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會之死：一個野心家的自取滅亡

  事實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真正想叛亂的人並不是鄧艾，而恰恰是深受司馬昭倚重的心腹股肱鍾會！

  這一點，姜維看出來了。

  姜維被迫投降後，在鍾會身邊待了段日子，漸漸看穿他「內有異志」，便決定助他一臂之力，發動叛亂，把水攪渾，然後再趁機興復蜀漢。

  於是，姜維便對鍾會進行了試探：「我聽說，自從淮南叛亂以來，閣下可謂算無遺策，晉公（司馬昭）的勢力逐漸強大，皆仰賴閣下之謀。如今，閣下又平定了蜀國，威德震動海內，百姓都認為你的功勞最高，君主卻擔心你的謀略太深，如此，又如何安身立命？何不效法陶朱公范蠡，泛舟江湖，隱藏行跡，從而保全功業和性命呢？」

  姜維此言，既是在挑撥鍾會跟司馬昭的關係，也是在試探鍾會內心的真實想法。他當然知道，鍾會自視甚高、野心勃勃，絕不可能像范蠡那樣「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但鍾會下一步究竟打算怎麼做，姜維有必要聽他親口說出來。

  鍾會的回答是：「閣下說得太過高遠了，我是不會那麼做的。況且，為今之計，似乎還可以有別的辦法。」

  話雖然沒挑明，但暗示要另立山頭的意味已經相當濃厚了。姜維心領神會，便道：「其他的事，是閣下的智慧和能力足以完成的，無須老夫操什麼心了。」

  

  經過這番意味深長的交談，姜維與鍾會就成為「自己人」了，於是雙方「情好歡甚，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資治通鑑·魏紀十》）。

  有了姜維襄助，便足以號令原蜀漢的十萬人馬（即使打個對摺也還有五萬），再加上攻蜀的十多萬大軍，鍾會的麾下就足足有二十多萬人了。所以在鍾會自己看來，他是完全有實力跟司馬昭叫板的。

  眼下唯一的障礙，就是鄧艾了。

  身為此次攻蜀的主帥，軍中將領幾乎都是聽鍾會的，於是鍾會旋即與監軍衛瓘、部將胡烈、師纂等人，聯名向司馬昭呈上密奏，聲稱鄧艾有謀反跡象。

  指控大將謀反，空口無憑是難以服眾的，還需要確鑿的證據——比如文字證據。恰好鍾會本人就是一個筆跡模仿高手，於是便命人在劍閣攔截了鄧艾呈給朝廷和司馬昭的奏章、書信等，改動其中詞句，刻意表現出一副狂悖驕慢、自負自誇之狀；同時也攔截了司馬昭寫給鄧艾的信，經過改動，令其語氣變得十分嚴厲，使鄧艾自生疑懼。

  司馬昭本來就想收拾鄧艾，現在又有了鍾會的「全力配合」，事情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曹魏景元五年（公元264年）正月，司馬昭以曹奐名義發出一道詔書，命鍾會立刻進軍成都，逮捕鄧艾，以囚車押回洛陽。

  就在發出這道詔書的同一天，令人頗感意外的是，司馬昭竟然命心腹賈充率部從斜谷道進入漢中，而他本人則親率十萬大軍，並帶上少帝曹奐，啟程前往長安。

  司馬昭突然做出這麼大的動作，背後顯然有非同小可的動機。

  這個動機就是——在借鍾會之手除掉鄧艾後，再下手除掉鍾會！

  這就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司馬昭，就是這隻最可怕的黃雀。

  事實上，對於鍾會的野心，司馬昭早有警覺。不，準確地說，是司馬昭的妻子王元姬早有警覺。當初鍾會剛剛得到司馬昭的重用時，王元姬便憑著女人特有的直覺，看出鍾會此人不地道，於是對司馬昭說：「鍾會是個見利忘義之人，好生事端，若對他寵信太過，必定作亂，所以不可賦予重任。」

  此後，司馬昭對鍾會便多留了一個心眼。

  到了曹魏伐蜀前夕，即司馬昭確定鍾會為大軍主帥後，一個叫邵悌的心腹深感憂慮，又對司馬昭說：「如今派遣鍾會率十多萬大軍伐蜀，愚以為，像鍾會這樣一個單身漢，沒有一個兒子留下做人質，恐怕會出問題，不如換其他人出征。」

  司馬昭聞言，淡淡一笑，道：「你之所言，我又何嘗不知？蜀國屢屢寇邊，師老民疲，我今伐之，易如反掌，但眾人皆說不可討伐。人啊，一旦猶豫畏怯，則智慧和勇氣便會枯竭，而強迫智勇枯竭之人出征，只是送給敵人當俘虜罷了。唯獨鍾會跟我意見相同，如今派鍾會出征，蜀國必滅。滅蜀之後，即便如你所言，又何愁不能制服他？因為蜀國滅亡後，遺民震恐，不足以跟鍾會共圖大事；而我軍將士都是中原人，思鄉心切，必不肯追隨他。鍾會若敢作惡，只能自取滅族之禍。你無須擔憂，但此事你要保密，切勿告訴任何人！」

  從這番話便足以看出，司馬昭對鍾會早就洞若觀火，也早就把後面要走的每一步棋都算好了。而自以為聰明的鐘會，卻不知道自己是如來佛手心裡的孫悟空，任你一個筋斗雲翻出十萬八千里，到頭來還是在司馬昭的掌握之中。

  所以，司馬昭命賈充出兵漢中，自己親率大軍進駐長安，目的就是隨時撲滅鍾會有可能發動的叛亂。當然，司馬昭對外宣稱，說是要做鍾會的後盾，以防他制服不了鄧艾。

  司馬昭啟程之前，邵悌又勸阻說：「鍾會所領部眾，是鄧艾的五六倍，只需一道敕令便足以收拾鄧艾，又何必親自出征？」

  這個邵悌看來也不是心思縝密之人。此前他自己都勸司馬昭要防範鍾會，現在司馬昭此舉就是為了對付鍾會，他卻反倒以為目標是鄧艾。

  司馬昭只好耐心解釋道：「你忘了以前說的話了嗎？怎麼又不讓我親自出征了？這事你知我知，切記不可泄露。我的原則自然是以誠信待人，但別人卻不能利用這一點有負於我。如果別人沒問題，我又豈會先懷疑別人有詐？日前賈充曾問我：『是不是懷疑鍾會？』我答說：『如今派你出征，難道是我又懷疑你了嗎？』賈充也無法反駁我的話。等我到了長安，所有事情自會解決。」

  司馬昭的心機和口才，實在深得乃父司馬懿之真傳。從他的轉述可以看出，賈充那句問話實際上是很難回答的。因為賈充雖然也是司馬昭的心腹，但「對付鍾會」這件事他並不知情，純屬司馬昭和邵悌兩人的密謀。如今賈充只是有所懷疑，便忍不住提了出來。

  這就挺難辦了。如果司馬昭給出肯定的回答，那麼與鍾會同為心腹的賈充，難免會生出唇亡齒寒的憂懼，擔心自己會成為下一個鍾會；而如果給出否定的回答，又很難打消賈充的疑慮，且會讓賈充覺得領導不信任他，不跟他說實話。

  面對這個兩難的問題，司馬昭給出了一個智商情商雙高的回答，也就是既非肯定，也非否定，而是通過反問暗示賈充——如果鍾會心存不軌，我自然有理由懷疑他；而如果你跟鍾會不一樣，那你又何必擔心？

  如此，既顯得作為領導的司馬昭非常坦然，無須遮遮掩掩，又對賈充起到了半是勖勉半是敲打的作用，足以讓賈充在不改忠誠的同時又心生惕厲，堪稱極為高明的領導話術。

  從司馬昭平定諸葛誕叛亂，到此次對付鄧艾和鍾會，其掌控全局的能力，以及過人的心機和謀略，無不體現得淋漓盡致。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當時的天下，要論心術、論權謀、論領導藝術、論政治智慧，司馬昭若稱第二，恐怕無人敢稱第一。

  正如東漢末年時，在這些方面，也無人能出曹操其右一樣。

  所以，公平地講，司馬家族最終能夠篡奪曹魏江山，建立晉朝天下，終究還是憑自己的實力，以及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兄弟接力棒式的持續努力，又豈是後人一句輕飄飄的「欺他孤兒寡婦」所能概括的？

  鍾會雖然拿到了逮捕鄧艾的詔令，但鄧艾會不會就此伏誅，他並無把握。萬一鄧艾不死，日後又鹹魚翻身的話，勢必會報復他。所以，鍾會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須有十足的把握將鄧艾置於死地。

  為了徹底坐實鄧艾的謀反罪名，鍾會又想了一個損招——把逮捕鄧艾的任務單獨交給了監軍衛瓘，命他立刻前往成都。

  鍾會的如意算盤是：衛瓘的部眾很少，單獨前往成都執行任務的話，十有八九會被鄧艾反殺；而一旦鄧艾出手殺了衛瓘，那他的謀反罪名就鐵板釘釘了。

  衛瓘也不是傻瓜。對於鍾會的小九九，他心知肚明。此次成都之行，顯然是凶多吉少。但明知如此，他也不能抗命，只能自己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完成任務，又不至於把自己搭進去。

  為此，衛瓘刻意在某個半夜時分，悄無聲息地進入了成都，然後向鄧艾麾下的所有將領發布了一道緊急命令，稱：「奉詔收捕鄧艾，其餘一無所問。若立刻前來集合者，官職爵賞，一如往常；敢有不來者，誅滅三族！」

  眾將得令，不敢怠慢，紛紛在天亮之前離開大營，趕往衛瓘所在之處。此時，鄧艾對正在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仍在大營中酣睡。而衛瓘則趁此機會，乘坐欽差專用的「使者車」，徑直駛入鄧艾大營，出其不意地逮捕了鄧艾父子。

  眾將本以為衛瓘是要召集大夥訓話，然後再公開逮捕鄧艾，這樣他們就有時間和機會替鄧艾求情，或幫鄧艾申辯。不料衛瓘卻是故意把他們都調出大營，然後才突然下手。如此處心積慮，實在令人憤慨。眾將決定用武力劫回鄧艾，旋即回頭集結了各自部眾，鼓譟著直奔衛瓘大營。

  眼看一場兵變就要爆發，而兵力單薄的衛瓘若無妥善的應對之策，不僅自身難保，而且剛剛平定的巴蜀必將掀起一場新的戰亂。

  好在衛瓘相當冷靜沉著。他身著便裝，獨自一人來到營門口，對眾將和他們身後烏泱泱的部眾說了一句話，瞬間就把即將爆發的兵變消弭於無形了。

  他告訴眾將，自己也知道鄧艾是被冤枉的，所以他正在草擬奏章，準備替鄧艾申辯，洗清他的冤屈。

  鄧艾麾下的這些將領，打仗很厲害，但對政治鬥爭則一竅不通，所以都聽信了衛瓘之言，當場便解散了部眾，各回大營去了。

  正月十五日，鍾會率主力大軍抵達成都，隨即命人將鄧艾父子用囚車押往洛陽。眾將直到此刻才知道上當受騙，但事已至此，且鍾會麾下兵強馬壯，想打也打不過，他們也只能徒喚奈何了。

  儘管陷害鄧艾的計謀沒有得逞，但征蜀的十多萬大軍此刻都已在鍾會掌握之中，所以鄧艾最後死不死，已經退居次要了。眼下鍾會最關心的，其實還是自己的造反「大業」。

  沒有了鄧艾，鍾會就成了益州獨一無二的實際控制人。也就是說，割據益州，在成都當土皇帝，在他而言已經是反掌之間的事了。然而，鍾會的胃口卻比這個大得多——他的最終目標，絕不僅僅是割據益州，而是奪取整個天下！

  按鍾會自己的計劃，是命姜維率五萬人為前鋒，兵出斜谷，直指長安，而他則率大軍繼進。一旦拿下長安，便兵分兩路：命騎兵走陸路，直趨洛陽；步兵走水路，從渭水入黃河，估計五天時間便可抵達孟津（今河南孟津縣東黃河渡口）。然後，兩路大軍會攻洛陽。以鍾會自己的願景來講，就是「一旦天下可定也」（《三國志·鍾會傳》）。

  然而，這個願景美妙是美妙，卻一點都不現實。

  因為它忽略了太多重要的變量，比如姜維是否像看上去那麼可靠，還有這征蜀的十八萬大軍肯不肯聽他的，以及從漢中到長安再到洛陽，這一路上會有多少硬仗要打，等等。

  而所有變量中最大的一個，無疑還是司馬昭。

  當鍾會在成都幻想著「一旦天下可定」的時候，他並不知道，司馬昭早就採取了先發制人的行動。所以，直到司馬昭的一封親筆信送到成都，鍾會才如夢初醒。

  司馬昭在信中說：「我擔心鄧艾不肯就範，就派遣中護軍賈充率步騎萬人經斜谷進入漢中，屯駐樂城，我則親率十萬大軍進駐長安，咱倆很快就會見面了。」

  司馬昭的語氣，看上去很平和，甚至還透著一股親切，可對於心中有鬼的鐘會而言，無疑是十分嚴厲的威脅和警告。

  鍾會見信，大為驚詫，忍不住對親信說：「如果只是逮捕鄧艾，司馬昭知道我一個人就可以辦到，如今卻以大兵壓境，必然是察覺到什麼異樣了。我們要馬上行動，大事若成，可得天下；萬一不成，退保漢中和巴蜀，我也不失做劉備！」

  進駐成都次日，即正月十六，鍾會召集護軍、郡守、牙門將、騎督及以上高級將領，還有原蜀漢官員，為上月病故的郭太后發喪舉哀，並宣稱奉太后遺詔，準備起兵廢黜司馬昭，然後將所謂的遺詔交給眾人傳閱，並讓眾人討論。

  一眾文武官員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弄得目瞪口呆，於是「討論」的結果當然是一致擁護鍾會了。

  鍾會旋即將所有與會將領和官員全部軟禁，命自己的親信接管了所有將領的部隊，然後下令關閉各道宮門和四面城門，並分別派出重兵把守。

  鍾會此舉，徹底暴露了一個野心家色厲內荏、眼高手低的本質。

  如果他決意跟司馬昭爭奪天下，那必然要倚重隨他出征的這些身經百戰的將領，即便他只想割據益州做劉備第二，同樣需要原蜀漢官員來治理民政、管理地方。可現在，他一股腦兒把這些人通通軟禁，那他還能拿什麼跟司馬昭對抗？又如何統治益州？

  他以為讓自己的親信接管部隊，就能有效掌握兵權，這更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幼稚和愚蠢。因為軍隊與文職部門截然不同，絕非一紙任命書就能有效開展領導，若沒有跟部眾一塊從刀山血海中滾過來的生死與共的袍澤之情，僅憑臨時奪權又豈能使喚得動？更何況還想讓他們替你賣命打天下？

  退一步說，就算士兵們願意接受領導，願意去跟司馬昭的朝廷大軍拼命，可鍾會這些親信有多少實際作戰經驗和指揮能力呢？他們能比被軟禁的那些將領更懂排兵布陣、行軍打仗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由上可知，鍾會此人，固然不乏心機和謀略，或許稱得上是一個厲害的謀士，但絕對算不上一個合格的領導者。僅憑他那野心家的三招兩式，別說跟司馬昭爭奪天下，也別說學劉備割據一方，東漢末年那些諸侯隨便拎一個出來，都足以甩他好幾條街。

  見鍾會軟禁了大部分魏軍將領，一直在等待時機的姜維心中暗喜，便慫恿鍾會，一不做二不休，把這些將領全都殺了，以絕後患。鍾會聽了，也覺得這是消除隱患的最簡單辦法，但一時卻下不了決心。

  按照姜維的計劃，是先讓鍾會除掉這些魏軍將領，然後他再幹掉鍾會，繼而悉數坑殺魏軍部眾，最後重新擁戴劉禪復位。為此，姜維專門給劉禪寫了一封密信，說：「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三國志·姜維傳》注引《華陽國志》）

  儘管姜維一心想要興復蜀漢，可令人遺憾的是，最終事態的發展卻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

  當時，監軍衛瓘和將領胡烈也都被軟禁了。兩人為了自救，不得不各想奇招。衛瓘是詐稱突然生病，裝出一副病勢沉重之狀，請求鍾會放他出去治病。鍾會瞧他氣息奄奄的樣子，就同意了。

  胡烈則是利用了鍾會的一個心腹部下丘建。此人是胡烈舊部，他看老領導被單獨關押，於心不忍，便請求鍾會准許胡烈派一個親兵出外去取飲食。鍾會沒有察覺此舉的危險性，便允准了。其他被軟禁的將領見狀，也都有樣學樣，而鍾會也都默許了。

  就是這一致命的疏忽，提前敲響了鍾會的喪鐘，也連帶著害死了姜維。

  胡烈派親兵出去時，讓他給兒子胡淵帶去了一封信，信中說：「丘建給我透露了絕密消息，說鍾會已命人挖了一個大坑，準備把外面的士兵召進來，聲稱要給他們升官，然後把他們全部棒殺，再埋進坑裡。」

  這當然是胡烈隨口胡謅的，目的就是激起兵變。

  果然，他的親兵出去後，就把這一消息告知了其他將領的親兵，於是眾人奔走相告，一夜之間，這一謠言便傳遍了魏軍各部的軍營。

  正月十八日中午，胡淵帶領其父的部眾率先發難，擂動戰鼓，衝出營門。其他各營聞聲，也都跟著鼓譟而出。一場兵變就此全面爆發。各支部隊幾乎都沒有人領導，卻不約而同地朝著宮城殺了過去。

  此時，鍾會正在給姜維發放武器，部下報告說外面眾聲喧譁，可能是什麼地方著火了；少頃，又報告說大批部隊正朝宮城而來。鍾會大驚失色，慌忙問姜維：「看來部隊譁變了，該怎麼辦？」

  這句情急之下脫口而出的話，再次暴露了鍾會機智外表下的無能和孱弱。

  還是見慣了大陣仗的姜維鎮定，大聲地回了一句：「當然是迎頭痛擊了！」

  隨後，鍾會立刻命人去把被軟禁的將領全都殺了。那些將領奮起自救，把各自屋內的家具都頂在了門後，然後把身體也頂了上去。外面的士兵揮刀在門上亂砍，卻始終撞不開門。

  與此同時，宮城外的譁變部隊一邊架梯攻城，一邊縱火焚燒城樓。此時守城的是鍾會的侍衛部隊，兵力有限，自然難以抵擋。很快，人多勢眾的譁變部隊便攻上了城牆，「蟻附亂進，矢下如雨」。

  守在屋內的那些被困將領都是作戰經驗豐富之人，一聽外面的動靜，就知道部隊殺進來了，於是紛紛開門殺了出去。

  眨眼間，鍾會及其部眾便陷入了腹背受敵之境。姜維率領鍾會的左右侍衛奮力抵擋，獨自擊殺了五六個人，無奈眾寡懸殊，最後還是被亂兵砍殺了。

  堂堂蜀漢大將軍、一代名將姜維，就這樣毫無價值地死在了一場兵變之中。

  姜維死時，年五十三。

  緊跟著，鍾會及麾下的數百名侍衛也全都被殺。在混亂中同時遇難的，還有蜀漢太子劉璿和姜維的妻兒。殺紅了眼的譁變士兵開始在宮城中大肆燒殺擄掠，令原本已經躲過戰亂的蜀漢皇宮陷入了血火之中。一時間，整座宮城死傷無數，一片狼藉。

  最後，還是衛瓘出面收拾殘局，用了好幾天才平息了這場兵變。

  鄧艾的部眾本就因鄧艾被捕心中不服，故而趁亂追出了成都，硬是把沒走多遠的囚車攔下，然後擁著鄧艾就往回走，準備將他迎回成都。

  衛瓘聞訊，大為憂懼。因為就是他和鍾會等人聯手構陷了鄧艾，且之前抓捕時也耍了欺騙手段，如今鄧艾若是回來，豈不得找他算帳？

  既然整個成都都亂套了，衛瓘也就不必擔心把事做絕。他旋即狠下一條心，命護軍田續立刻率部出城，去截擊鄧艾。

  衛瓘之所以挑中此人，是因為之前鄧艾率部穿越摩天嶺，直插江油時，這個田續畏難不進，鄧艾險些把他斬了，田續自然對此懷恨在心。所以，衛瓘找到田續時，還特意叮囑了這麼一句：「可以報江油之辱矣。」就是擺明了告訴他可以殺掉鄧艾報仇。

  田續立刻出發，終於在綿竹西郊與鄧艾父子迎面相遇。可憐鄧艾父子剛剛還在慶幸逃過一劫，轉眼就都成了田續的刀下之鬼。

  不久，鄧艾留在洛陽的幾個兒子也全都被司馬昭殺了，其妻子和幾個孫子則被流放到了西城郡。

  歷史就是這樣充滿了偶然，也充滿了弔詭。當初，鍾會和鄧艾率領大軍征伐蜀漢時，他們絕對沒想到，攻滅蜀漢之日，也是他們自己身首異處之時。同樣，誓死捍衛蜀漢社稷的姜維也不會想到，他最終並不是戰死在保家衛國的沙場之上，而是以屈辱的降將身份，倒在了蜀漢的皇宮之中，死在了亂兵的屠刀之下。

  三國後期這三位著名人物的最終下場，無不令人唏噓。

  但是，鍾會作為眼高手低的野心家，沒有金剛鑽卻敢攬瓷器活兒，實在太過自不量力，所以他的死，純屬咎由自取，沒什麼可說的。

  鄧艾立下了蓋世奇功，卻落得這麼個結局，頗有令人扼腕之處。不過，正所謂「福禍無門，唯人自召」，他滅蜀之後居功自傲，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不成熟，絲毫沒有顧及功高震主的危險，所以最終被「兔死狗烹」也不奇怪。

  三個人中，姜維的結局，以及他一生的功過是非應如何看待，恐怕是歷史上爭議最多的，迄今尚無定論。

  按照陳壽的立場和觀點，他對姜維的蓋棺論定基本上是負面的：「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三國志·姜維傳》）

  大意是，姜維粗通文武，立志建立功名，但卻窮兵黷武，遇事缺乏判斷力，終於被殺斃命。老子說過，治理大國，猶如烹炒小魚（不宜頻繁翻動）。何況蜀漢這種蕞爾小國，豈可屢屢擾動呢？

  前文說過，陳壽是蜀漢投降派代表譙周的得意門生，且後來終身在晉朝為官，所以居於魏晉的正統立場，他對姜維的評價，肯定是有失偏頗的。關於蜀漢為何必須主動北伐的理由，前文已反覆論及，此不贅述。在此，我們權且引用清代史學家王鳴盛的看法，或許會更為中肯：

  「維本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辭之際有難焉者。評中於其死事反置不論，但譏其玩眾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為非，則壽不肯為此言，此其所以展轉詭說以避咎也。維之於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大意是，姜維志在復興蜀漢，功敗垂成而被殺，一顆赤心，千年之後猶然栩栩如生。陳壽本是蜀人，入晉朝為官，措辭之間有他的困難之處。所以在他的評論中，對姜維殉難之事反而不作評論，只譏諷他窮兵黷武，以致喪命。陳壽難道不知，蜀漢若不北伐，最終也會滅亡，與其坐待滅亡，不如主動北伐。只不過他已在晉為官，不敢引用敵人的話（此言出自諸葛亮）罷了。如果說姜維謀殺鍾會、欲復興蜀漢是錯的，那陳壽肯定不敢這麼說。所以陳壽才不得不說一些婉轉不實的話，以此避禍。事實上，姜維之於蜀漢，就跟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大宋是一樣的。

  如果說陳壽批評姜維，還只是點到為止的話，那麼後來的東晉史學家孫盛（曹魏重臣孫資玄孫）對姜維的批判，那就是毫不留情了。他曾大罵姜維「不忠、不孝、不節、不義、不智、不勇」，基本上把姜維批得一無是處。然而，他本人在《晉陽秋》中有一段記載，卻無意中用客觀事實為姜維平了反：

  「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

  孫盛說的是，東晉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他隨桓溫平定了割據巴蜀的成漢（十六國政權之一），見到當地父老，聽他們談起蜀漢往事，說當年姜維寫密奏給劉禪，準備暗中除掉鍾會，光復蜀漢，可惜事敗，遂遭屠滅。對此，當地人至今仍然十分傷感。

  東晉永和三年，距姜維身死已經八十三年了，可巴蜀的老百姓卻仍然在為姜維之死而傷感不已，這說明了什麼呢？

  俗話說，老百姓的心中有桿秤。如果姜維真的是孫盛說的那種「不忠、不孝、不節、不義、不智、不勇」之人，那麼老百姓還會如此懷念他嗎？古代的史學家，大部分都兼有官員身份，在臧否歷史人物時難免會有各自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判斷，所以彼此的看法往往大相逕庭。而老百姓不同，他們只憑事實和良心說話。所以，當史學家們為某個人、某件事爭訟不已時，我們不妨藉助老百姓的心聲，來做一個相對客觀、公正的裁決。

  事實上，關於孫盛對姜維的批判，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就很不認同，因此在其註解中進行了一番有力的駁斥。而元代史學家胡三省，也說過一句話：「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如丹。陳壽、孫盛、干寶之譏皆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