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周明哲保身，鄧艾功高震主

  蜀漢在這個時刻，以如此倉促的方式滅亡，當然主要是因為鄧艾發動千里奇襲，出人意料地兵逼成都；可與此同時，譙周以三寸不爛之舌反覆諫降，最終說服劉禪，顯然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在《譙周傳》中說了這麼一句話：「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劉氏一族能免除災禍，蜀國臣民能得以保全，都是出於譙周的謀劃。

  言下之意，仿佛譙周立下了什麼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

  當然，如果站在魏國和晉朝的角度，譙周的確「居功至偉」，但如果站在蜀漢的立場上，結論恐怕就不該是這個樣子了。而陳壽之所以如此推崇譙周，原因很簡單：

  其一，他是譙周的同鄉（都是巴西郡人）兼得意門生；

  其二，譙周和陳壽師生二人，後來雙雙成了魏國和西晉的臣子——譙周因諫降之功被司馬昭封為陽城亭侯，遷騎都尉，後來在晉朝官至散騎常侍；陳壽也在魏、晉歷任著作郎、長廣太守、治書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職。

  居於魏、晉的政治立場，陳壽當然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對譙周勸降劉禪之舉給予高度肯定了。然而到了後世，歷代史家對譙周的批判卻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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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稍後的東晉史家孫盛，便對此評論道：「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

  按照春秋的大義，國君與社稷共存亡，卿大夫與職守共存亡，何況劉禪已是天子（比春秋的國君規格更高），豈可受辱於人？譙周勸國君苟且偷安，忘卻禮義，貪圖利益，希望獲得微不足道的榮寵，糊塗啊！

  在孫盛看來，當時鄧艾雖已兵逼成都，但蜀漢未必不可一戰。因為那時，還有蜀將羅憲「以重兵據白帝」，另一大將霍弋「以強卒鎮夜郎」，何況「蜀土險狹，山水峻隔」，不利於鄧艾的步兵展開行動。若蜀漢君臣乘船南下江州，一邊向南中徵兵，一邊向東吳求援，加上還有姜維、廖化等人率領的蜀軍精銳，怎麼會走投無路？又何必擔心一定會滅亡呢？

  所以，孫盛的結論就是：「禪既暗主，周實駑臣。」

  劉禪固然是一位庸懦之主，但譙周也確實是個無能之臣。

  孫盛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姜維利用劍閣天險成功抵擋了鍾會大軍，只有鄧艾一支孤軍深入巴蜀腹地，若劉禪堅持抵抗，召集四方勤王之師，完全有機會將鄧艾「瓮中捉鱉」。可見，彼時的形勢絕非譙周所描述的那麼不堪。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曾在《讀通鑑論》中怒斥譙周，說：

  「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為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憯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聞一讜言之獻，徒過責姜維，以餌愚民、媚閹宦，為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祿；非取悅於民也，取悅於魏也，周之罪通於天矣！」

  王夫之身為一輩子不肯剃髮的「有明遺臣」，痛心於明朝覆亡、山河易主，對歷史上著名的「投降派」譙周自然是深惡痛絕。所以，他的評價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立場和情緒，對譙周的批判稍顯過火（如罵他「罪通於天」），這一點是毋庸諱言的。不過，他從《仇國論》這一角度分析譙周，卻不失為切中肯綮的評價。

  在歷史上，譙周是以痛批姜維的《仇國論》出名的。如果說，譙周罵姜維是出於公心，是替國家和社稷著想，那麼居於同樣的立場，他難道不更應該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禍亂朝政的黃皓嗎？

  然而，實際情況卻是——他敢於長篇大論聲討姜維，卻從無隻言片語斥責黃皓。

  究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反對北伐能夠討好大部分苟且偷安的益州士民（餌愚民），而批判姜維又能在無形中巴結權宦黃皓（媚閹宦）。如此一舉兩得之事，譙周何樂而不為呢？

  退一步說，即便譙周並無諂媚閹宦之心，但不敢對權宦發難，分明就是在明哲保身。而這樣的明哲保身之人，先是振振有詞地反對北伐，後又大義凜然地諫降劉禪，其背後的動機能有幾分公心呢？究其實，恐怕出於自身利益（以及益州士族利益）的成分還更多一些。用今天的話說，這其實就是一種「精緻的利己主義」。

  由此可見，雖然譙周最後諫降劉禪之舉，客觀上的確保全了劉氏一族和蜀漢百姓，令戰火得以平息、生民免遭塗炭，但正如王夫之所言，他這麼做，與其說是「取悅於民」，不如說是「取悅於魏」。畢竟事後，譙周得到了司馬昭封賞的「亭侯」之爵，這可是他在蜀漢幹了大半輩子都未曾有過的榮寵。因此，王夫之罵他以「國亡主辱」換取自身的「利祿」，並沒有罵錯。

  除了學者，歷代也有不少文人對譙周頗為不屑。如唐代詩人羅隱就有詩云：「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

  大意是：劉備和諸葛亮奮鬥終生打下的千里河山，最後卻被劉禪輕易拋卻了；就此而言，蜀漢的兩朝文武（也代指能文能武的兩朝元老諸葛亮），都應該痛恨譙周。

  另外，清代詩人袁枚也曾寫詩譏諷譙周，說：「將軍被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惟有譙周老難死，白頭抽筆寫降箋。」

  費禕不幸遇刺時，正值壯年；諸葛亮北伐身死時，也尚未暮年。只有譙周活到六十幾歲了還不死，白髮滿頭還要忙著寫降表……

  得知劉禪已向鄧艾投降，其五子北地王劉諶悲憤莫名，對劉禪說：「若真到了勢窮力屈、大禍臨頭的地步，就應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為社稷而死，再到地下去見先帝，為何要投降？！」

  可劉禪根本不聽。劉諶萬念俱灰，當天，入太廟祭拜了劉備之後，先殺了自己的妻兒，然後就自殺了。雖然在今天看來，劉諶這麼做對妻兒很不公平——憑什麼以一己信念去剝奪妻兒的生存權？但若以古代的價值觀來評價古人，這卻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氣節。

  是故，歷代史家皆對此交口稱頌。如毛宗崗就說：「劉禪雖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為漢朝生色。」清代的《通鑑輯覽》亦稱：「北地王慷慨捐軀，凜凜有生氣。」即批判劉禪的昏庸懦弱，讚嘆劉諶的臨死不屈。

  蜀亡之際，為國捐軀的名臣之後還有兩位：張飛之孫張遵，與諸葛瞻、諸葛尚父子同日戰死；趙雲次子趙廣，陣亡於姜維從沓中敗退的強川口一戰。

  對於劉禪的主動投降，鄧艾大喜過望，立刻回了一封信，讓張紹帶回，表示嘉許和歡迎。

  隨後，劉禪派太僕蔣顯前往劍閣，命姜維等人放下武器，就地向鍾會投降；同時，又派尚書郎李虎，將全國軍民的戶籍檔案一併送交鄧艾。據記載，此時的蜀國共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

  數日後，鄧艾率部進抵成都城北，前來受降。劉禪帶著太子劉璿、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自縛雙手，把棺材裝在車上（史稱「面縛輿櫬」，是古代君主戰敗投降的儀式），出城來到了鄧艾的大營前。

  鄧艾持節出迎，解開他們的捆綁，焚毀棺木，然後將劉禪君臣迎入了大帳之中。

  同日，鄧艾約束麾下將士，入城之後，不得擄掠，且要安撫百姓，恢復原有的正常秩序。然後，鄧艾參照東漢初年大將鄧禹「承制」（代表皇帝）拜隗囂為西州大將軍的先例，拜劉禪為「行驃騎將軍」，以劉璿為奉車都尉，諸王為駙馬都尉。

  同時，鄧艾又對蜀漢百官進行了重新任命，根據其原有職位高低，分別授予魏國的官職，有的直接納入了自己的麾下。此外，鄧艾又命師纂領益州刺史，以部將牽弘等人分領蜀中各郡太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種種舉措，是超出鄧艾職權範圍的。

  鄧禹當年給隗囂封官，是真的奉了光武帝劉秀的旨意，而如今鄧艾大肆任命原蜀漢君臣和自己麾下的將領，卻是他自作主張，事先根本沒有向魏國朝廷和司馬昭請命。

  此舉，無疑給鄧艾接下來的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要樹立權威，光封賞官職是不夠的，找一兩個「壞蛋」來收拾也十分必要。於是，鄧艾鎖定了權宦黃皓，很快就將其逮捕，扔進了死牢，準備擇日誅殺。

  然而，在蜀漢朝廷弄權多年的黃皓，手上多的是黃白之物。他以重金賄賂了鄧艾的左右親信，最終居然逃走了。史書後來再沒有關於此人的記載，只說「卒以得免」，就是僥倖逃過了一死。

  對蜀漢滅亡負有重大責任的這麼一個大奸大惡之人，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反倒溜之大吉，實在是極大的諷刺。

  蜀國就這樣一朝覆滅了，可身在前線的姜維卻一無所知。

  當時，姜維只得到了鄧艾入蜀、諸葛瞻戰敗的消息，卻根本不知皇帝劉禪的行止。因擔心劉禪和朝廷的安危，姜維立刻率部撤出劍閣，馬不停蹄地趕到了巴中（治今四川閬中市），準備救援成都。

  鍾會命部將胡烈一路追擊。

  數日後，姜維進抵郪縣（治今四川中江縣東南），終於在這裡接到了劉禪命他投降的詔令。姜維萬般無奈，只能奉詔，隨即命部眾全部放下武器，並把自己的大將軍符節就近交給了魏將胡烈，然後掉頭與廖化、張翼、董厥等人會合，一同前往鍾會大營投降。

  家國社稷竟然眨眼間就沒了，蜀軍將士大為激憤，紛紛「拔刀斫石」，在石頭上劈砍，以發泄心中悲憤。

  隨後，蜀漢各郡縣、要塞陸續接到了劉禪的投降詔令，遂相繼放下武器投降。

  東吳得知蜀漢已經滅亡，趕緊命丁奉等人全部班師。

  同年十二月底，魏國朝廷（司馬昭）因滅蜀之功，擢升鄧艾為太尉，增加食邑兩萬戶；擢升鍾會為司徒，增加食邑一萬戶。

  以一人之力在旬月之間滅掉一國，這在歷史上是比較罕見的，堪稱不世之功。

  所以，鄧艾忍不住就飄了。

  進入成都後，他動不動就在蜀地的士大夫們面前自我誇耀，說：「諸君幸好是碰到我鄧艾，才能有今天。假如是遇到吳漢之輩，你們早就屍骨無存了。」

  吳漢是東漢開國名將，曾率部攻入巴蜀，掃滅公孫述，然後縱兵燒殺擄掠，血洗成都。如今鄧艾入城後，的確秋毫無犯，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心存仁慈，而是劉禪沒有像當年的公孫述那樣頑強抵抗。前提不一樣，結果自然不同。鄧艾如此誇耀，顯然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劉禪主動投降這一前提。

  另外，鄧艾還時常對人說：「姜維固然是一時雄傑，但碰到我，他就計窮了。」

  這話其實不算吹牛，從這些年雙方在隴西的交手來看，鄧艾確實是姜維的克星。但是，古人常說「謙受益，滿招損」，卻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本事大的人最容易遭到別人的羨慕嫉妒恨，所以越有本事越要謙虛、低調、內斂，才能儘量化解他人的嫉恨，避免給自己帶來麻煩；倘若因為本事大就拼命炫耀，那只會加劇他人的嫉恨，從而給自己招來禍患。

  在一般的人際交往中尚且如此，在爾虞我詐的職場和官場上，就更是如此了。

  此時的鄧艾雖然建立了舉世無雙的大功，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功高」的後面往往緊跟著兩個字——「震主」。所以熟讀歷史的人，或者深諳老子智慧的人，越是在這種時候，越是會戰戰兢兢，如臨如履，腦子裡要麼盤旋著「為而不恃，功成弗居」這八個字，要麼就是「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這八個字。

  在這方面，歷史上的正面典型就是功成身退的范蠡，反面典型就是功高震主的韓信。

  鄧艾若是明智的話，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把益州交給別人（比如鍾會），然後立刻回洛陽，把滅蜀的功勞讓給鍾會，把手中的兵權交還朝廷，最後乖乖待在家裡，等候領導的下一步指示。

  倘若如此，鄧艾後面就不會死得那麼難看了。

  遺憾的是，他非但沒有這麼做，反而變本加厲地試圖建立更大的功勞——把東吳也一塊滅掉！

  為此，他專門寫了一道奏疏，向司馬昭呈上了自己的滅吳大計：

  「發動戰爭，有一種情況是先製造聲勢，令敵人屈服，其次才是真正用兵。如今，我軍可乘滅蜀之勢，籌劃滅吳之戰。眼下吳國朝野震恐，正是席捲之時。不過，我軍剛打過大戰，將士疲勞，無法立即投入戰鬥，不妨稍為延後。我的建議是，大軍班師回朝時，留下隴右兵團兩萬人、巴蜀兵團兩萬人，然後以鹽鐵的收入，作為軍費和屯墾的費用，繼而大造舟船，準備順流東下。到時候，再派使節到吳國，對其曉以利害，吳國必定歸化，如此便可不戰而定。

  「現在，我們應該厚待劉禪，給孫休做個榜樣。我建議封劉禪為扶風王，賞賜給他財產，提供給他僕從。扶風郡有當年董卓修築的塢堡，可做他的宮舍，再封其兒子們以公侯之爵，把扶風郡及所屬各縣，作為他們的食邑，以彰顯劉禪歸命之後的榮寵。至於吳國這邊，可將廣陵、城陽二郡改成封國，以待孫休。如此，東吳必然畏威懷德，望風而從！」

  平心而論，鄧艾的上述計劃是頗為可行的。他固然立功心切，但僅就該計劃而言，主要還是出於為朝廷分憂的公心。換言之，其對魏國和司馬昭的拳拳忠心是毋庸置疑，也不能抹殺的。

  然而，計劃沒錯，錯的是提計劃的人。

  假如該計劃是由魏國任意一位朝臣提出來的，估計都會得到司馬昭的讚許，可提計劃的人偏偏是鄧艾，這就很容易令司馬昭滿腹狐疑、浮想聯翩了。

  你鄧艾剛剛立下滅蜀的不世之功，又大包大攬地想把東吳也一併滅掉，胃口是不是太大了？假如連吳國也被你滅了，那你豈不是成了一統天下的蓋世英雄，將把司馬昭置於何地？退一步說，就算司馬昭有這個肚量，容得下你這個大功臣，可你之前沒跟朝廷打半點招呼就大肆任命官員是幾個意思？你還有沒有把領導和組織紀律放在眼裡？現在又提議留下四萬兵馬，並打算掌握鹽鐵收入，那是不是意味著益州的軍政和財政大權都被你一手掌控了？萬一你不去打東吳，而是打算封疆裂土，自個兒在益州當土皇帝怎麼辦？

  還有，該封給劉禪（包括日後的孫休）什麼爵位，給予何種待遇，是司馬昭獨有的權限，什麼時候輪到你鄧艾指手畫腳、越俎代庖了？更不用說你還有一個頂頭上司鍾會呢，把人家徹底晾在一邊合適嗎？你如此越級上報，相當於架空了鍾會，這不是在製造矛盾，給大領導司馬昭出難題嗎？

  總之，鄧艾的這個計劃一提，只能招致司馬昭的反感，並加深他的猜忌和警惕。

  所以，司馬昭都懶得給鄧艾回復，只命監軍衛瓘轉達了八個字的口信，說：「事當須報，不宜輒行。」（《三國志·鄧艾傳》）

  意思就是：做任何事，都應該事先奏報，不應擅自做主，想做就做。

  這口氣，分明就是在批評和敲打了。稍有點政治敏銳性的人，此時就該乖乖閉嘴，然後趕緊想辦法補救了。

  可早已被勝利沖昏頭腦的鄧艾，卻喪失了混跡官場最起碼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反而覺得自己有大功於天下，那就無須事事奏報，理應擁有「便宜行事」之權。

  於是，鄧艾不顧司馬昭的反應，再度上疏，自我辯解道：

  「我奉命出征，都是遵照指示行事。如今元兇首惡已經俯首稱臣，至於『承制』任命官職，是為了安定剛剛歸附的人心，我認為是合乎權宜的措施。如今蜀國舉眾歸命，使我朝的疆域擴至南海，東接吳會，那就應早日將東吳平定。倘若等待詔命，道路往返，勢將拖延時日。《春秋》大義認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如今吳國尚未臣服，疆域卻與巴蜀相連，不應拘泥常規，從而喪失時機。《孫子兵法》也說：『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我雖然沒有古人那樣的節操，但絕不會為了避嫌而損害國家大計！」

  鄧艾的這道奏疏，若單純從軍事角度來看，沒有任何毛病，甚至還應該為他的勇於任事、不計個人得失點個大大的贊。可問題在於，世上哪有什麼單純的事？軍事和政治又如何能截然分開？身為魏國實際執政者的司馬昭，對幾年前的諸葛誕叛亂仍記憶猶新，又怎麼可能單純從軍事角度看待鄧艾的這番言論？

  若換個角度，從政治上看，這道奏疏可以說從頭到尾都充斥著八個字——居功自傲，目無領導。

  至少在司馬昭看來是這樣。

  你鄧艾大掉書袋，左一句《春秋》大義，右一句《孫子兵法》，說白了不就是師心自用、獨斷專行、不願聽從朝廷號令嗎？才打下一個蜀國就把尾巴翹上天了，再讓你打下吳國，那得嘚瑟成什麼樣子？你會不會索性就割據自立，跟朝廷分庭抗禮了？

  所以，司馬昭完全有理由懷疑，這個鄧艾大有成為諸葛誕第二的潛質。既如此，那他當然就要設法把這場潛在的叛亂扼殺在萌芽狀態了。

  而此時此刻，打算收拾鄧艾的絕不止司馬昭一個。

  那個先是被鄧艾搶走大功，繼而又被他架空的頂頭上司鍾會，無疑比任何人都更想弄死鄧艾。

  至此，鄧艾已經在劫難逃，只剩死路一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