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關於曹操從洛陽出逃這件事，羅貫中老先生興許是覺得太過平淡，就在《三國演義》中演繹了一個情節，說曹操拿著司徒王允給他的一把七星寶刀，以獻刀為名要刺殺董卓，結果險些被董卓察覺，只好把寶刀獻上，然後縱馬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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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虛構一下，故事自然是生動曲折了，只是邏輯上不太靠譜。試想，當時的董卓已是大權獨攬，整個洛陽的兵馬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曹操就算行刺得手，能溜得掉嗎？這可不像當年行刺張讓那麼簡單，拿只手戟揮舞兩下就能把人唬住。

  說白了，歷史上的曹操若真敢這麼玩，恐怕早就死在董卓刀下了，還做哪門子的亂世奸雄？稍微有點腦子的人，都不可能逞這種匹夫之勇，更不用說精明過人的曹操了。

  逃出洛陽後，曹操一路東奔，不過他的目標並不是家鄉譙縣，而是距此不遠的陳留郡(治今河南開封市東南)。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原因有三：

  首先，他已下定創業的決心，要起兵討伐董卓，所以不可能再回老家去當寓公；其次，陳留距洛陽僅四五百里，方便窺伺京師動向，可隨時發兵進攻董卓；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時任陳留太守的張邈是他過去的鐵哥們兒，彼此知根知底，意氣相投，可聯手共同創業。

  去往陳留的途中，曹操經過了一個地方：成皋。

  這座東漢末年的十八線小縣城，就是今天河南滎陽的汜水鎮。曹操絕對沒想到，他將在這個地方無意間製造出一樁血案。

  這樁血案，就是殺呂伯奢一家。

  凡是看過《三國演義》的人，對這個故事都很熟悉，但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這樁並不複雜的殺人案，在歷史上其實有三個版本。這三個版本，陳述的殺人動機和案情經過都不盡相同，基本上就是一出「羅生門」，很值得我們玩味一番。

  第一個版本，出自曹魏官員王沈所著的《魏書》：「太祖……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第二個版本，出自西晉史家郭頒的《魏晉世語》：「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第三個版本，出自東晉史家孫盛的《雜記》：「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三個版本的共同點，就是曹操的確殺了呂伯奢的家人。然而，曹操究竟為何殺人，這才是本案的焦點。

  按照王沈的說法，是呂家人見財起意，要搶劫他的馬匹和財物，曹操不得已才把他們殺了。果真如此的話，曹操屬於正當防衛，頂多算是防衛過當，理應得到世人的諒解，就算把他拉上法庭，要讓他負刑事責任，法官估計也會酌情從寬。

  問題在於，王沈的說法可信嗎？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王沈的身份背景。實際上，史學家只是他的第二身份，王沈的第一身份其實是曹魏的大臣，在曹髦(曹丕孫子)時代官居侍中。說白了，他就是曹魏公司的高管。我們能指望他一邊領著曹家的高薪，一邊寫史揭露公司創始人曹老闆的殺人罪行嗎？

  恐怕很難。

  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一個案件中，與被告方存在利益相關的證人，其證言的真實性一向備受質疑，被法庭採信的概率也是很低的。

  其次，王沈的證詞，存在很大的邏輯漏洞。我們都知道，曹操本人就是練家子，身手相當了得，按照《三國志》的說法，叫「才武絕人，莫之能害」，所以當年刺殺張讓才能全身而退。而按照王沈所言，他借宿呂伯奢家之時，身邊還帶了好幾個騎兵侍衛。試問，呂家人的腦子得進多少水，或者事先吃了多少顆熊心豹子膽，才敢打劫曹操？況且當時曹操是在逃亡，神經高度緊繃，恐怕連睡覺都睜著眼睛，呂家人對他下手，不是找死嗎？

  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認為，王沈在《魏書》中的說法可信度很低，極有可能是對曹操的袒護，甚至捏造事實。

  排除掉最可疑的證詞，那麼事實應該就在後面的兩個版本中。

  郭頒的《魏晉世語》和孫盛的《雜記》都認為，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並非出於正當防衛，而是懷疑對方要害自己，所以先下手為強。但二者的區別也很明顯：郭頒的說法可以認定為謀殺，孫盛的說法則傾向於誤殺。

  郭頒說，呂家人「備賓主禮」，也就是盛情款待了曹操，可曹操卻恩將仇報，在沒有任何可疑跡象的情況下，僅僅出於莫須有的疑心就把人家八口人全殺了。毫無疑問，這是妥妥的謀殺，所以郭頒的證詞對曹操最為不利。

  而孫盛雖然同樣認為曹操殺了人，卻提供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案情細節：

  首先，在案發前，曹操聽到了「食器聲」。按字面意思，是廚房裡鍋碗瓢盆的聲音，但歷代史學家基本上都認為，這裡指的應該是殺豬宰羊的磨刀聲。而當時的曹操正在逃命，屬於典型的驚弓之鳥，稍有風吹草動，腎上腺素立馬飆升，何況還聽見了磨刀聲。可以想見，曹操當時有多麼驚恐和憤怒，於是來不及多想就把呂家人幹掉了。可一殺完他才明白過來，原來人家是殺豬宰羊要款待他。

  這就有了案發後的第二個關鍵細節，曹操發現自己殺錯了，便悽愴地說了一句：寧可我對不起別人，也不能讓別人對不起我。

  如果孫盛提供的這兩個細節屬實的話，那麼很明顯，這是誤殺。雖然理無可恕，但是情有可原。因為多數人在那種情況下都有可能產生誤判，進而導致錯誤的行動。「悽愴」二字，就足以表明曹操發現自己鑄成大錯之後的悲傷和愧疚之情。

  上述三個版本，王沈明顯是在替曹操洗地，欲蓋彌彰的味道太濃，最不可信；郭頒則是把曹操寫得像個冷血殺手，仿佛殺人可以不需要理由，顯然走了另一個極端，同樣不足採信。所以，千百年來，人們普遍採信的都是孫盛的說法，因而才有這句「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流傳千古。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大多數人記住的其實不是孫盛《雜記》里的這句原話，而是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寫的那一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這句其實是山寨版，是羅貫中對原版的改寫。

  兩句話乍一看差不多，可往細了一想，尤其是放在不同的語境下時，差別還是挺大的。

  孫盛的原版，是曹操發現自己鑄成大錯後的悽愴之語，雖然「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同樣也透露了曹操性格中的自私和冷酷，但語氣並不是理直氣壯，而是含有很大的無奈和某種程度的自嘲。看著孫盛的描述，我們甚至可以腦補出曹操說這句話時面如死灰、失魂落魄的樣子。

  然而，在羅貫中那裡，情形就截然不同了。

  《三國演義》第四回寫道：曹操先是誤殺了呂家的八口人，然後和陳宮一塊兒倉皇逃離，不料恰好遇見買酒回來的呂伯奢，曹操索性把呂伯奢也給殺了，理由是怕他發現家人慘死後會來追殺他們。陳宮受不了，罵曹操不義，曹操就用那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回敬了他，一副理所當然、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樣子。

  羅貫中虛構了不同的語境，又在孫盛的基礎上加了「天下」兩字，口氣就從悽愴無奈變成了霸道豪橫，似乎為了一己私利損害全天下的人都沒關係，這就很有些反社會、反人類的味道了。

  很顯然，羅貫中這麼一寫，曹操的大奸大惡就被完全坐實了，可以說是毫無人性，令人髮指。任何人看到此處，都會恨不得把曹操撕了。而他說的這句話，從此就跟著《三國演義》流傳天下，變得婦孺皆知了，同時也成了「奸雄曹操」自私殘忍、冷酷無情的如山鐵證。

  然而，這是小說，不是歷史。

  歷史上真實的曹操，的確有自私殘忍的一面，但並非像羅貫中刻畫的這樣沒有人性。

  我們知道，羅老先生出於維護漢室正統的立場，在小說中是把曹操當反一號、國賊來寫的，所以必定要把他妖魔化。這一點我們完全理解，卻不能苟同。

  我們尊重羅老先生的歷史觀，也敬佩他的文學才華和藝術貢獻，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尊重歷史、尊重事實。換言之，只有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撥開文學創作的面紗和藝術虛構的油彩，我們才能還歷史人物以本來面目。

  話說曹操帶著悽愴的心情離開成皋，繼續東行，途經中牟縣，然後差點在這裡丟了性命。

  他被一個亭長給逮住了。

  漢代的亭長，相當於現在的派出所所長。這位所長警惕性很高，看到一個外鄉人風塵僕僕、行色匆匆，覺得十分可疑，就不由分說把他扭送到縣衙了。

  慘的是，這時董卓發出的通緝令，已經趕在他前頭送到了中牟縣。縣令一看，這蓬頭垢面的傢伙居然是朝廷要犯，那就不囉唆了，就地處決吧。

  危急時刻，一個不知名的小功曹救了他的命。

  功曹相當於縣裡的組織部長，官不大，只是個科級幹部，但對官場上的人事信息比較敏感，聽說過曹操的名頭，就勸縣令說，現在世道已亂，就別為難天下豪傑了，能放就放了吧。言下之意，做個順水人情，留條後路，指不定山水有相逢，日後能派上用場。

  縣令想想也對，就這樣把曹操放了。

  這裡順便說一下，《三國演義》把中牟縣令安到了陳宮頭上，後來還演繹出了著名的傳統京劇曲目《捉放曹》，其實都是沒影的事兒。歷史上的陳宮，雖然不久後就投到了曹操帳下，但這會兒還不知在哪兒當群演呢，根本輪不上他來主演「捉放曹」。

  曹操撿回一條命，不敢再耽擱，馬不停蹄就趕到了陳留，然後跟鐵哥們兒張邈一拍即合，旋即開始招兵買馬，正式創業。

  畢竟是高幹子弟，家裡有的是錢，一說要創業，他爹曹嵩二話不說，立馬打來一筆巨款。此外，曹操還在陳留當地找了一個名叫衛茲的天使投資人，拉到了一筆數目不菲的風險投資。這位投資人很看好曹操，聽他宣講了創業計劃後，立刻豎起大拇指，說：「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如今，在風投市場上苦哈哈到處找融資的創業者們，多麼希望早日碰到自己生命中的衛茲啊!瞧瞧人家多有眼光，剛一認識就給曹操投錢了，還對他那麼有信心。

  沒錯，能碰上衛茲這種天使投資人，曹操的確很幸運，可作為創業者，有時候我們也得退一步，思考一個問題：你是不是曹操？

  如果答案不太肯定，那就別老是怪運氣差。

  有了投資，接下來就是組建創業團隊了。老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聽說阿瞞大哥創業了，家鄉譙縣的曹氏宗親和夏侯氏的弟兄們排著隊就來了，兄弟輩的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等，子侄輩的有曹休、曹真等。

  很快，曹操就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隊伍。

  這就是他逐鹿天下、縱橫三國的最初的本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曹操在陳留下轄的己吾縣(今河南寧陵縣西南)，正式豎起了討伐董卓的義旗。從他倉皇逃離洛陽到現在，僅僅時隔三個月。

  這一年冬天，站在朔風怒吼的己吾城頭，向西遙望洛陽方向亂雲飛渡的天空，曹操胸中一定激盪著澄清宇內、平定四海的豪情與壯志。

  在他看來，倒行逆施的董卓就是全天下人的公敵，若四方群雄共舉義旗，誅殺此賊可謂易如反掌，用他不久後對袁紹等人說的話來說，就是「一戰而天下定矣」!

  然而，此時剛剛創業的曹操，終究還是太年輕了。

  他對即將到來的亂局完全估計不足，對複雜多變的世道人心更是想得過於單純。所以很快，他就將迎來自己人生中的第二次幻滅……

  說穿了，創業這件事，無論在古代還是今天，都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