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興大捷：諸葛恪走上人生巔峰

  孫權臨終前，雖然為幼子孫亮指定了五位顧命大臣，但這個顧命班子卻是個不穩定的「雙頭」格局。

  所謂雙頭，就是首席顧命諸葛恪與次席顧命孫弘。

  諸葛恪身為大將軍，在外朝位高權重；孫弘身為中書令，在內朝獨掌中樞。這兩個人碰到一塊兒，註定是誰也不服誰的。何況在此之前，兩人關係本就不好，用《三國志·諸葛恪》的說法，就是「弘素與恪不平」。

  所以，不論是出於自保還是奪權的動機，孫弘都不可能安分。就在孫權剛剛閉上眼睛的當天，孫弘便決定先下手為強了。

  他利用中書令的職權，秘不發喪，然後打算偽造一道詔書，誅殺諸葛恪。可孫弘萬萬沒料到，侍中孫峻表面上是他的屬下，其實屁股早就坐到了諸葛恪那邊。於是，他剛準備動手，孫峻立刻把情報傳給了諸葛恪。

  諸葛恪不動聲色，隨便找了個由頭，請孫弘前來議事。孫弘不知消息已經走漏，就來見諸葛恪，剛一落座，諸葛恪拔刀出鞘，一下就把他砍倒了。

  假如孫弘真是殺害潘皇后的幕後元兇，那麼這個報應也來得太快了。

  孫弘一死，吳國的內外大權自然全都落入了諸葛恪之手。

  隨後，諸葛恪正式發喪，並擁立太子孫亮（時年十歲）即位，同日大赦天下，改元建興。

  

  同年閏四月，諸葛恪晉位太傅，滕胤由太常擢升衛將軍，孫峻由侍中擢升武衛將軍、封都鄉侯，呂岱由上大將軍擢升大司馬。

  按東吳的官制，大司馬屬於上公，不僅比上大將軍和大將軍職位高，而且比三公之一的太傅還高。所以，從呂岱的這一升遷可以看出，雖然諸葛恪已經成為此刻東吳實際上的最高執政者，但他對德高望重的呂岱還是十分尊重的，並且也沒有因為呂岱之前的「失言」而記恨他，所以才會授予呂岱比自己還高的職位。

  緊接著，諸葛恪又實施了一系列讓東吳臣民拊掌稱頌的德政：

  第一，「罷視聽，息校官」。所謂「視聽」，就是孫權晚年設置的專門監視百官的特務機構；所謂「校官」，全稱是校事官，就是像呂壹那樣的特務。而諸葛恪現在做的，就是廢除了所有特務機構，遣散了所有特務。

  第二，「原逋責，除關稅」。就是免去百姓拖欠官府的田賦和捐稅，並撤銷了境內關隘對過往客商抽取的相關稅費。

  這些善政的實施，令諸葛恪贏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擁戴，以至「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三國志·諸葛恪傳》）。就是說諸葛恪每次出行，老百姓都會等候在街邊引頸而望，都想一睹他的儀容。

  收攬人心的工作告一段落後，諸葛恪立刻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樹立權威。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把目標鎖定為齊王孫奮。

  按《三國志·孫奮傳》記載，孫奮這個人比較不守規矩，出鎮武昌之後「數越法度」，於是就被諸葛恪抓來當了典型。

  諸葛恪以宗室親王不宜居住在長江沿岸的軍事重鎮為由，下令把齊王孫奮從武昌遷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把琅邪王孫休從虎林遷到丹陽郡（治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區）。

  在當時的東吳，武昌是朝廷經營多年的重鎮，繁華程度顯然遠遠高於豫章；而丹陽的郡治，則恰恰是在都城建業。所以，諸葛恪這一表面上一視同仁的舉措，其實相當於把孫奮從長江沿岸的一線大城市弄到了靠近山區的三四線小城市，卻把孫休從外地變相弄回了京師。如此厚此薄彼，針對孫奮的意味一目了然。

  對此，孫奮當然很不爽，便把諸葛恪的命令當成了耳旁風，愣是賴在武昌不走。

  諸葛恪當即寫了一封長信給孫奮，在信中軟硬兼施，先是苦口婆心地用大義勸說，繼而訓斥孫奮「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最後更是以被賜死的魯王孫霸為威脅，說：「大王應該深以魯王為戒，改變自己的行為，戰戰兢兢，盡力敬奉朝廷，這樣就沒有什麼要求不能得到。若把先帝的法令和教誨拋之腦後，懷著輕慢之心，那為臣寧可對不起大王，也不敢有負先帝遺詔；寧願受大王的怨恨，豈敢忘記先帝的威嚴，而使詔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這是古今大義，大王也明白其中道理。福運的降臨有一定的根源，災禍的降臨也不是一日而成，若其醞釀時毫不擔憂，將來必悔之不及。假如魯王早早接納忠直之言，常懷戒慎恐懼之心，那他就能享受無窮的福運，豈有滅亡之禍呢？」

  很顯然，話說到這兒，已經是赤裸裸的威脅了——膽敢違抗我的命令，孫霸就是你的下場，別以為我不敢！

  孫奮見信，頓時嚇得不輕，趕緊收拾金銀細軟，帶上家眷仆傭，乖乖往豫章而去。

  經此一事，東吳臣民們自然會發現，此時的吳國，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質疑或挑戰諸葛恪的權威了。

  孫權曾於黃龍二年，在巢湖修築了一道東興堤（今安徽巢湖市東南），目的是阻遏魏軍。但到了赤烏四年，因全琮在芍陂戰敗，魏國水軍勢力侵入堤壩以內，東興堤遂被東吳廢棄。

  諸葛恪認為這是一個戰略要地，不能棄守，遂於建興元年（公元252年）十月，調集部眾，在東興修築了比之前更大的堤壩；同時，在濡須水兩岸憑藉山勢修築了東、西兩座要塞，命將軍全端和都尉留略，各領一千人分別進駐西城和東城。

  吳國的這一舉動，自然引起了一個魏國前線大將的高度警惕。

  這個人就是魏鎮東將軍諸葛誕，當時駐守壽春。

  說起來也是有趣，這個諸葛誕，正是諸葛亮和諸葛瑾的堂弟；他們擁有一位共同的先祖，就是西漢名臣諸葛豐。同一個家族的兄弟，卻分別效忠於魏、蜀、吳三國，無怪乎有人認為——這是諸葛家族有意在三方押寶，不想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這當然是無稽之談，陰謀論的味道太濃，不值一駁。不過，諸葛三兄弟分別效力三方這件事，足以說明在亂世之中，血脈親情可謂蒼白如紙；往往是一句「各為其主」，就能讓原本十分親近的血緣關係變得形同陌路，甚至可以讓彼此刀兵相見。

  此時的諸葛誕，出於對魏國的忠心，立刻向司馬師提出了進攻吳國的計劃。他說：「吳國在東興修築兩城，這就是對我國的侵略，我們正好以此為由發起進攻。可命王昶攻擊江陵、毌丘儉攻擊武昌，在長江中上游牽制吳國的兵力，然後再派出精銳襲取東興二城，等到吳國援兵抵達，我軍已大獲全勝了。」

  就在諸葛誕建議出兵的同時，魏徵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也不約而同地向朝廷獻上了征吳之計。

  於是，四份出征計劃書同時擺在了司馬師的案頭，每個計劃當然都不一樣。

  有的主張以水軍為主，強渡長江；有的主張四路發兵，攻城略地；有的主張在邊境擴大武裝屯墾，靜觀時局演變。

  司馬師旋即找來尚書傅嘏，徵詢他的意見。傅嘏認為，擴大武裝屯墾的計劃比較可行，為此還羅列了七條理由。

  可是，司馬師覺得他的意見過於保守，決定採納諸葛誕的計劃，遂於十一月下詔，命王昶等人兵分三路，大舉攻吳。

  十二月初，魏國一共出動了十五萬大軍，在三個方向上同時對吳國發起進攻：

  西線，由王昶從新野（今河南新野縣）出兵，進攻江陵；中線，由毌丘儉從安城（今河南正陽縣東北）出兵，進攻武昌；東線為主攻方向，以司馬昭為都督，率胡遵、諸葛誕等部共七萬人，從壽春出兵，進攻東興。

  同月十九日，諸葛恪得到戰報，遂親率四萬人馬，由水路進發，晝夜兼程馳援東興。

  東興之戰就此打響。

  魏軍先行一步進入戰場，胡遵、諸葛誕下令各軍搭設浮橋，連接濡須水兩岸，然後在堤壩上紮營列陣，並分兵攻擊吳軍修建在山上的東、西兩座要塞。

  儘管魏軍人多勢眾，數十倍於吳軍，可這兩座要塞是吳軍新建的，不僅所在地勢異常險峻，且城高牆厚，很難在短時間內攻下。

  此時，諸葛恪的援軍還在路上。如果東興二城在援兵抵達之前陷落，那這一仗基本上就敗了。為了搶時間，諸葛恪急命冠軍將軍丁奉，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鋒，乘上快船，以最快速度趕往戰場。

  如此一來，此戰的勝敗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丁奉的速度了。

  為此，丁奉決定由自己來充當前鋒中的前鋒。他對諸將說：「我們的行軍速度還是太慢了，一旦讓敵人占據有利地形，我軍難以爭鋒，所以還是我先上。」

  然後，他命呂據等部讓開主航道，由他親率直屬部眾三千人搶先進發。

  兩天後，丁奉終於趕到了東關（今安徽含山縣西南），旋即率部上岸，進據東關東面的徐塘。

  時值隆冬，大雪紛飛，胡遵和諸葛誕根本沒料到吳軍會來得這麼快，為了禦寒取暖，此刻正與眾將在大營中聚宴飲酒。

  丁奉派斥候探得情報，不僅掌握了魏軍大營的方位，還得知其前營的守衛部隊兵力不多，立刻決定發動一場奇襲，直搗魏軍大營！

  可問題是，魏軍大營設在堤壩上，且天寒地凍，坡陡難行，想要奇襲又談何容易？

  丁奉並未被困難嚇倒。他自信滿滿地對部眾說：「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三國志·丁奉傳》）

  隨後，丁奉向三千部眾下達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所有人全都脫掉鎧甲和上衣，扔掉長矛長戟，只戴頭盔，手持近戰武器——刀和盾牌，以幾乎零防禦的「赤膊」之勢，對魏軍大營發起強攻！

  江南的冬天與北方的冬天不同，北方是乾冷，江南是濕冷。所以魏軍將士到了這裡，都有點受不住寒，必須喝酒取暖；而吳軍將士習慣了南方的濕冷，偶爾打個赤膊也不在話下。

  因此，丁奉這麼做，乍一看很瘋狂，其實恰恰是「知己知彼」。此舉目的有二：以「零防禦」為代價，換取奇襲所需的速度；以「打赤膊」的奇異招式，令魏軍產生麻痹輕敵的心理。

  果不其然，當丁奉率領這三千「赤膊軍」衝上堤壩時，魏軍士兵們猛地一愣，緊接著便爆發出一片大笑——東吳這幫傢伙莫不是凍傻了，竟然數九寒天打著赤膊上戰場？！

  可轉瞬間，他們就笑不出來了。

  這三千「赤膊軍」仿佛凶神惡煞附體，戰鬥力高到爆表，沒兩下就砍倒了一大片魏兵，並迅速攻破了魏軍營壘。正當魏軍陣腳大亂之際，呂據等部也悍然殺到，魏軍頓時崩潰，人人奪路而逃，爭渡浮橋。

  結果，浮橋不堪重負，當場斷裂。魏軍人馬互相踐踏，紛紛掉入冰窟般的濡須水中……

  這場東興之戰，就這樣以三千吳軍大破七萬魏軍而宣告結束。

  隨後，吳軍統計戰果，發現魏軍死了數萬人，包括魏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人，皆死於亂兵之中；同時繳獲數千車輛、牛馬、騾驢，武器輜重更是堆積如山。

  由於韓綜本是吳國叛將，孫權生前恨他恨得咬牙切齒，所以諸葛恪特地斬下韓綜首級，帶回建業祭拜了大帝廟。

  得知主力兵團在東興大敗，承擔佯攻任務的王昶和毌丘儉不敢戀戰，當即退兵。

  東興大捷，令諸葛恪的權力和威望達到了頂點，可以說一舉將他推上了人生巔峰——次年二月，諸葛恪進封陽都侯，加荊州、揚州牧，並督中外諸軍事。

  然而，老子說：「福兮，禍之所伏。」正是這一戰的巨大成功，令諸葛恪大為膨脹，變得越來越驕狂和專斷，從而令他在接下來的合肥之戰中遭遇了慘痛的失敗，進而導致了他的迅速敗亡。

  [1]　修昔底德陷阱：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