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V TOLSTOI 俄國 Lvov-Rogachevski（1）

  —「最近俄國文學史略的」一章

  Leov Tolstoi——俄國文學的長老——生存八十二年，從事於文學五十八年，比及暮年，而成為「兩半球的偶象」了。他獲得吾俄文士所不能遭逢的幸福，他處女作一成就，我們的第一流的藝術家、詩人、批評家等，對於他之出現，無不加以歡迎。

  一八五二年九月，在高加索青年軍官的處女作《幼年時代》，以L. N. T.三字的署名，出現於《現代人》雜誌上，次月二十一日，那編輯者Nekrasov就寫信給Turgeniev（都介涅夫）道：「倘有興致，請一讀《現代人》第九號所載的小說《幼年時代》罷，這是新的活潑的天才的傑作。」

  一八五四年《少年時代》發表後，Turgeniev便函告Karbashin（美文家兼評論家）道：「我見了《少年時代》之成功，非常欣喜，惟祝Tolstoi的長生。我在堅候，他將再使我們驚駭的罷，——這是第一流的天才。」更兩年後，作了《奇襲》、《森林採伐》、《舍伐斯多波里戰記》時，Turgeniev寫給Druzhinin（文人兼批評家）的信里，有云：「這新酒倘能精煉，會成可獻神明的飲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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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未能圓滿的斷片發表之際，就已得了這樣的稱揚。《舍伐斯多波里戰記》不獨在文士之間，也使Tolstoi出名於廣大的讀書社會裡。

  描摹戴雪群巒的秀氣的未完之作《哥薩克兵》，象是合著Beethoven（貝多芬）的音樂而動筆的溫雅華麗的詩底長篇《家庭的幸福》，作者自稱為俄國的「Iliad」的大作《戰爭與平和》，受Pushkin的影響而且隨處發著Pushkin氣息的悲劇小說「Anna Karenina」等，都是偉大的天才的大飛躍，又使Tolstoi成為十九世紀後半的思潮的主宰者的。《我的懺悔》、「Kreutzerova Sonata」、《復活》等，則全歐的雜誌報章，視同世界底事件，評以非常的熱情。

  Pushkin（普式庚）在生存中，僅見自己的文集第一卷的刊行，Turgeniev見了那文集的第三版，Dostoievski全集，則在其死後漸得刊行的，而Tolstoi全集，卻在他生存時，已印到十一版。作品印行的冊數，他死後數年間，達於空前的數目，在一九一一年，賣出四、六一○、一二○本（據托爾斯泰紀念館的統計）。更將從一九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之間的賣出本數，合計起來，實有六百萬本，而其書目，是六百種。

  這數字，即在顯示Tolstoi的作品的全民眾底，世界底意義，在俄國，則苟識文字，便雖是七齡的兒童，也是Tolstoi的愛讀者。

  但自《戰爭與平和》和《我的懺悔》發表以來，Tolstoi的名聲和勢力，便遠越了俄羅斯的界域。倘說，Turgeniev是使歐洲的讀者，和俄國接近的人，則Tolstoi不但使西歐，且使東亞的注意，也顧到俄國文學。和Tolstoi通信的，不僅英、法、美的讀者，連印度、中國、日本的思想家，也在其中。Katiusha Maslova的小曲，且為日本的民眾所愛唱。恰如約翰·藉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為世界所注目一樣，Iasnaia Poliana的聖者，是成為享受著現代最高文化的人們的注意的焦點的。Iasnaia Poliana，是成了真理探究者的聖地了。

  及於全世界的文人，尤其是俄國文人的Tolstoi的影響，非常之大，迦爾洵（Garshin）、萊斯珂夫（Leskov）、藹爾台黎（Ertel）、契訶夫（Chekhov）、庫普林（Kuprin）、威壘賽耶夫（ Veresaev）、阿爾志跋綏夫（Arzybashev）、戈理基（Maxim Gorki）、希美略夫（Shmelev）、舍而該也夫·專斯基（Sergeiev–Zenski）等，皆各異其時代，各受著各樣的印象，玩味了這文豪之在那社會觀，寫實主義，Tolstoi式表現法上，所以動人的大才能的。而俄國的文人，且視Tolstoi為宗教底偶像，雖是自愛心深的Dostoievski，讀完「Anna Karenina」後，也絕叫為「這是藝術之神」；Maxim Gorki也稱Tolstoi為俄國的神，坐於金菩提樹下的玉座上。

  「這青年軍官，使我們一切都失了顏色」者，是Grigorovitch的半開玩笑的苦言。這青年軍官，是成為我們的荷馬（Homeros），我們的國寶，成為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新盧梭，在他面前，全世界的文人，洋溢著不雜羨望的純淨的歡喜之情，無不俯首了。

  這卓絕的文豪，即繼續著竭盡精力的勞作，在後世遺留了美文的寶玉。Tolstoi的文學底遺產，至今還難以精確地計算，雖當現在，尚在無數的文籍中，發見重要價值的斷章；在那日記和信札之中，則潛藏著可以驚嘆的文學。關於Tolstoi的各國語的評傳，肖像及遺物，是搜集於在墨斯科、列寧格勒及Iasnaia Poliana的托爾斯泰紀念館中，而惟這些紀念館，乃是說明著否定了不平等的舊世界的，真理的偉大的探求者，且是永久不忘的生死的表現者的他的一生和創作，為俄國和世界，是有怎樣的價值的。

  Leov Tolstoi並非借著述為業以營生的職業底文學者，他可以不急急於作品的刊布。關於所作《幼年時代》，他在一八五二年寫給姑母Iergolskaia的信里，有雲，「我將久已開手了的這小說，改作過幾回了，為得自己的滿意計，還想改定一回。大約這就是所謂Penelopa（譯者按：Ulysses之妻，出荷馬史詩）的工作罷，然而我是不厭其勞的。我並不求名，是乘興而作的。在我，寫作是愉快而有益，所以寫作的。」

  他的情熱的大部分，即耗費於用以表白內在思想的這愉快的創作事業上……。熱狂的獵人，熱狂的賭客，Tsigan（譯者按：民族名）歌的熱狂底愛好者的他，一轉而成為乘興揮毫的熱狂底文士，以著作之際，涌於內心的善良而寬容的感情為樂的人了。

  他，在文章的每一行中，都注進新生活的渴望和噴溢似的精力去，一面利用閒暇，從事著作，逐年加以修正。他在《關於戰爭與平和》這一篇的冒頭上，就寫著「當刊行我費了在最良的生活狀態中，五年間不絕的努力的作品……」的辭句，但這樣的事，不消說，是須在得了物質底安定的Iasnaia Poliana，這才做得到的。

  和Tolstoi完全不同的社會的出身者Dostoievski，曾經告訴自己的弟弟說，「沒有錢，須急於起草。所以文章上是有瑕疵的。」Dostoievski所作的《博徒》，以一個月脫稿，那是因為怕付對於完成期限的遲延罰款，而且那時，他為債主所逼，不得不走外國了。那時候，Dostoievski急於作品的完成，從親友之勸，雇了速記者，作為一月告成的助手，但倘是Tolstoi，則這樣的作品，大概是要乘著感興，利用閒暇，在一年之間徐徐寫好的罷。

  輔助了Dostoievski的女速記者Anna Grigorievna Snittkina，成為他的妻，Iasnaia Poliana鄰村的地主的孫女Sophia Andreievna Bers，是做了Tolstoi的夫人了。前者是為履行那契約期限之故，做了速記，後者是為大文豪要發表傑作，將二千餘頁的《戰爭與平和》謄清過七回。如《戰爭與平和》、「Anna Karenina」、《復活》那樣的大作，大概惟在得了生活的安定的時候，這才始是可能。

  Tolstoi是陶醉於自然之美和生活的歡樂的，他敘述結構雄大的光景，且描寫地主的莊園的如夢的生活。

  在「Anna Karenina」里，描出一百五十個人物來，而毫無紛亂撞著之處，各人有各樣的特殊的性格和態度；篇中的一切事物，都應了脈絡相通的思想群的要求而表現著，那一絲不紊的脈絡之力，是使我們視為藝術上的神秘，加以驚嘆的。

  「藝術上的作品的善惡，是由從心底說出的程度之差而生的」，這是Tolstoi寫給Golzev的話。他所要求於藝術家者，是在和時代相調和，通曉隸屬於人類的一切事物，不但通曉而已，還須是人類的共同生活的參加者。他又要求著表現自己的思想的技巧和才能，且以為凡藝術家，尤當愛自己的天職，關於可以緘默的事物，不可漫為文章，惟在不能沉默時，乃可揮其鋼筆雲。他是要求著口的發動，當以溢於心的思想為本的。而他自己，便是這樣的藝術家。

  他是當時最有教育的人物，只由Iasnaia Poliana的圖書室里有著書籍一萬四千卷的事，便足以證明。而這些書籍的一半，為外國語所寫，他是通曉希臘語，以及英、法、德語的。他所自加標註的許多書，便在說明他以如何深邃的趣味，研究了人類的思想。他站在那時代的最高智識的水平上，又常是一般人類生活的參加者。創造了又素樸，又純正，然而壯麗的文章的他，是決不以濃艷的辭句和華麗的文體為念的，但他所描寫的人物及其他，卻備有不可干犯的尊嚴和令人感動的崇麗。如Bordina戰鬥的敘述，《戰爭與平和》中的Andrei Bolkonski之死，Kitty的誕生及Anna Karenina和兒子的會見，記在《復活》里的 Katiusha的愛的醒來和教會的儀式的描寫，在世界的文學裡，不能見其匹儔。我們的眼前，有實現了美的世界的一個大文豪在。

  描寫在《哥薩克兵》或《家庭的幸福》中的自然的光景，《戰爭與平和》里的Bolkonski的愛情的發生及逢春老橡的開花，盛大的狩獵，Natasha Rostova，Maria Bolkonskaia，Pierre Bezukhov和別的人物的形容，是鐫刻在讀者的胸中的……。而充滿在作者Tolstoi兩眼中的讚嘆，同情和歡喜之淚，也盈盈於讀者的眼裡。這是因為相信著「無愛之處，不能生詩」的作者的熱情，以愛和詩的力量，打動讀者了。以「不能沉默」為動機的他的文章，是震撼我們的，但這是因為，例如當描寫死刑的光景之際，想像了「浸過了服皂水的繩子，繞上他的又老又皺的頸子了」的他那一句一言，乃是充溢於同情的心的叫喊的緣故。

  Tolstoi常寫些破格的文句，恰如喜歡有特色的破格的人物一樣，他也喜歡破格的文句的，那一言一語，是活的魂靈。Gorki在追懷Tolstoi的一篇文章里說，「要懂得他的文章的有特色的卓越之美，則他那以同一語的許多破格的卑俗的調子，用於敘述之處，是必須注意的。」這是適切的評語。

  Tolstoi在那處女作《幼年時代》的序文上，載著關於自己修辭上的粗野和沒有技巧的說明，以為這是因為不用喉嚨，而用肚子唱歌的緣故。據他自己說，則從喉所發的聲音，較之腹聲，雖頗婉曲，而不感動人。腹聲卻反是，粗野則有之，但徹底於人的精神。Tolstoi說：「在文學亦然，有腦和腹的寫法。用腦寫時，那文辭是婉轉滑脫的，但用腹來寫，則腦中的思想，集如蝟毛，思念的物象，現如山嶽，過去的憶想，益加繁多，因而抒寫之法，缺劃一，欠暢達，成拮倔了。或者我的見解也許是錯誤的罷，但當用腦寫了的時候，我是常常抑制自己，努力於僅僅用腹來寫的。」

  由這尊貴的告白，不但Tolstoi的文質，連那魅人的句子之所以產出的原因，也明白了。 Tolstoi之所有的，不是「腦的思想」，而是「腹的思想」。他有驚人的腹的記憶力，他的創作，常包著溫暖的感情，響著牽惹我們的腹聲。「一讀你的作品，每行都洋溢著活活潑潑的感情。令人恍忽的你的辭句的本質就在此」者，是評論家Strakhov給與Tolstoi的言語。

  Tolstoi是從小就現了銳利的敏感性的，曾得「薄皮孩子」的綽號。他的《狂人日記》，帶著自傳底性質無疑，其中便載著他的敏感性的顯著的實例。這性質，似乎是從母親得來的，他自己尊重著這特質，在寄給姑母Iergolskaia的熱烈的信里，常常講起它。

  他在《幼年時代》的序文上，便說著願讀者先須是敏感。他的創作中，毫無遮掩，露出著這敏感性的，是《幼年時代》、「Albert」、「Lucerne」、《計數人（撞球的）日記》等。到了中年，他將敏感性自行抑制，得了大結果，但及暮年，則這特質，又使重之一如他的意志的我們，為之感動了。

  Tolstoi喜歡那讚嘆之淚，懺悔之淚，同情之淚，一九○九所作的《路人的故事》，是用這樣的句了開端的——

  「早晨，一早到外面去。心情是壯快的。是美麗的早晨。太陽剛從茂林里出來。露水在草上，樹上發亮。一切都和婉，一切物象都依然。實在很舒服，不願意死了。」

  其次，是接著遇見老農，和關於吸菸之害及思索之益的敘述，又這樣地寫道——

  「我還想說話，但喉嚨里有什麼塞住了。我很容易哭了。不能再說話，便別了那老人，也別了歡樂的和婉的感情，含淚走掉了。住在這樣的人們之間，怎會有不高興的道理呢，也怎能有不從這樣的人們，期待那最出色的工作的道理呢？」

  在逝世的三個月前，他將從一個農家青年得來的感情，寫在日記上，用了和上文一樣的言語，證明著自己的敏感性。那日記是這樣寫著的——

  「為了欣喜，為了生病，還是為了兩樣相合的原因呢，我很容易下同情和喜悅之淚了。這可愛的，思想堅固的，強有力而願做善事的孤獨的青年的單純的話，動了我的心，嗚咽之聲幾乎出口，我便一句話也不能說，離開他的旁邊了。」

  然而這善感的稟性，是現於Tolstoi一生中的特色，讀者是不看見這眼淚的罷，但他卻常抱著甚深的感慨。

  Tolstoi的母親，愛讀盧梭，《愛彌兒》是她的案頭的書籍，Tolstoi最所愛好的人物，乃是使感情的詩美，來對抗擬古典主義的批判的約翰·藉克·盧梭其人者，實在並非無故的。

  Tolstoi在一九○一年，向在巴黎的俄語教授M. Boyer這樣說——

  「我將《盧梭全集》二十卷熟看了，其中最喜歡的是《音樂字典》，我感謝盧梭。」

  「我十五年間，帖身掛著雕出盧梭肖像的牌子，以代「十字架」。而盧梭的著作的大半，是恰如我自己所寫一般，於我非常親切的。」

  一九○五年Tolstoi應允推選為日內瓦的盧梭協會會員的通告，寄信到日內瓦雲，「盧梭是十五歲時代以來的我的教師。於我一生中，給與一大裨益的，是盧梭和《舊約》。」

  那協會的會員班爾裨，在協會年報上，載《托爾斯泰是盧梭的後繼者》一文（一九○七年），論雲——

  「Leov Tolstoi是十九世紀的盧梭，或是具體化的愛彌兒。盧梭的精神，透徹於Tolstoi的全創作里。Tolstoi是現代人的評釋者。恰如盧梭是十八世紀的或者一般，Tolstoi是現世紀的或者。」

  從托爾斯泰協會，贈給盧梭協會的答文雲——

  「Jean Jacques Rousseau所理想的思想的獨立，人類的平等，諸國民之統一，以及對於自然美之愛，是和我們頗為近密的。我國民底智識的代表者的Tolstoi，將全生涯，貢獻於上述的理想之發揚和宣傳了。」

  讚嘆，同情或懺悔之淚，是表象Tolstoi的社會觀的，昂奮的敏感之淚，則濕透著他的世界觀。那天稟的敏感性，洞察了發榮於榨取的條件上的現代文明社會的虛偽，且促他愛好自然的法則和自然人了。他是作為盧梭的後繼者，而用盧梭以上的情熱和真摯和確信，抉剔了一切虛偽和不誠實的現象的。

  他將對於人生的愛情，對於正義和樸素的憧憬，對於虛偽的憤怒與其敏感性，織在和真摯自然相融合的真摯的自己的構想之中了。

  然而，為十九世紀的盧梭的Tolstoi，是觀察了紛亂的世紀的後半期的社會底矛盾的現象的。詩聖Pushkin，未曾知道這樣的大矛盾，據Bielinski所說，則「階級的原則，乃永久的真理」雲。但Tolstoi卻並不相信自己的階級的一定不動性。他目睹Sevastopol之陷落，遇見尼古拉一世之死，觀察革新時代的情形，知道那砍斷了的大連鎖的一端，打著地主階級，而別一端，則嚇了賤農（Muzhik）。他又目擊了所謂民眾啟蒙運動，經驗過和都市的發達一同激增的可驚的矛盾的現象，而他自己，則成為最後的貴族了。他於一八七○及八○年代，宣說那將其生活狀態，加以詩化，美化而謳歌了的莊園的沒落，恰如Gogol的傑作（譯者按：「Taras Bulba」中的人物Bulba，向Andrei（譯者按：Bulba的兒子）所說的「我做成了你，這我也來殺掉你」一樣，也說給了莊園。於是他將自己的思想一變，成為一向遮著藝術的華服的丑穢現象的曝露者了。

  《懺悔錄》、《愛彌兒》、《新藹羅若》的著作者盧梭，生於小資產階級的手工業者的家庭里，歷經辛苦而生長，感到十八世紀的虛偽底生活，遂如古代羅馬的賤民似的，向貴族階級宣戰了。

  《幼年時代》、《哥薩克兵》、「Lucerne」、《我的懺悔》的著者，則生於貴族人家，父系是德意志人，那母系，是遠發於留烈克（俄國的始祖）的。

  而這白馬金鞍的貴公子，遂和自己抗爭，經思索多年的結果，竟曝露了貴族階級的腐敗。所以那抗爭是戲曲底的事，是誰都可以直覺到的。

  Tolstoi一離母胎，便即包圍在舊貴族的氛圍氣里，為許多男女侍從所環繞，在Iasnaia Poliana的幸福的生活，是全靠著七百個農奴的勞動的。至於教育未來的文豪者，則是長留姓名於《幼年時代》里的德國人和法國人，他的父親的圖書室中，也如在Pushkin的父親的圖書室中一樣，有許多十八世紀的法國人的著作。從十三歲到十九歲之間（一八四一——一八四七），他受著Kazan知事之女，退職胸甲騎兵大佐之妻，他的姑母Perageia Ilinishna Iushkova的監督，住在那家裡。這家庭，是常是佳節般的熱鬧，為Kazan的上流社會的聚會之所，法蘭西語的社交的會話，是沒有間斷的時候的……。

  青年大學生（Tolstoi）將全世界分為二大階級，即上流社會和賤民；那姑母則要使Tolstoi成為外交官，或皇帝的侍從，且希望自己的外甥和交際場中的貴女，意氣相投。她以和富家女結婚，為他的最大幸福，就是夢想著由這結婚，而Tolstoi能有很多的農奴的。

  據Zagoskin的《回憶錄》，則青年的Tolstoi，是一個道地的放蕩兒的代表者。

  跳舞，假裝會，演戲，活人畫，大學畢業後的打骨牌，流人（Gipsy）歌等，是這青年貴族的生活。關於這生活，後來他在《我的懺悔》里，是不能沒有悔恨和恐怖之念，記載出來的。

  慣於蔑視本階級以外的人們的青年，離墨斯科，赴高加索，在等候著做第四炮兵中隊的曹長的任命了，其時他穿了時式的外套，戴著襞積的峨冠，套了雪白的鞣皮的手套，在 Tifris的市街上散步。一看見不戴手套的路人時，他便用了嘲笑的調子，對他的弟弟尼古拉這樣說——

  「他們是廢物呵。」

  「為什麼是廢物呢？」

  「為什麼？不是沒有帶手套麼？」

  在高加索，青年Tolstoi也竭力減交遊，避朋友，守身如遁世者。那時他在寄給姑母的信里，說，「我並非自以為高，取著這樣的態度的。這是自然而然之勢，將我所遇見的本地的人們和我一比較，在教育上，在感情上，又在見解上，都有非常的差異，所以無論如何，和他們不能相投了。」

  他於一八五四年，在Silisria（勃加利亞的山地）為司令官屬副官時，也是同樣的紈袴子；又其處女作出版後，進了Turgeniev，Druzhinin，Fet，及其他的文士之列的時候，也還是這樣的人。

  然而這青年有世襲的領地，有自己的農民。因此他覺得可以做善良的主人，知道學位證書和官階，都非必要。而且他感到了恰如《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Nekhliudov一般，有著安排七百個農民的幸福和對於神明，負有關於他們的運命的責任……。

  在放蕩生活中度了青年時代的Tolstoi，到三十四歲，這才成了家庭的人。立農村經濟的計畫，是他的無上之樂，曾將其經營的辦法，向好友Fet自誇。他又為利己底感念所驅，竭力要給家族以幸福，嘗醉心於勞動者Iufan的敏捷的工作，而想自行Iufan化。未來之母 Sophia Andreievna響著鎖匙，巡視穀倉，大家族的未來之父的他，則到處追隨其後……。經年積歲，殆十九年間浸漬於快活的蟄居生活的Iasnaia Poliana的地主，是經營農村，增加財產，牧畜場中，有豚三百頭，Samara的莊園裡，則馬群在騰躍……。這樣地，富是日見其增大了，但在一八五六年頃寄給Fet的信中，卻寫道，「我們的農業，現在宛如藏著那交易所所不要的廢票的股東。情形很不好。我決計加以經營，以不損自己的安靜為度。最近自己的工作，是滿足的，但有饑饉襲來的徵候，所以日日在苦慮。」

  一八八二年，參加了墨斯科市況調查時，僅用於調查一個Riapinski客棧的幾小時，卻將較之Iasnaia Poliana生活的幾年更有意義的影響，給與Tolstoi了。以這調查為動機而作的《我們該做什麼呢？》（一八八二）的冒頭上，是用這樣的句子開始的：「我向來沒有度過都會生活。一八八一年轉入墨斯科生活時，使我吃驚的，是都會的窮困。我早知農村的窮困，但都會狀態，在我，是新的，而且不可解。」

  都會的貧民，是赤貧，不信神，看那眼色，讀出了這樣的質問——

  「為什麼，你——別世界的人——站在我們的旁邊的？你究竟是誰呀？」

  從別世界來的Tolstoi一經觀察這不可解的新的都會生活，一向以為愉樂的奢侈生活，在他便反而成了煩悶的根苗。既經目睹了忍寒苦飢，而且被虐的多數人，於是也明白了僅靠博愛，難以解決這問題；又在都會裡，也難如村落一般，容易創造愛和協同的氛圍氣；並且鎮靜「以自己的生活為不正當的自覺心」的苦惱，有所不能的理由了。他曾這樣地寫——

  「都會的缺乏，較之村落的缺乏為不自然，更急需，更深酷。而主要之點，是在窮困者群集於一處，那情形，實給我以惡感，在Riapinski客棧所得的印象，使我覺得自己的生活的骯髒。」

  村落生活者的第一的思慕，是Iasnaia Poliana的安靜和幽棲。苦於劇甚的都會生活的煩瑣的他，便從墨斯科跑到村落去。到一八八二年的所謂「苦痛的經驗」（市況調查）為止，他是為了子女的教育，住在墨斯科的；這之前，在一八七七年，他曾向好友Fet這樣地訴說墨斯科生活。「我的墨斯科生活，非常凌亂。神經紛擾，每一小時中，每一分有不同之感。為了妨害我面會必須相見的人們，無須的人們是故意地出現……。」

  墨斯科的市況調查後，他從Riapinski客棧，恐怖地跑到Iasnaia Poliana的羽翼之下，一八八二年四月，寫信給Sophia夫人云——

  「總算已從都會的繁雜之極的世界，復歸自己，讀古今書，聽Agafia Michalovna的純真的饒舌，非念孩子，而念上帝，在我是心情很舒服的。」

  Tolstoi之跑到Iasnaia Poliana去，也不但為厭了都會生活的煩勞。他是要避開社會問題的通俗底解決，並且遠離深酷的急需底的都會的窮困。而他較之Iasnaia Poliana的生活，倒在跑向農民的生活去的。

  社會問題在Toistoi的面前，將那悲劇底實相展開了。他想個人底地，消極底地，將社會問題來解決，以為一切病根，全在傭雇別人，加以榨取，所以應該不去參加榨取別人的事，自己來多作工，而竭力少去利用別人的勞動。

  一八八二年他遇見了加特力教派農民Siutaev；Siutaev者，是扶助別人，顯示自己的實例，以說「同胞愛」而想緩和社會的矛盾的。Tolstoi又讀了Bandarev的《論麵包的勞動》，大有所感，便將那為村民作殉道底勞動，藉以得自己的良心的和平的主意打定了。社會問題固未能仗這樣的個人底出力而解決，但於怠惰豪華的地主生活上，加了打擊；是並無疑義的。

  Iasnaia Poliana的地主，成為Iasnaia Poliana的隱者；Iufan化了的主人，變作文化底耕作者了。恰如十八世紀的盧梭，拋掉假髮，脫白襪，去金扣，居環堵蕭然的小屋中，做了Montmorenci的隱者一樣，十九世紀的Tolstoi也脫去華美的衣裳，加上粗野的農服，委身於所謂「麵包的勞動」了。於是從現代國家的社會底矛盾脫逃的隱者，便進了「樅樹下的精舍」，個人底地奉著農民底基督教，依照Siutaev的方式，以度生活了。也就是他Tolstoi，成為改悔的Anarchist，以中產的勞動農民的精神為精神了。「市況調查和Siutaev之說，教了我許多事」，是他屢屢說起的話。

  以尋求Stenka Razhin，尋求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向著農民團的革命底行進，在八十年代的Tolstoi的作品上，變為尋求那和農民一同不抗惡的Karadaev式人物的巡禮了。

  「我們的周圍的生活——富豪及學者的生活——不但反於我的意志而已，且也失了意義。我們的一切動作、考察、科學、藝術，在我是成了新的意義的東西了。我將這些一切，解釋為遊戲。所以不能在這些裡面，去尋求生活的意義。惟勞動者，即創造生活的人類的生活，這才有真正的意義的。我以這為真的生活，認附帶於這生活的意義為真理，所以我將這採用了。」

  這是他的《我的懺悔》里的話。

  由母親得來的遺傳底敏感性，在少年時代的盧梭的研究，農村的印象，與自然和樸素的人們的接觸，兩個姑母的感化，Arsamas的旅行，死之恐怖和有意義的生活之渴望，社會的矛盾和不平之感知，將赤貧之苦和犯罪來曝露給他的墨斯科的市況調查，一八八○年和 Siutaev的交際及Bandarev的著作的統讀等，都會合起來，使Tolstoi回顧民眾了。

  然而與對於都會和農村的矛盾的深酷所抱的恐怖，以及舊文化崩潰的豫感，同來苦惱他的，是一切生物之無常和必滅。死的觀念，成為恐嚇這芳春和復活的樂天詩人的惡夢了，他相信要免除這惡夢，即在將自己的生活加以農民化，基督教化，捨生活的歡樂，離魅惑底藝術，用以贖罪，而淨化已黷的精神。蓋無常的生活，不但借「麵包的勞動」，成為神聖而已，並且使如神的愛的要素，和人類相交融。死之恐怖，使社會問題力懈；個人的利害，壓迫了社會底利害；動搖的觀念，便轉向個人底完成和個人的變革去了。

  一八六九年，為購置有利的新莊園，旅行Pensenskaia之際，Tolstoi在Arsamas一宿，體驗了死之恐怖。是年九月，在寄給Sophia Andreievna的信里，說道，「前夜我止宿於Arsamas，遇了非常的事。這是午前約五點鐘，我為了疲勞，很想睡覺，各處是毫無痛楚的。然而驀地起了不可言喻的悲哀。那恐怖和驚愕，是未曾嘗過的程度。關於這感覺，待將來再詳說罷。但如此苦痛的感覺，是一向沒有覺到過的。」而這感覺的詳細，Tolstoi是用了可驚的真實和魅力，敘在一八八四年之作《狂人日記》中。

  他獨在旅館的骯髒的一室里，開始體驗了無端的劇烈的哀愁，即死之恐怖的侵襲，此後又屢次有了這樣的事，他稱之為「Arsamas的哀愁」。

  但是，他的深味了死之恐怖，也不獨這一事，他是作了《三個死》、《伊凡·伊立支之死》、《主人和工人》的。

  他在搖籃時代，不已和死相接近了麼？有著「發光的眼睛」的他的母親的去世，是他生後一年半的時候。父親之死，是九歲時。還有姑母兼保護者Alexandra Ilinishna的去世，他是十二歲。她便是常為飄泊者所圍繞，為了要得其死所，而往「Optin Pustvini」道院的人……。此後，弟弟尼古拉夭亡了，那死，就在「Anna Karenina」中現實底地描寫著。這一切不幸的現象，是都刻鏤在活力方熾的貴族底青年的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