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李定國迎永曆帝入雲南和孫可望的降清（2）

  孫可望一手挑起的南明內訌和兵敗降清，對清廷來說無疑是喜從天降。在這以前，洪承疇受命經略五省總督軍務，始終侷促於湖南、廣西境內，毫無進展。彭而述記載洪承疇治兵長沙，「以四鎮駐常（德），兩鎮駐寶（慶），一鎮駐永（州），一鎮駐祁（陽），線伯（原定南王孔有德藩下提督線國安）駐粵西，數千里內四年之間棋置星布，皆重鎮。轉漕吳、越，歲費百萬緡」[96]。順治十四年十月洪承疇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已經請准解任，回京調理。十月二十九日他在離任前的一件奏疏中說：「職經略無能，寸土未拓」[97]，充滿了頹喪情緒。不到半個月，他得到了「雲貴逆賊自亂」的情報，興奮不已，在十一月十二日轉報清廷。同月十五日接到孫可望派人送來的信後，當即上疏說：「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機宜，時刻難以遲誤，職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調理致誤軍機。」[98]他再也不提年老失明，抖擻精神要為清廷金甌一統效犬馬之勞了。十二月初五日，順治帝諭兵部：「經略輔臣洪承疇前已奉旨准解任回京調理。近聞病已痊癒，仍著留原任，親統所屬將士，同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托等，由湖廣前進，相機平定貴州。」[99]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疇親自同固山額真六十等人率領三起滿漢兵馬從長沙前往湘鄉縣，同月二十五日孫可望在清將李茹春、王平護送下自寶慶起行，二十八日到達湘鄉，同洪承疇等見面。孫可望以投奔之臣，自然歌頌了一番清朝的功德，胡說什麼：「雲貴遠在天末，聲教未通，十餘年來非敢抗拒王師，實欲待時歸命，近益喧傳皇上文德綏懷，特恩招撫遐方人心深切嚮慕，且滿洲大兵精強，威聲赫濯，自順治十年岔路口一戰殺傷滇黔兵眾甚多，十二年出犯常德又折兵萬餘。……」[100]洪承疇也「開誠優禮，款待盡情」。彭而述還記載了兩人相見的情景：洪承疇對孫可望「仍待以王禮。可望自稱孤，命記室作降表」。但他說：「人或傳明系未絕，可望接永曆為帝，以臣自處身。及可望出，乃知可望自為，而不關永曆也。」[101]實際上洪承疇的情報比彭而述要靈通得多，他早已知道孫可望是永曆朝廷的實際執政者，對這樣一位重要人物的來歸自然不敢怠慢。在給清廷的奏疏中，他借孫可望之口說：「數年之內，湖南以守為戰，無隙可乘，以致雲貴內變自生，人心解體。」「連年湖南、廣西以守為戰，節節嚴密，遂致內變，而決計奔投。」把自己一個月前說的「經略無能，寸土未拓」粉飾成「以守為戰」，導致南明實權人物來降的主要原因。十二月初三日，孫可望隨洪承疇到達長沙[102]。洪承疇在奏疏中說：「今偽王、偽官、偽丁並眷屬人口齊到長沙之日，文武臣工兵民士庶無不喜色相告，共慶太平有日，計滇黔負固之眾行見聞風來歸，以成大一統之盛。」[103]

  清廷對於孫可望的來歸極為重視，這年十二月，特旨封孫可望為義王[104]。為了體現賞不逾時，清廷派內翰林弘文院學士麻勒吉為正使，禮部尚書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胡兆龍、禮部右侍郎祁徹白為副使齎冊、印，專程前往湖南行冊封禮。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在長沙舉行典禮，二十八日孫可望即應詔赴京陛見[105]。五月初二日，孫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達北京。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岳樂帶領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明遺民方文當時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賦詩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爭擁看其形。紫貂白馬蒼顏者，曾攪中原是殺星。」[106]次日，順治皇帝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皇帝賜宴多達三次，賜銀兩次共一萬二千兩，此外賜府第、賜蟒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上紅極一時的人物。這裡做一點對比也許更能加深了解清勝明敗的原因之一。1649年孫可望統率數十萬貔貅之眾，以雲南全省之地自願歸附風雨飄搖中的永曆朝廷，南明君臣在封一字王上備極刁難；而清廷對僅率數百人狼狽來歸的孫可望卻毫不猶豫地加封王爵。不能不看到清廷的度量和眼光比永曆朝廷高明得多。

  孫可望受到清廷特殊的恩遇，靠的是出賣雲貴川抗清事業。他剛剛逃到湖南寶慶就給清廷遞上了「願取三省上獻，以大一統之盛事」的奏疏，疏中避而不提張獻忠開創的大西軍事業，說什麼「望以關西布衣，適丁明季喪亡之際，不自甘於轅下，遂稱藩於滇黔楚蜀之間」，把自己打扮成逐鹿中原的英雄，他儼然以「國主」自居，把大西軍稱為「望兵」、西南抗清基地為「望土」，恬不知恥地把同系張獻忠義子和大將的李定國、劉文秀說成是自己「恩拔」起來的人物，又把李定國等人反對他專橫跋扈、帝制自為的措施說成「以奴叛主」。接著，他要求清廷發兵，「則滇黔蜀地願盡入於皇上之版圖，兵馬將士願咸奉皇上之軍旅」[107]。到湘鄉、長沙同洪承疇見面時，又如洪承疇奏疏所說：「偽王孫可望另有開列雲貴形勢機宜，職方在查詢，再具密疏，恭請宸衷裁斷。」[108]他還同清經略洪承疇會同各提督、總兵進行圖上作業，「繪圖講究，有同聚米為山，明如指掌」[109]。為了取悅清廷，孫可望不僅提供了永曆朝廷軍事機密等各方面的情況，獻上了「滇黔地圖」[110]，還為清軍進攻提供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嚮導。1658年（順治十五年）初，洪承疇遵照清廷諭旨會同孫可望「於投誠各官內查有熟諳湖南、廣西、四川、雲貴地利官十九員」，將其中四員派赴羅托軍中，其餘十員留在洪承疇「軍前不時應用」[111]。孫可望到達北京朝見清帝後，又上疏奏言：「大兵征滇，臣報效之日。滇南形勢，臣所熟悉。或偕諸將進討，或隨大臣招撫諸境，庶少效奉國初心。」清帝命王、大臣商議，結果「以大兵分三路趨雲南，指日奏功，無事可望再往」[112]。儘管清廷出於種種考慮沒有讓孫可望親赴前線，但還是充分利用了他過去在大西軍和永曆朝廷中的特殊地位，加強了政治攻勢。王夫之記載，當清軍三路進兵時，「可望又遣人齎手書招諸將帥，言已受王封，視親王，恩寵無比。諸將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將比。惟定國一人不赦」[113]。這以後，永曆政權在軍事上的節節敗退，不少原大西軍系統的將領倒戈投降，孫可望的現身說法無疑起了很大的誘惑作用。清軍在進兵途中，也充分利用了孫可望過去的地位和影響，劉坊在《哀龍江》詩序中說：「戊戌（順治十五年）冬，清師距遮炎河，謬道路者曰：可望師至矣！我兵聞風皆睋而失色，或寤者曰：國主至矣！至矣！相率驚竄。」[114]李定國支持的永曆朝廷的覆亡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清廷利用孫可望原來的地位和關係竭力進行瓦解，無疑加速了這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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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順治十五年（1658）起，清軍向西南的進兵是頗為順利的，這裡面自然也包含了孫可望的一份「功勞」。然而，孫可望本人的地位卻隨著永曆朝廷的衰微逐漸走向沒落，曾經紅極一時的義王越來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大好過了，這種變化是通過一些似微實顯的跡象體現出來的。順治十五年，孫可望意外地同自幼失散的弟弟孫可升相會了。明末戰亂以來，兄弟二人天各一方，孫可升在幾經飄零之後，先混跡於明朝行伍，後來又成了清軍的一名士兵。這年七月，孫可升從駐地松江府上海縣來到北京，兄弟久別重逢自是驚喜交集。孫可望向朝廷奏報了「聚合之奇緣」，奉旨同住。可是，孫可升的家屬奴婢十餘口還在上海，搬來北京籌措路費不易。於是，孫可望請求皇帝「敕部給予勘合」，利用政府的驛傳實現全家團聚[115]。在孫可望看來這不過小事一樁，所以在疏中寫道「想此項恩膏朝廷亦所不靳」。出乎他意料的是這麼一件小事卻引來一場軒然大波。順治皇帝批交兵部議奏，左都御史魏裔介立即參上一本，首先抨擊孫可望「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之，然後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本不是有「何功何德」受封王爵。接著借題發揮道：「臣觀其見之疏章者屢可駭異，即如出師命將出自朝廷，可望甫來歸順，便請從征。若可望文足經邦，武能戡亂，何至坐見敗辱，鼠竄奔投，可謂不自揣量，冒昧無知。繼則請動內帑，為彼經營。臣聞天子穆穆，端拱垂裳，豈有借財與人，亦豈有人臣借財於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緣一疏復為伊弟請給勘合，夫勘合之給為朝廷緊急公事及官員來往而設，非庶人下賤可以冒濫也。今可望之弟可升不過一食糧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則應自備腳力，未聞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堅策良，逍遙皇華之驛者也。臣聞高爵厚祿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其罪有三。臣忝列憲長豈敢畏避不言。伏祈皇上大奮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名分而正紀綱，則冒濫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義矣。」[116]魏裔介的劾疏處處流露出對孫可望的輕蔑，給了他當頭一棒。孫可望在「伏罪陳情仰籲天鑒」疏中說：「昨聞憲臣有特糾陳請之非，祈正悖謬之罪一疏，本藩汗流浹背，寢食不安，方知前事之非，憲臣之言不謬矣。」[117]

  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雖然明知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118]，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孫可望於驚懼之餘，連忙上奏本解釋自己放債的經過：「前蒙皇上賞給銀兩，臣恐花費，借與天津衛民鄧時增銀一千兩，有文約可據。緣臣初到京城，其人之賢愚，臣不得知。」接著向順治皇帝搖尾乞憐，陳述自己「鬱積之苦衷並所以招尤招謗之原」。他說：「臣於明季失身行伍，浪跡疆場，各處人民遷徙逃亡不無失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寵眷，無寸功可紀，一旦錫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慮者臣下文官如吳逢聖、武官劉天秀等百有餘員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見出入朝班，諸人睨目而視，臣知朝廷有逾分之典，眾心騰沸之端也。然怨忌既積於心，詬害自生於外，謗議之事，久知不免。」[119]

  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正如古語所說「神龍失勢，與蚯蚓同」。順治十七年（1660）六月，他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曆皇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但以李定國為首的明軍殘部仍在邊境地區堅持鬥爭。清廷認為把孫可望虛有其名的義王封號撤掉並不明智，因此，順治皇帝特地發布了一件措辭大有講究的聖旨：「王自南方孑身投誠，朕心嘉尚，特錫王封。乃舉國臣工，意懷輕忽，容或有之。王以孤蹤疑畏，控辭冊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雖系孤蹤，不必疑畏，冊印著仍祗受。」[120]

  就在這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孫可望死了。官方的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清初史家就說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121]；或者說「封為義王，尋被酖」[122]。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書明珠等前往福建，會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合議招撫據守台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說：「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鑑，足為寒心。」[123]可見，孫可望之死並非善終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

  孫可望死後，清廷賜諡恪順，「祭葬加隆」[124]；同時命其子孫征淇襲封義王。幾個月後孫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襲。順治十八年（1661），吳三桂等領兵進入緬甸，永曆帝被俘回昆明縊殺。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國也病歿於邊境。孫可望家族已經沒有多大利用價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康熙七年（1668）朝廷下令將義王孫征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征淳病死，其弟征灝請求襲封。御史孟熊飛上疏說孫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後無纖微之勞。我國家格外殊恩，授以義王顯爵，及伊身死，已襲替二次。……請將孫可望王爵停其襲替，或減等降封」。經議政王、大臣會議，降封為慕義公[125]。孫征灝死後，其子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126]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跡[127]。

  第六節孫可望叛降後的永曆政局

  孫可望的叛變，是南明政權內部又一次大動盪。孫可望投降清朝固然對永曆朝廷造成一些不利影響，但是，交水之戰和隨後的掃除親孫勢力，以大西軍為主體的雲、貴、川和湖廣、廣西的南明軍隊並沒有多大損失。平定內亂後，以昆明和貴陽為中心的兩個隱隱相對的實力集團得到了統一，這未嘗不是好事。如果李定國能夠同劉文秀等齊心協力，以永曆帝為號召，聯絡鄭成功、夔東十三家等各種復明力量，抗清形勢必尚可觀。

  然而，李定國在處理善後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頗。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勛鎮，白文選由鞏國公晉封鞏昌王，馬進忠由鄂國公晉封漢陽王，馮雙禮由興國侯晉封慶陽王，馬寶由安定伯晉封淮國公，馬惟興由興山伯晉封敘國公，靳統武由平陽伯晉封平陽侯，祁三升由咸寧伯晉封咸寧侯，高文貴由廣昌伯晉封廣昌侯，其餘有功鎮將也分別升賞[128]。狄三品、王會、張光翠等人「以黨附可望」的罪名降爵。駐守楚雄、永昌一帶的王自奇、張明志、關有才曾經接受孫可望的密令，準備東犯昆明。孫可望敗竄後，李定國本可以用朝廷名義對他們赦罪招撫，但他計不出此，親自率軍進攻迤西，「陣擒關有才，降張明志，自奇走騰越，窮蹙自刎。定國回省，適劉文秀獲張虎於水西，檻送省城，同關有才磔於市」[129]。在大敵當前之際，以內訌中的「功罪」大申賞罰，對於爭取和團結內部，儘量減少損失，無疑是欠妥的。

  李定國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同劉文秀的關係上。就歷史淵源而言，李定國和劉文秀在原大西軍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聯明抗清後兩人既不像孫可望那樣心懷野心，又多次獨當一面，指揮重大戰役，在迎接永曆入滇和平定孫可望叛亂等問題上都做出了貢獻。自然，劉文秀的戰功遠不及李定國，但在當時穩定南明局勢上，晉、蜀二王同為朝野所關注，合則兼美，離則兩傷。可惜，李定國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對劉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時艱。交水之戰後，李定國留在雲南，劉文秀領兵追拿孫可望，實際上負有穩定貴州以及與清方接境地區的任務。他雖然未能擒獲孫可望，但安撫地方和軍隊的工作做得相當出色。到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十月間，劉文秀見貴州形勢已經穩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軍仍據守著四川大部和湖廣武岡一線，就上疏奏請永曆帝移駐貴陽，這樣不僅可以體現進取精神，也便於就近指揮，振作士氣。永曆帝同意了這一建議，命禮部擇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國在進討盤踞永昌（今雲南保山）的王自奇時，得知永曆帝同意劉文秀遷都貴陽的建議後，大為不滿，「駐兵永昌，上疏告病，請卸兵事」[130]。永曆帝拗不過李定國，「璽書慰勞，召回，遲延三月始赴闕」[131]。永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國請盡撤川楚守邊各鎮將回雲南。遂罷幸黔之議」[132]。這是李、劉之間裂痕的第一次明顯暴露。從當時形勢來說，劉文秀的建議基本上是正確的，李定國反對移蹕貴陽如果是考慮到永曆帝秉性怯弱，距敵越遠越好，加上移蹕之時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負擔，主張留駐昆明自有可取之處。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挾永曆帝撤回川楚守邊諸將顯然是針對蜀王劉文秀的。因為他的親信部隊主要集中在雲南，而劉文秀安撫了貴州、四川、湖廣的軍隊，定國不免有所顧忌，擔心移蹕貴陽之後，劉文秀的地位將凌駕於自己之上。這年三月，李定國又建議永曆帝召回劉文秀，不能不說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南明內訌、孫可望來降的時機調兵遣將準備大舉進攻，李定國卻心存芥蒂，把劉文秀和處於一線的將領調回大後方昆明，嚴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揮部署。這說明李定國在平定孫可望叛亂以後，對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慮，注意力過多地放在鞏固自己在永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廷臣金簡等上疏進諫道：「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頓刃，待兩虎之一斃一傷以奮其勇；而我酣歌於漏舟，熟睡於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於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133]這裡說的二王是指晉王李定國和蜀王劉文秀。劉文秀對局勢的危險有清醒的估計，他在追逐孫可望的過程中，注意收集孫可望部下兵將，多達三萬餘人，加以改編訓練，打算用於守衛同清軍接境地區。他的豁達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顯，孫可望雖然叛變了，但跟著投降清朝的不過幾百人，而且沒有一個重要將領。這說明原先尊奉「國主」的大批將士在關鍵時刻是識大體的，不應心存畛域，加以歧視和打擊。可是，李定國卻缺乏廣闊的胸懷，採取了一些歧視原屬孫可望部下將士的錯誤做法，比如「以收穫孫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舊兵名曰晉兵」，「由是孫可望之兵心懶矣」[134]。甚至連在迎接永曆帝入滇和粉碎孫可望叛亂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劉文秀也受到冷遇。據記載，劉文秀追趕孫可望至貴州後，由於可望事先逃走，劉文秀就留在貴州從事善後事宜，重點是穩定內部，防止清軍乘釁進犯。事情剛有頭緒，李定國卻向永曆帝建議召回劉文秀。見面之後，永曆帝本應慰勞一番，卻一開口就質問孫可望是怎樣逃脫的。劉文秀回奏：「彼時殺敗孫可望之際，不料他走小路。臣帶多兵只從大路追去。及至盤江細問，把橋兵云：不曾從此過。始知走小路奔逃，只得仍從大路追下，且可望僅馬上不滿百人，隨處有馬即換，他不說大敗之故，誰不應承？連夜前去。臣只一日一站追，故追不及。臣到貴州，馮雙禮雲已去四日矣。即再發兵追之，已莫可及，可望故此得脫。」永曆帝沉默了很久才說道：「若捉不住，原日也不宜追他。今追之不獲，反激之投他處，恐滇南之禍不遠矣。」[135]朱由榔這一番話簡直是語無倫次，難道在交水之戰後讓孫可望返回貴陽重整兵馬就可以充當雲南的屏障嗎？劉文秀穩定貴州、四川、湖廣一帶功勞很大，李定國和永曆帝把他和主要將領召回昆明，使劉文秀的善後工作未能有效進行已是重大失誤，對劉文秀的亂加指責更使他心灰意懶。劉文秀的被召回，意味著被解除兵權，朝廷在晉、蜀二王之間已明顯地倚重李定國，一些目光短淺的舉措又使劉文秀深為不滿。他內心非常苦悶，甚至私下對人說：「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136]把李定國比作孫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對定國大權獨攬和處事不當表示反感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以後他日趨消極，「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將一切兵馬事務悉交護衛陳建料理，亦不出府」[137]。不久發病臥床不起，永曆帝和李定國都曾去探望，再三寬慰，派醫調治。但心病無藥醫，四月二十五日劉文秀病卒[138]。臨終前，劉文秀上遺表云：「北兵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萬，可以充餉。臣之妻子族屬皆當執鞭弭以從王事。然後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此臣區區之心，死而猶視者也。」[139]劉文秀在病危之時對國家大事仍縈繞於心，所提建議都是從大局出發，不僅不贊成歧視原大西軍部分兵將，還主張應該同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夔東十三家兵馬緊密團結，共赴國難。言外之意是對李定國執掌朝廷大權後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誤提出了批評[140]。

  [1]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二。

  [2]《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九四頁。

  [3]趙藩、李根源輯《雞足山志補》卷二，拓片存雲南省博物館。

  [4]《爝火錄》卷二十二。

  [5]《旅滇聞見隨筆》。

  [6]《殘明紀事》。《明末滇南紀略》卷四云：「孫可望有迎駕心，屢為任僎所阻。」

  [7]《崑山王源魯先生遺稿》《小腆紀敘》卷下說「已而可望至安隆，入見，將圖不軌」，云云。恐不可靠。

  [8]沈佳《存信編》卷三。

  [9]江之春《安龍紀事》；又見佚名《明亡述略》。《爝火錄》卷二十二云：可望「以朝事盡諉吉翔及龐天壽」。

  [10]江之春《安龍紀事》，見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排印本卷十四，第四四九頁。

  [11]《明末滇南紀略》記載頗詳：「乃擇期於五月十六日登殿，受百官朝。孫賊乃於四月兼程旋滇，命馮雙禮守貴州，期以是日登殿，大事定矣。令各營馬步兵是日俱頂盔貫甲，弓上弦，刀出鞘，自五華山擺至南門口。如是之威，自謂有不臣者即發兵擒之，密議號令如此。豈料天不從人，是日自四鼓以至午時，大雨傾盆不住，站隊兵士衣甲盡濕，街上水深尺許，丹墀內水及膝，各官侍立，朝服盡濕。及晴，已過午時矣。自是可望不能出殿，不得受朝，由此兵民議論紛紛。」按，《明末滇南紀略》記載月日雖詳，但系年不清楚，給人印象是永曆七年事。據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甲午（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六月，秦王孫可望僭號不果，復如貴州」。「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僭號。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大雨傾盆，雷電交作。可望不悅而止，遂歸貴州。」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是年「六月，孫可望謀僭號，不果，復如貴州」。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記：「十一年甲午六月，孫可望自貴州還雲南，復入貴州，張勝率兵同往。」倪蛻《雲南事略》所記與《安龍逸史》相同。

  [12]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寶慶至沅州日記》。

  [13]倪蛻《滇雲歷年傳》卷十。

  [14]江之春《安龍紀事》。

  [15]江之春《安龍紀事》。

  [16]沈佳《存信編》卷五。

  [17]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18]江之春《安龍紀事》，收入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

  [19]諸書多記以代祭興陵為名遣出馬吉翔，興陵在梧州，但又說馬吉翔在南寧，顯有牴牾。錢秉鐙《汪辰初集序》據汪蛟親述：「會南寧新復，因加吉翔重銜留守。」見《藏山閣文存》卷三。

  [20]邵廷寀《西南紀事》卷十《李定國傳》。楊英《先王實錄》中收1654年李定國致鄭成功信中說：「聖蹕艱危，不可言喻。敕中愴怛之語，不穀讀之痛心。」可以互相印證。

  [21]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22]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23]江之春《安龍紀事》。

  [25]《行在陽秋》，本書原署名為劉湘客所著，前輩學者已指明非劉湘客作，但定為戴笠亦無確證。文中李定國寫作「李頎」，李頎為十八受難者之一，不知何故誤將李定國寫作李頎，徐鼒《小腆紀年》卷十八收錄此疏已訂正為「李定國臣弟也」，但其他文字已稍作刪改。

  [26]《爝火錄》卷二十二。

  [27]李定國的籍貫在各種史籍中記載互歧，乾隆五十年《綏德直隸州志》卷八《雜記》載李定國為該州「義讓里人」，當以此為準。中華書局1986年版《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第三卷，第三六○頁。林毓輝撰《李定國傳》依據王夫之《永曆實錄》不可靠的記載說他是「陝西榆林人」，顯然失考。

  [28]李定國的生年尚未考出。郭影秋《李定國紀年》假定崇禎三年（1630）定國十歲參加張獻忠部，林毓輝僅據郭氏「假定」斷言李定國「生於明天啟元年（1621）」，不妥。

  [29]楊英《先王實錄》。

  [30]劉健《庭聞錄》卷三說，可望「遣關有才等以精甲四萬拒之田州。定國襲破有才，收其兵」。劉鎮國、關有才部兵力肯定有所誇大。

  [31]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這裡所說的「歸路」是指定國率軍返回雲貴。

  [32]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

  [33]羅謙《殘明紀事》。

  [34]羅謙《殘明記事》。另見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沈佳《存信編》卷五記，永曆十年二月李定國命部將高文貴領兵從歸朝小路抄過田州，徑出關有才後。三月，一舉擊敗關部，收其兵三千人。

  [35]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

  [36]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寫作「偽百戶葉應禎」，昆明無名氏輯錄《滇南外史》、羅謙《殘明紀事》亦同；金鐘《皇明末造錄》作「葉應楨」；錢秉鐙《汪辰初文集序》據當時扈蹕安龍的汪蛟《日記》說是可望「親將葉粲」。《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一，順治十五年十月清廷授予隨孫可望投降官員名單中有葉應禎等授一等阿達哈哈番，當以此為準。

  [37]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

  [38]前引康熙《雲南府志》卷五《沿革》。

  [39]《安龍逸史》卷下。按，書中記楊祥入安龍後，先謁司禮監龐天壽，呈上定國密疏，由天壽引見永曆帝。然他書多記龐天壽早已投靠孫可望，負有監視永曆君臣之責，定國密使是否由他引見，頗有疑問。

  [40]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

  [41]錢秉鐙《藏山閣集》卷十五，文存卷三，《汪辰初集序》引汪蛟親述當時情況。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云：有一騎奔至城下，口稱「我西府長隨夏太監也」。

  [42]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羅謙《殘明紀事》。

  [43]錢秉鐙《藏山閣集》卷十五，《文存》卷三，《汪辰初集序》。

  [44]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按，沈佳《存信編》卷五所記日期不同；二月十九日定國至安龍，二十日「駕發安隆」，二十二日至普安，三月初一日至曲靖。

  [45]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記：「時守滇者乃劉文秀，其都督王尚禮、王自奇、賀九儀等各兵萬人，皆文秀所轄。文秀亦意在保衛宮駕，陽與三人密議城守，而自以數騎往會定國，曰：『我輩為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將朝廷社稷傾覆，實我等有負於國家，國家無負於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借滇黔以恢復中原，那時封妻蔭子，榮歸故里，也得個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亂作為，雖稱王稱公，到底不得歸正。但我輩今日以秦王為董卓，恐董卓之後又換一個曹操。』定國指天自誓，文秀於是迎駕入雲南府，時永曆十年夏四月也。」按，李定國和白文選決策護帝入滇，必然考慮到在昆明的劉文秀將給予支持。劉文秀的態度對留守雲南的將領有重大影響，但說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都是他的部將，似欠妥。

  [46]康熙二十六年《武定府志》卷一《沿革》記：「丙申（順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李定國迎永□（歷）至滇，駐武定，民挽運烏撒，民苦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六《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記：「定國遂護駕徑至雲南，以可望所造宮殿請上居之，時丙申三月也。」系時相同，但說朱由榔到達昆明後立即住進孫可望宮殿，稍誤。

  [47]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

  [48]《明末滇南紀略》卷四《迎帝入滇》。

  [49]《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第九一二頁。

  [50]順治十五年五月兩廣總督王國光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第九五五頁。

  [51]胡欽華《天南紀事·永曆帝播遷本末之下》。清方在順治十三年六月間得到土司報告：「李定國差偽總兵吳之鳳齋偽敕、偽令旨到鎮安，稱偽永曆已移駐雲南省，李定國賜封偽晉王。」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六一頁，順治十三年八月初十日經略洪承疇揭帖。各書記永曆帝封李定國為晉王事在時間上差異頗大，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四六頁指出「晉王之封，當在（永曆十年）三、四月間」，較為準確。

  [52]《明末滇南紀略》卷四《迎帝入滇》。

  [53]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見中華書局版《明季南略》卷十四。《明末滇南紀略》卷四《迎帝入滇》篇所記官爵任用稍有不同。

  [54]胡欽華《天南紀事》。

  [55]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

  [56]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見《明季南略》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卷十六，第三七二頁。中華書局排印本在卷十四，第四五八頁，「定國所信文則中書金維新、龔銘」漏「文」字。

  [57]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

  [58]《天南紀事》。

  [59]《安龍逸史》卷下。

  [60]《安龍逸史》卷下。

  [61]《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

  [62]李蕃《雅安追記》。

  [63]永曆十年丙申孟夏（四月）《重修凌雲寺記》，凌雲寺在四川樂山，碑記後列銜首為「□（蜀）王駕前親軍衛指揮□（同）知陳起龍序」，下即祁三升、狄三品諸將，請參閱鄭天挺《探微集》第四五九至四六○頁。

  [64]光緒十年《洪雅縣續志》卷十《藝文補遺·蜀王睿制天生城碑記》。嘉慶五年《清溪縣誌》卷一《建置志》載，順治十三年「九月，劉文秀復至蜀」。按，清溪縣為明代大渡河所、黎州所合併而成，今廢。

  [65]劉獻庭《廣陽雜記》卷一載，祁三升為延綏人，後降清任吳三桂後營總兵，「其兵為滇南諸營最」，連康熙帝也「頗聞三升勇」，讓冊封使者同他會見，以便回京講敘其人。楊武后來統兵在湖南西部同清朝經略洪承疇部對峙，孫可望叛投清方時幾乎被他所擒。

  [66]按，劉文秀之帥府地，李蕃寫作「魚丘坪」，乾隆四年《雅州府志》卷十《勘亂》記：順治十三年「九月，劉文秀復經蜀出雅州，至洪雅縣千邱坪駐札數月，俄勒兵而返。」嘉慶十八年《洪雅縣誌》卷二十三《藝文·國朝》收侯之鼎《時變紀略》載：「壬辰（順治九年），又為文秀竊據，僭王號，都馬項岩，名曰天生城。丙申（順治十三年），我師廓清蜀土，文秀敗走還滇，步將高承恩逗留雅州，竊據巢穴，改名靖遠，割洪雅而轄之。」侯文誤將劉文秀兩次入川混為一談，劉文秀還滇，也不是為清兵所敗。

  [67]沈荀蔚《蜀難紀略》。費密《荒書》所記大致相同，唯雲文秀駐兵夾江縣之地名為「南安壩」。郭影秋先生《李定國紀年》第一四三頁記1656年「十二月，定國遣蜀王文秀略川南」，即引《蜀難紀略》為據，其實沈氏原文明言劉文秀入川在是年秋，十二月十五日為至洪雅縣乾壩陽之時日。定國「遣」文秀語亦不妥。

  [68]歐陽直《歐陽氏遺書·自記·蜀亂》。

  [69]乾隆二十二年《廣元縣誌》卷十三下，藝文，疏，疏尾有「順治十二年八月初□日奉聖旨：該部議奏」。

  [70]李蕃《雅安追記》。

  [71]《粵滇紀略》卷九。

  [72]《天南紀事》。

  [73]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

  [74]同上。

  [75]《殘明紀事》。

  [76]《粵滇紀略》卷九，沈佳《存信編》，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所記大抵相同。

  [77]《明末滇南紀略·稱兵犯闕》。

  [78]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見《明季南略》卷十四。

  [79]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十五《記馬惟興語》中說：「馬惟興者，馬寶兄也。」

  [80]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見《明季南略》卷十四。按，該書記白文選於八月初四日拔營逃至曲靖，初六日單騎入昆明，恐誤。

  [81]彭而述《讀史亭詩集》卷八《四戰歌·交水》。曹無傷是西漢高祖劉邦軍中左司馬，密通項羽，見《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這裡借用來隱指白文選。

  [82]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見《明季南略》卷十四。

  [83]康熙四十二年《平彝縣誌》卷二《沿革》記：「九月，李定國、劉文秀逆戰可望於曲靖之三岔口，大敗之。」順治十七年至十八年彭而述由湖南入雲南，往返都經過該地，記雲「三岔高阜乃孫、李戰場」，見《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一字孔至滇南日記》《出滇日記》。按，一字孔即亦資孔。

  [84]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七。

  [85]胡欽華《天南逸史》。

  [86]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

  [87]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見《明季南略》卷十四。

  [88]道光《貴陽府志》卷二《大事紀中》。按，程瀚記孫可望逃回貴陽為十月初一日，恐有誤，因為九月三十日孫可望已經派人赴清接洽投降，見下文。

  [89]程瀚《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

  [90]《天南紀事》。

  [91]《殘明紀事》。

  [92]第一檔案館藏《順治朝揭帖》，叛逆類，第四十六號。

  [93]第一檔案館藏《順治朝揭帖》，叛逆類，第四十六號。

  [94]順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經略五省洪承疇「為恭報招接雲貴偽王率眾投誠仰懇上懷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十一冊，A31—96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七九至五八〇頁。

  [95]同上件。又，《清世祖實錄》卷十三記偏沅巡撫袁廓宇奏報，隨同孫可望降清的有將校一百二十餘名，兵丁家口五百餘名，另有內官二十二名。

  [96]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五《孫渠歸順紀略》。

  [97]見《明清檔案》第三十一冊，A31—76號。

  [98]上引《明清檔案》第三十一冊，A31—96號。

  [99]《清世祖實錄》卷一一三，參見順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密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八四頁。

  [100]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三十一冊，A31—119頁；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八二至五八三頁。

  [101]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五《孫渠歸順紀略》。

  [102]見上引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洪承疇揭帖。

  [103]上引《明清檔案》第三十一冊，A31—119號。

  [104]《清世祖實錄》卷一一七。

  [105]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經略五省大學士洪承疇「為欽遣錫封大臣已到長沙謹報上聞事」密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八九頁。

  [106]方文《塗山續集·北游草》。

  [107]順治十四年十一月《秦王孫可望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七六頁。

  [108]上引《明清檔案》第三十一冊，A31—119號。

  [109]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八六頁。

  [110]沈佳《存信編》卷五。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傳》也記載：「可望之降也，因洪承疇請兵取雲貴，盡圖山川迂曲及諸將情形、兵食多寡獻之。」

  [111]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九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八〇頁。

  [112]《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孫可望傳》。

  [113]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列傳》。

  [114]《永昌府文征》，詩，卷十。

  [115]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義王孫可望奏本》，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16]魏裔介《特糾陳請之非疏》，見《皇清名臣奏議彙編》初集卷十一。魏裔介疏中所說孫可望向順治皇帝借錢事，未見詳細記載，但《明清檔案》第三十二冊，A32—130號為順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義王孫可望揭帖殘件，其可見部分為本月十八日「仰懇皇恩一疏，冒陳天聽，緣本藩備沐深恩，渥養如子……故一時昏昧，未及熟思。自入告之後，本藩即清夜思維，惶悚無地，自覺細瑣之事，□□妄瀆天聰。今以小故而擅幹上聽，冒昧之罪，自知難逭。……」此必為孫可望上疏「借錢」後即遭物議，自請寬宥而上。

  [117]順治十六年二月十二日「義王孫可望揭帖」，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118]參見談遷《北游錄》，紀聞，《營債》條。順治五年十一月清廷明諭：「勢豪舉放私債，重利剝民，實屬違禁。以後止許照律每兩三分行利，即至十年不過照本算利。有例外多索者，依律治罪。」見《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一。可知放債取利是有律可循的。

  [119]《義王孫可望密奏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十本，第九六七頁。

  [120]《清世祖實錄》卷一三六。

  [121]《行在陽秋》卷下。王源魯《小腆紀敘》卷下《孫李構難》亦記：「可望既封為義王，後從出獵，斃於流矢。」

  [122]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端溪滇桂十六載紀元延統》。按，林氏記「可望亦降於三桂」，有誤。

  [123]江日升《台灣外紀》卷十五。

  [124]按，《清聖祖實錄》卷二記順治十八年五月庚午（二十二日）「賜故義王孫可望諡恪順」，據是年四月十九日所立之「諡恪順義王碑文」可知實錄系時有誤。

  [125]《清聖祖實錄》卷三十九。

  [126]《清高宗實錄》卷八八六，參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孫可望傳》。

  [127]孫可望，陝西延長縣人。順治十二年八月《經略洪承疇密揭帖》中報告因擒獲了孫可望派往延長家鄉探望親人的使者，清陝西四川總督金礪接兵部咨文後立即派遣員役赴延長縣將孫可望親友十六名口解赴西安、北京，意在相機招撫或挾制孫可望。乾隆二十七年《延長縣誌》卷九《宦績》記孫可望為該縣「李城裡人」；同書卷八《封蔭》記載了孫可望的父親孫選「以子義王貴，追封義王」；子孫征淇、征淳襲封義王等。由於孫可望降清封王，《清史列傳》和《清史稿》依據檔案記載他是延長人，本不誤。林毓輝為《清代人物傳稿》撰《孫可望傳》卻輕信不可靠的野史記載，說他是「陝西米脂人」（見中華書局1986年版，上編，第三卷，第三四六頁），疏於考證。

  [128]《殘明紀事》。

  [129]《雲南備征志》卷十七，倪蛻《雲南事略》。

  [130]沈佳《存信編》卷五。

  [131]沈佳《存信編》卷五。

  [132]沈佳《存信編》卷五。

  [133]《求野錄》。

  [134]《明末滇南紀略》卷八《蜀王旋滇》。

  [135]《明末滇南紀事》卷八《蜀王旋滇》。

  [136]《求野錄》。

  [137]《明末滇南紀略》卷八《蜀王旋滇》。

  [138]據《求野錄》。《南疆逸史》卷五十二《李定國劉文秀傳》；《殘明紀事》；倪蛻《滇雲歷年傳》卷十均繫於四月。《明末滇南紀略》卷八《蜀王旋滇》雲「於是歲六月薨」，誤。

  [139]倪蛻《滇雲歷年傳》卷十。《殘明紀事》《安龍逸史》所錄遺表文字較簡。鄧凱《求野錄》記文秀遺表文字有異，云：「我死，國事可預知。臣精兵三萬人皆在黎雅建越之間，嘗窖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促，臣妻操盤匜以待，臣子御駕靮以備御。請駕幸蜀，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也。」

  [140]關於劉文秀上遺表事，還有另一種記載，四川樂至縣舉人鄒簡臣在永曆朝廷任通政司右通政、贊理蜀王軍務。「戊戌（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春，還行在，蜀王疾篤，表奏十二事，頗言內閣馬吉翔之奸，勸上收大權，用正人。尋卒。定國、吉翔皆知為公筆，心銜之。」見道光《樂至縣誌》卷十四，人物，宿士敏《鄒公易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