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介民「隔靴搔癢」

  戴笠對兩廣早有防範。

  在所有反蔣勢力中，兩廣反蔣人士地位之高、人數之眾、內部派系之多，堪為首屈一指，當然軍事實力更是不可小覷。而多次發生的南京政府要員遇刺案，包括蔣介石多次遇刺、宋子文遇刺、汪精衛遇刺等，皆與廣東有關。因此，戴笠對兩廣歷來不敢「怠慢」。

  特務處創辦伊始，即建立了香港組，不久升格為香港站，轄廣東、廣西、雲南乃至南洋一帶。廣東組、廣西組的工作重點，就是搜集兩廣一切情報，尤以軍事情報為重中之重。

  1935年4月，陳濟棠對海軍三艦採取行動之初，戴笠便及時得到情報：

  陳濟棠擅自扣留中央派在南海的海琛、海圻、肇和三艘軍艦，減發薪餉，將三艦編入廣東海軍司令部。

  戴笠在廣東安插的特工中，有個叫陳滌的原海軍軍官，與海琛艦副艦長陳精文、海圻艦艦長唐靜海往來較多，關係友好。戴笠密令陳滌策動三艦逃離廣東，同時下令香港站正副站長邢森洲、龔少俠，組織「營救」三艦。

  三艦軍官多半出身海軍學校，從感情上傾向中央。加上陳濟棠扣留三艦後，減發薪餉，並準備撤換三艦艦長，對三艦進行改編，引發三艦官兵激憤。在這種情況下，陳滌的策反工作進展順利。經過一番籌謀，三艦做好隨時乘隙逃走的準備。當時虎門要塞尚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中，三艘巡洋艦隻要逃出粵江，便脫離了陳濟棠的掌控。

  然而，不知是因拒絕改編引起了陳濟棠的警惕，還是不慎走漏風聲致陳濟棠採取軍事行動，就在一切準備就緒待機逃走之時，三艦被扣留兩個月後的6月15日，廣東海空軍突然包圍三艦，強迫三艦從黃浦江開回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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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值傍晚，江面水霧迷濛，原本半陰的天空忽然烏雲驟聚，轉瞬間電閃雷鳴，風雨交加。暴風雨中，飛機難尋三艦目標，被迫停飛，海琛艦副艦長陳精文抓住時機，率先指揮艦艇沖向外海，海圻艦艦長唐靜海率艦緊隨其後，肇和艦因機器故障開在最後。

  粵軍的空軍撤了，海軍還在，好在天公作美，海琛艦、海圻艦藉助雷雨，很快甩掉粵軍追堵，安全抵達虎門，並通過虎門駛到香港附近海面，暫時停靠；肇和艦最終被攔截。

  南京政府派軍委會海軍事務處處長陳策赴港，於7月9日率兩艦北上南京。

  這是特務處成立以來，戴笠首次與兩廣軍閥「交鋒」，從發現陳濟棠扣留三艦，到成功策動兩艦脫離粵軍，前後不到兩個月時間，為此次敉平「兩廣事變」積累了經驗。

  「兩廣事變」爆發後，戴笠召集鄭介民、特務處書記長梁乾喬、香港區區長邢森洲等粵籍得力幹部齊聚南京特務處，商量部署策反方案。

  此次商量重點，就是從哪裡入手，能夠儘快打開缺口，給陳濟棠以震懾。陳濟棠的海軍，儘管兩艘較大噸位巡洋艦歸隊中央，但尚有從義大利購買的四艘新型魚雷艦，組成艦隊，威力不可小覷；而其陸軍實力，在海軍之上；空軍實力，在陸軍之上。

  空軍，是陳濟棠的一張王牌，也是他敢於造反的本錢。常言說打蛇打七寸，研究決定先從空軍下手，然後在陸海軍中齊頭並進。

  在粵軍空軍中，梁乾喬與鄭介民都有較為直接的關係。

  梁乾喬是廣東梅縣人，原名昭桂，生於1903年，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曾先後加入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軍校畢業後被保送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鄭介民、張炎元、鄧文儀等人同期。但梁乾喬留學期間闖了一場大禍——

  由於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在1927年十月革命節那天，梁乾喬在莫斯科舉行的閱兵式上跳出來，高呼口號，力挺托洛茨基，被當場抓捕，遣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力。

  當時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流放西伯利亞，幾乎等於被判了死刑，活著回來的希望非常渺茫。可誰也沒有想到，梁乾喬竟是個奇蹟，他很快搞到一張假護照，買通看守逃回了中國。

  看來梁乾喬早就有當特務的潛質，回國後，他先後脫離共產黨和「托派」，徹底投向國民黨，參加了特務處最早的組織密查組，後又參加創辦復興社，成為復興社特務處戴笠手下一員干將。

  梁乾喬既出身廣東，自然就與粵軍中人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族侄梁伯侖就是一個很好的策反對象。梁伯侖時任廣東空軍無線電台台長，將他爭取過來，便等於在南京特務處與廣東空軍之間架起了直接通道。而策反一百幾十架飛機出走，暢通的聯絡工具正是必不可少的保障。

  鄭介民選中的策反對象是廣東空軍飛行員陳振興。

  陳振興出身運動員，曾獲全國自由式冠軍，擅長舞蹈，交際廣泛，被廣東航空學校首任校長張惠長收為義子，送進航空學校第六期學習。陳振興不僅在廣東空軍飛行員中有一批同窗故舊，而且有著四通八達的關係，對空軍內幕十分熟悉。

  會後，梁乾喬即赴廣東，鄭介民去了香港。

  雖說同是策反廣東空軍，兩人又同是粵籍，在粵軍中均有著眾多熟面孔，均有被認出的危險。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梁乾喬單刀直入，直插敵人心臟；鄭介民卻顧慮重重，畏畏縮縮，不敢深入險境，只是待在香港，隔江遙控策反。

  遙控指揮無異於隔靴搔癢，可礙於鄭介民是特務處第二號人物，戴笠也了解他一向膽子小，因此也不強求。

  說到底，戴笠有他的用人原則，那就是識人長短，用人之長，揚其長避其短。對於公認的「軍事謀略家」和「政治理論家」，不必要求他具備深入虎穴的膽量，憑著在廣東廣泛的人脈積蓄，或許他能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梁乾喬化裝成人力車夫潛入廣州，很快與族侄梁伯侖取得聯繫。畢竟在此特殊時期發動內戰不得人心，梁伯侖的工作一帆風順。

  於是，一個名為「XSF-DE-XHOB」的電台名稱很快傳到南京，戴笠通知魏大銘，讓他與這個電台聯絡。

  儘管既無波長，又不知方位，但魏大銘培養的報務員個個業務精通，到第四天夜裡，終於與那個神秘電台取得聯繫，開始接收電報。

  魏大銘的電話打進雞鵝巷五十三號的時候，戴笠已經睡下，聞訊立即從床上爬起來，興奮地守在電話機旁，這一守就是大半夜。第一封電報終於斷斷續續收完，譯電員譯後立即向戴笠報告，果然是旗開得勝的喜訊。

  接通電台，是梁乾喬的「功勞」；而通過電台傳來的這個喜訊，則是鄭介民的策反初見成效。戴笠哈哈大笑，連說：

  「好！好！鄭先生果然運籌帷幄之中。」

  在整個特務處乃至後來的軍統，戴笠除了對關係近資格老的下屬稱呼「兄」，對大多數人都是直呼其名，頂多後邊加個「同志」，唯獨對鄭介民稱呼「鄭先生」。雖然相對「兄」來說，這個「先生」略顯客氣與生分，卻也包含著尊重。

  不入虎穴，照得虎子。戴笠慶幸自己沒有看走眼，讚嘆智慧有餘膽魄不足的鄭介民能將所長發揮得淋漓盡致。

  其實哪裡是鄭介民的「發揮」，純粹是偶然的巧合。

  原來「兩廣事變」時，鄭介民的「工作對象」陳振興正在香港，鄭介民一到香港便得到這個信息，立刻找到他的住所。

  見到人事情就好辦了，鄭介民是搞政治的，嘴皮子自然不會差。陳振興也是明白人，知道在這個時候無論如何都不能打內戰，讓日本人漁翁得利。再說，他也想讓義父知道，除了游泳、跳舞、交際，他也有能力辦成大事。不過，陳振興本人能策反的，主要是他航校的同窗第六期飛行員，或可包括第五期。

  鄭介民問其原因，陳振興說：

  「陳濟棠只重視前四期航校學員，五、六期學員就像後娘的孩子，無論官階晉升還是生活待遇，都無法和前四期相比，很多人有另謀出路的打算。」

  「好，那就從五、六期入手。」

  在鄭介民看來，儘管不能一下子策動整個廣東空軍，其作用卻不可低估，說不定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如此，陳振興即刻返回廣東，果然很快便有了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