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構自己的「意義世界」

  愛（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也是陽明的學生）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

  ——《傳習錄·上·徐愛錄》

  「知」和「行」是同一件事

  「知行合一」是陽明心學的又一個核心命題。如果把陽明心學看成一把寶劍，那麼「心即理」就是劍柄，「知行合一」就是鋒利的劍刃。很多人都認為，陽明心學「知行合一」的意思，就是指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或者說理論與實踐不可分離。這樣的認識，就算不是對陽明心學的誤讀，至少也是一種很膚淺的理解。

  本章節來源於𝒃𝒂𝒏𝒙𝒊𝒂𝒃𝒂.𝒄𝒐𝒎

  事實上，「知」並不僅僅是指理論，「行」也不僅僅是指實踐。因為理論雖然可以指導實踐，但它本身並不是實踐；實踐雖然來自理論，但它本身也不是理論。所以，當我們把「知、行」理解成「理論、實踐」的時候，其實已經把「知、行」當成了兩種不同的東西。可在陽明心學的語境中，真正的「知」，裡面必然包含了「行」；真正的「行」，裡面必然也包含了「知」。所以王陽明才會說：「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換言之，「知」和「行」本來就是一件事，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或者是考慮到不同情況下的針對性，才把它分成兩件。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樣，我們可以說一面是圖案，一面是字，但我們不能忘記：它們不是兩個獨立的東西，而是同屬於一枚硬幣。而把「知、行」理解成「理論、實踐」的人，儘管也能說出理論和實踐不可分離的道理，但就在他們這麼說的當下，其實已經把「知」和「行」一分為二了——因為必須是兩枚硬幣，說它們「不可分離」才有意義，倘若本來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說它們「不可分離」還有意義嗎？

  既然「知、行」不能簡單等同於我們一般所理解的理論和實踐，那麼王陽明所謂的「知」和「行」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知」就是人的認知功能，「行」就是人的行動功能。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僅憑字義就可以理解這兩個概念，但是，在陽明心學的語境中，這兩個概念卻有著常人意識不到的極為豐富和深刻的內涵。

  同一個世界，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的是，人的心靈並不是一張空白的A4紙，我們的認知能力也不是一台複印機，所以，它不會把外在事物原原本本複製到我們的心靈上。關於這一點，西方哲學的認識論已經講得很透徹，比如康德就對此進行了非常複雜的論證，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心靈的內在結構決定了我們所能知道的內容。

  從每個人的日常經驗出發，我們也不難發現，人的心靈其實更像是畫布和顏料，而認知能力就像是畫筆，不同的人面對同一個事物或同一個場景，會有各自不同的反應、感受和體驗，因而每個人都會在心裡創作出與別人不一樣的「作品」。

  正如魯迅所說，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由此可見，每個人心中的《紅樓夢》都不一樣。

  再比如，我們面前放著一顆蘋果，在你眼中，它是一種可以補充維生素的水果；可在果蟲眼中，那卻是人家的家園和糧倉；在水果商販眼中，它是可以換錢的商品；在生物學家眼中，它是一堆細胞；在物理學家眼中，它是一堆分子、原子和電子；基督徒看見它，就想起了夏娃和人類的原罪；牛頓看見它，就發現了萬有引力；賈伯斯看見它，拿起來咬了一小口，就有了讓全世界「果粉」為之瘋狂的iPad（蘋果平板電腦）和iPhone（蘋果手機）。既然僅僅一顆蘋果就會讓我們產生這麼多的糾結和驚喜，那麼世界呢？這個紛紜複雜的世界對幾十億人來說，會是一樣的嗎？換句話說，你能告訴我蘋果本身應該是什麼，或這個世界本身應該是什麼樣的嗎？

  我想，你不能。

  同樣，我也不能。

  由此可見，人對外界的認知，絕不僅僅只是感覺器官對外界信息的一種被動接收，而往往是認識主體將自身的知識、經驗、觀念、態度、感受等投射到了對象物上，才構成了人的認識活動。換言之，在這個過程中，人會通過自身的認知系統和意識結構，把外在的物質自然「人化」，或者說是審美化、符號化。

  關於審美化，杜甫名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就是最好的註解：人因為心中傷感，看見花瓣上沾著露珠，就覺得花在流淚；親人分別，滿心離愁別恨，看見飛鳥掠過，便覺鳥跟人一樣驚惶。這就是人通過意識活動把自然審美化的典型例證。這樣的詩歌不勝枚舉，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國詩歌史，就是一部把自然審美化的歷史。

  此外，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擺脫原始狀態，從山頂洞裡走出來，告別茹毛飲血、結繩記事的生活，就是因為發明了語言、文字、藝術、哲學、宗教、科學等。如果人類沒有通過這些文化行為把物質自然「符號化」，文明就無法傳播、繼承和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卡西勒說：「人是符號的動物。」

  而無論是把自然審美化還是符號化，本質上都是人通過意識活動賦予這個世界以某種「意義」的過程。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說過：「無人能脫離意義。我們是通過我們賦予現實的意義來感受現實的。我們所感受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闡釋的現實。」

  所謂「經過闡釋的現實」，其實就是自然世界的「意義化」。

  有一個故事，說一個中國人、一個印度人和一個美國人結伴去看大瀑布。中國人一看，立馬張大嘴巴：「大自然真美啊！」印度人則雙目微閉、兩手合十：「這就是神的力量！」美國人則蹙著眉頭環顧四周：「怎麼不建個水電站？這也太浪費了！」

  面對同一個本無意義的自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基於各自的文化，卻可以賦予這個自然以千差萬別的意義。因此，不管你自覺或不自覺，只要你在這個世界上活動，你總是會按照某種預設的眼光去認識世界。換言之，每個人其實都戴著一副有色眼鏡。

  是被動接受別人對世界的解釋，還是主動建構自己的「意義世界」？

  在政治學上經常使用的「意識形態」這個詞，就是一副典型的有色眼鏡。

  所謂意識形態，就是某個政黨或組織為了實現其政治目的，對這個世界（社會、歷史）所做的一種解釋和規定。誰解釋了世界，誰差不多就掌握了世界。德國詩人海涅說過：「一個教授在他寧靜的書房裡孕育出來的哲學觀念，可能毀滅一個文明。」

  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通常是君臨一切的，它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管空氣。當意識形態滲透到人的內心時，通常會換個詞，叫世界觀或人生觀。除非你是一個從石器時代穿越過來的人，否則從小到大，你所在的家庭、學校、社會，就會把一整套觀念潛移默化地植入你的意識結構中。所以，不管你自己是否覺察，你總是要按照一套既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看待世界，並且在這個世界中採取行動。

  但是，同樣是獲得一套價值觀，卻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途徑：一是不經省察、不經選擇地被動接受，二是自覺主動地尋求和建構。

  若是前者，你得到的雖然也是一個經過解釋和規定的「意義的世界」，但你是被外在力量拋進去的，你的主動權和自由已經被先行抽離了。儘管把你拋進去的力量有可能向你許諾一個天堂，可最終你會發現，「被給予」的世界只能是一個囚籠（悲哀的是，我們大多數人都被關在這樣的囚籠中而不自知）。

  若是後者，當你懷著困惑在尋求屬於你的「意義世界」時（比如王陽明在二十年間的「五溺」），你就已經是在行使你的主動權和自由了，此時你的主體性就會悄然形成，這個世界的諸多可能性也會向你敞開。雖然你最終選擇的仍然是前人創造的某種價值觀（比如王陽明最終選擇的就是陸九淵早他三百年就創立的心學），但在此之前，你有足夠的自由去思考這些觀念對你意味著什麼。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因為你的「意義世界」不是「被給予」的，而是主動尋求並建構的，所以，你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的力量和智慧，以及最終創造的意義和價值（比如陽明心學五百年來對中國和東亞的影響），是前者根本無法比擬的。

  而王陽明所說的「知」和「行」，指的就是建構這樣一個意義世界的動態過程。所謂「知」，重在改造舊有的意識結構和內容，建立一套符合聖賢之道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謂「行」，重在通過與外界的互動，來落實、深化你的認識和觀念。究其實，二者本來就是對同一件事的兩個不同角度的描述。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依舊把「知」和「行」簡單地理解成「理論和實踐」，那讓王陽明情何以堪？

  在朱熹那裡，世界有兩個，一個是抽象的理世界，一個是具體的物世界，但在王陽明這裡，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被他賦予了意義的世界。也就是說，無論是理還是物，都必須經由我的主體意識的投射，才能產生意義。因此，在陽明心學的世界裡，知，就是意義的尋求和確立，本身就是一種行動；行，就是意義的展現和完成，因而也就離開不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