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之主潮

  一

  去今五十年前，北歐的劇聖寄信給他的最大的知己勃蘭兌斯，用了照例的激越的調子，對於時勢漏出憤慨和詛咒之聲來。曰——

  「國家是個人的災禍。普魯士的國力，是怎麼得來的？就因為使個人沉淪於政治底地理底形體之下的緣故。……先使人們知道精神底關係，乃是達到獲得統一的唯一的路罷。只有如此，那自由的要素也許會起來。」

  伊孛生寫了這些話之後約半世紀，受了稱為「世界戰爭」這鐵火的洗禮，普魯士的國家主義滅，俄羅斯的專制政治倒；偶像破壞民本自由這些近世底大思想，在千九百十九年的可賀的新春，遂和「平和」一同占了最後的勝利了。在這樣的意義上，歐洲的戰亂，則是世界底的思想革命的戰爭。這世界，比起近世最大的戲劇作家伊孛生的頭腦來，至少要遲五十年。

  我又想，這回的戰亂，是在前世紀以來的科學萬能的唯物思想走盡了路的最後，所發現出來的現實暴露的悲劇。然而在文藝，則代表著這物質主義的自然主義，早葬送在往昔里，將近十九世紀末，已經作一大迴轉，高唱著理想主義或神秘象徵這些新思想了。思潮早轉了方向，便是「科學的破產」的叫聲也已不足以驚人。在政治上，美國的威爾遜（W. Wilson）的理想主義頗促世界的注意，但二三十年前，在文藝上葬掉了自然主義的理想主義、人道主義或神秘主義，卻久已成為主潮了。趕在遲醒的俗眾前頭，詩人和藝術家，是在大戰以前，從二十世紀的劈頭起，就已經走著這新的道路的。

  世上也誠有古怪的人們。一將文學比政治之類先進一二十年不足奇，有時還至於早五十年或一百年的話對他說，就顯出怪訝的臉來。也有些人，全然欠缺理解，即對於東西古今的文明史所顯示的這最為明白的事實，也會以為這樣的事未必有，這是文學家們的誇大的。

  新的思想和傾向，無論何時，總被時運的大勢所催促，不知由來地發動起來。最初，是幾乎並無什麼頭緒的東西，也不具合理底形式。單是渺茫不可捉摸，然而有著可驚的偉大的力的一種心氣，情調，心情。是用了小巧所不能抑制禁壓，而且非到了要到的處所，是決不停止的奔流激湍似的突進力。將這當作跳躍著的生命的顯現看，也可以罷。於過去有所不慊，就破壞他，又神往於新的或物，勤求不已的不安焦躁之思，是做著這樣心氣的根本的。趕早地捉住了這心氣，這心情，將這直感，將這表現，反映出來的，就是文藝。即所謂一種的「精神底冒險」（spiritual adventure）。

  詩人藝術家的銳敏的感性，宛如風籟琴一樣，和不定所從來的風相觸，便奏出神來的妙音。是捉到了還未浮上時代意識的或物，趕早給以新的表現的。先前的羅馬人，將那意義是豫言者的Vates這字，轉用於詩人，確有深的意味在。

  

  二

  我相信，歐洲文學因為世界戰亂而受了直接的影響，現在就要走向新的道路的事，是斷乎沒有的。我想，不過向著戰前早經跨進一步了的神秘思想、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的路，更添了新的力而進行而已罷。因為當一般俗眾沉溺於肉的時候，詩人和藝術家在戰前就早已想探那靈界的深淵；因為埋掉了執滯於現實而不遑他顧的物質萬能的自然主義，兩腳確固地踏住了現實的地，他們先驅者的眼睛，已經高高地達到理想之境了。

  前世紀末以來在歐洲的文壇上閎遠地作響者，是想要脫離物質主義的束縛的「心靈解放」的聲音。使戰後的文學更增一層這主潮的力，更給那理想主義以一層加速度者，我想，大概就是這回的戰亂的及於世上一般人心的影響罷。

  這回的大戰亂，是用了現代文明所有的一切的破壞力，扮演出來的悲劇。是掃除了一切虛偽和迷妄，造成使人復歸於「本然的自我」的絕好機會。五十年八十年這長期間的物質底努力所築成的許多東西，全部破壞，使歐洲人覺到了那功利唯物主義的空而又空。正如一個人，在垂死之際，或者置身於大悲哀大苦惱中時，便收了平時奔放著的心，誠實地思索人生，省察自己一樣，當大擾亂大戰役之後，用了鎮定而且沉著的態度試來一考究「生的問題」的傾向，萌發於人心中者，也正是事理之常。即使不舉先前的老例，就在從法蘭西革命後以至自然主義勃興時代的歐洲的民心，便分明地現著這樣的傾向。當這回戰亂時候，也早有許多人豫言過宗教上要興起新信仰，或則高唱宗教底精神的復活。威爾斯的《勃立忒林氏的洞觀》（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神，莫見的王》這些著作，很惹時人注目；一面則神秘思想的傾向愈加顯著；終於乃即對於洛俱（Oliver Lodge）和陀爾（Conan Doyle）之流的幽明交信之說，傾聽的人們也日見其多了。

  我已經在別一機會說過，當戰亂間歐洲文壇實有秋風落莫之感。就一一的作品看來，可傳不朽的大的藝術品極其少。但是，這樣地進行一時受了阻止的文學，和戰後的上文所說似的民心的新傾向相呼應，在戰前以來的新理想主義上，將更添一層精采，則大概可以盼望的罷。

  三

  日本雖說是參加戰事了，但這大戰亂的苦患，卻幾乎沒有嘗到。倒是將這當作意外的好機會，賺了一點點錢，高興了的人們頗不少。所以要說這回的戰爭對於日本將來的文學，會給與，或則助成什麼新傾向，那自然是不能的。有如那民本主義的思想，雖然作為戰爭的直接的影響，將很大的影響給與我國一般的思想界，在文壇上，則早在十年前，當自然主義盛行的時候，已經是許多人們宣傳過的陳腐的東西了。無非這就以戰爭為機會，惹了一般民眾的注意而已；日本的文學，是一直在前，就儼然帶著民本化的民眾藝術的性質的。就這一點而言，文壇確乎要比政治界之類早十年或五年。

  但是，我將戰爭的直接影響這些事撇開，對於日本文壇的現在和將來，還有幾樣感想。

  在或一時代的文學上，一定可以看見兩派潮流的。對於成為本流，成為主潮這一面的傾向，別有成為逆流成為潛流而運行的流派。這一面，要向現實的中心突進，肉薄而達到那核仁的力愈強，則在那一面，和這正相反，對於現世生活想超越和逃避的要求也愈盛。這兩者一看似乎相矛盾，相背馳，而常是共立同存的事，在文藝史的研究者，是極有興味的現象。我以為可以姑且稱其一為文藝的求心底傾向，其他為遠心底傾向。每一時代，這一面方是主潮本流之間，則那一派作為逆流或潛流而存在；一進其次的時代，潛流於是代起，便成為本流主潮了。

  將東西的文藝史上屢見的這現象，移在我國近時的文壇上一想，則在可以稱為自然主義全盛期的時候，別一面，就有傾向正相反的夏目漱石氏（尤其是那初期的作品）一派的藝術起來，和竭力要肉薄那現實生活的核仁的文壇的主潮完全正反對，鼓吹著餘裕低徊的趣味，現出對於現實生活的遠心底逃避底傾向。這一事，是其間有著深的意味的。就是一到其次的時代，這潛流即成為本流而出現，超越了現實生活的逃避底遠心底的文學，分明見得竟成了近時文壇的本流了。

  看看新出的新作家的作品，分明是不切於現實生活的居多。一時成了文壇的口號的所謂「觸著」之類的事，似乎全然忘卻了。自然主義的特色的那肉底生活的描寫，已經廢止，更進一步而變了心理描寫的精緻的解剖，那是看得出來的；但是作家的態度，總使人覺得對於現實生活是很舒緩的超越底遠心底的模樣。即使不來列舉各個作家和作品的名，大約平素留心於新出小說的人，都該覺得的罷。我並非說：這樣的傾向是不行的。倒以為是在走窮了的自然主義時代的現實底傾向之後，正該接著起來的當然的推移和反動。惟執此比彼，則覺得這變遷過於迅速地從這極端跑到那極端，文壇上昨是今非的變化之急激，是在今還是驚絕的。

  我們日本人的生活，比起西洋人的來，總缺少熱和力。一切都是微溫，又不徹底。自然主義的現實底傾向，也沒有西洋那樣猛烈的徹底的東西，因此接著起來的傾向，也是熱氣很少的高蹈底享樂底態度的東西；要想更加深入，踏進幽玄的神秘思想的境地之類的事，恐怕盼不到。因為必須是曾經淹溺於極深極深的肉的極底下者，這才能活在靈里的。

  和這問題相關聯，還有想到的事，是日本近時的文壇和民眾的思想生活，距離愈去愈遠了。換了話說，就是文藝的本來的職務，是在作為文明批評社會批評，以指點嚮導一世，而日本近時的文藝沒有想盡這職務。是非之論且不管，即以職務這一點而論，倒反覺得自然主義全盛時間，在態度上卻較為懇切似的。英、法的文學，向來都和社會上政治上的問題密接地關係著，不待言了；至於俄、德的近代文學，則極明顯地運用著這些問題的很不少，其中竟還有因此而損了真的藝術底價值的東西呢。倘沒有羅馬諾夫（Romanov）王家的惡政，則都介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夫斯奇，也都未必會留下那些大著作了罷。戰後的西洋文學，大約要愈加人道主義地，又在廣義的道德底和宗教底地，都要作為「人生的批評」，而和社會增加密接的關係罷。獨有日本的文壇，卻依然不肯來做文化的指導者和批評家麼？就要在便宜而且淺薄的享樂底逃避底傾向里，永遠安住下去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