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建成謀反案：誰是幕後黑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炎炎烈日炙烤著大唐王朝的帝京長安，太極宮中到處閃耀著令人頭暈目眩的白光。連日來，天子李淵一直感覺自己被灼人的熱浪團團包裹著，不僅渾身乏力，而且心情煩躁。除此之外，太子與秦王的矛盾衝突似乎也在這時候進入了白熱化狀態，甚至出現了武力對抗的苗頭。這一切，無不讓李淵感到心煩意亂並且極度不安。

  五月中旬，位於長安以北宜君縣境內的避暑行宮——仁智宮竣工落成，李淵當即決定去仁智宮避暑散心，紓解一下連日來鬱悶煩躁的心境。為此，他特意點了兩個兒子的名：秦王李世民和齊王李元吉，讓他們陪同前往，同時命太子李建成留守長安，負責處理日常政務。

  說什麼也不能讓這兄弟仨待在一起，否則他們准得鬧事！

  李淵覺得自己的安排很合理。把這幾個小子分開，自己或許就能在這林木幽深、風景宜人的仁智宮過一個安心而清涼的夏天了。

  可李淵並不知道，他的鑾駕剛剛出了長安，有兩個東宮的軍官隨後就押著幾車「物資」悄悄離開京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他們是太子手下的郎將爾朱煥和校尉橋公山，車上裝的是一大批嶄新的盔甲。二人奉太子之命，準備將盔甲運往慶州（今甘肅慶陽縣），交給都督楊文幹。

  六月初，也就是在李淵駕臨仁智宮的同時，爾朱煥一行也走到了位於長安與慶州中途的豳州（今陝西彬縣）。不知道為什麼，爾朱煥和橋公山到達豳州時就不再往前走了，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舉報，聲稱有重大案情要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將他們送到了天子所在的仁智宮。爾朱煥和橋公山隨即向李淵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準備與慶州都督楊文幹裡應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機發動兵變！

  那一刻，李淵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極度震驚並且滿腹狐疑的時候，又有一個叫杜鳳舉的人也從寧州（今甘肅寧縣）趕赴仁智宮告發了太子。他的指控和爾朱煥、橋公山如出一轍。

  這個杜鳳舉是什麼角色，史書並無記載，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他和爾朱煥、橋公山的背後，一定有一種相同的力量在操縱，否則他們不太可能在同一時間對太子李建成發出同樣的指控。

  面對接踵而來的控告，李淵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找了一個理由，傳令太子到仁智宮面聖。無論太子謀反是真是假，李淵都必須在第一時間把他控制住。

  

  接到天子手詔後，東宮立刻亂成了一鍋粥。幕僚們開始七嘴八舌地獻計：太子舍人徐師謨提議，乾脆起兵，趁天子不在把京師占了！詹事主簿趙弘智則提出了一個比較理性的建議，他認為：太子應該貶損車服、摒棄隨從，獨自上山向皇帝請罪。

  李建成思慮再三，最後聽從了後者的建議，隨即帶著東宮屬官前往仁智宮，在距行宮六十里外命隨從們留下，僅帶著十餘個侍衛上山面聖。

  一見到李淵，李建成立刻作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極力表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可李淵卻一臉怒容，不為所動，一直到太子表演完了，才命人把太子軟禁起來，當晚只給了他一碗麥飯充飢，並命殿中監陳福嚴加看管。

  控制了太子之後，李淵立刻命司農卿宇文穎馳赴慶州，召楊文幹前來面聖，決定把案件查個水落石出。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穎此行不但沒有召來楊文幹，反而激起了他的兵變。

  史書沒有記載宇文穎到底跟楊文幹說了些什麼，《資治通鑑》只有這麼一句話：「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雖然我們無從得知宇文穎「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實情還是謊言，但是卻不妨設想一下：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楊文幹才會不顧一切地悍然起兵？

  如果宇文穎跟楊文幹說的是實情，亦即皇帝對謀反之事只是有所懷疑而並未確認，那麼楊文幹絕對不可能起兵造反。因為這麼做只能在客觀上證實李建成的謀反之罪，讓太子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而楊文幹是太子死黨，他們的關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事實真相之前，楊文幹根本沒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裡推。

  由此可見，宇文穎說實話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麼促使楊文幹孤注一擲的原因只能有一個，那就是——宇文穎捏造了某種事實。也就是說，宇文穎很可能告訴楊文幹，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隨時可能廢黜，謀反行跡已經徹底敗露，從而讓楊文幹產生絕望心理，最後不得不鋌而走險、悍然起兵。

  如果我們的推論屬實，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宇文穎為什麼要撒謊？

  就像爾朱煥等人控告太子的動機在史書中是一團迷霧一樣，宇文穎誘使楊文幹起兵的動機同樣隱藏在歷史的背光處。然而，只要我們換個方式來提問，那麼有關「太子謀反」和「楊文幹兵變」的真相很可能就會浮出水面。

  刑偵學的原理告訴我們，一起案件發生後，要鎖定犯罪嫌疑人，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看看有誰會因為某人的被害而獲益，那麼兇手最有可能是這個人。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在太子涉嫌謀反的情況下，「楊文幹兵變」對誰最有利？進而言之，在爾朱煥、橋公山、杜鳳舉、宇文穎這幾個看上去毫不相關的人背後，是否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一切？

  為了找到答案，我們有必要先來看看，李淵面對楊文幹兵變是如何反應的。

  六月二十四日，楊文幹兵變爆發。消息傳到仁智宮，李淵勃然大怒，同時也感到極度的傷心和失望。因為楊文幹的行動等於承認了他與太子串通謀反的事實。聯繫此前爾朱煥等人的告發，整個事件已經真相大白，似乎沒必要再尋找什麼證據了，李淵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所有這一切的幕後主使不是別人，正是太子李建成！

  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李淵的難過自不待言。廢立太子看來是勢在必行了，可眼下的當務之急卻是如何把叛亂消滅在萌芽狀態。次日，李淵立刻派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會同靈州（今寧夏靈武市）都督楊師道出兵討伐楊文幹。

  二十六日，也就是楊文幹起兵的第三天，李淵召見了李世民。

  李淵首先詢問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李世民不假思索地說：「楊文幹這個豎子，竟敢如此狂逆！兒臣以為，他很快就會被自己的部將所殺，即便不會，派遣一個普通將領也足以將他討平。」

  李淵搖了搖頭，說：「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你應該親自出征，回來後就立你為太子。但是，我不能效法隋文帝害死自己的兒子，所以，應該給建成留條後路，封他為蜀王。蜀地狹小，蜀兵脆弱，將來建成若能服從你，你就要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從，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既然李淵因楊文幹兵變而下定了廢黜太子、改立秦王的決心，那麼整個太子謀反事件最大的獲益者就站在我們面前了。換言之，這起事件嫌疑最大的幕後推手，無疑就是這些年來一心想要奪嫡的秦王李世民！

  要驗證這個結論是否站得住腳，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方向來考量，那就是：李建成是否真的要謀反？

  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點：

  第一，雖然太子與秦王的矛盾由來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是李建成的儲君地位始終是穩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李淵出於「立嫡以長」的原則和政治穩定的考慮，不可能像當年的隋文帝楊堅那樣隨意廢立太子。

  事實上，當秦王勢強、太子勢弱的時候，李淵也始終站在抑制秦王、扶持太子的立場上，否則也不會在劉黑闥起兵、河北告急時遲遲不願起用李世民，更不會在劉黑闥死灰復燃、捲土重來時全力支持李建成掛帥出征、建立戰功。而李建成討平劉黑闥之後，聲望顯著提升，勢力有所增強，儲君地位也隨之鞏固，根本無須擔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史書記載，武德中後期，李淵對世民「恩禮漸薄」，而建成和元吉則「轉蒙恩寵」，只要李建成保持現狀，等到李淵百年之後，天子寶座自然就是他的。既然如此，在總體形勢對其絕對有利的情況下，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怎麼可能會謀反？

  第二，就算李建成為了防患於未然，打算徹底消除威脅他儲君地位的因素，那麼他要對付的人也應該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淵。因為直到武德七年，李淵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違規操作被揭發的情況下，李淵仍舊一如既往地對他寄予信任，否則也不會在前往仁智宮避暑的時候命太子監國、留守長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楊文幹謀反的目的卻是為了篡奪皇位。換句話說，他們矛頭所指正是李淵本人。試問，在明知道李世民對其太子之位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李建成怎麼可能動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絕對的把握將李淵和李世民一舉翦除，否則以李世民的軍事才能和在軍隊中的勢力來看，李建成這麼做無異於自掘墳墓。

  第三，退一步說，就算李建成真的鐵定了心要將李淵和李世民一網打盡，那麼他的謀反計劃也應該是首先在長安發動政變，徹底控制李淵，一舉消滅李世民，掌握中樞大權後，再命令楊文幹在外圍起兵響應，這樣才能確保萬無一失。

  可事實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淵去了仁智宮後，才讓楊文幹在異地起兵，此時無論是李建成從長安發兵還是楊文幹從慶州發兵，一路上都必須經過高祖有效控制的州縣，最後才能打到宜君縣的仁智宮。這不但是鞭長莫及，而且是打草驚蛇！暫且不說叛軍有沒有能力打到宜君縣，就算其占了先機，一路暢通無阻打到仁智宮，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揚長而去，並且極有可能調集了四方兵馬，給他們布下了一個天羅地網。所以說，這樣的謀反計劃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縱然軍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開創李唐的元勛之一，其政治智商和軍事才能斷不至於如此低下。

  就算我們換一個角度，假設李建成這麼做是想趁李淵離開京師、朝廷空虛的時候奪取政權，那麼這個謀反計劃是否就變得可行了呢？

  很遺憾，這樣的設想同樣不能成立。道理很簡單，在武德七年的李唐王朝，論政治號召力，高祖李淵依然是當之無愧的一號人物，他對政權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論及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和勢力，可以說整個李唐王朝無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況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領了京師，他所得到的，無非也是一個政權的空架子和長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縣的避暑行宮中，同樣可以在政治和軍事上牢牢把握這個帝國，照樣可以在仁智宮中號令四方。而這一切，當了多年太子、長期在李淵身邊協理政務的李建成絕對不可能意識不到。

  綜上所述，李建成謀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資治通鑑》中關於這個事件的記載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違背邏輯和自相矛盾的東西。所以，當代的一些學者在深入研究後也紛紛提出質疑，最後作出了否定的結論。

  如李樹桐在《唐史考辨》中說：「《通鑑》內，有關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案的記載，必與事實不符。」牛致功的《唐高祖傳》稱：「事實證明，楊文幹造反與李建成沒有關係。」黃永年在《唐史十二講》中說：「李淵既然對李世民『恩禮漸薄』，而『建成、元吉轉蒙恩寵』，建成又何必冒險用軍事行動來奪取政權？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淵還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備突厥，毫無恩寵衰薄的跡象？足見統統出於誣陷增飾，不是事實。」

  事實上，就連《通鑑》的編纂者司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謀反之事的真實性，所以才會在《通鑑考異》中引用劉餗（《史通》作者劉知幾之子）的話，說當時這個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東宮」。

  所謂「妄告東宮」，關鍵就在於這個「妄」字。也就是說，爾朱煥和橋公山對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屬於誣告。那麼，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為何會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顯然，他們如果不是被人收買，就是受人脅迫。那麼，又有誰會去收買或脅迫他們誣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個——秦王李世民。

  正如牛致功先生所稱，武德年間，當「兩大集團正在進行激烈鬥爭的時候，與事無關者是不會陷害太子，為李世民出力賣命的。」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不管是爾朱煥和橋公山，還是杜鳳舉和宇文穎，其背後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驅使和操控。

  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當高祖對秦王鄭重作出廢立太子的承諾後，李世民一定以為自己已經在這場政治PK中勝出。然而，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他的預料。

  就在李世民距離太子之位僅有半步之遙的時候，忽然間夢想幻滅，一切都打回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舊是秦王，李世民竹籃打水一場空。

  這到底是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李淵反悔了。

  正當李世民意氣風發地前去征討楊文幹時，李建成施展渾身解數，動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對皇帝施加影響，其中包括齊王李元吉、後宮嬪妃群和重臣封徳彝等人，最後終於促使李淵回心轉意，收回了廢立太子的成命。

  要說李淵是因為耳根子軟，禁不住這些人的軟磨硬泡才改變主意，那就過於低估李淵的智商了。就像我們前面分析的那樣，整個太子謀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淵不可能對此毫無察覺。尤其是當太子已經被軟禁、圍剿楊文幹的軍事行動也已展開的時候，李淵必定會冷靜下來，仔細思考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這時候，他自然會看出此案的眾多疑點，再加上身邊各色人等的解釋、勸說和提醒，李淵就會意識到自己廢立太子的決定做得過於草率了。說白了，整個事件中唯一能夠認定的太子過失，無非就是「私運盔甲」這一條，可要說楊文幹起兵一定是太子指使，明顯是證據不足的。當然，太子私運軍用物資肯定也屬於違法行為，但斷不至於被廢黜！

  所以，李淵最後肯定也會意識到，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違法的把柄，然後精心製造了一個太子謀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顛覆儲君之位。至於說這起陰謀的製造者是誰，那就不言自明了。當今天下，還有誰比秦王更具有相應的動機和強大的策劃能力呢？

  當然，李淵沒有證據，只能猜測。但就算是猜測，也足以讓他打消廢黜太子的念頭了。

  隨後，李淵就命人釋放了太子，命他仍回京師留守，然後各打五十大板，責備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後從東宮和秦王府找了幾隻替罪羊：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衛率韋挺、天策府兵曹參軍杜淹，把他們全部流放巂州。

  就在李淵作出上述決定的同時，李世民也輕而易舉地平定了楊文幹叛亂。

  在這場短命的叛亂中，楊文幹唯一的戰績就是出兵占領了寧州（今甘肅寧縣），可當李世民率領大軍進抵寧州城下的時候，楊文幹的軍隊就不戰自潰了。七月初五，楊文幹被自己的部將刺殺，首級傳送長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謀反案」就這樣不了了之、草草收場了。高祖李淵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給這起震驚朝野的事件畫上了一個並不圓滿的句號。之所以說它不算圓滿，是因為這種「和稀泥」的處置方式即便能夠勉強維繫太子與秦王之間的平衡，但這卻是一種極其脆弱、危機四伏的平衡。

  毫無疑問，無論是太子還是秦王，對這個處置結果都不會感到滿意。

  對李建成來說，既然高祖收回了廢立太子的成命，並且對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那就說明他已經意識到太子是被誣陷的，而且肯定也意識到秦王就是製造假案的幕後黑手。按照唐律，誣告別人謀反若不屬實，誣告者本人是要處以謀反罪的，這就是「反坐法」。可現在倒好，僅僅流放一個秦王府的屬官杜淹，秦王本人卻安然無恙，絲毫不受懲處，這怎麼說得過去？這不是在縱容秦王陰謀奪嫡嗎？

  而對李世民來說，既然高祖已經作出了立他為太子的承諾，而且沒有過硬的證據表明太子謀反案確為秦王府一手炮製，那麼高祖就不應該打秦王「板子」、流放他的屬官，而應該兌現承諾，立他為儲君。所謂天子口中無戲言，堂堂的一國之君怎麼能信口開河、出爾反爾呢？再者說，就算太子謀反是假，可楊文幹兵變總是真的吧？楊文幹是東宮舊部也是真的吧？太子給楊文幹私運盔甲更是不爭的事實吧？就沖這些證據確鑿的事實，太子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怎麼能不痛不癢地流放兩個東宮官吏就算完事了呢？更何況楊文幹兵變畢竟是秦王平定的，到頭來平叛功臣反而遭到責罰，如何能讓人心服口服？

  所以，儘管讓李淵深感不快的這一頁貌似翻過去了，但是對於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卻遠遠沒有了結。換言之，發生在武德七年夏天的這起事件，僅僅是一場悲劇的開端而已。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儲位之爭，終將從爾虞我詐的陰謀，演變成赤裸裸的暴力和殺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