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魏國境內接連出現了一番祥瑞：先是在寧陵縣（治今河南寧陵縣東南）的一口水井中，有人看見了兩條黃龍；接著在頓丘（治今河南清豐縣西）、冠軍（治今河南鄧州市西北）、陽夏（治今河南太康縣）三地，又陸續有人看見了井中之龍。

  群臣紛紛向少帝曹髦道賀，認為這是吉祥之兆。

  然而，時年十九歲的曹髦登基已經五年，不再是當初那個莫名其妙被擁上皇位的懵懂少年了。這五年來，每天坐在天子御榻上的他，非但絲毫感受不到身為皇帝的尊貴與威嚴，反倒每時每刻都在咀嚼大權旁落的無奈與屈辱。

  所以，眼下一連串「見龍於井」的所謂祥瑞，於他而言，實在充滿了嘲諷的意味——與其說這是他曹髦的祥瑞，還不如說是人家司馬昭的。

  

  面對群臣的道賀，曹髦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龍者，乃君王之象徵，可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屢屢屈身於井中，恐怕不是什麼吉祥之兆啊！」

  隨後，曹髦又意味深長地寫了一首《潛龍詩》，聊以自嘲。歷史上真實的《潛龍詩》，據說已經失傳。後世流傳的版本，只見於《三國演義》的記載，很可能出自羅貫中之手，不過寫得倒是十分貼合曹髦的心境：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于田。

  蟠居於井底，鰍鱔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大意是：可憐的龍受困了，不能躍過深淵，上不能飛向九天，下不能棲息于田。龍困在了井底，連泥鰍鱔魚都敢在它面前肆意亂舞，而龍只能藏牙縮爪，可嘆我也跟它一樣！

  曹髦如此公然吐槽，痛快倒是痛快了，可非但無助於擺脫困境，反倒把真實的內心暴露給了司馬昭。據說司馬昭見到這首詩後，就十分不悅。這對曹髦顯然是很危險的。

  為《資治通鑑》作注的胡三省對此評論道：「帝有誅昭之志，不務養晦，而憤郁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掩，蓋亦淺矣。」意思是曹髦雖有誅殺司馬昭、奪回大權的志向，但卻不懂得韜光養晦，只顧把憤怒鬱悶發泄在言辭上而不知掩藏，終究還是太淺薄了。

  的確，像曹髦這種皇族貴胄，從小養尊處優，書固然讀得不少，但現實的政治鬥爭經驗卻嚴重匱乏，因此很容易養成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毛病。

  這樣的人面對困境，是不大可能韜光養晦的，而只會在情緒驅動下做出一些任性使氣的衝動行為，最終導致悲劇的發生。

  在寫出《潛龍詩》一年後，年滿二十歲的曹髦見自己「威權日去」，終於「不勝其忿」，遂於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初七，對司馬昭發起了一場無異於自殺的行動。

  這一天，曹髦忽然把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位近臣召到面前，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日當與諸卿一起行動，我要親自討伐司馬昭。」

  三位姓王的近臣一聽，頓時都嚇了一大跳。

  王沈和王業對視了一眼後，沉默不語，只有王經開口道：「從前，魯昭公不能忍受季氏專權，發兵討伐，卻敗走失國，為天下笑。如今，大權握於司馬昭之手，為時已久，朝野上下皆願為之效死，沒有人在乎順逆之理，這種狀況已非一日。何況，宮中的宿衛禁軍兵力薄弱，陛下拿什麼去討伐？一旦發動，非但無法剷除痼疾，反倒只會加深！其後果不堪設想，望陛下重新考慮。」

  然而，此刻曹髦心中的憤怒已如岩漿噴發，斷然不是聽幾句道理就能止息的。他從懷裡掏出早已預備好的一道討伐詔書，狠狠擲在地上，怒道：「我意已決！就算是死，又有何懼？何況還不一定會死！」

  說完，曹髦立刻前去稟報太后，準備說完就動手。趁此間隙，王沈和王業一溜煙跑出了宮，跟司馬昭告密去了。臨走前，他們叫王經一塊跑，可王經明知曹髦必敗無疑，卻不願像王沈和王業一樣賣主求榮，遂堅持不走。

  這個王經，就是幾年前在洮西被姜維所敗，後又被圍於狄道、險些喪命的那位。此人打仗雖然不怎麼樣，但忠義的氣節還是值得稱道的。

  緊接著，行動開始。曹髦拔出佩劍，登上天子車輦，親自帶著數百部眾，準備殺出皇宮，進圍司馬昭府邸。

  說是部眾，其實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罷了。裡頭有一部分是殿中侍衛，一部分是仆童，還有一些則是上了年紀的蒼頭雜役。

  司馬昭的弟弟、時任屯騎校尉的司馬伷最先得到事變的消息，率部趕來阻截，恰好在東止車門與曹髦遭遇。曹髦的左右先聲奪人，厲聲斥責司馬伷。皇帝的威嚴多少還是管用的，司馬伷的部眾不敢動手，旋即一鬨而散。

  隨後，曹髦率眾來到了宮城的南闕。出了此門，便可直撲司馬昭宅邸了。可就在這時，中護軍賈充率部從宮外沖了進來，雙方遂在宮門展開混戰。曹髦頗為英勇，手執長劍，指揮車輦往前直衝。賈充的部下不敢冒犯皇帝，紛紛退卻。

  眼看皇帝就要殺出宮了，跟隨賈充的太子舍人成濟忙問：「事態緊急，該怎麼辦？」賈充冷冷道：「司馬公平時養著你們，正是為了今日。今日之事，還有什麼可問的？！」

  成濟聞言，遂不再遲疑，揮刀直刺曹髦。只見寒光閃過，刀刃準確刺入了曹髦胸膛，並穿胸而過，自後背透出。曹髦栽落車下，當場殞命。

  司馬昭得到皇帝被弒的消息，大驚失色，竟一下仆倒在地，悚然道：「天下其謂我何！」（《三國志·曹髦傳》注引《漢晉春秋》）

  天下人會怎麼說我！

  司馬昭此刻的驚惶應該不是裝出來的。因為他的本意，肯定不是想殺曹髦，而是將其生擒，然後再予以廢黜。不料手下人竟然自作主張把皇帝殺了，這就令事態脫離了司馬昭的掌控，並且後果也變得極其嚴重——在古代，「弒君」絕對是天底下最嚴重的罪行，沒有之一！

  儘管沒有人敢來追究司馬昭的罪責，但「弒君」這一千古罵名，司馬昭算是背定了。這無論如何，都會讓他這些年來極力打造的完美人設出現一個巨大的瑕疵。雖然這一瑕疵並不足以影響司馬家族代魏自立的大計，但還是會對司馬氏的聲譽造成很壞的影響，這當然是司馬昭最不願看見的。

  很快，司馬昭的叔父司馬孚也聽聞噩耗，立刻趕到南闕，抱起曹髦的屍體，失聲痛哭道：「殺陛下者，臣之罪也！」

  如果說司馬昭的驚惶大抵出於實情，那麼司馬孚在南闕前這放聲一哭，究竟是真心還是作秀，恐怕就要打上一個問號了。

  當天，司馬昭立刻召集群臣入宮開會，對此突發事件進行善後，以安定朝野人心。

  百官之中，唯一不肯入宮開會的，便是早前在西部邊陲縱橫沙場、此時入朝擔任尚書左僕射的陳泰。司馬昭當然不允許有人無故缺席，因為這無異於在對他表達無聲的抗議，便命陳泰的舅舅荀（荀彧之子）去叫他。

  雖然舅舅出馬，但陳泰還是不給他面子，只冷冷道：「世人都說我比不上舅父，如今看來，是舅父不如我啊！」

  言下之意，就是諷刺荀沒有氣節。

  然而，這種時候講氣節，那可是要面對權臣司馬昭的屠刀的，輕則人頭落地，重則三族被夷滅，值得嗎？

  正是出於這樣的恐懼，陳泰的一家老小瞬間全都圍了上來，異口同聲地逼他入宮。陳泰無奈，只好妥協。

  入宮後，見到司馬昭，陳泰一言不發，只有滿臉的悲痛之色。司馬昭強行擠出了幾滴鱷魚眼淚，嘆道：「玄伯（陳泰字）啊，你說我該怎麼辦？」

  陳泰道：「只有斬了賈充，才稍微可以謝天下。」

  賈充是司馬昭的心腹，若是殺他，不僅是斷司馬昭一條臂膀，更無異於打司馬昭的臉。司馬昭當然不會接受。他默然良久，才道：「再想一個退而求其次的辦法。」

  陳泰道：「讓我說，我就只有進一步的辦法，沒有什麼退一步的辦法。」言下之意，要是不殺賈充，那就只有你司馬昭自裁以謝天下了。

  司馬昭聞言，臉色「唰」的一下就黑了，只好悻悻閉嘴。

  當然，沒有陳泰的支持，司馬昭照樣可以從容善後。

  要堵住朝野上下的悠悠眾口，最簡單、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迫使郭太后下一道詔令，把曹髦描黑，把司馬昭描紅，這事兒就算完了，也沒那麼複雜。

  隨後，在司馬昭的逼迫下，郭太后不得不下詔，歷數曹髦的種種罪狀，說他「情性暴戾，日月滋甚」（《三國志·曹髦傳》），處心積慮想殺她，曾拿箭射她的寢宮，險些射中了她；還說曹髦買通她左右的人，準備在她喝的藥中下毒。她忍無可忍，主動要求司馬昭廢黜曹髦，前前後後說了「數十」次，可司馬昭卻宅心仁厚，說曹髦年紀還小，要給他時間，讓他改惡從善云云。

  沒想到，曹髦竟怙惡不悛，非但不改其惡，反倒因醜行敗露而起兵，準備先殺太后，再殺司馬昭。總之，都是曹髦自己「悖逆不道」，才會「自陷大禍」，怪不了任何人，更怪不到大將軍司馬昭頭上。

  最後，郭太后宣布將曹髦廢為庶人，以庶民之禮埋葬，同時聲稱王經「凶逆無狀」，應將其本人和家屬全部逮捕，押到廷尉寺問罪。

  毫無疑問，上述種種，全是司馬昭的誣陷之詞，沒有一句是真的。而詔令最後宣布的處理結果，當然就更是司馬昭的「旨意」了。

  王經及家屬被捕時，他因連累家人而萬分愧疚地向母親謝罪。其母卻毫無懼色，笑著對他說：「人生在世，誰能不死呢？就怕死得沒有意義；若因忠義而死，何恨之有！」

  雖然此時的曹魏社稷已經搖搖欲墜，改朝換代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像王沈、賈充、成濟這些「識時務者」，才會爭先恐後去抱司馬昭的大腿，但還是有王經及其母親這樣的忠義之士，願意用生命去捍衛自己心目中的大義。

  正如前文一再強調的，當我們看到古人的這些忠義故事時，著眼點如果放在他們所效忠的對象上，很可能會視他們為「愚忠」，認為他們死得毫無意義。可我要說，這樣的理解太過僵化了。在古代，由於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嚴格的「國家」概念，所以君主就代表了國家。因此，古人所講的忠君，就等同於我們今天所講的愛國；而古人誓死捍衛君王社稷的精神，就等同於我們今天為了民族和國家大義而奉獻犧牲的精神。

  捍衛的具體對象可以因時空的變化而不同，但為了某種崇高的東西而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卻不應被忘記，更不應被鄙夷。

  王經和他的老母親（連同其他家人）被押赴鬧市斬首時，一個叫向雄的王經舊部在刑場旁失聲痛哭，其哀慟之情感染了在場的很多人。《資治通鑑》就用非常傳神的四個字，描繪了當時的情景——「哀動一市」。

  悲傷和哀慟感染了整個街市的人。

  人心是一桿秤，它是稱得出忠義的價值和意義的。王經及其家人無辜蒙難，固然是大不幸，但他們的忠義精神卻可以流傳千古，永遠被後人銘記。

  就此而言，王經及其家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與王經一家的悲慘遭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個賣主求榮的王沈，因告密之功，被司馬昭封為了安平侯。

  現實就是如此諷刺——恪守忠義的人被滿門抄斬，賣主求榮的人卻飛黃騰達。所以在這個世界上，願意成為前者的人總是鳳毛麟角，願意成為後者的人則如過江之鯽。

  不過，奉行現實規則的人也不見得都有好下場。比如親手刺殺曹髦的成濟，就成了這場弒君事件的「背鍋俠」，被司馬昭拿來用作平息公憤的一枚棋子，短短二十天後，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夷滅三族了。

  曹髦被弒次日，司馬孚上疏，請求用親王的禮儀予以安葬，郭太后（其實是司馬昭）允准了。同日，司馬昭命其子、時任中護軍的司馬炎前往鄴城迎接常道鄉公曹璜（稍後改名曹奐），準備立其為帝。

  曹奐是燕王曹宇之子，相當於明帝曹叡的堂弟，時年十五歲——又是一個不諳世事、可以任由司馬昭揉捏的少主。

  同年六月初二，曹奐來到洛陽，當天即位，改元景元。

  當這個十五歲的少年坐上御榻的時刻，他並不知道，自己將成為曹魏帝國的最後一任皇帝，最終只能以亡國之君的屈辱身份，被永遠記錄在史冊上；而短短五年後，當初去鄴城迎接他的這個年輕的將軍司馬炎，則將搖身一變，成為新王朝的開國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