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入許都：曹操的陽謀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獻帝劉協在安邑(今山西夏縣)的日子開始不太安逸了。

  因為他身邊的那些軍閥再一次爆發了內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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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起因，是圍繞天子該不該回洛陽的問題，軍閥們分成了兩派：一派以河內太守張楊為首，就是當初殷勤獻糧的那位，堅持讓天子回洛陽，董承站在他這一邊；另一派以楊奉和李樂為首，堅決不同意。

  軍閥之間有分歧，解決方式肯定簡單粗暴，就是直接用拳頭說話。

  李樂手下的韓暹率先發難，攻擊董承。董承戰敗，跑去投奔了張楊。稍後，同一陣營的韓暹與胡才又發出了衝突。胡才準備打韓暹，劉協擔心李傕和郭汜狗咬狗的那一幕重演，趕緊派人去勸，好說歹說才把胡才勸住了。

  之後，可能是老大李樂出面調停，韓暹便率部離開了安邑，跑到了北邊的聞喜(今山西聞喜縣)；胡才則跟著楊奉一同南下，進駐塢鄉(今河南偃師區南)，明顯是防備張楊。

  張楊這人比較狡猾，他看得出天子內心是傾向於回洛陽的，所以他才不會動用武力去硬搶，那太笨了。他的招數是「築巢引鳳」，讓天子主動上鉤。因為洛陽早已被董卓一把火燒成了廢墟，要想把天子接回來，肯定得有地方住才行。所以，張楊隨後就把董承派到洛陽去修繕皇宮了。

  可是，修皇宮得花費巨資，別說張楊沒那麼多錢，就算有他也絕不會自掏腰包。那怎麼辦？

  張楊的辦法，是去拉贊助。當然也不是他自己出面。他找了朝中的太僕趙岐，由他出面去跟荊州牧劉表拉贊助。

  天下諸侯那麼多，為什麼張楊選擇了劉表呢？他憑什麼認為劉表肯出這筆錢？

  在此，我們有必要正式認識一下劉表這個人。

  劉表，字景升，跟幽州牧劉虞一樣，也是漢朝宗室出身，少年時代便知名於世，曾參加太學生運動，反對宦官，受黨錮之禍牽連，一度逃亡。靈帝末期，當了何進手下的掾屬，又擔任過北軍中侯。董卓把持朝政後，出任荊州刺史。不久，劉表殷勤地遣使入貢，遂被朝廷任命為荊州牧。

  劉表這個人，性格比較溫和，崇尚清談，沒什麼野心，只求據有荊州自保，毫無征戰天下之志。但他治理內政是一把好手，荊州在他治下頗為安定，百姓過得也比較太平。

  荊州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三國志·劉表傳》便稱其「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所以劉表雖然不思進取，但自保卻綽綽有餘。這也是當初孫堅為何打不下荊州、反倒賠了性命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袁術後來一直與他相持卻占不到便宜的主要原因。

  總而言之，在當時的四方群雄中，劉表屬於實力最雄厚的諸侯之一。此外，相對其他軍閥，他算是對朝廷比較尊重的——畢竟漢室宗親的身份在那兒擺著，不管心裡怎麼想，表面工作還是要做一做的。

  所以，張楊要幫天子修皇宮，劉表就是最理想的贊助人，沒有之一。

  劉表也很爽快，一聽這事，二話不說，立馬派了一隊工兵前往洛陽，把修皇宮的事給承包了。隨後，大批建築材料和所需物資也源源不斷地運了過去。

  五月，隨著工程的進展，歸心似箭的劉協等不及了，便派人去通知楊奉、李樂和韓暹，說他決定返回洛陽，請他們派兵護送。楊奉等人本來是不樂意的，可轉念一想，反正到了洛陽，天子照舊攥在他們手裡，好像也沒什麼損失，便同意了。

  李樂和胡才不想離開自己的地盤，留在河東沒走。幾年後，胡才死於亂兵之中，李樂病卒。

  六月，天子車駕啟程，由楊奉和韓暹護送，東歸洛陽。張楊得償所願，趕忙又殷勤地帶上糧食，專門到半道上去進貢。

  七月初一，劉協終於回到了闊別五年多的洛陽。因皇宮尚未完全竣工，便暫住當年那個大宦官趙忠的宅邸。

  八月初八，劉協正式入住新修的皇宮。張楊特意為皇帝的寢殿起了個名字——楊安殿。張楊認為天子還都完全是他的功勞，所以很顯然，「楊安」二字，便是「張楊安天下」的意思。

  功勞這麼大，加官進爵自然不在話下。僅僅兩天後，張楊便被封為大司馬，韓暹封大將軍兼司隸校尉，楊奉封車騎將軍，三人全都賜以「假節鉞」的禮遇。

  得了便宜之後，張楊又開始賣乖，對眾將說：「天子，當與天下共之。」言下之意就是天子不能由他們哥兒幾個獨占著，然後說：「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我會出外鎮守，作為天子和朝廷的屏障。」

  說完，他果真就離開了洛陽，率部回他的基地野王(今河南沁陽市)去了。楊奉心領神會，也率部離開，屯駐在南面的梁縣(今河南汝州市)。韓暹和董承則留在洛陽，擔任皇宮宿衛。

  張楊此舉，表面上是在避嫌，似乎不想讓天下人把他當成李傕、郭汜那樣的軍閥，其實不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而已。

  道理很簡單。首先，此時的洛陽早已沒有百姓，也就沒有人上交糧食，所以這麼多支軍隊在這兒扎堆，吃飯都成問題，為了不喝西北風，他只能回自己的老巢。其次，洛陽的皇宮雖然修好了，但壓根沒有城防工事，萬一別的軍閥打過來，根本無險可守。因此，張楊屯駐洛陽北邊的野王，楊奉屯駐南邊的梁縣，二者距離洛陽都不遠，就是為了防備別的軍閥來洛陽搶人。

  此外，從他們四個人的分工來看，挾持天子的意味仍然很明顯：張楊和董承本是一夥的，而楊奉和韓暹是一夥的，現在張楊和楊奉出外鎮守，卻各留了一個自己人在洛陽，這顯然是雙方博弈的結果。換言之，雙方表面上是在合作，共同守衛天子，其實是在制約和提防對方，不讓對方獨占挾持天子的好處。

  以張楊為首的這四個軍閥，智商顯然比李傕、郭汜之流高一些，不像他們那樣簡單粗暴、窮凶極惡，但本質上照樣是綁匪，只不過方式較為溫和、手段較為高明而已。說穿了，他們的所作所為，目的同樣只有一個，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然而，就在張楊等人自以為得計的時候，有個實力比他們強得多、智商也比他們高得多的軍閥，已經把目光瞄向了洛陽，並且鎖定了天子劉協，醞釀著一個很大的陽謀。

  這個人當然就是曹操。

  此時的曹操駐紮在許縣(今河南許昌市東)。這個原本毫不起眼的十八線小縣城，很快就將因曹操實施的這個陽謀而變得舉足輕重。

  眾所周知，曹操的這個陽謀，其實跟董卓、李傕、郭汜，乃至張楊、楊奉這些軍閥都是一樣的，無非也是要挾持天子，號令天下諸侯。

  不過，說「挾天子以令諸侯」比較難聽，而且格局太小、政治站位太低。用曹操帳下謀士毛玠的話說，應該叫「奉天子以令不臣」。

  早在四年前，即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一套如何實現「霸王之業」的戰略構想，核心有二：第一，奉天子以令不臣；第二，修耕植以畜(蓄)軍資。前者是政治戰略，後者是經濟戰略，其中尤以前者為重。

  因為名正則言順。雖然曹操跟四方群雄一樣，大家打的都是兼併戰和爭霸戰，但是一旦「奉迎天子」，樹起匡扶漢室的旗幟，就等於占領了政治制高點和道德制高點，為戰爭行為披上了一件正義性與合法性的外衣。儘管人人都知道這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裝」，但這並不妨礙曹操利用它去做很多實實在在的事情。畢竟在當時，天下士民和四方諸侯表面上都還是尊奉漢朝天子的，所以曹操只要把自己跟天子深度綁定，那他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從而對天下的人才構成極大的號召力，可以吸引大批精英前來投效。此外，當曹操想打哪個諸侯時，就會以天子名義進行討伐，既讓自己師出有名，又陷對手於不義之地；同理，當曹操覺得有必要跟哪個諸侯結盟時，也會以天子名義給對方加官進爵，從而換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說白了，這就是一樁一本萬利的政治投資——只要把皇帝供起來，幾乎不用花費什麼成本，就能在政治上、軍事上、品牌經營上、團隊建設上獲取各種有形無形的收益，何樂而不為？

  儘管好處多多，可當曹操提出這個想法時，還是遭到了大部分屬下的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中原未定，要做的事還很多，此事並非急務；此外，韓暹、楊奉這些軍閥自恃護駕有功，驕橫凶暴，恐怕不易對付。

  有遠見的人雖然是少數，但終究還是有的。荀彧和程昱就堅定地站在了曹操一邊。為了說服眾人，荀彧高屋建瓴地總結了「奉迎天子」能夠帶來的三大政治利益：「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國志·荀彧傳》)

  奉迎天子以順應人心，是最大的趨勢；大公無私以降服群雄，是最大的戰略；弘揚正義以招攬俊傑，是最大的德行。

  什麼叫政治站位？這就叫政治站位。

  這番話雖然是荀彧說的，但恰恰說出了曹操心中想的。

  毛玠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及荀彧提出的這三大綱領，無疑成了曹魏集團核心的頂層設計，從而為日後的「霸王之業」奠定了他人難以超越的高起點。

  從這個意義上說，曹操就絕不只是一個軍閥，而更是一個深謀遠慮、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僅僅在這點上，那個「四世三公」的袁大盟主就遠遠比不上他了。

  其實，袁紹帳下也並非沒有能人。早在去年，也就是劉協剛剛逃到安邑的時候，謀士沮授就已經建議袁紹先下手為強了。

  沮授說：「將軍一族，數代皆為國之重臣，忠義無雙。而今朝廷流離，宗廟殘毀，四方諸侯都以大義為名，行相互吞併之實，沒有人心憂社稷、體恤百姓。如今冀州已定，兵力強盛，士民擁戴，若西迎天子大駕，遷都鄴城，挾天子以令諸侯，率大軍以討叛臣，天下誰人能擋？」

  然而，正如在曹操那邊，這個提議也遭到了多數人反對一樣，袁紹的謀士郭圖、部將淳于瓊等人都不同意。他們說：「漢室衰弱，由來已久，要把它再扶起來太難了。且如今群雄並起，各據州郡，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真把天子迎回來，動輒就要奏請。服從他吧，權力就沒了；不服從吧，等同於抗旨。束手束腳，太麻煩了。」

  所以他們一致認為：這是個餿主意。

  沮授只能苦笑，最後對袁紹說了一句：「現在奉迎天子，在大義上占了先機，在時間上正合時宜，若不早定，必有人搶先下手。」

  屬下意見不一，最後如何拍板，當然就看袁紹的了。

  很遺憾，袁紹並沒有曹操那樣的格局、遠見和政治智慧。他的看法跟郭圖等人差不多，覺得把天子供在身邊就是自找麻煩，而且劉協又是董卓擁立的，這也讓袁紹打心眼裡排斥和反感。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否決了沮授的提議。

  僅就這件事來比較，不管是曹操與袁紹的個人素質，還是兩個陣營的綜合水平，其實都已經高下立判了。在這件事上，沮授算是袁紹陣營里最有頭腦的人了，可他提出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與曹操陣營毛玠所提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比起來，在格局、高度和氣勢上顯然都差了一大截。

  雖然他們說的是同一件事，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出發點是家國大義，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出發點卻是個人野心，二者豈可同日而語？當然，可能有人會說，毛玠所言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口號而已，其實質還不是跟沮授說的一樣？

  平心而論，還真不完全一樣。

  其微妙的差別，就在於曹操這個人的複雜性。正如前文所言，曹操固然是一個軍閥，但他又絕不只是軍閥，更是一個深謀遠慮、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作為政治家，心中就必然會有家國天下的位置，也一定會有匡扶社稷的志向和情懷。

  這從他年輕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來。不論是當年在官場上與宦官死磕，還是後來舉兵討伐董卓，曹操都是真心實意想要匡扶漢室的。而當袁紹要擁立劉虞時，曹操憤然喊出的那句「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同樣也是出自真心。只是後來，面對日益複雜和殘酷的現實，這顆真心才逐漸讓位於爭霸天下的野心而已。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他只有個人野心，絲毫沒有家國情懷。

  簡言之，在曹操身上，個人野心和家國情懷是同時存在且糾纏在一起的，或許就連他本人也分不清何者比重更大，何者才是他做事的主要動機。

  這正是曹操的多面性和複雜性所在，也是人性的矛盾和糾結所在。

  不光是曹操，其實世上的所有人都一樣。我們做某件事的時候，背後往往會有不止一種動機，只是有些動機比較明顯，容易判斷，有些動機藏得很深，連我們自己都察覺不出而已。

  因此，如果說曹操奉迎劉協單純是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那肯定是在美化和高抬他；但如果說他純粹是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再也沒有別的動機或想法，那也未免把他簡單化和臉譜化了。

  主意打定，曹操立刻付諸行動，命曹洪去洛陽迎接天子。

  可是，天子身邊那些軍閥可不是擺設。他們千辛萬苦才把天子從長安護送到洛陽，你曹操不費吹灰之力就想把天子弄走？做夢吧。

  承擔宿衛之責的董承聞訊，馬上出兵，駐守在曹洪的必經之路上，把他給擋了回去。

  關鍵時刻，朝中有個人主動出手，幫了曹操一個大忙。

  這個人就是日後曹操帳下的重要謀士董昭。

  董昭之前在袁紹帳下，後被袁紹猜疑而投靠張楊。張楊迎天子回洛陽後，董昭就留在了朝中，被任命為議郎。他很有眼光，知道跟著曹操這樣的老闆才有前途，於是決定在這件事上立個大功。

  但他只是個小小的議郎，如何能從軍閥那兒虎口奪食呢？

  董昭使了一個借力打力的妙招。他把天子身邊的軍閥挨個研究了一遍，發現來自關中的楊奉在此地最缺人脈，幾乎沒有外援。像這樣的人，通常是不會拒絕與「地頭蛇」曹操合作的。於是，董昭便以曹操名義給楊奉寫了封信，先是狠狠恭維了一番，說他護駕之功「超世無疇」云云，然後拋出橄欖枝，說你有兵，我有糧，我來做你的外援，咱們「有無相通，生死與共」。

  楊奉見信大喜，馬上在朝中替曹操背書，說人家兗州牧有錢有糧，最適合做朝廷的後盾。然後又表薦曹操為鎮東將軍，並讓他承襲其父曹嵩的爵位費亭侯。

  有楊奉背書，在輿論上就有了鋪墊。緊接著，董承和韓暹這兩個死對頭又發生了衝突，董承一怒之下，暗中聯絡曹操，主動要做他的內應。

  事不宜遲，曹操親自率軍，立刻從許縣出發，在董承的接應下，不費一兵一卒就進了洛陽，然後第一時間宣布了韓暹和張楊的罪狀。韓暹見曹操兵強馬壯，自己根本不是對手，只好單騎逃奔楊奉。劉協怕軍閥們又打起來，趕緊勸阻，說他們都護駕有功，就不要追究了。

  幾天後，劉協下詔，任命曹操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權力到手，就毫不客氣地開始樹立恩威了，先是斬殺了尚書馮碩等三名大臣(具體罪名史書無載)，接著又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隨後，曹操去見此次立下大功的董昭，與他促膝而坐，討論接下來該怎麼做。董昭的意見很明確——遷都許縣。曹操說正合我意，只是楊奉近在梁縣，且兵力甚強，只怕是個麻煩。董昭說，楊奉有勇無謀，只要跟他說京都缺糧，天子要暫時移駕魯陽(今河南魯山縣)，那兒離許縣近，便於運糧，他肯定相信。

  曹操聽了很滿意，就說了一個字：「善!」

  這一年八月底，獻帝劉協離開洛陽，啟程前往許縣；不久，進封曹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之前，曹操承襲的是「亭侯」，在侯爵中是最低一級；眼下的武平侯是「縣侯」，在侯爵中屬最高級。

  隨著劉協的到來，漢朝的宗廟社稷也跟著遷到了許縣。從此，許縣就變成了許都。東漢末年的歷史，在這裡掀開了新的一頁。

  九月初，後知後覺的楊奉才發現自己被曹操和董昭給耍了，趕緊出兵去追，但天子車駕早已遠去，連揚起的塵埃都看不見了。

  十月，將天子安頓在許都後，曹操立刻親率大軍進攻梁縣。楊奉大敗，帶著韓暹一起投奔了袁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