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戊戌」年開了個好局
2024-09-26 04:59:50
作者: 王覺仁
轟動一時的「公車上書」轉眼間就偃旗息鼓、無果而終了。
康有為和梁啓超站在人來人往的北京街頭,看見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
亡國滅種的危機就在眼前,大夢未醒的王公大臣和天朝子民們卻仿佛視而不見。既然自上而下的政治變革不可得,那就用輿論宣傳來喚醒沉睡的國民,用自下而上的思想運動來影響朝堂上的袞袞諸公。康有為和梁啓超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兩個字——辦報。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第一份以宣傳變法維新為主的報紙《萬國公報》正式創刊發行。該報廣泛介紹西學,呼籲變法維新,為昧於時代潮流和世界形勢的士大夫們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康有為說:「報開兩月,輿論漸明,初則駭之,繼則漸知新法之益」,於是,許多士人「乃日聞所不聞,識議一變」。
有了輿論基礎,康有為和梁啓超便決定組織學會,締造自己的政治團體。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和多方奔走,在帝黨的中堅人物翁同龢、孫家鼐的暗中協助下,由帝黨成員文廷式、陳熾出面,於光緒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成立了維新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強學會。陳熾出任會長,梁啓超任書記員。《萬國公報》更名為《中外紀聞》,成為學會的機關報,梁啓超和汪大燮任主筆。
強學會的成立一時間震動朝野,各方人物紛紛附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直隸總督王文韶「各捐五千金」表示支持;袁世凱、徐世昌、張之洞的親信丁立均、軍機大臣李鴻藻的親信張孝謙等人均入會;就連此時人人皆曰可殺的李鴻章也慷慨解囊,捐資兩千。可會中諸人卻一致拒絕,把他的錢退了回去。李鴻章顏面盡失,大為惱怒。此外,英美公使也紛紛捐贈西書和儀器。
與此同時,為了擴大維新運動的影響,康有為南下上海,在張之洞的資助下創辦了上海強學會及其會刊。京滬兩地遙相呼應,變法維新思潮頓時遍及大江南北,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知識階層。
此時此刻,頤和園中那個仍然掌握著帝國權柄的老女人,正冷冷地注視著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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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個被強學會搞得惱羞成怒的李鴻章此時正要出使俄國,也扔下一句話:「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看他們尚做得『官』麼?」
隨後,李鴻章的親家、御史楊崇伊立即上了一道奏摺,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販賣西學、攻擊國體、有悖倫常,請朝廷予以查禁。
慈禧太后正中下懷,馬上授意軍機處採取行動。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北京強學會被封,《中外紀聞》被禁。六天後,張之洞勒令上海強學會解散、《強學報》停辦。
京滬兩地的學會和報紙雖然遭到了封禁,但是風氣已開,維新變法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慈禧及其後黨試圖把維新運動扼殺於襁褓之中,可他們卻無法阻擋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梁啓超在上海與黃遵憲、汪康年一起創辦了《時務報》。該報為旬刊,每期三萬餘字。年僅二十三歲的梁啓超任主筆,每期撰寫一篇四千餘字的政論文章。這些文章不僅汪洋恣肆、才氣縱橫,「筆端常帶感情」,而且言辭犀利、思想深刻,發前人所未發,一經面世立刻產生了振聾發聵的作用。梁啓超後來不無自豪地說:「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時人評價說:「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札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時務報》前期,共登載了梁啓超的六十餘篇文章。除了擔任主筆,梁啓超還兼任了版務編排、譯稿潤色、報章校訂和最後定稿的大量工作。《時務報》成了維新派最重要的輿論陣地。
然而,時任報社總經理的汪康年曾是張之洞的幕僚。《時務報》的幕後老闆實際上是張之洞。他之所以支持《時務報》,是因為他知道光緒帝傾向於維新,所以想在一定程度上參與維新事業,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可當他看到梁啓超的言論越來越「過激」,而且批判的鋒芒直指清政府時,頓時感到觸目驚心、無法容忍,於是授意汪康年對梁啓超施加壓力,鉗制他的言論。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啓超憤然離職,接受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的盛情邀請,就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一職。就是在這裡,梁啓超大力提倡維新和民權思想,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護國運動期間在雲南起兵討袁的蔡鍔將軍,此時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年僅16歲,是四十名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此時,雲集湖南的維新志士還有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人。他們隨後還創立了具有「議會」雛形的「南學會」,並刊行了學會機關報《湘報》。一時間,湖南成了維新運動的大本營,走在了全國前列。
梁啓超在滬、湘等地開展維新運動的同時,康有為也於光緒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在澳門創辦了《知新報》,除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還廣泛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次月,康有為又抵達桂林,在廣西巡撫史念祖的支持下,創辦了「聖學會」和《廣仁報》。
在梁啓超、康有為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維新思想和集會結社的風氣得到了迅速而廣泛的傳播。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各種政治性的學會、報館和新式學堂如同雨後春筍紛紛出現。至1897年底,全國各地已有學會30餘個,新式學堂20所,報刊20種。到1898年,已經共計發展到了三百所以上。
維新運動正在高漲,可是民族危機也在逐步加深。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國藉口有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被殺,出兵強占膠州灣,強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康有為聞訊,一夜未眠,仰天痛哭,憤然寫下《上清帝第五書》,隨後馳赴北京,將奏書送抵工部代呈光緒帝。
又是這個康有為!工部尚書淞溎冷笑著打開奏書:「萬國報紙議論沸騰,咸以瓜分中國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發。……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乃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
危言聳聽。淞溎蹙著眉頭翻過一頁。
「……蟻穴潰堤,釁不在大!職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大逆不道!淞溎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職雖以狂言獲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否則沼吳之禍立見,裂晉之事即來,職誠不忍見煤山前事也。瞻望官闕,憂思憤盈,淚盡血竭……」
這這這,這算什麼?這康有為肩上到底扛著幾個腦袋?膽敢把當今聖上比喻成亡國之君崇禎?!淞溎呼地一聲站了起來,反剪雙手緊走了幾步,忽然轉過身來,一把抓起桌上的奏書揉成一團,隨手扔進了字紙簍。
奏書呈上如同石沉大海,康有為知道,肯定又被哪個當朝大員給扣了。
時節已近年關,康有為默默地收拾行囊,準備南下返鄉過年。
就在此時,翁同龢再次來到了南海會館。
「請暫緩南行,老夫已向皇上舉薦,你很快會被委以重任!」看著翁同龢殷切的目光,康有為的胸中再度熱血翻湧。
次日,翁同龢立即授意給事中高燮曾上折舉薦康有為。光緒帝準備召見。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馬上提出反對:「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
光緒帝臉色一沉。
奕瞥了皇帝一眼,略微沉吟,接著說:「今康有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詢問,命大臣傳語可也。」
這算是折衷,給皇帝留了點面子。
「傳朕口諭,由總理衙門大臣召見康有為,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二(1898年1月24日)。下午3時。總理衙門西花廳。
這裡將要舉行一場非同小可、別開生面的對話。
對話的一方是一幫帝國大員:中堂李鴻章、中堂榮祿、中堂翁同龢、刑部尚書廖壽恆、戶部左侍郎張蔭桓。
對話的另一方是一個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康有為。
3時整,康有為進來了。
帝國大員們看著這個小個子的南方人邁著既堅定又有些急切的步子走進了「戊戌」年。他們看見,午後的陽光在這個人寬闊的額頭上閃爍,也看見陽光把他的背影拖得很長。可他們沒有看見,中國近代史上既輝煌又沉重的一幕將從這個人的身上拉開。
一直斜著眼睛的榮祿冷冷地拋出了一句話:「祖宗之法不能變!」
康有為看著榮祿說:「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還談什麼祖宗之法?即如我等現在所坐的這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非祖宗之法所固有。因時制宜,誠非得已!」
榮祿繃緊嘴唇,一言不答。
「那麼,依你看要如何變法?」廖壽恆問。
「宜變法律,官制為先。」康有為說。
李鴻章無聲地冷笑了一下:「照你的說法,難道朝廷六部都要裁撤,祖宗成例都要拋棄嗎?」
康有為答道:「如今是列國並立之時,不再是天下一統之世。今日之法律與官制,皆為一統之世的產物。使中國積貧積弱者,皆為這舊時代之法律與官制,當然應該盡撤!即便一時不能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方可推行。」
翁同龢看見雙方一開場便充滿了火藥味,連忙岔開話題,問推行新政當如何籌款。康有為說:「如日本銀行發行紙幣,法國發行印花稅,印度實行田稅,皆可效法。以中國之大,一旦制度改變,財政收入可以是今天的十倍。」
康有為說完,西花廳陷入短暫的沉默。有人在冷笑,有人在思考,有人在想著要拿哪個棘手的問題考考他。
在這難得的間隙里,康有為決定主動出擊了。他不願再被這些牛皮烘烘的帝國大佬牽著鼻子轉。接下來,這場對話變成了康有為的一場個人演說。他侃侃而談,全面闡述了對於變法的總體構想,內容涉及法律、財政、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政、會社、海軍、陸軍等各個領域。最後,康有為說:「日本維新,仿效西法,各種法律制度甚為完備。且其國情與我相近,最易仿摹。」並提出自己著有《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可資參考。
在這場即興演說中,眾人都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只有一個人中途離席,拂袖而去。
他就是榮祿。
對話一直持續到天黑。康有為走出西花廳的時候,看見天上灑滿了璀璨的星光。
「戊戌」年已經開了個好局。康有為想,但願接下來的維新事業能夠結出輝煌的碩果,一舉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
一顆流星發出耀眼的光芒飛快地划過夜空。
康有為低著頭走進漆黑如墨的夜色中。他沒有看見那顆一閃而逝的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