參考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譯文》第一卷第一期所載，署鄧當世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