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李定國迎永曆帝入雲南和孫可望的降清（1）

  第一節孫可望的跋扈自雄和陰謀篡位

  孫可望自從把永曆帝遷到安龍以後，朝廷大權已經完全被他掌握。所謂永曆朝廷不過是個虛有其名的空架子，僅靠一小批扈從文武官員勉強支撐門面。軍國大事都由孫可望在貴陽裁決，然後在形式上通知永曆帝認可，日常事務則根本不關白朝廷。如史籍所記：「時可望假天子名號令中外，調兵催餉，皆不上聞。生殺與奪，任意恣肆。帝在安龍，一不與聞。」[1]南明管轄區內的相當一部分文官武將除了奉行永曆年號外，心目中只有孫可望這位「國主」，皇帝被置之度外。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明恢討左將軍白某（大概就是白文選）給孫可望的四件啟本被清軍繳獲，本中白某自稱臣，用了「啟國主御前」「封進御覽，以慰聖懷」之類的措辭[2]。1654年固原侯王尚禮在雲南雞足山金頂寺鑄造大銅香爐一座，爐上鐫刻的銘文雖然用了永曆八年的明朝正朔，卻一字不提當今皇上朱由榔，一味地吹捧孫可望：「固原侯弟子王尚禮，率男廣祿，原籍陝西西涼府固原衛群門所張城堡人氏。自丁亥歲躬隨國主臨滇，發心欽崇三寶，修嚴各山寺院。……仰賴佛光普照，上祈國主聖壽無疆，皇圖鞏固。……」[3]這類原始文件說明孫可望已經放任或指使親信部將擁戴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了。他身邊的一批文職官員也巧加迎合，乘機勸進。如兵部尚書任僎借天命倡言「明運已終，事不可為矣」，主張由永曆帝禪位給孫可望[4]；編修方於宣則為可望「定天子鹵簿，定朝儀。言帝星明於井度，上書勸進」[5]。早在朱由榔被迎至安龍的時候，孫可望曾經一度準備去安龍陛見。任僎卻說：「國主欲進安龍，二龍豈便相見？」[6]於是，孫可望連這個起碼的禮節也沒有舉行[7]。

  一些史籍記載，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五六月間孫可望曾經專程返回雲南昆明，打算正式登基稱帝。據說是由於選定的吉日良辰大雨如注，無法舉行即位大典[11]，實際上很可能是遇到內部阻力（如與孫可望地位相當又掌握兵權的李定國、劉文秀堅決反對）才未能如願以償。孫可望圖謀篡位還表現在有時連朱明朝廷的正朔也棄置不用。例如，在湖南寶慶府紫陽河有一株很大的樹，孫可望觀賞後封之為「樹王」，樹幹上刻「歲癸巳秦國主」[12]。癸巳為1653年（永曆七年）。次年八月在昆明舉行了鄉試，「父老相傳此《題名錄》刻秦甲午科字樣」[13]。孫可望在貴陽自設內閣、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將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疊篆文改為八疊[14]。這些措施固然有掃除南明朝廷用人唯賄、整肅官箴的積極意義，但實質上卻是帝制自為了。有的史料記載，孫可望在方於宣等人參與策劃下，「定儀制，立太廟，廟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夜謀禪受」[15]。孫可望取代朱由榔的圖謀在緊鑼密鼓中進行。

  第二節密詔李定國救駕和「十八先生案」

  詔曰：朕以藐躬，纘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險阻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遷不定。茲冬瀨湍，倉卒西巡，苗截於前，虜迫於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寧宇。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累累若若，類皆身圖自便，任事竟無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毗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張鐫、張福祿、全為國、徐極、鄭允元、蔡宿、趙賡禹、周允吉、易士佳、楊鍾、任斗樞、朱東旦、李頎、蔣乾昌、朱儀昶、李元開、胡士端，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敕，擅行封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廷審鞫。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鐫、張福祿等同謀不法，蒙蔽朝廷，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取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此後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昇平。

  孫可望的奏疏說：

  為行在諸奸嬌敕盜寶，擅行爵賞，大為駭異。隨奉皇上賜書，將諸奸正法，仰見乾綱獨攬，離照無私。首惡吳貞毓、張鐫、張福祿也，為從者徐極、蔡宿等也。皇上立置重典，以彰國法矣。蓋李定國[25]臣弟也，剿虜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反以為應賞矣。且臣所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應賞應罰，惟臣得以專之。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楊畏知奏明。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晉中樞旋晉內閣之故，原疏具在，可複閱也。因憶兩粵並陷時，駕蹕南陵（寧），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於內，虜首彎弓於外，大勢岌發，卒令駾喙潛跡，晏然無恙，不謂非賀九義等遵王朝令星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湍移蹕時，危同累卵，諸奸惡力阻幸黔，堅請隨元胤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遂足贖乎？茲蹕安隆三年矣，才獲寧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難於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激烈，冀留芳名於萬古耳！即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能覬此哉！故楊畏知之齎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請為聯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瀨湍之危。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錢糧不敷，欲移幸外地，惟聽睿斷，自當備辦夫馬錢糧，護送駕行，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

  據《爝火錄》記載，早在1652年（永曆六年）五月，孫可望就在一件奏疏中說：「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26]

  孫可望的專橫跋扈在他的言行中已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只看到永曆帝自南寧失守以後既沒有兵，也沒有地，不得不遷入他所指定的安龍。好比元末群雄紛爭之際，朱元璋領兵把龍鳳皇帝韓林兒迎至滁州安置一樣，一切大政方針都由自己裁決，發布詔令時用「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表面上掛個「大宋」國號，暫時保留龍鳳年號罷了。孫可望發布的詔書常用「皇帝聖旨、秦王令旨」，頗為相似。任僎之流的「天命在秦」，同劉基的「天命自有在」也如出一轍。然而，孫可望和依附他的文臣武將都不明白元末和明末的形勢有一個根本的區別，元末是蒙古貴族統治的瓦解時期，而清初則是滿洲貴族勃興的時期。在民族危機深重之際，孫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須以復明為號召，復明就必須遵奉永曆朝廷。孫可望說：「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把永曆帝貶得一錢不值，這完全不是事實。即以孫可望賴以威福自操的原大西軍來說，李定國就寧願站在永曆帝一邊，而不願受孫可望的頤指氣使；何況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張名振、張煌言等人，夔東以原大順軍為主的抗清武裝以及內地各種或明或暗的抗清勢力，都是以復明為宗旨，絕不可能接受孫可望為盟主。孫可望的一意孤行，不僅在忠於朱明王朝的漢族官紳中引起強烈不滿，也加深了原大西軍內部的分歧，最終導致了原大西軍的分裂和內訌。

  第三節李定國奉迎永曆帝入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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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定國，陝西綏德人[27]，生年不詳[28]，崇禎年間投身農民起義，被張獻忠收為養子，是大西軍主要將領之一。大西軍聯明抗清後，李定國對復明事業忠貞不貳，戰功卓越。1653—1654年他兩次進攻廣東的時候，永曆帝在孫可望的逼脅下，處境非常困難，一再派使者攜帶密詔讓李定國領兵迎駕。李定國深知永曆朝廷的存亡直接關係到抗清事業的成敗，他的意圖是同鄭成功會師收復廣東，這樣既可以擴大南明控制區，又可以藉助鄭成功、張名振等閩、浙沿海擁明實力派扼制孫可望。李定國給鄭成功的信中說道：「聖蹕艱危，不可言喻。敕中愴怛之語，不穀讀之痛心。」[29]永曆朝廷當時僻處安龍，所謂「艱危」顯然不是來自清方，定國信中作如是語，正是指望聯合鄭成功等共扶永曆。1654年冬，新會之戰定國大敗，撤至廣西南寧休整士馬。聯合「東勛」共扶明室的希望落空了，他只有憑藉本部兵力親赴安龍從孫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曆帝朱由榔。

  孫可望得到情報，派部將劉鎮國、關有才領兵駐紮于田州（今廣西田陽）阻截李定國軍北上[30]，甚至下令「凡定國必過之地盡焚芻糧，以絕其歸路」[31]。李定國為了突破可望的攔擊，抽調精銳，「軍中盡易皂旗」[32]，晝夜兼程，三天就進至田州。劉鎮國、關有才摸不清來軍的底細，猝不及防，「乘空馬馳去」[33]。定國以大局為重，下令不要追逐二將，只派前騎傳呼：「西府駕來！」劉、關部下士卒都在道路兩旁跪下迎接。定國傳諭安撫道：「若等無恐，吾於秦王兄弟也，以細人之言相間，今已無他。若等歸營，吾將勞汝。」「於是兩兵相遇歡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國發二萬銀犒之，且令休息。諸軍皆呼千歲。」[34]

  孫可望得到李定國突破田州防線向安龍進發的消息，急忙派大將白文選於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十月前往安龍，負責把永曆君臣搬入貴陽，置於自己直接控制之下。白文選雖然是孫可望的舊部，但他內心裡卻並不贊成孫可望對永曆帝肆無忌憚的傲慢態度。因此，在後來永曆帝每次有可能遭到孫可望的謀害時，他總是或明或暗地加以保護。某些史籍說，文選「及至安龍入謁，見其丰儀，股慄汗下，不敢逼行」[35]。朱由榔長得相貌堂堂，見之許多史冊，應屬可信；但白文選不敢逼駕未必是因為永曆帝一表人才，主要還是他心目中以永曆朝廷為正統，不願做孫可望犯上作亂的打手。十二月，孫可望見白文選還沒有把永曆君臣押來貴陽，又派親信百戶葉應禎去安龍催促[36]。自從密敕事件發生後，孫可望鋒芒畢露，這時一再派兵馬來安龍督促他移住貴陽，朱由榔知道此行兇多吉少，「宮中」大小哭泣不止；白文選即以安龍地方僻小，召募民夫不易為理由，拖延時日，等待李定國到來。

  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國軍距安龍已不遠，先派傳宣參將楊祥身藏密疏前往安龍，在離城五十里的板屯江（一作坂屯河）被劉鎮國部兵擒獲，解送到白文選處。文選詢問其來意，回答道：「我傳宣參將楊祥也。國主令我來督催道府州縣預備糧草，以候國主之至耳。」當即從衣甲內取出龍牌一紙，「為仰安龍道府備糗糧之具。無他也」。白文選明知楊祥不是「國主」孫可望的使者，假裝糊塗，命以酒食款待後即任其自由行動。楊祥得以入城謁見永曆帝，呈上衣甲後心所藏密疏，署雲「藩臣李定國謹奏」：「臣今統兵迎扈，不日至行畿，先遣奏萬安，勿輕聽奸逆輒行移蹕」[37]，奏本上蓋有永曆密敕所賜「屏翰親臣」印為信[38]。永曆帝知道定國大軍即將到達，才比較放心。楊祥完成任務後改換衣裝由山路回報定國[39]。十六日，葉應禎聽說李定國大軍將至安龍，急忙帶領士卒戎服貫甲入宮，逼迫永曆帝、後立即騎馬前赴貴陽。一時「宮中哭聲徹內外」，白文選趕來，見葉應禎蠻橫無狀，把他叫過來說：「國主恐安西歸清，所以迎駕者，恐陷不測也。事須緩寬，若迫促至此，朝廷玉葉金枝，不同爾我性命。萬一變生意外，若能任其責乎？今我往探，若安西果通清兵前來，移蹕未晚。倘止是安西還兵，彼乃一家人，我等何得過為逼迫，自取罪戾！」[40]在白文選的干預下，葉應禎被迫退讓。二十二日凌晨，大霧瀰漫，忽然有幾十名騎兵直抵城下，繞城喊道：「西府大兵至矣！」城中歡聲雷動，葉應禎所領劫駕兵倉促逃回貴陽[41]。接著炮聲由遠及近，定國親統大軍到達安龍。入城朝見時，永曆帝說：「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李定國激動得淚流滿面，說：「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願，且重貽陛下憂，至萬死無能自贖。」[42]

  由於李定國在新會戰役中損失兵員較多，貴州地區又是孫可望的勢力範圍，因此他在朝見回營後就同白文選商議移蹕事宜，兩人一致意見以遷往雲南昆明為上策。定議後，李定國「自選帳下五百人衛宮眷先行」[43]，二十六日，永曆君臣離開安龍，向雲南進發。二月十一日，到達雲南曲靖[44]。定國請永曆帝暫時停留在這裡，自己帶領精兵前往昆明料理。當時，在昆明的大將有撫南王劉文秀、固原侯王尚禮，另有將軍王自奇部騎兵駐於楚雄、賀九義部兵五千人扎於武定，總兵力約有二萬。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是聽命於「國主」孫可望的；劉文秀和李定國一樣擁護永曆朝廷，同孫可望有矛盾，他地位雖高，兵權卻不大。李定國保駕已至曲靖的消息傳到昆明，劉文秀和王尚禮、沐天波等人會商應付辦法，拿不定主意。因為若是開門迎接永曆帝近於背叛「國主」，可是出兵相拒又顯然不恰當。儘管永曆帝在王尚禮等人心目中不過是個傀儡，但又不能不奉他的「正朔」，承認他的皇帝地位，何況護駕而來的李定國是原大西軍四大台柱之一，其影響也不可忽視。正在左右為難之際，忽然得到報告李定國已親統兵馬來到昆明城外。王尚禮慌了手腳，在劉文秀的勸說下勉強隨眾出城迎接[45]。定國同文秀定議迎接永曆帝入昆明，王尚禮既不便違抗二王，又不清楚定國部實力，不敢輕舉妄動。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永曆帝在李定國的護衛靳統武、總兵張建帶領的軍隊保護下進入昆明[46]。有明一代，雲南被視為偏遠之地，真所謂天高皇帝遠，這時「真龍天子」駕到，昆明百姓激動不已，「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47]。朱由榔非常感動，讓隨從傳旨：「朕到，勿分軍民老幼，聽其仰首觀覘，巡視官兵不許亂打。」[48]除了王尚禮等人心中忐忑不安以外，整個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歡樂的氣氛里。定國和文秀決定暫時把雲南貢院（大西軍入滇後這裡曾經是定北將軍艾能奇的住所）作為永曆帝的行宮，視朝聽政。

  李定國把永曆帝從孫可望控制下的安龍迎接到雲南昆明，從維護抗清事業的大局而言，自然應當肯定。然而，不能不看到李定國的原意是會合鄭成功收復廣東全省後再考慮移蹕事宜（永曆朝廷建立於廣東肇慶，長期駐於廣西，定國的意圖很可能是會合鄭成功、張名振以至魯監國聯名表請奉迎永曆帝還駐兩廣的適當地方，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孫可望比較難於阻擋，參見處理「十八先生案」時孫可望的奏疏）。定國兵敗新會，原來的計劃破滅，只有憑藉本部兵力冒險突入安龍，把永曆君臣護送入滇。這一重大措施雖僥倖成功，但是李定國部主力經貴州轉入雲南，他長期經營的廣西必然落入清方之手。順治十三年二月清兩廣總督李率泰奏報，清方利用定國主力轉移，廣西明軍勢單力薄的機會，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統領廣東兵馬會合湖南（經略洪承疇部）、廣西（原定藩線國安部）官兵迅速向廣西推進。這年（順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二日抵平南縣，守潯州府的明仁安將軍李承爵、管領水師陽春伯李先芳自知兵力不敵，初七日主動撤退，初十日清軍占領潯州府。十五日，廣東清軍進至貴縣，與廣西提督線國安、經略洪承疇下總兵南一魁、張國柱部會合繼續西進，十八日抵橫州，明將高文貴、李承爵、施尚義、李先芳不戰而退。二月初四日，清軍占領南寧府；初九日廣西左翼總兵馬雄部追至瀨湍，明陽春伯李先芳被俘。廣西大部分州縣都被清軍占領[49]。後來，在平定了孫可望的叛變後，李定國雖曾命保康侯賀九義率軍收復南寧，賀九義在1658年（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派部將閻維龍、曹延生等度東收橫州，終因兵力不足，再度放棄該州。不久，因大局逆轉，賀九義奉命領兵回滇[50]，南明被迫放棄廣西大部州縣。因為孫可望有不臣之心，李定國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就後果而言，首先是永曆朝廷同廣東義師的聯絡被切斷，閩浙沿海抗清武裝經海路入粵的通道也極難利用，形成東西呼應不靈、各自為戰的被動格局。其次，廣西大部分州縣的易手，為清方後來三路進攻貴州、雲南製造了更有利的態勢。由此可見，孫可望的專橫跋扈，使南明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永曆朝廷移蹕昆明後，李定國、劉文秀率領各公、侯、伯、將軍上疏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禮。臣等集議：奉孫可望出楚，臣定國出粵，臣文秀出蜀，各將所部兵馬，從事封疆。凡馭天下之大柄悉還之其主，謹冒死以聞。」朱由榔知道孫可望不會輕易放棄權力，俯就臣節，把這件奏疏留中不發[54]。對於孫可望來說，永曆帝被李定國迎入昆明，不啻是當頭一棒。因為李定國、劉文秀同自己一樣曾是張獻忠的養子，是大西軍四大將領之一，地位原來就差不多，在將士中有很高的威信。永曆帝被軟禁於安龍時，朝廷軍國大事實際上由他這位「監國」秦王一手握定。這時情況大為改觀，永曆帝在李定國、劉文秀支持下封爵拜官，權不由己。今後是改弦易轍聽命於永曆呢，還是維護自己的「國主」威權公開決裂呢？孫可望處於進退維谷之中。

  朱由榔、李定國、劉文秀在朝廷遷入昆明的初期，著眼於大局，給孫可望留有相當多的餘地。具體表現在：一、永曆皇帝並沒有住進孫可望為自己建造的豪華宮殿；二、朝廷雖已晉封李定國、劉文秀為一字王，對孫可望「不臣之心」卻未加任何指責（上引留中的奏疏雖說可望「失人臣禮」，仍用了「奉孫可望出楚」的尊稱字樣），這顯然是表示孫可望只要幡然悔悟，地位仍在二王之上；三、給在雲南的孫可望親信部將加官晉爵，毫無歧視之意。為了爭取孫可望，穩定西南政局，永曆帝派白文選和張虎為使者攜帶璽書前往貴陽，勸說孫可望消除隔閡，重歸於好。臨行前，朱由榔各賜金篦一枚，叮囑道：「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敦相好，事事為祖宗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矣。」[55]白文選、張虎到達貴陽入見可望，可望不僅毫無悛改之意，反而責怪文選、張虎不該擅自接受永曆帝的封爵。張虎是可望的親信，立即呈上永曆所封淳化伯印，說：「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故偽受之。臣受國主厚恩，豈敢背哉！白文選受國公之職，已為彼所用矣。」又密告可望道：「上雖在滇，端拱而已。文武兩班，唯唯諾諾，內外大權，盡歸李定國。定國所信文則中書金維新、龔銘，武則靳統武、高文貴，終日升官加賞。兵馬不滿三萬，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56]可望聽了很高興，誇獎張虎有忠心。白文選見狀，知道難以從中調和，試探性地說：「國主倘以舊好為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立致定國於麾下。」[57]孫可望明知李定國迎駕入昆明是得到了白文選的幫助，認為文選對自己不忠，盛怒之下準備將他處死，經帳下諸將營救，打了一頓板子後，予以釋放。永曆帝又派「學士楊在、侍郎鄧士廉等宣諭，俾同心釋忿，濟國難」[58]。孫可望深恨李定國不僅打破了自己的皇帝夢，而且連獨斷專行的「國主」地位也保不住，根本不願摒棄前嫌，他派張虎回昆明復命，說「須安西親謝乃可」[59]。這實際上是要把定國騙到貴陽殺害，憑藉自己在黔滇兩省的親信和兵力繼續挾制永曆。定國等人又遣王自奇同張虎再往貴陽，盡力打破僵局。不料，王自奇和張虎一樣頑冥不化，向孫可望講述「定國孤軍易擒」，內外夾攻，可以一戰而勝。可望見親信將領所談雲南情況與白文選所說相符，才恢復了對文選的信任。他命王自奇回雲南充當內應。自奇回到昆明後，「力言可望必不可和」，隨即辭歸楚雄整頓本部兵馬，待機行事。[60]

  這樣，孫可望盤踞的貴州同李定國、劉文秀輔佐下的永曆朝廷雖然在名義上都屬南明，卻已隱成敵國。八月間，李定國奏准將孫可望在雲南的妻妾、兒子送往貴陽，命秦王藩下總兵王麟護送。臨行前，定國親自在昆明城郊設宴送行。同月十二日，永曆帝由貢院移居秦王宮殿。

  清初馮甦說過：「予以辛丑（順治十八年）至滇。滇中人言：『可望善治國，定國能用兵。』使其同心協力，西南之功或未有艾，而乃彼此相攻，卒至摧敗。」[61]這話雖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實現秦晉聯好，同心協力，關鍵在於孫可望必須交出實際大權，俯就臣節，這無疑是與虎謀皮。最高權力之爭，終於導致演出了一場南明內戰。

  第四節劉文秀領兵入川

  永曆帝移居昆明以後，李定國、劉文秀仍然希望孫可望能夠以大局為重，摒棄前嫌，共圖興復。從劉文秀統兵北上四川可以證明他們沒有料到孫可望為了恢復自己獨攬大權的地位會不惜動用武力大打內戰。劉文秀既受封為蜀王，立即著手部署恢復四川。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春天，劉文秀派部將威寧伯高承恩統兵五千由雲南進入四川雅州（今雅安）[62]。大約在同時，歸他調遣的另一支主力由征虜左將軍祁三升任總理全川軍務，會同援剿後將軍狄三品、平虜營總兵楊威、懷遠營總兵賀天雲、監理重慶屯田總兵鄭守豹等統率兵馬進至嘉定府（府治在樂山）[63]。九月，劉文秀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漢源縣北）、雅州到達洪雅縣（屬嘉定府），在該縣境內的千秋坪建立帥府。在這裡劉文秀撰寫了《天生城碑記》，其中說：「永曆十年，歲在丙申，聖天子厪宸慮，推轂命予秉鉞專征，剪桐蜀土，為根本之地。期於水陸分道，力恢陝、豫，略定中原。」[64]可見，這次進軍四川是永曆朝廷移入雲南以後做出的一項重大的軍事部署。劉文秀領兵經營四川，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永曆帝在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擁戴下雖然基本上穩定了雲南地區的統治，貴州和湖南西部卻控制在孫可望手中，要打開局面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東出廣西、廣東，一是北上四川。東進兩廣，意味著由李定國統兵出征，這在當時滇、黔對峙的情況下，永曆君臣是不敢貿然行事的；剩下的一條路就只能是由蜀王劉文秀出馬經營四川了。撥歸劉文秀指揮入川的祁三升、狄三品、楊武都是南明著名的將領[65]，兵員有數萬當屬可信。然而，劉文秀開闢西南抗清第二戰場的行動能否成功，又要受到客觀條件很大的限制。首先，他入川後的駐節地不能離雲南太遠，以免孫可望一旦反戈內向，救援不及；其次，他率領大軍入川必須選擇社會生產破壞較小，基本上能夠就地解決糧餉的地區；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並且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慶一帶推進，實現把四川經營為北攻保寧（閬中），東聯夔東十三家出戰湖北的戰略設想。後來的事實證明，孫可望心懷不軌，蓄意犯滇，迫使永曆朝廷召回劉文秀和他帶領的主力，經營四川收到的效果相當有限，從戰略上說是半途而廢。

  劉文秀的經營四川從他在永曆十年（1656）春派出大批部隊到他在永曆十一年（1657）二月奉詔返回昆明，首尾不到一年；他自己親駐四川的時間還不到五個月。當時的四川人士對劉文秀這次出師沒有取得多大成果非議甚多，主要是不了解他面臨的困難。李蕃在《雅安追記》中寫道：「秋九月，劉文秀由建、黎出雅州，至洪雅魚丘坪，修王城帥府，宮闕壯麗，勞民傷財。統兵數萬，不敢節成都，而來魚丘坪做帥府，使蜀中有司、紳士盡來朝賀，雖假借永曆年號，仍是獻賊根苗，真鼠賊矣。數月而返。」[66]時人沈荀蔚記：

  歐陽直時在劉文秀營中辦事，自記：丙申「五月，論平蜀功升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丁酉（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隨蜀王奉調回滇。」又記：「丙申，安西將軍李定國奉旨冊晉王，自安龍奉永曆帝駕入滇。撫南劉文秀迎駕，奉旨冊蜀王，領兵入蜀，駐洪雅之天生城。丁酉，孫可望稱兵，蜀王文秀奉旨回滇，留高將軍鎮上南。」[68]就當時實際情況而言，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屢經戰亂後業已渺無人煙，社會生產幾乎完全停頓，重慶一帶也大致相似。在清軍控制下的川北保寧地區和明軍控制的川南、川東地區之間早已形成一片廣闊的無人區，解決不了糧餉問題，雙方都無法推進。順治十二年（1655）清四川左布政使莊應會在奏疏中寫道，「切川北一隅合計錢糧征額每年止五千一百五十餘兩，各文官俸薪每年共該銀八千餘兩，一年賦額不足抵各官一年俸薪」[69]，官兵糧餉更是全靠陝西挽運。正因為糧餉困難，順治九年吳三桂、李國翰部在保寧戰役中大敗劉文秀軍後不僅沒有乘勝南下，反而只留下四川巡撫李國英部留守保寧，全軍返回陝西漢中就糧。儘管當時清四川巡按郝浴就曾經主張收取成都平原墾荒屯田，以蜀糧養蜀兵，可是墾荒屯田除了需要足夠的兵力保障地方安定，還需要先投入大量糧食、種子和耕牛、農具做屯田之本。沒有這種兵力和財力無疑是畫餅充飢。南明劉文秀率軍入川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從他先派部將入川，自己又親到夾江、雅州一帶巡視，最後確定在洪雅縣千邱坪建立帥府，在這裡興建「宮殿」、營房，聯絡「蜀中有司、紳士」，目的是在四川殘存百姓中樹立永曆朝廷的威望，同時著手屯田發展生產（上引《重修凌雲寺記》列名將領有「監理重慶屯田總兵」，沈荀蔚說他的數畝田悉為「營地」都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孫可望同永曆朝廷的關係趨於緩和，劉文秀經營四川的規模和成效必然更加可觀。清朝吳三桂、李國翰部軍隊是在孫可望降清以後，才在順治十五年（1658）由陝西漢中再度入川，會合李國英部南下。若不發生孫可望的叛變，劉文秀有將近三年的時間經營四川，他絕不可能株守雅州一隅，必然是北收成都、順慶（今南充），東下重慶與夔東十三家會合，西南戰局將是另一種情形。儘管他在永曆十一年（1657）二月就奉詔率領主力返回昆明，仍然留下了高承恩部鎮守四川雅州地區，成績是非常明顯的。李蕃記：「丁酉（永曆十一年，1657）州守錢象坤。是時高承恩駐雅，兵馬聚集，幾無有司之政。田糧專上穀米豆草，不用民間錢糧，雖夫役征繁，而井裡飽暖，民忘其勞焉。」[70]直到1658年（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清軍三路入滇時，四川雅州、建昌地區仍在永曆朝廷控制之下，這不僅說明劉文秀經營四川功不可沒，也表明在平定孫可望叛亂之後，李定國多少顯得心胸偏窄，以永曆帝名義把劉文秀從貴陽召回，川、黔、湖南西部經略無人，加速了全線的崩潰。

  第五節孫可望內犯和兵敗降清

  儘管永曆帝和李定國為了使孫可望回心轉意做了不少工作，卻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對於孫可望來說，「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首先，在西南的南明軍隊中他的兵力最強，不僅貴州全省處於他的控制之下，在雲南留守的將領中也有不少效忠於他。其次，他以國主的名義總攬了永曆朝廷的政務，已習慣於君臨一切。何況，他思想深處還存在著一種自己本應位登九五的思想，因為他是張獻忠這位大西皇帝的當然繼承人，在1647年進入雲南後以四將軍之首得到獻忠御營提督王尚禮和艾能奇部將馮雙禮的支持登上了「盟主」的地位；聯明抗清後利用永曆帝的招牌收編南明殘兵潰將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聲望。在當了幾年實際的執政者之後，這時卻要交出權力，聽命於李定國、劉文秀擁戴的永曆皇帝，而且他自知由於過去的所作所為，永曆帝、李定國乃至於劉文秀對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隔閡。在反覆權衡得失之後，孫可望終於在一小撮親信的策劃下，決心訴諸武力，消滅昆明的異己勢力。諂附可望的文臣方於宣為他出謀劃策說：「今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臣意請國主早正大號，封拜文武世爵，則人心自定矣。」[71]孫可望果然在1657年（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二月，「封馬進忠嘉定王、馮雙鯉興安王、張虎東昌侯，余大封有差」[72]。雖然他沒有先正「大號」，但封王之舉已表明他鼓舞諸將打下昆明，為推翻永曆朝廷，自己正式登基做準備了。

  在公開舉兵之前，雙方都做了集結兵力的部署。李定國舊屬龍驤營總兵祁三升駐紮在四川，孫可望為了抓到這支軍隊，令三升率部赴貴州遵義鎮守。李定國也下令調三升赴滇。祁三升對部將說：「國主、西府，舊主義均。今西府尊永曆為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為正。」[73]諸將都表示贊同，於是祁三升拒絕接受孫可望使者傳達的命令，率部向雲南進發。可望大怒，派兵追擊，三升且戰且走，輜重丟失殆盡，終於在1656年十月到達昆明。永曆帝深表嘉許，封其為咸寧伯[74]。孫可望還派程萬里赴昆明，要求把秦王舊標人馬遣還貴州。永曆帝當即同意，提供夫役送出。

  平心而論，永曆帝和李定國等人對孫可望做到了仁至義盡。孫可望的眷屬原住昆明，如果羈留作人質，孫可望不免有所顧忌。李定國以禮送往貴陽以後，孫可望沒有內顧之憂，悍然決定進兵雲南。當時他掌握的軍隊大約有二十萬人，李定國、劉文秀部下只有三四萬人，何況在雲南還有鎮守昆明的王尚禮、楚雄守將王自奇等人是孫可望的親信。孫可望認為穩操勝券了，他甚至命人「預製扭鎖三百副，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曆並定國、文秀諸文武解黔耳」[75]。

  1657年（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孫可望在貴陽誓師，親自統率十四萬兵馬向雲南進發，以白文選為征逆招討大將軍[76]，由馮雙禮留鎮貴陽。八月十八日，孫可望兵渡盤江，滇中大震。李定國同劉文秀商議後，決定二人親統主力阻擊可望軍入滇。永曆帝下詔「特加晉王得專征伐，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掛招討印；蜀王作副招討」[77]，負全權指揮之責。為防止王尚禮在昆明發動內變，除了把他部下的兵馬分撥各營隨同出征，還留下定國中軍護衛靳統武會同黔國公沐天波暗中防範。在這以前，王自奇因醉後誤殺定國營將，擔心定國興師問罪，在七月間即率所部渡瀾滄江西奔永昌府（今保山），由於地處僻遠，消息不靈，無法同可望配合行動。九月十五日，雙方軍隊相遇於雲南曲靖交水，分別距離十里下營。可望軍十餘萬人列營三十六座；定國、文秀軍約三萬人布列三營，士卒見可望兵多勢眾，頗有懼色。十八日，孫可望召見張勝，說：「爾可率領武大定、馬寶選鐵騎七千，連夜走小路至雲南（即昆明）城下暗襲之。城中有王尚禮、龔彝等為內應。爾一入城，則定國、文秀等知家口已失，不戰而走矣。」[78]

  孫可望自以為計劃周全，萬無一失，卻沒有料到他的這次出兵討伐永曆帝和李定國、劉文秀師出無名，部下將領內心裡都不以為然。原大西軍系統的將領白文選等人與李定國、劉文秀長期同甘共苦，不願自相火併；而由南明軍隊改編的舊將馬進忠、馬惟興、馬寶[79]等人又心向永曆。於是，作為前線總指揮的白文選私下同馬惟興、馬寶約定陣前反戈，文選還以視察前線為名親自馳入定國、文秀營中通報消息，說：「此時宜速出兵交戰，馬寶、馬惟興及諸要緊將領已俱有約，稍遲則事機必露，斷不可為矣。」定國、文秀對白文選的來意還存有戒心，猶豫不決。文選急切地說：「若再遲，則我輩死無地矣。有一字誑皇上、負國家，當死萬箭之下，我當先赴陣前，汝等整兵速進。」說完，上馬飛馳而去[80]。這就是三年以後彭而述路過該地時賦詩所云：「道旁遺老為我說：是日東南風正急，秦軍大衄寶刀折。秦王帳下曹無傷，夜半曾將軍情泄。」[81]奉命領軍偷襲昆明的馬寶也寫了密信差心腹人送入李定國營說：「張勝等已領精兵七千往襲雲南，雲南若破，則事不可為。必須明日決戰，遲則無及矣。」[82]

  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原先約定二十一日會戰，他的意圖是推遲交鋒日期，使張勝、馬寶軍有更充裕的時間奔襲昆明。李定國聽了白文選的意見，又在十八日晚上讀到馬寶的來信，當機立斷傳令各營次日出戰。十九日天還沒有亮，定國、文秀兵馬開營出戰；可望也揮軍迎敵，雙方交戰於交水三岔口[83]。對陣之初，文秀驍將崇信伯李本高馬蹶被殺，前鋒失利。可望立於高阜觀戰，見已挫定國銳氣，即命諸營乘勝前進。白文選知道形勢危急，親率五千鐵騎沖入馬惟興營中，二軍聯合抄出可望陣後，連破數營，定國、文秀趁勢揮軍進擊，可望軍大亂，將士大呼：「迎晉王！迎晉王！」[84]十幾萬大軍頃刻瓦解。孫可望見形勢陡變，在少數兵馬保護下，倉皇東竄。過安順時，馬進忠不僅「閉門不納」，還派出一支軍隊追擊，「使疾走，無得集眾」[85]，孫可望匆忙逃往貴陽。

  交水之戰結束後，定國同文秀商量說：「今張勝往襲雲南府（即昆明），王自奇又據永昌，我當回救；汝可同文選急追可望，必擒之而後已。」[86]二人分工後，定國即率師回援。張勝、馬寶、武大定所統七千精騎取小路經五日夜急行軍已進抵昆明城下，馬寶唯恐城內疏於防備，故意沿途焚燒房屋，使偷襲變成了明攻。城內王尚禮等聽說可望之兵已近，正準備上城接應，卻被永曆帝召入宮內，由沐天波、靳統武率親軍看守，動彈不得。這時，交水大捷的露布已星馳送到昆明，永曆帝命人把捷報大張於金馬、碧雞坊下，安定民心。張勝帶兵至昆明城下準備攻城，忽然看見定國、文秀報捷露布，知道可望大軍已敗，原先約好充當內應的王尚禮又音息全無，城上防守嚴密，被迫退軍，在地名渾水塘處碰上定國回援之師，張勝欲奪路而逃，揮軍死戰，定國軍因交水大戰之後急救根本，路遠兵疲，幾有不支之勢。馬寶為扭轉戰局，在張勝陣後連放大炮，擁兵殺來，與定國軍前後夾攻。張勝大吃一驚，說：「馬寶亦反矣！」收拾殘兵敗卒突陣而逃。第二天，過霑益州，駐守該地的總兵李承爵原系他的部將，率兵來迎。張勝喘息方定，正向李承爵敘說戰敗原因，忽然左右衝出數人，出其不意把張勝擒縛。張勝斥責李承爵道：「汝為部將，何敢叛我？」承爵回答道：「汝敢叛天子，吾何有於汝乎！」張勝被解至昆明處斬[87]。

  九月下旬，孫可望奔回貴陽[88]，命留守大將馮雙禮帶兵把守威清要路，並同他約定如果劉文秀追兵到來即連放三聲號炮報信。馮雙禮已經知道孫可望兵敗如山倒，出師時貔貅十萬，返回貴陽只剩隨從十五六騎，因此他決定改弦易轍，不僅不幫助孫可望穩定貴州局勢，反而在文秀追兵尚未到達之時就下令連放三炮。可望聽見號炮，以為追兵已到，連忙帶著妻兒和隨從出城東奔。一路上經過新添衛、偏橋、鎮遠、平溪、沅州，「各守將俱閉營不納」[89]，「所至城門晝閉，呼之再三，僅垂大筥盛壺飡餉可望；且有不應者」[90]。曾經不可一世的「國主」孫可望眾叛親離，成了喪家之犬。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孫可望決定投降清朝。他對寥寥可數的隨從人員說：「今為李定國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數莖頭毛，行當投清師以報不世之仇耳。」[91]行至湖南靖州，其中書舍人吳逢聖任靖州道，率所部迎接。可望曰：「一路人心俱變，惟有投清朝可免。」於是遣楊惺先、鄭國先往寶慶（今邵陽）向清方接洽投降。三日後，白文選所統追兵迫近，可望乃與吳逢聖、程萬里等連夜奔至武岡界上，又遭到南明鎮守武岡總兵楊武截殺，幾乎脫不了身。

  九月三十日，孫可望派人火急送往清湖南當局一封信，說：「李定國、劉文秀等大逆不道，荼毒生靈。可望興師問罪，反為所誘。乞代奏大清皇帝陛下，發鐵騎一萬，願獻滇、黔、蜀以歸一統，更報不世之仇。」[92]清湖廣巡撫張長庚接信後向朝廷報告：「大逆孫可望虎踞滇、黔，鴟張區宇，年來費餉勤師，用張征討。今天殄窮凶，自戕潰敗，俯乞皈化，是不勞撻伐而南疆邊土共戴皇上如天之福矣。」[93]清湖廣當局得知可望處境危急，為了撈到這張王牌，派湖廣中路總兵李茹春、左路總兵王平帶領軍隊接應，擊退楊武所統攔截之兵，孫可望和妻、子、隨從人員才得以在寶慶府南面花橋地方進入清方管轄區，十一月十五日到達寶慶。同一天，孫可望派人送信給清五省經略洪承疇，再次表示：「自行開誠，願附大清朝，獻滇、黔、蜀之土地，歲納貢賦，祈職（洪承疇揭帖中自稱）轉奏大清皇帝陛下，請兵報仇，以復滇雲，擒渠獲丑，蕩平叛逆，歸版章於一統。」[94]據洪承疇報告，孫可望「所帶偽官丁、婦女共約四百餘名口，騎馬亦約四百餘匹」[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