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三國歸晉--劉禪樂不思蜀,孫休猝然駕崩
2024-09-26 04:11:59
作者: 王覺仁
孫休除掉權臣孫,奪回旁落的天子大權後,東吳帝國終於獲得了久違的安寧。然而,東吳並未就此走向中興。因為孫休固然算是一個合格的皇帝,但絕非開拓進取的有為之君;而他奪回實權後提拔的兩個親信,也都是貪圖私利的庸碌政客,皆非匡扶社稷之能臣。
這兩個親信,一個就是左將軍張布,誅滅孫後兼任了中軍督,掌握了宮禁之權;還有一個叫濮陽興,曾任會稽太守,在孫休當琅邪王(住在會稽)期間對孫休照顧有加,所以孫休這回便投桃報李,一下就把濮陽興提到了丞相的高位,讓他總攬了軍國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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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張布和濮陽興這兩個藩邸舊臣,從此就成了東吳百官中最有權勢的人。用《資治通鑑》的說法,就是「二人皆貴寵用事」——張布「典宮省」,主內廷;濮陽興「關軍國」,主外朝。二人一內一外,「以佞巧更相表里」,就是勾結在一塊,巧言諂媚皇帝,以鞏固到手的權力和地位。
對此,吳國臣民無不深感失望。
本以為孫休奪回大權後,可以撥亂反正,重振朝綱,不料他重用的這兩個人,卻是沆瀣一氣的貪權庸碌之輩,那吳國的未來還有什麼指望?
孫休喜歡讀書,他甫一即位,便於建業設立了太學博士制度,設置了五經博士(為後世南京太學之濫觴),可以說對東吳的文教事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眼下除掉了權臣孫,孫休的心情大為輕鬆,便決定召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沖定期入宮,與他們探討學問。
沒想到,孫休的這一決定,卻遭到了張布的強烈反對。
皇帝無非就是想跟兩位學者談經論道,純屬人畜無害之事,張布憑什麼反對?
原因很簡單,學者通常秉性正直,敢於放膽直言,而張布掌權之後,沒少以權謀私,他擔心這兩人一旦入宮講學,很可能會把他的違法亂紀之事捅給皇帝,於是便極力阻止。
孫休也是聰明人,一眼就看穿了張布那點小心思,便道:「孤自涉獵學問以來,把該讀的書都讀遍了,召韋昭他們入宮,也不過是溫習溫習罷了,又有什麼問題呢?你恐怕是擔心他們道出某些朝臣的劣跡,才不想讓他們入宮吧?其實對於這種事,孤早就心裡有數,大可不必等他們說才知道。」
張布聞言,大為惶恐,趕緊躬身謝罪,然後辯稱自己不是擔心這個,而是擔心研究學問會妨礙政務。
孫休道:「政務與學問,是兩回事,並不會互相妨礙。這件事沒有錯,可你卻認為不宜,想必你是懷疑孤表面上探討學問,實則另有所圖吧?真想不到,你如今當權了,竟拿這一套用在孤的身上,實在很不應該啊!」
皇帝這話說得相當不客氣,張布越發驚惶,且無言以對,只好跪伏在地,不住叩頭。
孫休見狀,這才放緩了口氣,道:「只是讓你明白點兒事理罷了,何至於叩頭呢?你對孤的忠誠,朝野皆知。孤今日能坐在這大位上,都是你的功勞。《詩經》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凡事要有個好的結局,實在很難,希望你能善始善終啊!」
打個巴掌,給顆糖吃;再打個巴掌,再給顆糖吃。這就是典型的恩威並施的帝王術。孫休簡簡單單幾句話,就把張布收拾得服服帖帖。可見,不論張布還是濮陽興,若只是在私底下搞搞貪腐,孫休大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他們要是敢學孫擅權亂政、架空皇帝,那大概率會吃不了兜著走。
孫休最後勸張布要善始善終,分明就是在警告和敲打了。
就此來看,孫休顯然不是一個可以隨便糊弄的皇帝。在他任內,東吳再出現諸葛恪、孫峻、孫這樣的權臣幾乎是不太可能了。不過,孫休還是不敢對此掉以輕心。儘管讓韋昭、盛沖入宮講學一事,他大可予以施行,不必再理會張布,但是最終,為了不讓張布心生疑懼,孫休還是取消了入宮講學之事。
不論人們認為孫休此舉是出于謹慎還是被迫妥協,總之,這件事的結果充分表明,時至今日,經歷了一連串政治亂象的東吳帝國,朝廷重臣與皇帝之間已經達成了某種微妙的勢力平衡。也就是說,雙方對於「權力擴張」這種事都保持著必要的克制,重臣不敢一手遮天架空皇帝,皇帝也不敢大權獨攬乾綱獨斷。
一言以蔽之,這就叫「麻稈打狼兩頭怕」。
從避免政治亂象的消極角度來看,這是好事;但若是從社稷中興的積極角度來講,這就是壞事了。因為一個君臣之間相互防範,且彼此為了保權固位而大打太極推手的朝廷,還有誰能把精力放在謀求百姓的福祉和國力的強大上呢?
蜀漢滅亡後,有兩位駐守在外的大將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一個是巴東太守羅憲,當時率部鎮守永安;一個是建寧太守霍弋,時駐南中。
先來看羅憲。
當魏軍兵逼成都的消息傳到永安時,當地吏民人心惶惶,謠言四起,都說成都亂了。羅憲命人抓了一個造謠者,二話不說就把他砍了,老百姓才嚇得不敢再傳謠。不過很快,官方消息就到了。劉禪的一道手敕送抵永安,命羅憲放下武器,投降於魏軍。
羅憲只能奉命,集合部隊撤出永安城,在城外驛站等了三天,可最後沒等到前來接收的魏軍,卻等來了吳軍企圖進犯的消息。當時的吳國眼看蜀漢亡了,就打著救援的名號,準備來趁火打劫。羅憲對左右說:「本朝傾覆,吳國與我唇齒相依,如今不同情我們的遭遇,反倒背棄盟約,貪圖利益,實在不仁不義。況且我們蜀漢亡了,吳國又能拖多久呢?我怎麼可能做吳國的降虜!」
隨後,羅憲率部回城固守,一邊加強防禦,一邊激勵將士,誓與城池共存亡。
緊接著,吳國又得到了鄧艾、鍾會死於兵變的情報,認為益州「百城無主」,遂決意吞併巴蜀。
東吳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曹魏景元五年)二月,孫休撕掉了「救援」的假面,命大將步協(步騭之子)率部西侵,圍攻永安。羅憲的部眾只有兩千人,擔心難以抵禦,便命參軍楊宗突圍北上,向魏安東將軍陳騫求救,同時又把麾下所有文武官員的印綬及自己的一個兒子(作為人質)送往洛陽,向司馬昭表達投誠之心。
羅憲的兵力雖少,但戰鬥力不可小覷,在吳軍的圍攻下竟然打了一場漂亮的防守反擊,大破步協所部。孫休聞訊大怒,立刻命鎮軍將軍陸抗率三萬人增援步協。
讓孫休沒想到的是,吳軍以十幾倍於羅憲的絕對優勢兵力,圍著永安打了將近半年,卻愣是攻不下來。不過,羅憲所部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至同年六月,城內守軍的傷亡和患病人數已經過半,眼看就要撐不下去了,魏國援軍仍遲遲不到。有人勸羅憲放棄城池、突圍而走算了,羅憲說:「我身為城主,一城百姓皆仰賴於我,若在危險時不能保護他們,面臨急難時棄他們而去,非君子所為,我寧可死在這裡!」
所幸,在陳騫的請求下,司馬昭終於發兵,命時任荊州刺史的胡烈率兩萬步騎進攻西陵。西陵是陸抗的防區,此舉顯然是「圍魏救趙」,目的就是迫使陸抗回防。同年七月,陸抗擔心腹背受敵,遂解圍而去。
羅憲因守城之功,隨即被司馬昭拜為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仍駐守永安。
再來看建寧太守霍弋。
早在魏軍大舉南下時,駐守南中的霍弋便主動要求北上,希望加強成都的防禦。但劉禪認為北邊防線自有部隊守御,拒絕了他的請求。後來,得知劉禪降於鄧艾、蜀漢一朝覆滅,霍弋大為悲憤,遂身著喪服,哭泣三日,為滅亡的社稷舉哀。
隨後,諸將都勸他儘早派人去向魏軍呈上降表。霍弋說:「如今道路阻隔,不知主上安危,是戰是降乃是大節,不可草率。若魏國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也還不遲。但萬一主上受辱,身陷險境,我將以死拒敵,有何早晚可言?」
是年三月,霍弋終於得到劉禪離開成都、東遷洛陽的消息,這才向魏國朝廷正式遞上降表,稱:「臣聽說,人生在世,有三位尊長:父、母、君王,而侍奉他們的道理都是一樣的。三者有難,則為他們效死。如今,臣的國家敗亡,主上也已歸附,臣無從效死,所以向朝廷投誠,從此絕無二心。」
司馬昭見到降表後,對其節操十分嘉許,遂拜霍弋為南中都尉,仍命他留守該地。
而此時此刻,亡國之君劉禪已經舉家走上了東遷洛陽之路。因時局混亂,擾攘倉促,所以劉禪啟程時,文武百官皆未隨行,只有秘書令郤正和殿中督張通兩個人,舍下妻兒老小隨侍左右。
一路上,這個幾乎一輩子都待在深宮之中的劉阿斗,不得不從言談舉止各方面開始學做一個普通人。全靠郤正耐心引導,劉禪才不至於出錯鬧笑話。對此,劉禪不由慨然嘆息,深恨了解郤正太晚了。
曹魏景元五年三月,劉禪抵達洛陽。同月底,已晉爵晉王的司馬昭封了劉禪一個「安樂公」的爵位。「安樂」這個爵號,寓意固然吉祥,但安在一個亡國之君頭上,難免有那麼一絲譏訕之意。隨後的日子,司馬昭待劉禪也算不薄,時常請他聚宴。在宴會上,司馬昭還特別「有心」地安排了一些蜀地的歌舞伎樂。
身為亡國之人,在這樣的境遇下聽見熟悉的故鄉曲樂,正常人心裡都不會好受。所以,當時在座的劉禪子孫及其隨從,無不面露感傷,內心悽愴。唯獨劉禪一個人「喜笑自若」,絲毫沒有傷感之情。
司馬昭在一旁暗暗觀察,心裡頓時對這個劉阿斗鄙夷至極,忍不住對身旁的賈充吐槽,說:「人之無情,居然可以到這種地步!就算諸葛亮在世,也無法輔佐這樣的人並保他長久,何況是姜維呢!」
後來又有一次,司馬昭故意問劉禪:「是不是很思念巴蜀啊?」
劉禪竟然樂呵呵地回答:「此間樂,不思蜀。」(《三國志·後主傳》注引《漢晉春秋》)
這就是「樂不思蜀」這個典故的由來。
可悲的劉阿斗,已經成了司馬昭及魏國官員諷刺取笑的對象,儼然就是個「小丑」,可他自己卻渾然不知。
過後,郤正聽說了劉禪的那個回答,不禁替他汗顏,趕緊教他說:「晉王日後若再問起,你應該流著淚說:『先人墳墓,遠在巴蜀,每當向西遙望,不免心中悲愴,無日不思念巴蜀。』說完之後,就閉上眼睛,表示哀慟。」
這一年,劉禪已經五十八歲了,即便不考慮他曾經貴為一國之君,就當他是普通人,活到這把歲數,也早該懂這些起碼的人情世故了。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劉禪真的就是不懂。所以就苦了郤正,只能把他當成一個五歲孩子來教。
沒過幾天,司馬昭又請劉禪赴宴,然後又跟他提起了這個話頭。
這回,有了郤正給的「標準答案」,劉禪就老老實實地背了一遍,末了還不忘做出那個「閉上雙目,以表哀慟」的標準動作。不料,精明過人的司馬昭居然把他看穿了,說:「你這話,怎麼那麼像郤正的口氣啊!」
劉禪大吃一驚,睜開眼道:「誠如閣下所料。」
在座的魏國官員們終於憋不住了,頓時發出哄堂大笑。
這一刻,想必劉禪的臉上,一定也會露出一個尷尬而憨厚的笑容。然而他的尷尬,肯定不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成了司馬昭等人的笑料,而是他覺得自己學郤正的話沒學好,穿幫了。換言之,以劉禪的智商,在這種情境下,他的內心頂多就是有一些難為情,而絕對不會有一絲悲涼和苦澀。
當然,從做一個寓公安度餘生的角度講,劉禪感受不到正常人都會有的悲愴和痛苦,反而是一種幸福。說到底,不管是當初在成都當皇帝,還是如今在洛陽做寓公,只要有聲色犬馬供他娛樂,劉禪的逍遙日子都照樣過,絲毫沒什麼損失。至於什麼「興復漢室」「北定中原」,那都是諸葛亮和姜維那些人該操心的事,似乎從來與他劉阿斗無甚干係。所以「樂不思蜀」又何妨?憑什麼他就不能樂樂呵呵地享受這安安穩穩的幸福呢?
與其「人間清醒」,卻活得痛苦不堪,不如難得糊塗,擁抱每天的「小確幸」。反正百年之後,誰又不是荒郊野外的一抔黃土呢?
西晉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在洛陽做了七年寓公的劉禪壽終正寢,享年六十五歲。
就在劉禪東遷洛陽的這一年七月,吳帝孫休突然發病,且病情兇猛,一下就不能說話了。他以手書急召丞相濮陽興進宮,然後命太子孫(wān)出來拜見。孫休躺在病榻上,用一隻手抓著濮陽興的手臂,用另一隻手指著孫,意思就是託孤了。
同月二十五日,孫休病逝,年僅三十歲。
正值盛年的皇帝突然駕崩,而太子孫年紀尚幼,剛剛安穩了幾年的東吳又走到了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
當時的情況是,蜀漢滅亡了,東吳朝野難免有唇亡齒寒之憂;此外,交趾一個叫呂興的郡吏又於去年五月殺死郡守,發動了叛亂。值此內憂外患之際,若立年幼的孫為帝,危險係數無疑會大大增加。所以,要保證東吳社稷的穩定,唯一的辦法,就是違背孫休的遺願,放棄孫,改立一個年長之君。
為此,一個叫萬彧的左典軍(左翼禁軍統領)極力建議,應由烏程侯孫皓入繼大統。這個萬彧曾任烏程縣令,與孫皓私交甚篤,所以他的舉薦,雖不能說完全沒有公心,但出於私利的成分更大。
孫皓是故太子孫和之子,時年二十三歲,不論身份還是年齡,應該說都是皇帝的合適人選。萬彧遂屢屢向濮陽興和張布建言,稱孫皓「才識明斷」,大有當年孫策之風,且既好學又奉公守法云云。濮陽興和張布商議之後,也覺得可行,就向太后朱氏請示。
朱太后說:「我一個寡婦人家,又怎知社稷大事?如果對吳國無害,且令宗廟有所依賴,就行了。」
於是大計遂定。同月,東吳朝廷迎立孫皓為帝,改元元興。
孫皓上位伊始,便表現出了大有作為的「明主」氣象,令東吳朝野頗感驚喜。史稱其「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三國志·孫皓傳》注引《江表傳》)。
就是說,孫皓一登基,便發布寬仁的政策,撫恤士人百姓,大開糧倉,賑濟貧民,並將大批宮女遣送出宮,許配給無妻者,還把跑到禁苑中的禽獸悉數放歸山野。所以當時的東吳臣民,無不交口稱讚,都說孫皓是一位明主。
然而,讓濮陽興、張布和東吳臣民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一切,都是假象。
孫皓很聰明,他知道自己從一個小小的烏程侯驟然成為皇帝,在朝中毫無根基,所以必須得做這樣一番表演,才能收攬人心、鞏固權位。
而既然只是表演,那就有卸下偽裝、暴露本來面目的時候。沒過多久,孫皓的這場「明主秀」便戛然而止了。東吳臣民萬分驚訝地發現,孫皓的本來面目非但與所謂的「明主」相去甚遠,而且大有「昏君暴君」的潛質!
用《三國志》的說法,孫皓「既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因而令「大小失望」。就是說,孫皓得志後就開始猖狂,驕傲粗暴,不可一世,且性情猜忌,貪戀酒色,因此朝野上下無不大失所望。
對此,最為痛心疾首且後悔不迭的,非濮陽興和張布莫屬。
這兩位宰執重臣,本來可以按照孫休的遺願,擁立幼主,然後穩穩噹噹地做他們的顧命大臣,這輩子便能權力常保、富貴無憂了。可偏偏他們出於一念公心,擁立了這個看上去成熟穩重的孫皓,不料竟是這種結果。
事已至此,後悔無益,濮陽興和張布只能想辦法亡羊補牢——既然這小子不行,那就廢掉他,再換一個行的上來。
可是,還沒等他們採取行動,便有人跟孫皓打了小報告。
東吳元興元年(公元264年)十一月初一,孫皓突然命人將入宮參加朝會的濮陽興和張布雙雙逮捕,同日將他們流放廣州,然後剛一上路就把他們殺了,旋即夷滅了二人的三族。
孫皓的反應之迅速、行動之果斷,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此時距孫皓上位,才剛剛過去三個月。
同日,孫皓便任命自己的岳父滕牧(滕胤族人)為衛將軍、錄尚書事,令其一舉掌控了京畿的衛戍部隊及朝廷的機要大權。
孫皓在此次行動中表現出的剛猛果決,足以證明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倘若他把這樣的能力用在國計民生上,那東吳的中興就指日可待了。只可惜,孫皓並不關心國計民生。他喜歡幹的事情,自始至終只有兩件:一是肆意殺戮,二是窮奢極侈。
最終,孫皓只能作為一個昏庸暴虐的亡國之君,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