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論

  ——為國民美術展覽會的機關雜誌製作而作

  

  一

  從《製作》的初號起，連續譯載著德國希勒壘爾（Fr. von Schiller）的《論美底教育的書信》（Briefe über die Ae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我因此想到，要對於這遊戲的問題，來陳述一些管見。

  我們當投身於實際生活之間，從物質和精神這兩方面受著拘束，常置身於兩者的爭鬥中。但在我們，是有生命力的餘裕（Das überflüssig Leben）的，總想憑了這力，尋求那更其完全的調和的自由的天地；就是官能和理性，義務和意向，都調和得極適宜的別天地。這便是遊戲。藝術者，即從這遊戲衝動而發生，而遊戲則便是超越了實生活的假象的世界。這樣的境地，即稱之為「美的精神」（Sch?ne Seele）。以上那些話，記得就是希勒壘爾在那《書信》的第十四和十五里所述的要旨似的。

  康德（I. Kant）也這樣想，聽說在或一種斷片錄中，曾有與勞動相對，將藝術作遊戲觀之說，然而我不大知道。可是一直到後來，將這希勒壘爾的遊戲說更加科學底地來說明的，是斯賓塞（H. Spencer）的《心理學》（第九篇第九章《審美感情》。）

  無論是人，是動物，精力一有餘剩，就要照著自己的意思，將這發泄到外面去。這便成為模擬底行為（stimulated action），而遊戲遂起。因為我們是素來將精力用慣於必要的事務的，所以苟有餘力，則雖是些微的刺戟，也即應之而要將那精力來動作。這樣時候的動作，則並非實際底行為，卻是行為的模擬了。就是「並不自然地使力動作之際，也要以模擬的行為來替代了真的行為（real action）而發泄其力，這麼的人為底的力的動作，就是遊戲。」斯賓塞說。

  在人類，將自己的生命力，適宜地向外放射，是最為愉快的；正反對，毫不將力外泄，不使用，卻是最大的苦痛。最重的刑罰，所以就是將人監禁在暗室里，去掉一切刺戟，使生命力絕對地不用，置之於裴倫（G. G. Byron）在《勖滃的囚人》（The Prisoner of Chillon）里所描寫的那樣狀態中。做苦工的，反要舒適得多。長期航海的船的艙面上，滿嘴鬍子的大漢鬧著孩子也不做的頑意兒，此外，牆壁上的塗抹，雅人的收拾庭院，也都可以這樣地加以說明的。

  二

  然而和以上的遊戲說異趣，下了更新的解釋者，則是前世紀末瑞士的巴拾爾大學的格羅斯（K. Groos）教授公表的所說。

  教授在《動物的遊戲》（Spiele der Tiere）和《人類的遊戲》（Spiele der Menschen）兩書中所述之說，是下文似的解釋，和以前者全然兩樣的。

  遊戲並非起於實際底活動之後的反響，倒是起於那以前的準備。就是，較之歷來的意見，是將遊戲看作在生活上有著更重大的，必要的，嚴肅的一要素的。人和動物，當幼小時，所以作各樣的遊戲者，是本能底地，做著將來所必要的肉體上精神上的活動。不只是自己先前所做過的活動的溫習，卻是作為將來的活動的準備，而做著那實習和訓練。這即使誰也沒有發命令，而人和動物的本能就要這樣。有如女孩子將傀儡子或抱或負者，如斯賓塞這些人所說一樣，決不是習慣底的模擬行為；乃是從幾百代的母親一直傳下來的本能性，作為將來育兒的豫備行為，而使如此。小貓弄球，小孩一有機會便爭鬧，也無非都是未來的生存競爭的準備。所以使格羅斯說起來，則無論是人，是動物，並非因為幼小，所以遊戲，乃是因為遊戲，所以幼小的。因為這裡有「未來」在。

  譬如原始時代的人和野蠻人之類，聚集了許多人，歌且跳，跳且歌。後者的解釋，即以為那決不是單從遊戲衝動而發的，卻是和敵人戰爭時候的團體運動的操練，是豫備底實習。

  三

  關於遊戲的以上的兩說，將這從和藝術的關係上來觀察，就有各種的問題暗示給我們。也和藝術所給與的快感，即遊戲的快樂，或者藝術的實用底功利底方面相關聯，成為極有興味的問題。

  在現今，大抵以為希勒壘爾的遊戲說，是被後來的格羅斯教授的所說打破了。然而我從藝術在人類生活上的意義著想，卻竟以為上述的兩說，不但可以兩立而已，而且似乎須是並用了這兩說，這才可以說明那作為遊戲的藝術的真意義。

  在稱為職業、勞動、實際生活等類的事情以上，在我們，都還有以生命力的餘裕所營的生活。和老人、成人相比較，青年和小兒就富於旺盛而潑剌的生氣，生氣怎麼富，這力的餘裕也就怎樣大。我們想用了那餘裕，來創造比現在更自由的，更得到調和的，更美的，更好的生活的時候，就是向上，也就是有進步。不獨藝術，凡有思想生活，大概都是在這一種意義上的嚴肅的遊戲。這也可以當作格羅斯的所謂「實生活的準備底階段」觀。

  勞動和遊戲之間，本來原沒有本質上的差異的。譬如同是作畫，彈鋼琴，常因了做的人的環境和其人的態度，而或則成為遊戲，或則成為職業勞動。流了汗栽培花木，在花兒匠是勞動，是事務罷，但在有錢的封翁，卻是極好的遊戲了。

  那麼，勞動和遊戲之差，倘借了希勒壘爾的話來說，則所以不同者，只在前者是那勞作者的意向（Neigung）和義務（Pflicht）沒有妥當地調和，而在後者，則那兩事都適宜地得了一致。換了話說，便是前者是並非為了從自己本身所發的要求而勞作的，而在後者，卻是為了自己，使自己的生命力活動，由此得到滿足。所以，我以為遊戲雲者，可以說，是被自己內心的要求所驅遣，要將自己表現於外的勞作罷。人若自由地表現出自己，適宜地將自己的生命力發放於外，是帶著無限的快感的；否則，一定有苦痛，這就成為不能稱作遊戲的事了。這遊戲所在的地方，即有創造創作的生活出現。

  縱使並不在生活問題可以簡單地解決，社會問題也不如今日一般複雜的原始時代，即在古代，職業底勞動和遊戲底勞作之間，是並沒有這麼儼然的區別的。都能夠為了自己所發的內底要求，高興地做事；為了滿足自己，而忠實地，真率地，誠懇地，以嚴肅的遊戲底心情做事的。當跪在祭壇前受神托，舉行祭政一致的「祀事」的時候，他們就做那稱為「神戲」的事：奏樂，戴了假面跳舞，獻上美的歌辭。現在的所謂政治家和職業底僧徒所做的事，在他們是作為「戲」而興辦的。

  要而言之，遊戲者，是從純一不雜的自己內心的要求所發的活動；是不為周圍和外界的羈絆所煩擾，超越了那些從什麼金錢呀、義務呀、道德呀等類的社會底關係而來的強制和束縛，建設創造起純真的自我的生活來。希勒壘爾在那《書信》的第十五里說，「人惟在言語的完全的意義上的人的時候才遊戲，也惟在遊戲的時候才是完全的人。」這有名的話的真意義，就可以看作在這一點。我以為在這意義上，世間就再沒有能比所謂遊戲呀、道樂呀之類更其高貴的事了。

  人生的一切現象，是生命力的顯現，就中，最多最烈，表現著自己這個人的生命力的，是藝術上的製作。超脫了從外界逼來的別的一切要求，——什麼義理、道德、法則、因襲之類的外底要求，當真行著純然的自己表現的時候，這就是拚命地做著的最嚴肅的遊戲。在這樣的藝術家，則有著格羅斯所說那般的幼少，也有著大的未來。藝術家一到顧忌世間的批評，想著金錢的問題，從事製作的時候，這就已經不是「嚴肅的遊戲」，而成為匠人的做事了；這時候，對絹素，揮彩毫，要在那裡使自然人生都活躍起來的畫家，已變了染店的細工人，泥水匠的傭工了。

  雖然簡括地說是遊戲，其範圍和種類卻很多。隨便玩玩的遊戲，就是俗所謂「娛樂」一類的事，這就可以看作前述的斯賓塞所說的單是模擬底行為，起於實際底活動之後的反響的罷。但是，真的自己表現的那嚴肅的遊戲，則不問其為藝術的，實業的，政治的，學藝的，乃是已經入了所謂「道樂」之域，因此，以個人而言，以人類而言，皆是也有未來，也有向上，有進轉。將這象格羅斯那樣的來解釋，看作豫備的行為，則我以為前述的兩種遊戲說，也未必有認為兩不相容的衝突之說的理由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