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豫感 日本 片上伸

  一

  我到這世上來了，為著看太陽，還有藍的地平線。

  我到這世上來了，為著看太陽，還有山顛。

  我到這世上來了，為著看海，還有谷間盛開的花朵。

  我收世界於一眼裡，我是王。

  我創造夢幻，我征服了冷的遺忘。

  我每剎那中充滿默示，我常常歌唱。

  苦難叫醒了我的夢幻，但我因此而被愛了。

  誰和我的詩歌的力並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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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沒有人。

  我到這世上來了，為著看太陽。

  但倘太陽下去了，

  我就將歌唱，……我唱太陽的歌，直到臨終的時光！

  這詩，是作為巴理蒙德（C. D. Balmont）之作，很為世間所知的之一。讀這詩的人，大約可以無須指點，也知道那是和現實的政治問題以及社會問題，毫無關係的。在這詩里，不見有教導人們的樣子；也沒有詠嘆著將現實設法改革或破壞之類的社會運動家似的思想。這詩，也未嘗詠著憤慨於現實的物質底的生活之惡的心情，是不以使人憤慨現實之惡為詩人的工作的人所作的詩。在這裡，有分明的自己讚美；有憑自己之力的創造的歡喜和誇耀；有將自己作為王者，征服者，而置於最高位的自負。要之，是作為任自然和人生中的勝利者的詩人的自己讚美。這詩的心情，離那想著勞動者的生活，那運動，革命等類的心情，似乎很遙遠。是將那些事，全放在視野之外的心情。

  巴理蒙德有題為《我們願如太陽》這有名的詩。在他，太陽是世界的創造力的根源，是給與一切的生命者。日本之於巴理蒙德，是日之本，即太陽的根源。巴理蒙德又以和崇拜讚嘆太陽一樣的心情，詠火，詠焰。火者，是致淨之力；美麗，晃耀，活著。而同時又有著運命底的力；有著不可抵抗的支配力。而這又是無限的不斷的變化的形相。據巴理蒙德，則詩便是無限的不斷的變化的象徵。巴理蒙德愛剎那。那生活，是迅速的，變化而不止。將自己的一切，拋給每剎那。剎那也順次展開新世界。「新的花永久地正在我的面前開放。」「昨天」是永訣了，向著不能知的「明天」「明天」而無限地前進。

  巴理蒙德常所歌詠的，是天空，是太陽，是沉默。是透明的光。是已經過去者的形相。而要之，是超出一切有限者的界限的世界。那象徵，是作為生命的根源的太陽。是火焰。而又是匕首。

  二

  倦怠的，刻薄的大地，

  但於我也還是生母！

  愛你的，阿阿，啞母親，

  倦怠的，刻薄的大地！

  五月的倉皇中，俯向大地，

  擁抱大地是多麼歡喜呵！

  倦怠的，刻薄的大地，

  但於我也還是生母！

  愛罷，人們，愛大地，——愛大地，

  在潮濕的草的碧綠的秘密里，

  我在聽隱藏著的啟示。

  愛罷，人們，愛大地——愛大地

  以及那一切毒的甘美！——

  土的，暗的，都收受罷，

  愛罷，人們，愛大地，——愛大地

  在潮濕的草的碧綠的秘密里。

  這是梭羅古勃（Fedor Sologub）的詩的一節。惟這個，真如俄國的詩人勃留梭夫（V. Y. Bryusov）所言，是不能在現實和想像的兩世界之間，眼見的東西和夢之間，實人生和空想之間，劃一條線的境地。仿佛是在我們以為想像者，也許是世界的最高的實在，誰都確認為現實者，也許只是最甚的幻妄似的——這樣的世界裡，住著的人的心情。在這裡，並非種種分明的現實，而是造出著複雜的特殊的現實。而那不看慣不聽慣的現實，甚至於竟令人覺得更其現實的現實一般。自然地深切地覺得這樣。

  一讀這詩，就想起人藉詩以求人生的神秘底的現實的意義；想起詩的目的，是在使人心接近那飄搖於看見的可現世界之上的神秘；想起詩中有著人生的永遠的實相。

  三

  詩者，不是直接地為了社會問題，去作宣傳的軍歌的東西。自然也不是為了單單的快樂的東西，又不是只詠嘆一點人們的思想感情的東西。詩者，總在什麼處所帶著神聖的光。在解放人類之魂的戰爭之際（人生是為此而生活的），來作那最銳敏而強有力的光者，是詩。人類之魂，永是反判了地上之土而在戰鬥。詩便是在那戰鬥上顯示勝利之道的光。徹底地是為了內面的法則的光。是照耀未知的生活的現實的光。——巴理蒙德和梭羅古勃對於詩的心情，就在這樣的處所。

  人類的思想和行為，是逝去，消亡的。但並不消亡而活下來的，卻有一樣。就是人們歷來稱為幻夢的東西。是神往於非地上所有的什麼東西而在尋求的漠然的心情。是要到什麼地方去的掙扎。是對於既存者的憎惡。是期待未存的神聖者的光。也是對此的如火的求索。惟這個，是決不消亡的罷。新的，未知的世界，在遠方依稀可見。這還未存在，然而是永遠的。——招致這樣的世界者，是詩。是詩的魔術。自然僅給人以生存之核。自然之所造作者，是未完成的凌亂的小小的怪物一般的東西。然而這世界上有魔術家在。他用了那詩歌的力量，使這生存的圈子擴充，而且豐富。將自然的未完成者完成，給那怪物以美的容貌。自然的一件一件，是斷片，詩人之心則加以綜合，使之有生。這是詩人的力。——在巴理蒙德，有一篇《作為魔術的詩歌》的論文。

  梭羅古勃和巴理蒙德，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二十年間的俄國新詩壇的先進。當這時代，在俄國文學是從那題材上，從那技巧上，都很成為複雜多樣了。從中，由巴理蒙德和梭羅古勃所代表的新羅曼主義的一派，即所謂Modernist（晚近派）的一派，在那思想的傾向上，是大抵超現實底的，從俄國文學所總不能不顧而去的政治底，社會底生活的現實，有築成了全然離開的特異的世界之勢。為了許多人們而做的社會革命的運動，和只高唱自己贊仰的巴理蒙德的心境，是相去很遠的。為正義公道而戰的社會運動，和讚美惡魔之力的梭羅古勃的心境，也大有距離。這些詩人，是都站在善惡的彼岸，信奉無悲無憂的惟美的宗教的。那最顯明的色調，是個人主義底的自我之色，於是也就取著超道德底，超政治底，乃至超社會底的態度。

  也可以稱之為宣說惟美的福音的純藝術派的這些人們的心境，是在十九世紀末的不安的社會底的空氣里，自然地萌發出來的。千八百九十年代的俄國，見了急速的生活的變化了。生活的中心，已從田園的懶惰的地主們，移到近代底的都市的勞動者那面去。和生活的中心從農村移向都市一同，職業底的，事務底的，紛繁的忙迫，便隨而增加，生活即大體智力底地緊張起來。於是機械之力，壓倒人類之力的生活開始了。生活的步調，日見其速，個人的經驗也迅速地變化，成為複雜。疲勞和借著強烈的刺戟的慰安，互相錯綜，使神經底的心情更加深。別一面，則向新時代而進的感情，也仍然在被壓迫。以向新時代為「惡化」的壓抑，使這些人們碰了「黑的硬壁」。由此便發生了迴避那黑而硬的現實之壁的心情。而藝術乃成為超越於現實的鬥爭之上而存在的世界。為了憎惡，竭其靈魂者，是人類的生命的濫費。魂的世界應該守護。黑而硬的現實之壁的這一面，還有相隔的詩的魔術的圈，倘不然，就只好在那黑而硬的現實之壁的內部，尋出些什麼善和美。靠著這，而生活這才可能。要之，真的價值，只存在于思想或空想的世界裡。這是新羅曼主義一派的共通的主張。

  四

  還有一派，是雖然和新羅曼主義的一派幾乎同時，卻憑著大膽的現實的觀察，而開拓了新天地的寫實主義者。例如戈理基（Maxim Gorky），即是其一。戈理基的許多作品中，例如有叫作《廿六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餅乾工廠的廿六個工人，在地下室里從早做到夜。每天到這二層樓上的繡花工廠來的女工，有一個叫名泰妮的姑娘。

  一切人類，是不會不愛，不會不管的。凡是美的，雖在粗暴的人們之間，也令其起敬。自己們的囚人似的生活，將自己們弄成笨牛一般了，但自己們卻還不失其為人類。所以也如一切別的人們一樣，不能不有所崇拜。自己們——即廿六個工人們，除了叫作泰妮的姑娘而外，再沒有更好的了。也除了那姑娘而外，實在再沒有誰來顧及住在地窖子裡的自己們了。——這是那工人們的心情。於是他們就樣樣地照管那姑娘。給她注意。忠告她衣服要多穿呀，扶梯不要跑得太快呀之類。但姑娘也並不照辦。然而他們也並不氣忿。他們樣樣地去幫助她。以此自誇，而爭著去幫助。其實，正如戈理基之所說，人類這東西，是不會不常是愛著誰的，雖然也許為了所愛的重量，將對手壓碎，或使對手淪亡。

  廿六個工人在作工的地窖似的餅乾工廠的隔壁，另有一間白麵包製造所，主人是兩面相同的，但那邊做工的人是四個。那四個人，自以為本領大，總是冷冷的。工場也明亮，又寬闊，而他們卻常常在偷懶。廿六個這一面，因為在日光很壞的屋子裡做著工，所以臉上是通黃的，血色也不好。其中的三個是肺病或什麼，一個是關節痛風，因此模樣也就很不成樣了。四個工人，那面的工頭，酗了酒，就被開除，另外雇來了一個當過軍人的漢子，穿著漂亮的背心，掛著金索子，樣子頗不壞，是以善於勾引女人自誇似的人。廿六個人在暗暗地想，單是泰妮，不要上這畜生的當才好。大家還因此辯論起來。終於是說大家都來留意。一個月過去了。那退伍軍人跑到廿六個人的處所來，講些勾引女人的大話。廿六個中的一個說，拔一株小小的柏兒，夸不了力，因為弄倒大透了的松樹，是另外一回事。退伍軍人語塞了，便說，那麼，在兩星期之內，弄泰妮到手給你看。兩星期的日子已盡了。泰妮照舊的來做工。大家都默默地，以較平常更為吃緊的心情去迎她。泰妮驚得失了色，硬裝著鎮靜，故意莽撞地說道，快拿餅乾來罷。仿佛覺到了什麼似的，慌忙跑上梯子去了。廿六個人料到那退伍軍人是得了勝。不知怎地都有些膽寒。到十二點，那退伍軍人裝飾得比平常更漂亮，跑來了；對大家說，到倉庫里去偷看著罷。在板壁縫中窺探著時，先是泰妮擔心地走過院子去；接著來了那退伍軍人，還在吹口笛。是到幽會的處所去的。是濕濕的灰色的一天，正在下小雨。雪還留在屋頂上，地上也處處殘留著。屋上的雪，都蓋滿了煤煙了。廿六個人不知怎地都怨恨了泰妮。不久泰妮回去了。為了幸福和歡喜，眼睛在發光。嘴唇上含著微笑。用了不穩的腳步，恍恍忽忽地在走。已經忍不住了，廿六個男人們便忽然從門口涌到院子裡，痛罵起泰妮來。那姑娘發了抖，痴立在雪泥里。滿臉發青，瞪目向空，胸脯起伏，嘴唇在顫抖。簡直象是被獵的野獸。抖著全體，用了粗暴的眼光，凝視著廿六個人這一面。

  廿六人中的一個拉了泰妮的袖子。姑娘的眼睛發光了。她將兩手慢慢地擎到頭上去，掠好了散開的頭髮，眼睛緊釘著這邊。於是用了響亮的鎮靜的聲音，罵道，討厭的囚犯們，而且橐橐地走過來了。好象並沒有那廿六個人塞住去路似的，輕鬆地走過來了。廿六個人也不能阻當住。她絕不反顧，大聲罵著流氓無賴等類的話，走掉了。

  廿六個男人們，站在灰色的天空下，雨和泥的積溜里。默著，回到灰色的石的地窖去。太陽仍照先前一樣，從不來一窺廿六個人所在之處的窗。而泰妮是已經不在那裡了。

  五

  在戈理基的現實描寫中，表現著民眾——浮浪人和勞動者之所有的潛力。暗示著民眾的生命力。他們也懷著對於生活的無窮的欲望的。雖遭壓抑，而求生的意志，卻壯盛地在活動。在《廿六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里，那生命力，是活動於非用純粹的心情，真愛一個誰不可之處的；是表現於自己們愛以純粹的心情的人，而竟容易地慘遭玷污，乃對於這醜惡和涼薄而發生憤慨和悲哀之中的。戈理基常所描寫的飢餓的大膽的人，雖是世間的廢物，然而大膽，不以奴隸那樣的心情，卻以人生的主人似的心情活著的人，為一切文明的欺騙之手所不及的自由人，既大膽，又尖刻，傲然的襤褸的超人，例如，說是倘對人毫不做一點好事，就是做著壞事（《絕底里》第二幕），說是應該自己尊敬自己，說是撒謊是奴隸和君主的宗教，真實是自由的人們的神明（《絕底里》第四幕）的《絕底里》的薩丁——在那些人們的心裡，即正如薩丁之所說，都有著人是包含一切的，凡有一切，是因人而存在的，真是存在者只有人，人以外都是人之所作，大可尊敬者是人，人並非可輕侮可同情的東西，怕人間者將一無所有之類，大膽而深刻的人間的肯定的。在這裡，有著相信生之勝利的深的肯定，同時也有著非將一切改造為正當的組織不可的革命的意志。由這一端，遂給人以與巴理蒙德和梭羅古勃的世界，全然各別之感。群集的侮蔑，在這裡，竟至於成了對於在群集中的胎孕未來者的讚美了。巴理蒙德和梭羅古勃，藏在自己的世界中，看去好象要貫徹貴族底的個人的心境。而戈理基，則將潛藏於一切人類中而還未出現的生命之力，在廿六個工人里，在住在「絕底里」的廢物里，都發現了。

  這出現於同時代的兩種傾向，一看簡直象是幾乎反對的一般。一是寫實主義，是革命底。一是新羅曼主義，是超革命底。一是反貴族底，一是貴族底。然而，在這裡看好象相對立的兩傾向之間，也有一貫他們而深深地橫亘著的共通的精神在。戈理基的人類讚美，人類的潛力的高唱，生之力的勝利的確信，凡這些，和巴理蒙德的恰如太陽的心愿，如火焰如風暴的情熱，和梭羅古勃的惡魔的讚美，合了起來，就都是對於向來的固定停滯的生活的反抗。都是對於凡庸的安定的挑戰，都是對於灰色的，乾結了似的現實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氣分的否定。要之，都發動著為了一些正的，善的，強的，美的未現的生活，而向什麼固定的無生氣的暴虐在挑戰的，熱烈不安的精神。對於現前的固定停滯的現實的否定，對於凡庸而滿足的現實的叛逆，就都是正在尋求較之停滯和滿足的現實，生命可以更高，更遠，乃至更深地飛騰並且沉潛之處的心的表現。縱使在個個的表現上，大有差異，但在這裡，都有新的寫實主義的精神在，即想在更其深邃地觀察現實之處，尋出真的生命之力來。在這裡，也有新羅曼主義的精神在，即想在超越了現實之處，感到真的生命之力。那都是異常的要求。是要在拔本底的異常之中，尋出生命之力來的要求。凡有象是空想，象是不能實現的一切事物，在站在這要求的心境裡者，漸覺得未必不能實現，並非空想了，也正是自然的事。

  在這樣的意義上，新羅曼主義和新寫實主義，是有共通的精神的。從一面說起來，這是銳敏的天才的心的深處，深深地對於當來的新時代所覺到的豫感。是對於新時代的精神的，生命的豫感。新羅曼主義的複雜的個性的表現，和新寫實主義的大膽的多方面的現實的探求，凡這些，雖然粗粗一看，仿佛見得是並無中心的混沌似的，但在那一切的動搖和不安，反抗和破壞的種種形相之間，卻分明可以覺察出貫串著這些的白金的一線。這便是，竟象最大膽的空想模樣了的最切實的現實的豫感。是作為非將未現者實現，便不干休的意志的表白的，新時代的豫感。

  這一篇，還是一九二四年一月里做的，後來收在《文學評論》中。原不過很簡單淺近的文章，我譯了出來的意思，是只在文中所舉的三個作家——巴理蒙德、梭羅古勃、戈理基——中國都比較地知道，現在就藉此來看看他們的時代的背景，和他們各個的差異的——據作者說，則也是共通的——精神。又可以藉此知道超現實底的唯美主義，在俄國的文壇上根柢原是如此之深，所以革命底的批評家如盧那卡爾斯基等，委實也不得不竭力加以排擊。又可以藉此知道中國的創造社之流先前鼓吹「為藝術的藝術」而現在大談革命文學，是怎樣的永是看不見現實而本身又並無理想的空嚷嚷。

  其實，超現實底的文藝家，雖然迴避現實，或也憎惡現實，甚至於反抗現實，但和革命底的文學者，我以為是大不相同的。作者當然也知道，而偏說有共通的精神者，恐怕別有用意，也許以為其時的他們的國度里，在不滿於現實這一點，是還可以同路的罷。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譯訖並記。）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六期所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