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孫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1）

  第一節孫可望、李定國收復湖南戰役

  從順治七年底到順治八年初，孫可望基本上完成了對永曆朝廷殘存武裝的收編工作。南明政權及其軍隊實際上已經形成以原大西軍為主的抗清實體。在這以後，永曆皇帝只是作為用以號召遠近的一面抗清旗幟，復明恢漢運動的領導權卻掌握在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導人手中。由於孫可望等人已經遵用永曆正朔，在他們指揮下的軍隊又包括了一些原南明參與「會盟」的各種武裝，在下面的敘述中不再使用「大西軍」一詞，一律改稱明軍。但是，必須指出，正是由於原大西軍的聯明抗清，才使業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永曆朝廷增添了活力，漢族和西南少數民族在反對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征服、壓迫政策的鬥爭中大展雄風，南明歷史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孫可望在接管了貴州全省後，軍事部署是由他自己和李定國東攻湖廣，劉文秀等進軍四川。

  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四月，孫可望派馮雙禮等率領馬兵一萬餘名、步兵數萬、戰象十餘只，大舉由黔入湘：一路由銅仁、麻陽，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羅，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沅州守軍三營合計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圍如鐵桶」[1]。四月十五日，馮雙禮命令明軍奮勇攻城，當天就占領了沅州，活捉清將鄭一統、知州柴宮桂[2]。馮雙禮等攻克沅州後，移兵上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總兵徐勇防守甚嚴，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掛剿撫湖南將軍印續順公沈永忠領兵二萬，竭力支撐，雙方在一段時間裡呈僵持狀態。到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四月，李定國率部由貴州進入湖南，會合馮雙禮部於五月中旬進攻靖州。清續順公沈永忠派總兵張國柱領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明軍重圍。經過短暫的交戰，清軍大敗，損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滿洲兵一百零三名）、戰馬八百零九匹，幾乎全軍覆沒，張國柱率殘部於二十二日「踉蹌奔回」[3]。明軍趁勝攻克靖州、武岡州[4]。

  沈永忠在李定國、馮雙禮等部明軍的凌厲攻勢下，難以招架，派使者前往廣西桂林請求定南王孔有德火速派兵來援。孔有德因部下兵馬分駐廣西各地，又同沈永忠有嫌隙，接到告急信後說「我舊年借支衡、永錢糧，沈公出疏參我。今日地方有事，向我告援，我三鎮分駐各府，如何借發？設警逼我境，自有區處」[5]，拒絕出兵相救。

  沈永忠求援無望，被迫帶著麾下清軍自寶慶北遁[6]，六月初二日退至省會長沙，仍然立腳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戰，移師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棄長沙，一直逃到岳州[7]。清朝在湖南設置的許多道、府、州、縣官也隨軍狼狽北竄，其中有分巡上湖南道張兆羆、分巡下湖南道郭萬象、寶慶知府馮桓、永州知府李策鼎、衡州府署印同知趙廷標、長沙知府張弘猷、郴州知州楊士英、道州知州張學仁、茶陵知州蕭漢英、署武岡州事趙繼登，以及新化、城步、新寧、零陵、祁陽、東安、寧遠、永明、江華、衡陽、衡山、常寧、安仁、宜章、桂陽、攸縣、長沙、善化、寧鄉、益陽、湘鄉、桃源、邵陽、瀏陽、酃縣知縣和署印官共三十五名。這樣，除岳州、常德尚在清軍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鎮孤零零地據守辰州（府治在沅陵）負隅頑抗[8]。後來，清兵科都給事中魏裔介劾奏「續順公沈永忠身為大帥，手握重兵，當孫逆攻圍辰、永諸郡，一籌莫展，望風宵遁。乞亟賜罷斥，免誤封疆」[9]。由此可見，原大西軍聯明抗清後，初試鋒芒就旗開得勝，收復了湖南大部分州縣。

  第二節李定國桂林大捷

  李定國揮軍入湘，收復大批州縣的時候，清湖南文武官員已在續順公沈永忠率領下逃往岳州。清定南王孔有德部與湖廣清軍相距甚遠，後方已形成嚴重的威脅。然而，孔有德自視甚高，除了在五月二十七日派部將孫龍、李養性防守全州以外，並沒有把分鎮南寧、柳州、梧州等地的駐軍抽回，繼續分兵把口，一心做他的廣西王。當時奉使廣西的著名文人施閏章描寫他在桂林拜謁定南王的情況：孔有德「具言其生平及粵西用兵曲折」，「王顧盼叱吒自豪，言出皆諾，無能後」[10]，驕橫之狀，躍然紙上。

  六月間，李定國率領精銳兵馬由武岡、新寧直攻全州，二十八日殲滅全州清軍，守將孫龍、李養性被擊斃[11]。孔有德聞報大驚，第二天親自帶領桂林留守軍隊前往興安縣嚴關，企圖扼險拒守，被定國軍擊敗，「浮屍蔽江下」[12]；當日傍晚狼狽奔回桂林，下令緊閉城門。六月三十日午後，明軍進抵桂林城郊。孔有德見定國軍威甚壯，知道僅憑身邊有限兵力難以守住桂林，於七月初二日飛檄鎮守南寧的提督線國安、鎮守梧州一帶的左翼總兵馬雄、鎮守柳州一帶的右翼總兵全節放棄地方，領兵回援省會。同一天，李定國大軍即將桂林包圍得水泄不通。明朝降將王允成當時正在孔有德藩下，他過去同馬進忠關係良好，人稱「王、馬」。馬進忠隨李定國參加桂林戰役，在城下喊話要王允成反正。王允成不敢答應，報告了孔有德。有德自知城中兵力單薄，必破無疑，考慮再三，對王允成說：「汝姑出應之，觀彼何所云以報我。」王允成即登上城頭，同馬進忠接洽歸順事宜。據王允成後來說，孔有德實際上有投降的企圖，因受部將挾制錯過了時機[13]。初四日中午，明軍攻破武勝門，一擁而進，清軍抵敵不住，孔有德悵然失色，悲嘆道：「已矣！」在王府（即明靖江王府）內自殺，死前命隨從將其所居後殿以及掠得的珍寶付之一炬[14]。其妻白氏自縊前把兒子孔庭訓託付給侍衛白雲龍，囑咐道：「苟得免，度為沙彌。勿效乃父做賊一生，下場有今日耳。」[15]孔庭訓被明軍查獲，幾年後由李定國下令處斬[16]；他的妹妹孔四貞乘亂逃出。桂林城裡的明朝降臣原慶國公陳邦傅、其子文水伯陳曾禹、清廣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張星光都被活捉[17]。接著，明軍南下平樂，殺清府江道周令緒，擒平樂知府尹明廷等[18]；收復柳州，俘清右江道金漢蕙[19]。在一段時間裡，李定國親自坐鎮桂林，派出軍隊收復廣西各府縣，他委任總兵徐天佑為廣西巡撫[20]，並且設置了「布、按、有司」各官[21]。

  八月初二日，李定國派人把「偽慶國公陳邦傅父子二人」和清廣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張星光解赴貴陽。九月初二日，秦王孫可望下令把陳邦傅父子押赴市曹剝皮，王荃可、張星光處斬[22]。然後將剝皮揎草的陳邦傅屍體送往安龍等地示眾，「大書於牌曰：逆犯陳邦傅先經肆劫皇槓，摽掠宮人，罪已漏網。不思建功贖罪，輒行背主反叛。今已拿獲，解赴軍前，立將邦傅父子剝皮，傳示滇、黔，云云」[23]。這種處理方式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內引發了一件流傳頗廣的逸事：御史李如月上疏劾奏秦王「擅殺勳爵，僭竊之奸同於莽、操，請除國患；兼敕邦傅罪狀，加以惡諡，用懲奸凶」[24]。永曆帝既畏懼孫可望的專橫，也覺得李如月的奏疏是非不明，便以小臣妄言為名廷杖四十，奏疏留中不發，用意是加以保全。不料李如月性格倔強，偏要太歲頭上動土，自己把奏疏另抄一份，封面上寫「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交孫可望派駐安龍的總提塘張應科。孫可望得報後，立即派人到安龍請命將李如月按處置陳邦傅例剝皮揎草。李如月臨刑時大罵不屈。這件事後來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渲染，把李如月吹捧為忠臣義士。就事情本身而言，陳邦傅在南明時位居慶國公，跋扈殃民；降清時劫駕未成，又誘殺宣國公焦璉，是個典型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孫可望將他處死，無可非議。李如月把早已降清的陳邦傅仍稱為「勛臣」，這不僅是昏庸，而是同他以及南明許多官僚一直把原大順、大西軍視之為「賊」，而對降清的明朝舊官藕斷絲連的階級偏見一脈相承。不過，孫可望命人把這樣一個迂腐冥頑小官處以極刑，手段又如此殘酷，難免授人以口實。

  李定國占領桂林以後，清定南王藩下提督線國安、總兵馬雄、全節帶領府、州、縣官先後竄往同廣東接境的梧州。其中以右翼總兵全節最為狼狽，他本人於七月十六日逃到梧州，「其兵馬盡行嘩散」[25]，左營副將何九成在途中受傷而斃；右營副將鄭元勛和中軍游擊蔡斌帶領兵馬往桂林投誠；後營副將沈邦清被擊斃[26]。八月，李定國乘勝揮軍進攻梧州，線國安、馬雄、全節不敢迎戰，逃入廣東乞憐於平南王尚可喜。這月十五日，明軍收復梧州，廣西全省均告平定[27]。清朝鎮守廣東的平南、靖南二藩得到孔有德城陷自盡的消息，極為恐慌，急忙命令同廣西接境的「州縣文武官員如賊果薄城，即便相機護印入肇（慶），以固根本」。廣東德慶州屬開建縣（在今封開縣東北）協守副將謝繼元當即率領部下棄城逃到肇慶[28]。這說明廣東清朝當局已成驚弓之鳥，有意放棄肇慶以西的州縣。由於李定國很快率領主力北上湖南，不僅未能乘勝進軍廣東，連廣西的局勢也遠沒有穩固。這年九月間，清軍重新占領梧州；十月，派官進駐開建。

  李定國收復廣西全省，功績巨大，在南明史上堪稱空前。它同1648年江西、廣東反正來歸大不一樣，是力殲強敵大獲全勝的輝煌戰果。以前廣西雖曾處於永曆朝廷管轄之下，瞿式耜、陳邦傅以及忠貞營等卻各自為政，不可能把廣西經營成堅固的抗清基地。李定國軍以雷霆萬鈞之勢，一舉攻克桂林，使廣西、廣東清軍聞風喪膽，本來可以先行穩定廣西，相機收取廣東部分地方，擴大南明控制區。可是，孫可望得知清敬謹親王尼堪軍即將進入湖南，竟下令調李定國部由桂入湘迎戰。這一決策固然成就了李定國衡陽大捷，但從戰略上看，孫可望本應留下一部分軍隊牽制辰州守敵徐勇，自己同白文選、馮雙禮等大將率領主力入湘迎戰尼堪。即使需要李定國出兵會戰，梧州重鎮也應留下足夠的兵力防守。聯繫到下文所述清廷誡諭尚可喜、耿繼茂等切勿輕易出兵廣西，可以看出孫可望在軍事部署上的失算。

  十月三十日，李定國親自統領兵馬進抵衡陽[29]。定國主力北上後，留在廣西的兵力非常單薄，清平南王尚可喜趁機令線國安、馬雄、全節挑選甲兵會同廣東水師副將強世爵等從廣東封川出發，水、陸並進，於九月初五日重占梧州[30]，由馬雄鎮守該地。十一月二十八日，徐天佑率部撤往柳州[31]，桂林僅有明朝宗室安西將軍朱喜三留守。清軍乘虛而進，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平樂擊敗明義寧伯龍韜、總兵廖鳳部，占領該城[32]。次年（1653）正月十五日清軍占領陽朔，朱喜三部下只有一千多雜牌軍隊，抵擋不住清朝正規軍。十九日，清軍重占桂林[33]，線國安、全節和新任廣西巡撫陳維新盤踞該地。四月間，明將胡一青曾率軍來攻桂林，被線國安等擊退[34]。七月二十一日，李定國雖曾再次進攻桂林，卻未能奏捷[35]。

  第三節李定國衡陽大捷

  李定國等部明軍連續攻克湖南大批州縣的消息傳到北京，順治皇帝大為震驚。七月十八日他派敬謹親王尼堪為定遠大將軍，統八旗精兵南下[36]，二十日離開北京，原定計劃是經湖南進入貴州，同吳三桂、李國翰所統四川清軍合攻貴陽[37]。孔有德兵敗身死的噩耗傳來，清廷於八月初五日急令尼堪改變進軍方向，先占湖南寶慶府（府治在今湖南邵陽市），然後進軍廣西[38]。清定南、平南、靖南三藩中孔有德兵力最強，桂林失守後，定藩兵馬逃入廣東，順治帝唯恐廣東有失，特發專敕告誡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切毋憤恨，輕赴廣西；倘賊犯廣東，爾等宜圖萬全為上計。」等候定遠大將軍尼堪軍至廣西後，兩藩兵力聽從尼堪指揮[39]。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軍至湘潭縣；明將馬進忠引部眾退往寶慶。二十一日，尼堪自湘潭啟程，次日進至距離衡州府（今衡陽市）三十餘里處。李定國派出部將領兵一千八百名佯抵一陣，隨即後撤。尼堪驕心自用，以為明軍不堪一擊，即於二十二日夜「兼程前進」，次日天色未明到達衡州府，與李定國大軍相遇[40]。定國見尼堪輕進寡謀，決定以計取勝，事先埋伏重兵，命令前線將士對陣時稍一接觸即裝出兵力不敵的樣子，主動後撤。尼堪「乘勝」追擊二十餘里，陷入埋伏。定國一聲令下，全軍出擊，殺聲震天，勢如潮湧；清軍倉皇失措，迅速被明軍擊敗，主帥尼堪也在混戰中當場斃命[41]。同時被明軍擊殺的還有一等伯程尼和尼堪隨身護衛多人[42]。定國軍士割取尼堪首級獻功，「東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購大王頭」[43]，全軍歡聲雷動。清軍不敢再戰，在多羅貝勒屯齊（或譯作吞齊）的率領下垂頭喪氣退往長沙。

  李定國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指揮攻城、野戰都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他用兵機動靈活，英勇果斷，顯示出卓越的軍事才華。時人張怡根據李定國委任的桂林知縣李楚章的話說，「公用兵如神，有小諸葛之稱。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所至人爭歸之。軍中室家老弱各為一營，皆有職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後營，紉織為襯甲、快鞋之用，無棄遺者」[44]。陳聶恆也記載，「定國智勇冠其曹，且嚴紀律，民皆安之。或傳定國兵當以夜至，比曉則已過盡矣。故所至有功」[45]。清軍統帥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的相繼敗亡，對於明清雙方都是震動朝野的大事。就其影響而言，桂林、衡陽大捷遠遠超過了戰役本身。攻克桂林之後，李定國趁勢收復廣西全省，清朝官員「號天大慟；自國家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46]。尼堪貴為親王，統率滿洲八旗精銳出征，竟然兵敗身死，更是出乎清廷意料，連順治皇帝也悲嘆：「我朝用兵，從無此失。」[47]跟隨尼堪出征的貝勒吞齊（即屯齊）、巴思漢，貝子扎喀納、穆爾佑，固山額真韓岱、伊爾德、阿喇善等高級將領後來都受到革爵、革職等嚴厲處分[48]。

  自從明朝末年以來，文官武將一提到清軍無不談虎色變，依附清廷的漢族官僚每遇軍情緊急往往請求朝廷派遣「真正滿洲」參戰，如順治六年湖廣辰常總兵徐勇在題本中說：「總之，逆賊畏滿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雲，何如滿旗一旅也。」[49]滿洲貴族也自視為天之驕子，所向無敵。李定國揮軍轉戰千里，連殺清朝二王，特別是擊斃了貴為親王的滿洲勁旅主帥尼堪，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就清方而言，兵力上的損失可能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神情沮喪。清廣西巡撫王一品因患病回京，倖免於桂林之厄。順治十一年他已痊癒，吏部仍推薦他復任廣西巡撫，王一品如臨深淵，規避不前，行賄托人題免，發覺之後被清廷處以絞刑[50]。談遷也記載，順治十年有三個人赴吏部謁選，探籌（即抽籤決定補用何地何官缺）得廣西，「悸懼卻不能手」[51]。另一方面，忠於明室的官紳百姓卻為之精神振奮，重新燃燒起復興的希望。人們常常引用黃宗羲的一段話：「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捷，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筆而問天也！」[52]他寫這段話是在事過境遷之後發出的無限感慨，但我們不難想像他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在聽到桂林、衡州大捷時那種欣喜欲狂、奔走相告的情景。當時在長江下游從事秘密復明事業的顧炎武聞訊之後賦詩云：「廿載吳橋賊（崇禎四年孔有德等在吳橋縣叛變，故稱吳橋賊），於今伏斧砧。國威方一震，兵勢已遙臨。張楚三軍令，尊周四海心。書生籌往略，不覺淚痕深。」又云：「傳聞西極馬，新已下湘東。……不有真王禮，誰收一戰功。」[53]顧炎武不僅為原大西軍聯明抗清取得輝煌勝利感動得泣下滿襟，還明確地批判了永曆朝廷部分官員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張怡則對孫、李矛盾激化，導致大局逆轉，深表惋惜，寫道：「使無此內釁，大功成矣。」[54]

  1652年李定國在湘、桂戰場上的勝利，對當地和附近具有復明情緒的紳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許多退入山區的明朝殘兵敗將和隱居鄉間的官紳都聞風雲集，共襄盛舉。如安定伯馬寶順治八年仍在廣東堅持抗清，李定國大軍收復廣西後，他立即出兵配合，攻克陽山、連州、連山等州縣，活捉清連陽副將茅生蕙、游擊馬泗汗、守備白守富。後奉李定國之命率部入湖南，茅生蕙等人均於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衡州處斬，「首級懸掛南門」[55]。此外，如胡一青、趙印選、陳邦傅舊部彰武將軍袁來朝、曹志建部總兵歐正福等都曾「依附李定國、恃險狂逞」[56]。當時在桂林的瞿昌文記載，廣西「八郡中節義大臣，避腥膻於深箐窮谷間，轉徙困頓，全發以待時，始終不改其守者，皆府君（指瞿式耜）素所薦拔之士，至是咸幸更生，而山藪野澤之哀鴻，亦莫不相慶復見漢官威儀也」[57]。永曆朝廷兵部尚書劉遠生、中書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時等人都從瑤族山區出來參見李定國，共商機務，協守桂林[58]。原廣西巡按吳德操也應定國之命出任於梧州，「坐門樓，稽出入」[59]，廣西全省都安官設吏。湖南的明朝鄉紳也紛紛出見，就連自弘光時期已經杜門不出的大臣周堪賡（崇禎時任工部侍郎，弘光初立授以戶部尚書，未到任）、郭都賢（崇禎時任江西巡撫，永曆帝授以兵部尚書，未就職）等一大批官紳都認為中興有望，應邀到衡山謁見李定國[60]。郭都賢在《自敘》中寫道：「壬辰（順治九年）恢復湖南，微有贊襄之力。」[61]只是由於不久形勢逆轉，參與反清復明的官紳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僅銷毀有關文書，在自己後來的著作中也竭力加以掩蓋，給後人研究這段時期的紳民動向造成了困難。

  李定國在衡州大捷前後，活動於湘、贛邊境羅霄山脈一帶以劉京、李文斌為首的抗清武裝備受鼓舞，他們一面高舉復明的旗幟號召當地百姓收復失地；一面同李定國聯繫，請求派兵支援。定國當時正同清軍主力周旋於湖南，只派了為數不多的軍隊配合劉京等部進攻江西吉安府屬州縣。據《衡州府志》記載，「定國旋自粵入永，次衡，駐兵四月余。遣其將張勝攻湘陰，高必貴掠江西之永新」[62]。十一月初一日，高文貴部攻克永新[63]，接著在劉京等地方義師引導下收復安福[64]、永寧（今江西井岡山市）、龍泉（今江西遂川縣）三縣。清駐防安福游擊張曾顯「全軍被圍，盡為賊執去」，張曾顯被押解到衡州，李定國下令將其斬首[65]。清江西巡撫蔡士英在題本中說：「該臣看得，逆賊乘犯湖南之勢，驅其象馬，大股而來，其志意頗為不小。又兼土寇劉京歷年為江省巨害，潛相勾引，習熟路徑。……是以狡賊先設疑兵於袁州插嶺關，勢欲進窺；而陰以大隊突犯吉安，以致永新、安福、永寧、龍泉等處相繼淪陷，縣令、防將兩被執去，更眈眈于吉安府城，思圖併力極攻。」[66]正當劉京等圍攻吉安府城（今吉安市）時，清江西巡撫蔡士英向江南總督馬國柱告急，抽調援兵入贛會同江西提督劉光弼、南贛總兵胡有升所部兵馬火速趕赴吉安。由於李定國部主力未能入贛，劉京等部抵敵不住清朝優勢兵力，十一月初一日李文斌兵敗被擒[67]。定國為集中兵力迎戰尼堪，無暇東顧，永新等縣駐軍「起營退轉湖南」，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後一批精兵撤離永新開往湖南[68]。清軍於二十五日進入永新，安福、永寧、龍泉也先後被清軍奪回[69]。到1653年（順治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劉京在同清軍交戰中被俘[70]，贛西的抗清運動被鎮壓下去。

  第四節劉文秀進攻保寧之戰

  到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孫可望部署的南明軍隊已經控制了貴州全省，前鋒進入湖南西部和四川南部。針對這一形勢，清廷除了加強湖廣的防務外，派遣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固山額真李國翰帶領所部兵馬由陝西漢中入川。1652年二月初七日吳、李二部到達保寧（今四川閬中）[71]。十二日南下，二十二日推進到成都。奉孫可望之命守衛成都的總兵林時泰不戰而降。由於林時泰曾經投降過清朝，後來又在潼川反清歸明，吳三桂認為他是反覆無常、奉有明旨緝捕的「欽犯」，下令把他斬首示眾。占領成都以後，吳三桂坐鎮該城，由李國翰統兵於二十四日收取眉州，二十五日占領嘉定（今四川樂山市），活捉明總兵龍名揚（倮?族，原為雲南臨安府石屏州宣慰司土官）[72]。三月，吳三桂、李國翰調集梅勒章京葛朝忠、白含真、佟師聖，夔州總兵盧光祖，左路總兵陳德，永寧總兵柏永馥等往攻重慶，初五日占領合州，分水陸二路進逼重慶。明軍守將盧明臣因兵力單薄，於十四日放棄重慶。四月下旬，吳三桂等派遣另一支由甲喇章京楊正泰、郭雲龍、右路總兵南一魁、敘州總兵馬化豹帶領的清軍進攻敘州，明守將王復臣、白文選主動撤退到永寧（今敘永）[73]。至此，清軍除了原先控制的保寧地區外，已奪得成都、重慶、敘州、馬湖、邛州、雅州、嘉定、眉州等府縣，清政府認為「全蜀漸次底定」，應當講求「善後」之策了[74]。

  正在這時，孫可望從全局著眼，唯恐清軍在四川站穩腳跟後，南犯貴州，遂派撫南王劉文秀統領援兵四五萬人三路入川，由建昌、敘永、彭水展開全面反攻[75]。八月初九日，明軍攻克敘府，據守該城的清兵「全軍覆沒，南總兵（南一魁）不知下落，馬總兵（馬化豹）隻身逃回，甲喇、牛錄死難者數十餘人」[76]。與此同時，明軍大將白文選也率部反攻重慶。吳三桂、李國翰見明軍勢大，於八月十九日在夾江縣同四川巡撫李國英緊急會商，決定全師「北撤，以保萬全」[77]。駐守重慶的清軍將領梅勒章京葛朝忠、佟師聖、白含真、鑲紅旗章京尹得才，總兵柏永馥、陳德、盧光祖於八月二十四日接到吳三桂的撤退命令，二十五日渡江北還。同一天，明軍收復重慶，隨即派兵尾追清軍，在距離重慶一百二十里的停溪將清軍包圍，用火器四面圍攻。二十八日，清軍大敗，梅勒章京白含真被活捉[78]，永寧總兵柏永馥帶著殘兵敗卒逃到保寧時，部下「兵支離削弱，才得百人」[79]。

  九月十一日，吳三桂等退至綿州，接著又退到廣元。清朝在四川的臨時省會保寧只有巡按御史郝浴和總兵嚴自明部下一百多名士卒[80]。吳三桂、李國翰和隨軍南下的四川巡撫李國英在兵敗如山倒的形勢下，已有放棄四川，退入陝西漢中的打算。由於郝浴的堅持，李國英、吳三桂、李國翰終於決定回守保寧，在十九日統兵進入該城[81]。清軍在撤退過程中，遭到撫南王劉文秀、討虜將軍王復臣的追擊，損失頗大。史載：「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恤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保保寧。」[82]

  李國英的兒子李雯則持另一種說法：

  雯聞是年敘府失陷，重慶不守，吳三桂遁還。未至保寧三十里地名圓山子，有路通秦。三桂欲拉先公從此路徑還漢中。先公曰：「王乃客兵，可以還漢；巡撫乃守土之臣，當與保寧共存亡。王自回漢，巡撫當星夜回保料理守具。」遂辭三桂及固山額真拔營回保。奈固山額真語三桂曰：「我等統領大兵恢川不得，若棄了保寧，丟了巡撫，我朝法度王所素知，復將何辭以對朝廷耶？」三桂乃悟，飛使追回先公，語之曰：「我欲去守保寧，巡撫可有糧麼？」先公曰：「保寧糧雖無多，尚夠兵馬五個月支用。」三桂乃率師同先公於九月十九日至保寧。……[87]

  吳三桂初欲遁還漢中，繼乃不得已而守保寧。雖一鼓滅賊，所謂置之死地人自為戰者，真乃朝廷洪福。其實三桂中情畏怯之甚也。……至按臣郝浴身經圍城，目睹戰陣，書生從未見兵，痛定尤復思痛，遂謂保寧兵單難守，請今文武各官盡同王師回漢，此則明明棄蜀矣。不知蜀雖荒殘，若賊得之，守其要隘，耕其曠土，濟以奸詐，招致群醜，不惟數萬之師難以進克，即秦中、漢南恐亦歲無寧日矣。[88]

  這些記載在某些具體情節上存在分歧，但郝浴上疏的時候，吳三桂貴為藩王，李國翰是清廷親信重臣，李國英是現任四川巡撫，他疏中說曾經七次行文請求三人領兵回守保寧，當屬事實。不過，郝浴「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一語顯然是給李國英信中的話，李國英作為巡撫有守土之責，而吳三桂、李國翰是「客兵」，可進可退，他們原來的意圖是帶著李國英部一道退入漢中。郝浴既以封疆之責要求李國英回兵保守，自然也請求吳三桂、李國翰統率大軍協守。李國英既迫於郝浴的責難拒絕隨吳三桂、李國翰撤入漢中，吳、李受道義上的牽制（三桂、國翰部若撤回陝西，保寧必破無疑，即如李國翰所說「棄了保寧，丟了巡撫」，在清廷面前不好交代），才勉強決定回守保寧。《清史稿·郝浴傳》把「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一語直接掛到吳三桂頭上，同吳三桂後來發動三藩之亂，成為清朝的逆臣有關。事實上當時清廷以保存實力為原則，有意讓吳三桂、李國翰退守漢中。1652年（順治九年）十月，清廷先派固山額真庫魯克達爾漢阿賴率官屬兵丁駐防西安，又調原定往征廣東的護軍統領阿爾津為安西將軍，同固山額真馬喇希鎮守漢中，敕諭中寫道：「今逆賊侵犯四川，黎元惶憂，深厪朕懷，用以爾阿爾津為安西將軍，同馬喇希總統將士，前赴平西王吳三桂、定西將軍墨爾根侍衛李國翰處，駐札漢中，保固地方，整頓兵馬。賊若入犯，會同平西王、墨爾根侍衛相機剿除。其進征四川事宜，著候明旨。」[89]可見，清廷已經以確保陝西為目標，四川被置之度外了。

  劉文秀在攻克敘州，追敗清重慶守敵之後，一路上所向無敵，產生了驕傲輕敵思想。他只看到吳三桂等望風逃竄這一動向，卻沒有看到入川清軍主力基本完整，仍有相當的戰鬥力。進抵保寧城郊後，劉文秀缺乏大將應有的持重態度，在沒有充分把握的情況下，決定強行全面攻城，這在策略上是犯了重大錯誤的。因為清軍所占只是保寧一座孤城，四川全境已大抵收復。保寧城三面環水，西、南二面臨嘉陵江，東面為東河，江河對岸是連綿不斷的山脈。明軍占領了城外各山頭，憑藉「長技在鳥銃，銃之勝勢在高山，延山放銃，據險憑城，不謂不張」[90]。劉文秀本應利用地利派重兵扼守保寧東、南、西三面，隨時提防清軍出城渡河反擊；另派少數兵力渡河進至保寧城北騷擾該城與陝西漢中的交通供應線。在完成這一軍事部署的同時，把經營四川提上議事日程。為了說明問題，先談一下四川各地的情況。自從明末戰亂以來，四川大部分地區凋敝荒涼，特別是自然條件最好的成都平原幾乎沒有人煙，只要經營得法，完全可以建設成南明重要的復興基地。郝浴在這年給清廷的奏疏中就說過：「成都地大且要，灌口（指都江堰）一瀉，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定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千百間可立就。錦江之魚，岸上求之，蕃於雞豚，收川資本卷在此中矣。」[91]「嘉定（今樂山）據敘（今宜賓）、重（慶）上游，民較三川差多，見饒鹽茶。」這些地方都已由劉文秀所統大軍收復。清軍據守的保寧，人口和耕地卻很少。郝浴自順治八年十一月到任經過調查，次年奏報說：保（寧）、順（慶）、潼（川）、龍（安）四府州「所墾熟田止二百三十五頃，不及別省中縣十分之一」；「三府一州二十九縣，共得九千三百五十餘口，數不及別省半縣，而滿、漢官兵數倍之。」駐於保寧的清四川「司、道、府、州等官員」連薪俸也拿不到，「惟各令丁奴墾荒自贍」[92]。清軍退守保寧時，順慶、潼川、綿州等地均為明軍所收復，清方控制的耕地、人口更是少得可憐。保寧城中儲積的一些軍糧幾乎全是由陝西漢中歷盡艱辛轉運來的，勢必不能持久。順治十二年五月清朝一件奏疏中還說：「夫沃野千里原指成都而言，其東南俱財賦所出。今歸我版圖者止山多田瘠、出產寡薄之川北一隅，而東南有食可以養兵之地皆為賊所盤踞」[93]，頗能說明當時四川的經濟情況有利於明，不利於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