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V TOLSTOI 俄國 Lvov-Rogachevski（2）

  一八六○年，在Sodene，抱在他臂膊上，愛弟尼古拉永久瞑目了。尼古拉是富於天才的出色的人。那時失望傷心，感了死之戰慄的他，寄信給Fet道，「明天也將以可憎的死亡，虛偽，自欺之日始，而以自無所得的空零終。是滑稽的事。」……「倘從Nikolai Nikolaevitch Tolstoi（弟）的曾經存在這事實，一無遺留，則將何所為而勞心，何所為而努力呢？」他的弟弟因為不能發見足以把握的何物，對於「汝歸於空零」這觀念，曾經怎樣懊惱的事，Tolstoi懂得了。那時Tolstoi還未曾結婚，不能把握家庭的幸福，而Iufan式的工作，也不能把握，只捉著了學術的研究……。暗雲似乎消散了……。然而發生了一八六九年的Pensenskaia旅行和Arsamas的恐怖，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之間的近親五人（三個孩子和兩個姑母）。的死殤。而且這又是替生母撫育Tolstoi，使他知道了愛的精神底慰樂的姑母Iergolskaia之死；是保護人的八十歲老婦人Perageia Ilinishna之死……。在Iasnaia Poliana早沒有光輝燦爛的生活，死在拍著黑色的翅子了。要逃出這翅子，該往那裡呢？赴Pensenskaia，去買為自無耕地的貧農所圍繞的莊園呢？還是增加Iasnaia Poliana的富，以度奢華的生活呢？做這樣的事，是良心，廉恥心，憤社會之不平等的精神，都所不許的。

  一九一三年所刊行的《托爾斯泰年鑑》上，載著題為《我的生涯》的Tolstoi夫人的最有趣味的一斷片，當敘述托爾斯泰伯的「Optin Pustvini」道院四次朝拜的巡禮底行為時，夫人這樣地寫著——

  「Tolstoi在那長久的一生之中，徒望著死的來近，且關於死，懷了幾回陰鬱的觀念，都不知道。入於永是怕死的觀念里，並非容易事，但精神上肉體上，皆稀見如Tolstoi的強健的人，要將難避的生的破壞，分明地想像，並且感得，是不可能的。」

  在陶醉於生活的藝術家那裡，酒醒的時候來到了。對於生活的疑念發生了。當計畫農村經濟時，這問題突然浮在腦里了——

  「唔，是了，你在Samara有地六千畝，有馬三百匹。但是，此外呢？」

  他於是完全茫然，不明白此後該想什麼了。（《我的懺悔》參照。）

  地主的經濟，與《家庭的幸福》、《戰爭與平和》和「Anna Karenina」的著者的精神是不相容的。然而他不做遊歷歐洲的所謂「消谷，」又不做貴族的漂浪者，而成為農民的巡禮者，土地耕作者，以及「上帝的僕人」了。

  新生活的計畫，又和家族及主婦的計畫不相合，且反於Iasnaia Poliana的精神。舊貴族家裡的居人，只能用了《家庭的幸福》中的「我們的家，是村中第一的舊家，幾代的子孫，相愛相敬，在這家裡過活」的話頭，向了隱者而有智識的農夫（Tolstoi）說。

  但將有可怕的打擊，加於這幾代子孫的家風之上了。一九一○年，在將作托爾斯泰紀念館的這舊家中，又發生了決勝底爭鬥。而反對Iasnaia Poliana而起者，卻正是在其地誕生，生活，且遺囑葬於舊教會旁的人，並且仗沃土之力而發榮，確立，而放了爛熳之花的作品的作者自己。

  Sophia Andreievna夫人在她的自敘傳里記載著：「一八八四年夏，Tolstoi熱中於野外工作，終日和農人們割草，大概總是疲乏之極，傍晚才回家來，但因為不滿於家族的生活，便很不高興模樣，坐在椅子上。Tolstoi是為了家族的生活，和自己的主張不同而煩悶著的。有一回，Tolstoi曾想同一個村女，跟移民們暗暗逃走，這事他向我告白了……。於是這事成為事實，七月十七日之夜，和我大約是為了關於馬匹的事的口角之後，便背上內裝什物的袋子，說是到美洲去，不再回來，走出門外了……。一八九七年也有一回想出家，但關於這事，沒有一個人知道。」

  

  終於，一九一○年十月的有一夜，他毫無顧惜地拋棄了自己的莊園。這之先，還瞞著 Sophia夫人寫好遺囑，將世襲領地讓給Iasnaia Poliana的農民們。

  他的行蹤不定的出奔和領地的自願底的推讓，是明明白白地表現了貴族時代的最後，舊貴族制度的崩潰，以及夢似的舊莊園的沒落的……。這樣的個人的生活樣式，即「自己所必要的，是獨自生活獨自死掉」的思想，給貴族底家族制度以對照了。

  身穿竭盡時式的奢華的外套的青年貴族，和肩負旅行用袋，與漂泊者之群同赴「Optina Pustovini」道院的老翁，或赤腳耕田的傖夫之間的距離，實在是很大的。然而這並非改換衣裝的戲文，也不只是變美衣為農服而已，這是更生的劇曲，是排斥傳統底習慣，趣味，觀念的苦悶的表現，也是莊園和茅舍的兩世界的衝突，且又是從地主底世界觀，向著農民底基督教的見解方面的遷移。

  這樣的對於更生的準備，他的一切創作，便在說明著。這正如Lermontov仗著做詩，脫離了苦惱他一生的懷疑和否定的惡魔一般，Tolstoi仗著《懺悔錄》，從奢侈生活，Iufan化以及貴族制度逃出了。

  在我們的面前者，不是大文豪的文集，而是一部連接的日記，又是首尾一貫的懺悔錄。

  在這日記，懺悔錄或是傳道錄中，描寫著各樣的人物，但這是為了贖罪而譴責自己，輾轉反側而煩悶著的一個貴族的丰姿。那各種創作中的人物，如Irteniev，Nekhliudov，Teresov，Olienin，Sergei Michalovitch， Pierre Bezukhov，Andrei Bolkonski，長老Sergei等，都是表現了一個煩悶的人物的異名，以及各樣的境遇和各樣的轉換期的。而顯露於一切轉換期中的一特色，乃是善的理想的崇拜，精神的常存的潔白和完全美的渴望，家系以及階級的傳統底事物的排斥等。而各種作品的重心，則在描寫精神底危機和精神底照明之所以發生的機緣，當達於精神底照明的高度時，便顯現著死和覺醒，換一句話，即死和復活。

  《幼年時代的回顧》（一九○三——一九○六）是探討Tolstoi的創作底計畫之跡的貴重的資材，那是《幼年時代》印行後五十年所寫的，在這書中，Tolstoi便從善惡的差別觀，更來通覽自己的一生，將這分為四期，即（1）幼年時代，（2）獨身時代，（3）到生活一轉期為止的家庭時代，（4）精神底更生時代。這分類法，在依了基本底題目，來分別Tolstoi的遺文之際，是頗便於參考的。

  天真，愉快，而且詩底的幼年時代，長留在他的處女作《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中。那時候，Tolstoi是將脫離墨斯科生活，住在嵐氣迫人的高加索山中，幸福的過去的回憶，寫了下來，不獨使自己的精神，且使讀者的精神也都淨化高超了。自作的小說印行之年，他在Tifris途次，從「Mozdock」車站寄信給姑母Iergolskaia道，「我精神上起了很大的變化；這不只一次，有好幾回。一年以前，我以為在世俗的娛樂和交際場裡，是可以發見自己的幸福的，但現在卻相反，願得體力上精神上的安靜。」

  這Tolstoi的處女作，充滿著「使自己完成的不斷的努力，乃是人類的使命」的信念。又在這裡，交織著真實和架空。例如幼而失母的他，要從那記憶上，挽回朦朧的母親的模樣來，推敲意想時的敘述就是，但那設想，往往是蒼白而無力的。

  他的處女作，又時時極其感傷；那敘述法，則顯示著英國文人Sterne的《法意兩國遊記》和盧梭的《愛彌兒》的大感化。

  在《幼年時代》的序文上，Tolstoi向著有心的讀者，望不僅以為有趣的文章，而發見會心的處所，且要求著不因嫉妒之情而蔑視了周圍。

  《青年時代》是未完之作，可作續編看者，是《地主的早晨》。在《地主的早晨》里，用了從大學的三年級回村來的十九歲的Nekhliudov，將《少年時代》的十六歲的Irteniev替換。

  Nekhliudov是小農。他以為農村的弊病的根原，在於小農的赤貧生活，若用勞動和忍耐，便可匡救這弊病的。於是立起「農村經營的法則」來，要在那經營和提高勞動者的精神上，實現自己的計畫。就是，在讀者面前，展開一個「地主的早晨」的農奴的村落的光景來。

  Nekhliudov傾聽了麇集的小農的訴說和要求，或者詢問事實，或者答允改良，抱著疲勞，羞愧，無力，悔恨的糾紛的感情，走進自己的住房裡去了。

  故事驟然變為Nekhliudov的關於Iliusha的感想。Iliusha是有豐饒的金髮和發亮的細細的碧瞳的人，往Kiev搬運物件去了。Iliusha的Kiev之行，為Nekhliudov所羨慕，為什麼自己不是Iliusha似的自由人呢，是這時他腦中所發生的思想……。

  「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時期，連續計十四年（一八二八——一八四二），其次，就起了思想的大變化。

  生活於高加索的兵村，擁在自然的懷抱里，更在Sevastopol出入於生死之境的Tolstoi，便從向來的貴族底思想脫離，將追逐外面底光輝的卑俗的欲望拋掉了。作為這時的作品，可以舉出來的，是《襲擊》、「Sevastopol」、《青年時代》、《部隊中和墨斯科舊識的邂逅》、《計數人日記》、《兩個胸甲騎兵》、「Albert」、「Lucerne」等。

  描在《計數人日記》里的上流階級出身的純潔的青年Nekhliudov，逐漸陷入墮落社會的深處，成為撞球場的熟客，作不正當的借財，又為惡友所誘，涉足娼家，終於將精神的純潔和無垢全都喪失了，然而悔悟之念一起，莫知為計，便圖自殺，寫了下列的句子，留下遺書來——

  「神給我以人類所能望的一切，即財產，名譽，智慧和高尚的觀念。而我要行樂，將在自己心中的一切善事，捺入泥土，加以蹂躪了。我不作無恥事，也不犯什麼罪，然而做了最厲害的事，殺卻了自己的感情，智慧，和青年的意氣……。打骨牌，香賓酒，賭博，吸菸，妓女，這是我的回憶……。」

  Nekhliudov的苦悶，是後悔了青年時代的放蕩生活的罪惡的Tolstoi自己的苦悶。

  恰如Pushkin的「Aleko」，詛咒著氣悶的都會的束縛，遊歷Bessarabia，而憑弔了Tsigan人的古城遺蹟一般，墨斯科人的Olienin（《哥薩克兵》的主角）也和虛偽絕緣，為要融合於自然的真理中，便離開了喧囂的都會。對著嵯峨的山嶺的他，在想要寄給所謂交際社會人類這都會的上流文化人的信里，是這樣地寫著——

  「你們是無聊的可憐人。你們不知道幸福的本質，生活的要素是什麼。縱使只一次，也必須嘗一嘗不加人工的自然美的生活的。我每日仰眺著嚴飾群巒的千秋的皓雪，和成於太古之手照樣的自然美相親，你們也不可不眺望這大自然之美，而有所領悟，待到領悟了誰在埋葬自己，誰在營真的生活的時候……。

  「真理和真善美是什麼，必須觀察而領悟的。一經領悟，則你們現今在談說和考察的事，以及希望著自己和我的幸福的事，便將成為骨灰而四散罷。所謂幸福者，乃是和自然偕，看自然，而且和自然共語。」

  讀者的眼裡，映出都會人和山中人來了罷。在Olienin即Tolstoi的回憶和空想中，蘊蓄著大自然的嚴肅之感；在那時他所想，所感的一切物象中，常有山嶽出現。馳神思於山巔，涵泳了如水的嵐氣的Olienin即Tolstoi，便從哥薩克的Novomlinskaia村，伸出手去，和日內瓦的哲學者而藝術家的盧梭握手了。

  後來，在發抒公憤的「Lucerne」中，Tolstoi則將溫泉浴湯的所謂「富有的文明人」們，和他們所嘲笑的唱小曲者相對照，這短篇，乃是痛罵了不以象人的溫暖的心，來對個人的工作的十九世紀文明人的檄文。

  委身雲水的乞兒，唱小曲者，Sevastopol的兵丁，樸訥的哥薩克人Ieroshka和Lukashka，《雪暴》中的車夫，Ignat等，都是太古的人，「接觸自然的漂泊者，Tolstoi所喜歡描寫的人物。

  第三期是從結婚起，到開手和周圍的人們絕緣的十九年（一八六二——一八八○）。這之間，幸福的丈夫，父親，主人的Tolstoi，是度著正當的潔白的家庭生活，利己底地賞味著生活的快樂，增益資財，享著家庭的幸福的。這時Tolstoi是盡全力要成文人，向姑母 Alexandra Andreievna，屢次寄了自述意見的有特色的貴重的信札。

  一八六三年九月，在寄給這姑母的信中，他這樣寫——

  「我不穿鑿自己的心境，即自己的感情了。而家族的事，則單是感，並不思。這精神狀態，給我以很廣闊的智識底地域。我一向未曾感到過，自己的精神力竟能如此自由，而且致力於作品。」

  一八五九年所寫的《家庭的幸福》，是跨進這一期去的序言。這小說，是用溫雅的Turgeniev式語調寫出的，但篇中的Turgeniev式處女，卻究竟成著Tolstoi式筆法的婦人和母親。而結婚，家族，生產，做父母的義務，愛情等問題，則是我們的文豪的注意的焦點，於是各二千頁的兩巨製，《戰爭與平和》和「Anna Karenina」，便成為描寫那在豪侈的貴族生活中，時運方亨者的家庭和生產的狀態的力作而出現了。

  倘若《幼年時代》，《少年時代》及《青年時代》的材料，利用著鄰村的地主Isrenev一家，Sophia Andreievna的母親，家庭教師列綏勒和聖多瑪，則《戰爭與平和》的材料，是利用著Tolstoi的三血族的家譜的。不獨外祖父Volkonski，生母，姑母Iergolskaia，祖父Tolstoi，祖母和父親而已，連自己的新婦Sophia Andreievna，也描寫在這大著作里，各人的面目都躍如，連合起來，使我們感動。

  這小說的內容的十分之九，是用一九一二年的祖國戰事為背景的貴族及地主生活的描寫，貴族的各層的狀態，都被以非常之正確和深邃，表現出來。而每行每頁中，都映出著貴族社會的出身，且徹骨是貴族的作者的姿態。

  在這長篇小說中，沒有描寫農奴法的黑暗面，是令人覺得奇異的，Tolstoi將主人對於傭人的族長關係，加以詩化了。

  有人向Tolstoi，非難他描寫時代精神之不足，太偏於敘述光明方面了的時候，Tolstoi這樣地回答說——

  「我知道時代精神是什麼，也知道讀者在我的創作上，看不出時代精神來。時代精神者，是農奴的黑暗面，是妻女的抵押和苦痛的呻吟，是笞刑，是兵役以及別的種種。

  「留在我們想像上的這時代精神，我不以為真實，也不想描寫它。我曾研究了歷來的文件，日記類和傳記，沒有發見過比現在，或我在有一時期所目睹似的更殘忍，暴戾的事實。

  「那時的人們也尋求真理和道德，且也嫉妒，迷於情慾了。精神生活也複雜的，但那生活，比起現在的上流社會來，卻優美而高尚……。」

  「那時有一種特質，是起於上流社會和別社會的非常的間隔，也起於教育，習慣，用法國話和別的關係的。我是竭盡所能，使這特質明示於人世。」

  這樣子，本來未嘗著眼於社會的矛盾衝突的他，在《戰爭與平和》里，也念及上流下流兩社會的懸隔了。

  在小說「Anna Karenina」里，則對照著莊園和都市，地主的Levin和豪華的都人。起於離Iasnaia Poliana不遠的Tuliskaia縣的悲劇——地主某的愛人，不耐其地主的愛情的日薄，自投火車之下而轢死了的事件——給Tolstoi以關於結婚、家庭、愛和嫉妒的材料。小說中的人物Oblonski，Vronski，Karenina，Konstantin Levin，Kitty Nikolai Levin和Levin的愛人而因痘疤變醜了的女人，以及交際社會的紳士等，是都用以顯示真正的宏大的自己犧牲之愛的模樣，並且據自己的體驗和回憶，來表現都會的貴族和鄉村的地主的生活的。

  Konstantin Levin的不安，戀愛，企業，都會生活的嫌惡，計畫自殺的精神上的危機，以及Nikolai Levin與其愛人的言動等，凡出現於這小說中的一切的現象，是都經了有家族底親睦的Iasnaia Poliana的氛圍氣化的。

  在這長篇中，也如在《戰爭與平和》里一樣，將陷於戀愛的動機，生產的重要關頭，以及對於子女的母性愛等，用了空前的巧妙，描寫出來。終不委身於墨斯科交際社會的一青年的那為人母者的丰姿，分明地在讀者眼前出現。而描寫了這姿態的Tolstoi，則一八八○年頃，已經是九個孩子的父親了。有讀了Anna Karenina和她的兒子Seriujia相會的場面而不哭的麼？……在Konstantin levin的世界觀上，是明明地顯著地主階級的利害的反映的。

  Tolstoi將「精神底更生」之年的那一八八○年以後，作為創作的第四期。但恰如一八五九年所作的小說《家庭的幸福》是家庭生活的序言一樣，一八七七年所作的「Anna Karenina」，是從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間所寫的《我的懺悔》的豫告。

  喪弟的結果，而深思生命的意義的Levin，為死之恐怖所襲，凡手槍和繩索之類，是不放在手頭的，但這是表現著晚年的Tolstoi所自曾經驗之處，Tolstoi當精神底更生之際，想自殺者許多回。這樣，而十九歲的青年Nekhliudov便讓位於Levin，而Levin帶著許多孩子，不但一個早晨，竟終生在農民之間過活了。

  然而Levin對於農民，不過消極底地公平而已。他沒有壓迫農民，但永久的弊病這耕地問題，也未曾解決。

  Stiva Oblonski對於Levin所說的農民問題和社會的不平等，慫恿他將土地分給農民，算作解答的時候，Levin便說自己沒有推讓土地之權，對於耕地和家族負著責任云云，駁斥了他的話。

  而Levin遂迴避了社會問題的解決，入宗教界，為要拯救自己和自己的精神，想從劇甚的生活的矛盾中脫出，並且歸依宗教，以得安心立命之地。

  Tolstoi自己也進了宗教界，永久地拋掉華美的貴族生活了。關於《戰爭與平和》中的一個女人Maria Bolkonskaia，他已經這樣地寫著——

  「她屢次聽到巡禮的故事。這在巡禮者，不過是單純的照例的話罷了，但於她，卻意味深長，感動的結果，便好幾回想舍了一切家財出走。於是她自行設想，自己在和身纏粗衣，拄著杖子，頸懸進香袋，步行著沙路的Fedoshka一同走。她又自行設想，自己將嫉妒、愛戀、希望，全都捨棄，只是遍歷聖地，終於到了悲苦俱無，輝煌著永久的歡喜和幸福的樂土。」

  但在後來，看見年邁的父親，尤其是見了年幼的孤兒這外甥時，她就難行她的計畫，吞聲飲泣，覺得是愛父與甥，過於上帝的罪人了。

  作為足以記念這第四期的碑銘，將Tolstoi所愛誦的Pushkin的詩《追懷》鈔在這裡，是最為確當的罷。

  這有名的《追懷》，曾成了Tolstoi的悔悟和嗟嘆的根源，Tolstoi是極愛讀典麗而遒勁的詩歌的——

  喧囂的白晝銷聲，

  夜的半明的影子

  擴充於寂然的衢路，

  晝日勤勞之所賜的

  夢成時，

  在我是

  來了苦惱不眠的時候，

  我的胸中，趁著夜閒，

  齧心的蛇正在蜿蜒。

  空想噴涌於滿是哀愁的腦中

  沉重的思惟填塞了胸底，

  回憶在我面前

  將長卷展開，靜悄悄地。

  於是不得已而回顧我的平生，

  我咒詛而且戰慄，

  我長嘆以淚零，

  但悲哀的印象不能蕩滌。

  發揮獸性的華筵，

  不自然的自由的耽溺，

  束縛和困窮和飄泊大野，

  這是我所耗的往日。

  而今的我又是酒池肉林，

  聽儕輩的謊語，

  冷的理智之光，

  使我心感到難除的愧恥。

  我沒有歡娛……。

  Tolstoi的回憶，便是將這詩的「悲哀的數行」，換以「污濁的數行」的，而他的《懺悔錄》，也和Pushkin的《追懷》相匹敵。

  在取材於民眾生活的故事中，Tolstoi所用的平易的文體，也酷似Pushkin當圓熟時代所表示的單純的寫實主義底文體的。

  在這第四期，Tolstoi寫了許多宣傳底文章。即《我的懺悔》（一八七九—八二）、《論墨斯科的市況調查》（一八八二）、《我的信仰》（一八八四）、《我們該做什麼呢？》（一八八六）、《論生活》（一八八七）、《論Bandarev》（一八九○）、《懶惰》（一八九○）、《十二使徒所傳的主的教義》（一八九五）、《聖書的讀法及其本質》（一八九六）、《論現在的制度》（一八九六）、《藝術是什麼？》（一八九七）、《論托爾斯泰主義》（一八九七）、《自己完成論》（一九○三）、《互相愛呀！》（一九○七）、《論虛偽的科學》（一九○九）、《不能緘默》（一九○七）等。

  這時期，我們的Tolstoi將象徵那生活的歡樂的藝術，加以排斥了。他以為藝術的使命，是在建設那為人類最高目的的「愛的王國」。

  他反了自己的稟性，想做禁欲主義者。「這一年，我大和自己戰鬥了，但世界之美，將我戰勝。」這是被魅惑於春天的自然美的他，寫在有一封信里的話。

  一八八四年以降，Tolstoi為Chertkov所主宰的「Posrednik」出版部，做些創作，到一八九四年為止，印行了下列的書。就是《神鑒真理》、《人靠什麼過活》、《高加索的俘囚》、《舍伐斯多波里的防禦》、《蠟燭》、《二老人》、《有愛之處有神》、《呆子伊凡》、《開首的釀酒者》、《必需許多田地麼？》、《雞蛋般大的穀子》、《受洗者》、《三長老》、《悔悟的罪人》、《黑暗之力》、《教化的效果》等。後來，又印行了「Kreutzerova Sonata」、《Ivan Ilitch之死》和《跋辭》。

  凡這些作品，目的都不在有識及上流社會的讀者，而以灰色的大眾為主眼的；那內容，則在關涉農民，並且啟發農民。那文章，已非以法文文格為本的Pierre Bezukhov的口調，而是最良的通俗的俄國話，純粹透徹的確，而又端麗，這是Agafia Michalovna，Plaskovia Isaievna，巡禮者，Iasnaia Poliana的農民，兵卒等的通用語……。

  在一九○五年，作了一篇在體格，在簡質，在深邃，並且在明白之點，無不卓出的短篇「Aliusha Gorshok」。

  在這一期，也有取上流社會的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例如《狂人日記》（一八八四）、《惡魔》（一八八四）、《復活》（一八九八）、《長老Sergius》（一八六八）、《夜會之後》（一九○三）、「Hajji Murad」（一九○四）、《活屍》（一九○○）等是。

  然而表現於這些作品裡的Tolstoi的根本觀念，並非嘗味上流社會的生活的歡樂的心情；對於社會的奢華放恣的利己底生活，乃是銳利的否定底的摘發底的態度。

  《復活》里的下文的幾句，是表現著Tolstoi的這觀念的——

  「訪了Masrenikov一家之後，尤其是旅行了鄉村之後，Nekhliudov並非已經定了心，但對於自己所居的社會，非常厭惡了。那社會中，秘藏著為了少數者的安定和便利，而無數的大眾所蒙的苦惱，人們因為沒有看，也看不見，所以到底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的造孽和殘酷。

  「Nekhliudov早已不能不自咎責而和那社會的人們相交際了。」

  Nekhliudov竟和自己所居的社會及自己的過去絕緣，同情於身纏囚服的人們，走入兩樣的社會裡去了。這樣銳利的果決的寫法，是Tolstoi所未前有的。

  然而不要忘記了盧梭之徒的我們的文豪，是從幼年時代以來，無意識底地留心於無產者。D. V. Grigorovitch的作品，是和Turgeniev的《獵人日記》，同是感動了少年的Tolstoi的東西，後來在寄給Grigorovitch的信里，他自己這樣說——

  「我還記得十六歲時候，讀了「Anton Goremika」（Grigorovitch之作）時所得的感嘆和歡喜之情。使我對於養活我們的俄羅斯的Muzhik（賤農），起了願稱為師之念者，是這一篇小說；又知道了不為惹起興味，不為描寫野趣，不獨是愛情，且竟應該以尊敬和畏懼之念，明細地來描寫Muzhik者，是這一篇之賜。」

  在我們的Tolstoi的胸中，是常有對於教師Muzhik的無意識底敬畏之念的。屬於他的創作的《日記》中，那從貴族的血統傳來的固有的性質，和幼年時代以來由接觸了農民及巡禮者而感得的第二天性，雖在貴族子弟不顧平民的時代也曾顯現的傾向，以及Nikolenka Irteniev冷笑為「他的臉象Muzhik」時代的精神狀態，都互相錯綜而表現著。

  表現在《日記》里的Muzhik的臉，逐漸將法蘭西人家庭教師的教子的他的臉掩蔽了。

  Turgeniev嘗戲評Tolstoi，說，「他宛如孕婦一般，對於農民，歇斯迭里地摯愛著。」

  蔑視了貴族主義的Tolstoi，是摯愛民眾，想仗民眾以救自己的。這正與《復活》里的被Katiusha Maslova說是「你是想要憑我來救自己的呀」的Nekhliudov的心情相同。

  Tolstoi是學於民眾，學於哥薩克人Epishka，受教於Sevastopol的要塞兵，Iufan，Siutaev，Bandarev等的。他在民眾之前懺悔，謝自己的祖先之罪，使自己的生活狀態，與民眾同。民眾的力，是偉大的。驅逐了拿破崙者，非亞歷山大一世，也非諸將軍，而是灰色的民眾。Kutusov之得了勝，就因為他是平民主義。

  Sevastopol之役之際Tolstoi屈膝於無智無欲的英雄這農民之前，寫道：「俄國的民眾演了主角的這大事件，是永久留偉績於俄國的罷。」

  和民眾，尤其是和農民大眾的關聯逐漸擴大起來，Tolstoi就逐漸舍掉了法蘭西式觀察和思想的發表法。這和Pierre Bezukhov會見了Platon Karadaev之後的思想，正復相同；更加適切地說，則和Pushkin在Michalovskoe村的傍晚，聽乳母的往日談，而說「修正了自己的討厭的教育的缺點」的心情是同一的。在文章圓熟的第四期所寫的農村生活的簡素的故事類，都洋溢著農村的質樸的情緒。

  在Tolstoi的一切作品上，顯著之點，是將那為精神上的煩惱所苦，永久不滿於自己的人們，和單純的，雖在暴風雨中，也含微笑，言行常是一致的素樸的人物，兩相對照起來。

  不答話的「Aliusha Gorshok」，是始終愉快的……。在欺凌他的商人那裡，親戚那裡，他總是忠實地作工，總是含著微笑。Aliusha Gorshok的微笑，是使他的一生明朗的，而農民的俄國，則以這微笑，凝眺Tolstoi，Tolstoi是由這微笑，描寫了農民。

  Pierre Bezukhov走近前去，看見在篝火邊，忠厚的Platon Karadaev法衣似的從頭上披著外套，用鄉下口音的，悅人的，然而柔弱的聲音，對兵卒們講著照例的話。

  Platon在蒼白的臉上，浮出微笑來，欣然地眼睛發著光，接著說——

  「唔，兄弟，那麼！兄弟。」（參看《戰爭與平和》。）

  從這臨終的兵卒的身體上，流著輝煌的歡喜之情。他沒有死，他是消融在光明的世界裡了。

  陰鬱的滿懷疑惑的Levin，當刪刈枯草時，到野外去，村女們唱著俚歌，到他旁邊來，這在Levin覺得好象是載著歡樂之雷的濕雲，向自己飄過來了……。伴著叫喊聲和夾雜口笛的愉快而極粗野的歌調，萬物都靜靜地跳躍起來。於是現在正因為枯草的事，和村農相爭了的Levin，便神往於共同動作之美和豐饒的詩趣，羨慕這樣過活的人們，羨慕Ivan Parmenov和他年青的妻子了。

  為什麼Nekhliudov不能成Iliushka，為什麼Olienin不能成Lukashka的呢？為什麼 Maria Bolkonskaia不能成巡禮者，為什麼Pierre Bezukhov不能成Karadaev的呢？為什麼 Iasnaia Poliana的地主的府邸，不能變狹窄的溫暖的小屋的呢？「為什麼」者，是Tolstoi說起過幾十回的問題。

  亞歷山大三世的宮內女官，他的姑母Alexandra Andreievna到Iasnaia Poliana來作客，看見從世界各地寄來的信件、報章、雜誌之多，她吃驚了，半是戲謔，以警Tolstoi的驕慢心道，「這樣地被崇拜，燒香，不至於塞住呼吸麼？」

  「姑母以為我在因了這樣的事自慢麼？在我的大的世界裡，是還沒有聽到我的名聲的。」這是Tolstoi的回答。所謂大世界者，並非亞歷山大三世的宮廷，而是Tolstoi周圍的人們，然而並非學者和文士，而是熏蒸的小屋的無數的居人。

  他是用這大世界的見地和趣味和利害之念，以陶冶自己的精神的。「我比你更其Muzhik些，更其Muzhik式地感著事物。」這是伯爵的貴族Tolstoi，對著半勞動者出身而喜歡書籍的Maxim Gorki所說的話。

  抬了自己的教師，又是教子的故Tolstoi的靈柩的Iasnaia Poliana的農民，是怎地批評 Tolstoi呢？雖然是老爺，但是想得深的「Muzhik」者，是他們的話。

  倘若畫了Tolstoi肖像的畫伯Riepin，已經寫出那想得深的Muzhik的有特色的容貌，則讀者在「地主的話」里，容易看出勞動農民的俄國的模樣的罷。俄國藝術家之中，以如 Tolstoi在小說「Anna Karenina」里所表示那樣的歡喜之情和詩底威力，來高唱耕作勞動之美者，此外更無一個。

  Tolstoi描寫了幾世紀間教養下來的順從的抱著勞動精神的農民。而他的農民，還未能為神之國抗爭，也不願抗爭，他正如農民隱士Siutaev般，宣傳了對於惡的無抵抗主義。 Tolstoi又將Siutaev主義高揚起來，提倡了忍耐和服從的美德。

  反對這極端的無抵抗主義而起的，是Korolienko和Gorki，以及革命底俄國。

  然而無論俄國藝術家中的什麼人，能如Tolstoi，對於皇帝的政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加以致死底打擊者，實未嘗有。秘密警察部和著作檢查委員等之憎惡他，是並非無故的。

  Tolstoi作了《我們該做什麼呢？》、《黑暗之力》、「Nikolai Borkin」、《復活》、《往事》、《不能緘默》，這些作品，給了為人類鬥爭的革命運動者以絕好的武器。

  Tolstoi的「地主的話」，是成為「想得深的Muzhik」的話，將最後的打擊，給了地主制度了，而那些話，是明證了舊生活組織和社會底舊基礎之崩潰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奔流》第一卷七期所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