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淮南：司馬懿的收官之作

  司馬懿剷除曹爽一黨後，大權獨攬，勢傾朝野，但魏國上下卻不見得所有人都服他。

  時任魏國司空的王淩，還有他的外甥、時任兗州刺史的令狐愚，就決定聯手發動政變，另立皇帝，與司馬懿分庭抗禮。

  這個王淩，算起來也是曹魏的四朝元老了。

  此人是漢末大臣王允的侄兒，早在曹操時代便在其麾下任職。曹丕登基當年，王淩便已官居兗州刺史，隨後曾與張遼並肩作戰，大破吳軍。曹叡時期，王淩隨曹休參加了夾石之戰，並在魏軍受困時拼死突圍，掩護了曹休撤退，此後歷任揚州、豫州刺史，頗得民心。

  曹爽執政後，極力拉攏王淩，任其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軍事。正始二年，王淩與孫禮聯兵，在芍陂擊敗了吳將全琮，因功進封南鄉侯，不久又遷車騎將軍。

  正始九年，王淩晉位司空。雖然職位已是三公，但他並未到朝廷就職，而是仍率部駐守壽春，負責淮河以南的防務。

  不難發現，要論戰功與資歷，王淩是不亞於司馬懿的。他唯一不足的，就是常年在外統兵作戰，缺乏在中樞任職的經歷，所以對朝政的影響力比司馬懿弱很多，但其個人的威望和號召力還是有的。

  此外，其外甥令狐愚駐紮在平阿（治今安徽懷遠縣西南），同樣負責淮南防務，舅甥二人皆手握重兵。

  

  正因為屢建戰功、資歷深厚，加之手上有軍隊，才讓王淩自認為擁有與司馬懿一較高下的資本。

  自從曹爽被誅後，這對舅甥便日夜密謀，認為少帝曹芳懦弱無能，而權臣司馬懿專擅朝政，遂決意擁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在許昌另立朝廷。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九月，令狐愚派遣部將張式前往白馬（治今河南滑縣東），暗中與楚王曹彪取得了聯絡。同時，王淩也派出心腹到了洛陽，把準備起事的消息告知了兒子、時任屯騎校尉的王廣，顯然是要讓他在朝中充當內應。

  王廣聞訊，深感憂慮，便勸阻道：「凡是要發動大事，必須順應民心和人情。曹爽因驕奢淫逸失去人心，何晏虛驕浮華，丁謐、畢軌、鄧颺、桓范等人雖然都有名望，但過於熱衷名利，且屢屢變易國典，更改法令，口號雖好聽但不切實際；人民習慣舊有的秩序，自然無所適從。縱然他們勢傾四海，聲震天下，但同日被誅後，百姓卻安之若素，沒人哀悼他們，正是因為他們失去了民心。如今，司馬懿心裡在想什麼，雖然難以揣度，但並無謀反跡象，反而選賢任能，修正法令，滿足士眾和百姓的期望。而曹爽所行的那些惡政，司馬懿都一一革除，夙夜憂勞，精勤匪懈，以百姓利益為先；況且其父子兄弟，都手握軍權，沒那麼容易對付啊！」

  然而，王淩根本不聽。

  同年十一月，令狐愚再度派遣張式去拜見曹彪，就擁立之事進行了深入磋商。

  正當王淩、令狐愚緊鑼密鼓地準備起事之際，意外發生了——還沒等張式回來向領導稟報磋商結果，令狐愚竟然一病而亡了。

  這對王淩而言不啻晴天霹靂。

  這一年，王淩已經七十八歲了，而外甥令狐愚則年富力強。原本這場政變肯定是要由年輕人令狐愚來打頭陣的，王淩只是負責居中指揮而已。如今令狐愚居然暴病而亡，那就意味著，如果要把策劃中的政變進行下去，所有主要工作無疑都要由王淩這個年近八旬的老頭子自己承擔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朝廷忽然發來一道詔書，擢升王淩為三公之首的太尉。

  這當然是司馬懿的意思。

  此時的司馬懿，並不知道王淩正在處心積慮策劃一場「另立皇帝」的政變，所以此舉顯然是一種示好，是對王淩這樣一位四朝元老必要的籠絡。畢竟誅除曹爽後，司馬懿大權獨攬，把最肥的肉叼到嘴裡頭了，當然要給這個共事多年的老哥們兒喝點肉湯。

  倘若腦子清醒一點的話，此時的王淩，或許就該重新考慮政變之事了。一來是因為準備衝鋒陷陣的外甥令狐愚死了，王淩獨臂難支，強行起事肯定力不從心；二來人家司馬懿也算夠意思，自己吃肉也沒忘了讓你喝湯，你何苦一定要造他的反呢？

  可遺憾的是，王淩的腦子並不清醒，他還是決定把這場註定要失敗的政變進行下去。

  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四月，耐心蟄伏了一年多的王淩終於等到了一個起事的機會。

  此時，王淩剛好八十歲，已然進入耄耋之年。可誰也沒料到，在王淩日漸衰朽的身軀中，依然有著一顆不肯服老的心。

  王淩等到的這個機會，是一份來自前線的情報。情報稱，孫權派遣了十萬工兵，在堂邑（治今江蘇南京市六合區）附近的塗水（今滁河）修建了堤壩，以備魏國一旦進攻，就鑿堤放水，淹沒北方通往建業的道路。

  孫權老了，且良將多死，才會通過修築堤壩進行消極防禦。此舉已然暴露了老年孫權內心的孱弱。王淩抓住這個機會，立刻給麾下各部下達了戰爭動員令，同時上奏朝廷，請求進攻東吳。

  當然，進攻東吳是假，藉機起兵、擁立楚王才是真。

  司馬懿雖然不知道王淩想玩什麼把戲，但出於政治敏感和一貫的謹慎，還是拒絕了王淩的出兵請求。

  可對王淩而言，卻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只不過，接下來王淩走了一步臭棋，直接把自己推下了身死族滅的深淵。因外甥令狐愚已死，王淩必須尋找幫手，於是就派部將楊弘去找新任的兗州刺史黃華，打算拉他入伙。可沒想到，楊弘和黃華一合計，覺得這種殺頭族誅的事情不能幹，便一塊向司馬懿告密，把王淩給出賣了。

  司馬懿聞報，迅速做出反應，一邊以皇帝名義下詔，赦免王淩之罪，並親自寫信去安慰他，一邊卻親率禁軍乘船南下。很快，大軍便進至百尺（今河南沈丘縣西北）。王淩意識到大勢已去，只好單獨乘坐一艘小船去迎接司馬懿，並提前派出秘書王彧去跟司馬懿請罪，同時把自己的印綬和節鉞都交了上去。

  隨後，司馬懿大軍抵達丘頭（今河南沈丘縣東南）。王淩在小船上把自己五花大綁，做出一副待罪的模樣。司馬懿卻專門派人前來，解開了他的繩索。

  王淩以為得到了赦免，又覺得自己跟司馬懿畢竟是老同事了，這回估計能免於一死，遂如釋重負地乘船來見司馬懿。

  可是，就在小船離旗艦十餘丈遠的地方，司馬懿命人攔住了王淩。王淩這才發現不對勁，連忙跑到船頭，遙遙向司馬懿喊話，說：「你直接寫一張字條召我，我敢不來嗎？又何必興師動眾呢？」

  司馬懿答：「因為你不是一張字條就可以召來的人。」

  王淩這才意識到，司馬懿之前做出的那些赦免舉動其實都是在麻痹他，遂恨恨道：「卿負我！」意思就是司馬懿欺騙了他，對不起他。

  司馬懿也不否認，說：「我寧負卿，不負國家！」（《三國志·王淩傳》注引《魏略》）

  我寧可對不起你，也不願對不起國家！

  這話說得冠冕堂皇、擲地有聲，讓王淩無言以對。

  隨後，司馬懿派遣了六百名騎兵，押送王淩前往洛陽。在半路上，王淩想最後一次試探司馬懿是否會置他於死地，便跟押送他的人索要一樣東西——幾根釘棺材用的鐵釘。

  押送者匯報給司馬懿，司馬懿當即命人把鐵釘給了他。

  至此，王淩終於絕望。這一年五月十日，王淩走到項縣（治今河南沈丘縣），在此服毒自盡。臨死前，他悔恨交加地說了這麼一句話：「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三國志·王淩傳》注引《魏略》）

  我活到了八十歲，最後竟然身敗名裂啊！

  為曹魏帝國打了一輩子江山的元勛宿將，最後落到這步田地，的確令人唏噓。不過，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也不算太慘，畢竟能活到八十，已經比絕大多數人都長壽了，至於是死於非命還是壽終正寢，好像也沒那麼重要。

  真正悲慘的，是被王淩牽連的那些人。

  司馬懿進駐壽春後，當初參與密謀的陳式等人紛紛自首。司馬懿沒有採取寬大政策，而是興起大獄，窮追猛打，把所有犯案人員口供中牽涉的人，悉數收監，然後全部誅滅三族。可想而知，會有多少無辜的男女老少被卷進來，並莫名其妙被砍掉了腦袋。

  隨後，司馬懿又命人剖開王淩和令狐愚的棺槨，把屍體拖出來，在附近的市集上暴曬三天，然後把陪葬的印綬、朝服等物盡皆燒毀，最後才將屍體裸葬。

  同年六月，司馬懿將楚王曹彪賜死，並將曹魏宗室的所有親王、公爵全部趕到鄴城（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集中安置，命有關部門嚴加看管，不准他們與任何外人交往。

  至此，這起事變總算畫上了一個血淋淋的句號。

  通過對這起未遂政變的鎮壓，司馬懿又剷除了遍及朝野的一批反對派，進一步鞏固了權臣的地位；尤其是將曹魏宗室全部異地軟禁的舉措，更是從根本上杜絕了他們主動翻盤或被人利用的可能。

  簡言之，此刻的司馬懿，以及他所代表的司馬家族，已經朝「篡奪曹魏政權」的最終目標又前進了一步。

  然而，正如王淩「行年八十」還處心積慮要跟司馬懿叫板一樣，魏國朝野不滿司馬懿專權的人，並不在少數，更不可能一次性死絕。所以，司馬懿及其家族「篡魏奪權」的這條道路，也註定不會一帆風順。

  幾年後，就是王淩所在的這個壽春，還將爆發第二次、第三次叛亂，歷史上稱其為「淮南三叛」。而王淩的這場未遂政變，僅僅是「第一叛」而已。

  當然，後面那兩場叛亂，司馬懿是看不到了。

  因為此時的司馬懿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淮南一叛」的平定，就是他一生仕途的收官之作。

  短短三個月後，即曹魏嘉平三年八月初五，司馬懿在洛陽病逝，享年七十三歲。

  同日，司馬懿長子司馬師被擢升為撫軍大將軍（次年正月晉位大將軍），並「錄尚書事」，接掌了曹魏帝國的軍政大權。

  司馬懿身後，魏國朝廷給了他「宣文」的諡號；十三年後，其次子司馬昭被封為晉王，追諡司馬懿為「宣王」；又過了一年，其孫司馬炎篡位稱帝，建立西晉，追尊司馬懿為「宣皇帝」，廟號高祖。

  在歷史上，後人對司馬懿的評價總體上偏於負面，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認為司馬懿為人陰險狡詐。比如年輕時裝病欺騙曹操，後來又裝瘋賣傻忽悠曹爽，包括在高平陵之變中，以及平定孟達、王淩叛亂時，都是先擺出赦免姿態麻痹對手，然後再一舉絞殺。

  其二，認為司馬懿對付政敵的手段太過殘忍。如高平陵之變後，將曹爽及其黨羽全部誅滅三族，又如平定王淩叛亂後也一樣，都是大肆株連，斬草除根，不論男女老少一個都不放過。當時就有蜀國人對司馬懿族誅曹爽一事頗有微詞，說：「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三國志·費禕傳》注引殷基《通語》）大意就是說，如果司馬懿認為曹爽驕奢僭越，廢掉他或殺了他都可以，何至於滅人三族，連嬰兒都殺，還給人扣上謀反罪名，令曹真斷子絕孫呢？

  其三，認為司馬懿身為兩朝託孤大臣、三朝輔政大臣，卻對曹魏不夠忠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司馬懿）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晉書·宣帝紀》）

  其四，認為司馬懿父子是欺負孤兒寡母而得天下，令人不齒。最典型的，當屬後趙開國皇帝石勒的那句著名評語：「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晉書·石勒載記》）

  上面四點，第一點固然是事實，但卻無可厚非。因為自古以來，真正混官場、走仕途的人，誰都不會是善男信女，尤其是成功登上權力巔峰的人，又有哪一個不是機變百出、一肚子權謀呢？更何況，評價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人物，一般的道德標準是不太適用的；或者說，道德評判只是眾多研究角度中的一個。否則的話，打開史書，我們看見的就都是「壞人」了，只能一股腦兒對他們進行道德批判，那這樣的歷史研究豈不是太過狹隘？

  再來看第二點，雖然也是事實，但司馬懿在權力鬥爭中表現出的殘忍，同樣是歷史上的常態，絕非他所獨有。換言之，在古代的官場上，尤其是最高層的政治鬥爭，歷來是充滿殺戮和血腥的，倘若對政敵心慈手軟，那就是對自己殘忍。所以，每一個入局的人要想笑到最後，就必須將對手斬草除根，否則就可能被反噬。更何況，司馬懿收拾曹爽、王淩及其黨羽，既是為了剷除政敵，又是為司馬家族日後篡魏自立掃清障礙，這就需要他拿出犁庭掃穴的殘忍手段，也就決定了他的「吃相」不會太好看。

  當然，我們這麼說，並不是贊同司馬懿的殘忍，而是說在解讀歷史人物時，首先必須把他放在他所處的時代和境遇中，用他們所遵循的遊戲規則來解讀他們，然後才能用後世或今人的標尺和價值觀進行衡量。如果拋棄了前提，那不管得出什麼結論，都沒有多大意義。

  再來看第三點。平心而論，司馬懿在誅殺曹爽、大權獨攬之前，對曹魏帝國還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如輔佐曹丕、平定孟達、抵禦諸葛亮、征伐遼東等，故其同僚吳質就曾盛讚其「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而稍後的東吳大臣張儼更是把司馬懿跟諸葛亮相提並論，稱二人「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默記》）。

  儘管如此，要評價一個人是否為忠臣，終究還是要蓋棺才能論定的。正如白居易所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因此，要判斷司馬懿是不是曹魏的忠臣，當然不能只看他的前半生，而要從其完整的一生，尤其是晚年的所作所為來看。

  就此而言，李世民說得沒錯，司馬懿顯然不是曹魏的忠臣。雖然司馬氏篡魏是直到司馬懿的孫子輩才發生的事，可並不等於司馬懿生前就沒有篡魏自立之心。比如說，夏侯霸叛魏投蜀後，當姜維問他，司馬懿是否會對外征伐時，夏侯霸就說，司馬懿正忙著「營立家門」，所以「未遑外事」（《三國志·鍾會傳》注引《漢晉春秋》）。

  所謂「營立家門」，其實就是經營事關整個家族的帝王之業。正如周一良先生在相關著作中所言：「（營立家門）並非謀求發家致富，而是謀求取代曹氏，篡奪政權，司馬氏之心固不待司馬昭而路人皆知矣。」

  《晉書·宣帝紀》末尾，有一則記載也可以作為司馬懿早有篡魏之心的旁證。那是數十年後的東晉時期，有一天，晉明帝司馬紹與丞相王導談話。晉明帝問起先祖何以得天下，王導就把司馬懿如何創立基業、司馬昭如何弒殺魏少帝曹髦的往事一一道來。晉明帝聽完，非但毫無自豪之色，反而滿臉慚愧，以致「以面覆床」，說：「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意思就是：倘若如你所言，那晉朝的國祚又怎麼可能長久呢？！

  由此可見，司馬懿早有篡魏之心，這在歷史上是有公論的，所以後來身為晉朝臣子的王導才毋庸諱言，而身為晉朝皇帝的司馬紹則會感到慚愧。

  最後來看第四點。石勒罵司馬懿父子取得天下是欺負孤兒寡母，固然也是事實，但這在中國歷史上其實並不少見，似乎也並不值得詬病。因為在古代的政治制度下，主少國疑，權臣篡位，都是司空見慣且難以避免的，純屬體制性的痼疾，必然隔一段時間發作一次。所以，在司馬懿之前有曹操父子篡了漢室，之後不是也有隋文帝楊堅篡了北周、宋太祖趙匡胤篡了後周嗎？

  這些開國皇帝，都可以算是「欺他孤兒寡婦」以取天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建立新朝後締造屬於自己的歷史功績，並為當時的國家、社會和民眾帶來某種程度的和平、秩序與繁榮。說到底，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既如此，當然是有德有能者居之，無德無能者讓位。至於上位者是通過征戰四方還是通過權臣篡位的方式取得天下，其實並不重要，也不值得拿來說事。

  換言之，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並非取天下的姿勢究竟是勇武還是「狐媚」，而是坐天下的姿勢是否端正。說到底，就是上位者是否仁政愛民，是否始終把蒼生福祉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