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龍場悟道：陽明心學的誕生

  濃墨般的黑暗中，深山岩洞一燈如豆，猶如萬古長夜中，我心本具的一點靈明。風吹過，燭光微微顫動，仿佛隨時都會熄滅。王守仁像一具雕像一樣坐在石棺中，看見往事一幕幕從心頭閃過。

  那一年在蔽月山房，有個11歲的孩子一手指山，一手指月，用一種稚嫩卻又毋庸置疑的口吻說：「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那一年在京師，有個少年笑父親的狀元只有一代，沒啥稀罕，然後又一本正經地對塾師說：「唯為聖賢，方為天下第一等事。」

  那一年路過江西上饒，有個青年聽見婁一齋說「聖人必可學而至」，遂堅定了成聖成賢的志向。

  

  那一年在京師，有個21歲的新科舉子面對一叢竹子格了七天七夜，結果兩眼一黑，歪倒在地。

  那一年在九華山，有個年輕的官場中人遍訪奇人異士，不禁被佛道兩家遁世修行、超然物外的魅力深深吸引。

  那一年在陽明洞，有個棄官逃世的隱修者，在甚深定境中怡然自得，隱然有出世之想，卻又幡然醒悟：此非聖人之道。

  那一年在京師，有個格物多年卻依舊「找不著北」的程朱信徒結識了湛若水，始覺陸九淵的心學深契本心，遂恍然有悟，但終究不得其門而入。

  …………

  往事一幕幕在心中飄過，然後又像鏡花水月一樣消散於無形。王守仁心中萬念俱泯，唯剩一個念頭：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此時的王守仁，無疑是把自己逼入了絕地——他之所以給自己打造石棺，絕不是想搞行為藝術，而是要將自己置於無所憑藉、無所依傍、無所希冀的絕地！

  就像那則禪宗公案所問：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達摩）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這個時候，如何應對）？

  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正恁麼時，作麼生對？

  這是一個全然歸零的狀態——離言絕待，能所雙亡，開口就錯，動念即乖。

  這是通天路，也是無門關——劍刃上行，冰凌上走，不涉階梯，懸崖撒手！

  此時此刻，要麼置之死地而後生，大死而後大活；要麼變成死灰槁木，化為這邊瘴之地的一抔黃土。

  問世間「道」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

  不知道過了多久，王守仁心中有一點光明漸漸透顯出來。恍兮惚兮之中，仿佛有人在對他說話（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這聲音既像是在耳邊響起，又像是來自他的內心深處。然後，一直蘊藏在他體內的一股強大的生命能量，就像在地底長久奔突的岩漿終於找到了突破口一樣，突然迸發而出，令他的心靈和身體同時發出了劇烈的震顫……

  於是，就有了本書開頭「不覺呼躍，從者皆驚」的一幕。

  關於開悟，人本主義哲學家艾里希?弗洛姆做過這樣的描述：「人的眼睛突然睜開了；他自己和世界突然顯現在一種完全不同的光亮之中，能夠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觀看。在這種體驗發生之前，往往有大量焦慮產生，而在此之後，一種新的力量感和自信心卻油然而生。」

  弗洛姆描述的雖然是禪宗的開悟狀態，但以此來看王守仁的龍場悟道，則可謂若合符節。如果要更真切地領悟這場悟道的意義，我們不妨再來聽聽現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言：「這是陽明一生所受的瀕臨生死邊緣的大挫折。……人到絕途，方能重生。必現實的一切，都被敲碎，一無所有，然後『海底涌紅輪』，一個『普遍的精神實體』始徹底呈現。此之謂大開悟。得失榮辱，甚至生命，都被迫放棄，不在念中，亦無法在念中，然後得真歸依。」

  此刻，對王守仁而言，雖然山還是山，水還是水，龍場驛還是龍場驛，但他已經在一個全新的宇宙中重生了，就連這個黑暗逼仄的岩洞，也已經變成一座促成他獲得「真皈依」的輝煌聖殿；而曾經深深困擾他的所有焦慮、痛苦、矛盾、迷茫，也已經在剎那間煙消雲散，仿佛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天地我心，一片光明！

  史稱，王守仁在這個暮春的深夜，在「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終於「忽悟格物致知之旨」。那麼，他所悟到的究竟是什麼呢？

  一句話：「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王陽明年譜》）

  所謂聖人之道，用我們今天的語言來表達，就是人的自我成長、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方法和過程。而聖人，就是潛能充分實現、人格臻於完善的人。所謂吾性自足，並不是說我本來就是聖人，而是說我的心性之中具備一切成為聖人的潛能或者說「聖性」。後來王門學人常說的「滿街都是聖人」，指的就是這種潛能。正因為這種潛能或「聖性」是我本來具有的，所以我如果向外追求，到外在的事事物物中去尋求成聖之道，那就是徹底搞錯了方向。

  王陽明在悟道時說的這句話，既是他在朱子理學中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思想終點，也是整個陽明心學的邏輯起點。正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王陽明正式與朱子理學分道揚鑣了。

  悟道後，王陽明受聘於貴陽文明書院講學，始揭「知行合一」之旨。

  正德五年（1510年），劉瑾倒台，王陽明重返政壇，此後廣收門徒，講學論道，陽明心學開始流傳天下。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陽明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先後平定福建、江西、湖廣、廣東等地的叛亂。在此期間，王陽明始倡「致良知」之教。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陽明奉命前往福建處理兵變事宜，至豐城，聞寧王朱宸濠反，遂舉義兵，僅用35天便將其平定，從此聲望日隆。兩年後，王陽明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嘉靖七年（1528年），王陽明平定廣西「思田之亂」，同年十月因病請求致仕，然後於返鄉途中病逝，享年57歲。臨終前，弟子問他有何遺言，王陽明微微一笑，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然後溘然長逝。

  隆慶二年（1568年），即王陽明去世四十年後，明穆宗給王陽明的蓋棺論定是「兩肩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

  兩百年後，清朝大學士張廷玉等人在編纂《明史》時如此評價：「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

  王陽明身後，其心學由門人王艮、王畿、錢德洪等人發揚光大，遂成一代顯學，深刻影響了此後五百年的中國思想史。從明到清，及至民國，無數政治家、思想家和仁人志士，都將王陽明奉為心靈偶像，對陽明心學頂禮膜拜，並從中汲取了源源不絕的精神力量。比如徐階、胡宗憲、黃宗羲、曾國藩、左宗棠、嚴復、孫中山、梁啓超、章太炎、蔡元培等，都是陽明粉絲；尤其是蔣介石，更是對王陽明情有獨鍾，終其一生都把一部《陽明全集》擺在案頭，並一再對人說：「余所重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心有立，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

  明末，陽明心學漂洋過海，傳至日本，感召擁躉無數，成為幕府末期維新志士西鄉隆盛、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等人最強大的精神武器，對明治維新和日本的近代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日本學者高瀨武次郎所言：「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乃至維新諸豪傑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於王學所賜予。」在日本有「軍神」之稱的東鄉平八郎，更是刻了一塊「一生伏首拜陽明」的印章，隨身攜帶，時時拿出來觀瞻撫摩。

  日本之所以能在明治維新之後迅速崛起，成為東亞強國，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陽明心學。然而，反觀中國近代，王學末流卻走上了空疏支離、淺薄浮躁的老路，失去了提振人心、經世濟民之大用，無怪乎蔣介石要大聲疾呼：「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餘，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卻忘了自己的立國精神，拋棄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我們要革命、要救國，就必須奉行陽明心說。」

  時至今日，陽明心學仍然被日本許多一流企業家奉為圭臬，並且身體力行。而在中國，知識界對他的研究仍然囿於學術圈內，普通人對王陽明更是知之甚少。當代新儒家杜維明先生曾說：「五百年來，儒家的源頭活水就在王陽明」，「21世紀將是王陽明的世紀」。但願此言能夠成真。不過我希望，這個「王陽明的世紀」最終將屬於中國，而不是日本。

  國人要了解王陽明的心學智慧，不可不讀其代表作《傳習錄》。蔣介石曾自稱，他「最喜歡讀王陽明的《傳習錄》」，並將其作為「終生的精神食糧」。

  《傳習錄》是王陽明的門人弟子對其語錄、書信所做的彙編，分上、中、下三卷，由徐愛、陸澄、薛侃、南大吉、錢德洪陸續編集而成。《傳習錄》包含了王陽明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一部深刻影響後世的儒學經典。今筆者擷其精華，從心理學、佛教禪宗、西方哲學、量子力學等多個維度進行闡發，旨在破譯王陽明的心靈密碼，讓讀者在認識陽明心學智慧、掌握其根本精神的同時，還能在現實生活中有效實踐，修煉內心強大的自己，實現心性本具的一切潛能，獲得一個智慧、喜悅、幸福、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