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做人之道：「成色」比「斤兩」更重要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惟謂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盡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個甚麼，可哀也已！」

  ——《傳習錄·上·薛侃錄》

  成功是人格的鏡像

  德章是王陽明的一個學生，姓劉，籍貫不詳，履歷不詳。

  小劉同學之所以會對「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這件事耿耿於懷，是因為王陽明幾天前給他們開了一節課，主題是：論做人的成色與斤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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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先生告訴大家：「聖人之所以被稱為『聖』，只是因為其心純乎天理，沒有半點兒不合理、不正當的欲望，就像24K（K指黃金的純度）金之所以是24K，也是因為其成色很足，沒有半點兒銅鉛夾雜一樣。但是聖人的才力有大有小，正如金子的分量有輕有重。比如說，同為聖人，堯、舜的分量足有一萬鎰（古代重量單位，一鎰為二十兩），文王、孔子相當於九千鎰，禹、湯、武王差不多七八千鎰，伯夷、伊尹也就是四五千鎰。雖然才力不同，但在『純乎天理』上則一樣，所以都可以叫聖人，就像一兩純金和一萬兩純金分量雖不同，但成色都是24K，所以都可以叫純金。」

  最後，陽明先生得出結論：做人就要論成色（內在的品質），不要論斤兩（外在的事功），就好比一兩金子跟一萬鎰金子比，雖然分量懸殊，但只要成色是24K，就可以無愧了。

  小劉聽完課，深感這個比喻形象貼切，頗受啟發，但是一想到先生把孔子說成九千鎰，比堯、舜低了一個數量級，心裡不免替老人家打抱不平，於是便把問題提了出來。

  陽明先生一聽，就毫不客氣地批評了小劉，說他是「軀殼上起念」。

  什麼叫軀殼上起念？

  顧名思義，軀殼，指的就是身、肉體、物質，對應的就是心、靈魂、精神。所謂「軀殼上起念」，就是把人生意義建立在了肉體享樂和物質欲望之上，起心動念都離不開這個，同時拋卻了自己的心、靈魂、精神，所以就把「成功」定義為種種物質上可見的東西。比如小劉同學，一聽陽明先生說孔子只有九千鎰，腦子裡固有的凡事都用物質來衡量的思維模式馬上做出反應，於是疑惑不安，就想替古人爭一爭「斤兩」。

  當然，一般所謂的「成功」，肯定是有種種外在可見的物質性標準的，不過這些都只是表象，並非內核。在儒學和陽明心學看來，「成功」其實是人的內在品質自然向外流溢所產生的結果，就像太陽正是因為內部的核聚變，才釋放出強大的能量，以無窮的光和熱照亮萬物一樣。用先儒的話來講，一個人必定要先做到「內聖」，而後才能「外王」；必定要先做到「誠意、正心、修身」，而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換言之，成功固然需要外部的物質條件，但必定是來源於內在的精神品質。而且，恰恰是一個人的人格和精神品質得到了完善，他所投射出來的成功才會是健全的、長久的，並且真正值得擁有；而那種缺乏人格力量支持的成功，只能是病態的、虛假的，並且不會長久。用陽明先生的話說，「自己是桀紂心地」，又怎麼可能做成「堯舜事業」？

  成功就是人格的鏡像。如果一個人能夠具備善良、愛心、忠誠、寬容、正直、誠實、堅毅、勇敢、智慧、謙遜、感恩、同情心、正義感等品質，並且能夠在與他人和社會交往、互動的時候，把這些品質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那麼這個時候，成功就已經不知不覺來到你身邊了，而且不管你走到哪裡，它都會跟到哪裡。也就是說，成功雖然會以財富、權力、地位、名望等諸如此類的東西為它的外表，但從本質和來源上講，它卻是人格的外化、人格的影子、人格的副產品。所以，人應該擔憂的是自己的人格能否完善，而不必擔憂成功會何時到來。正如孔子所言：「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人格是幸福唯一直接的源泉

  不可否認，世上多有人格與成功相分離的例子，如立德者未必立功，有功者未必有德。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格是否完善固然可操之在我，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語），可成功卻更多是與外部世界相關的，它不僅需要物質條件的支持，更需要他人和社會的評判與認可。所以，當一個社會的價值觀變得扭曲，人心普遍沉迷於物慾的時候，人格與成功分離的情況就會非常嚴重。

  在這種社會中，一個人越是堅持高尚的人格，反而越有可能難以成功；一個人越缺乏良知、越不擇手段，反而越有機會出人頭地。用經濟學語言來講，這就叫「劣幣驅逐良幣」。不過我們應該相信，這種情況只是一種變態，絕非常態。因為一個社會不可能在缺乏道德、信仰和正確價值觀的情況下，還能運轉自如並且長期存在。除非人徹底墮落為走獸，社會徹底異化成叢林，否則它勢必會在一段時間後到達一個臨界點，發生質變，重新洗牌，再慢慢恢復常態。

  但是，退一步講，即便一個人一輩子都只能生活在價值觀扭曲的社會中，他照樣可以修養自己的人格，而不問成功之大小有無。正如王陽明所言：「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因為人活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造就成一個什麼樣的人，而不是自己能夠擁有多少物質上的東西，或者別人是怎麼看待自己的。就像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的，「人是什麼」要比「人有什麼」重要得多，也比「他人的評價」重要得多。因為無論何時何地，一個人的個性和品質都伴隨著他，所以，人生的幸與不幸極少是由降臨到我們頭上的東西造成的，而主要取決於我們是以什麼樣的狀態去面對人生。叔本華認為，「人是什麼」以及「人自身所固有的東西 」就叫作人格，由它所造成的一切，乃是我們幸福和福祉唯一直接的源泉，而其他則只是媒介和手段，因而不會對幸福發生特別的影響。

  當然，人活在世上，肯定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假如連吃飯都成問題，那所謂的人格修養就成了無源之水。所以，在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沒人有權去否定和排斥必要的物質條件。但是，當一個人擁有不低於社會正常水平的生活保障之後，他就應該重視自己的人格修養和精神品質，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更大的物質成功。尤其是在一個價值觀扭曲的社會中，一個人越能鍛造出強大而完善的人格品質，就越能抵禦來自他人和社會的侵襲和傷害，從而越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也越有幸福感；反之，若你堅持要在價值觀扭曲的社會中追求更大的物質成功，就不免要承受人格扭曲的痛苦，特殊情況下，甚至要出賣自己的良心和靈魂。如此一來，即便你真的取得外在成功，卻會失去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同時也很難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樂。用叔本華的話說，「對於病態的人，所有的快樂猶如口中的美酒，總帶有一股膽汁的苦味」。

  所以，孔子才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一個社會的風氣和價值觀是健康的，那你活得既貧且賤，就是一種恥辱，因為在這種社會，人格與成功就應該相伴而行，要是你不成功，甚至還活得很不好，那你就要檢討自己了；但是反過來看，如果一個社會的風氣和價值觀是有問題的，你居然還活得既富且貴，那就更是一種恥辱了，因為這證明你肯定在某種程度上，跟不良的風氣和價值觀同流合污了，那即便你的外表光鮮亮麗，人格世界也只能是漆黑一片。

  不過，話說回來，什麼事都不能一概而論。在「有道」的社會裡面，也可能會有表面上「貧且賤焉」，實際上人格非常偉大的隱修者；在「無道」的社會裡面，也可能會有外表「富且貴焉」，但內心仍然堅守高尚情操的大修行人。而且，如果真有後面這種人存在的話，最終改變社會的力量，很有可能就來自他們。

  總而言之，在王陽明看來，不管邦有道還是邦無道，不管外在的環境是天堂還是地獄，一個人活著，最重要的就是關注自己人生的成色，盡著自己的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不斷完善自己的人格，那麼相應的外在成功無論大小，都可不必介懷。反之，倘若不在自己的心地上體認並擴充良知，卻一味希求更高的成功和更大的事業，那就算暫時獲得成功，其人格也早已破產，最終，他的人生一定會歸於失敗。

  綜上所述，王陽明教給我們的做人之道，其實就是一句話——人生在世，首先要注重成色（內在的品質），其次才是關注斤兩（外在的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