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孫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2）

  劉文秀既然已經把清軍堵扼於保寧一隅之地，收復了四川絕大部分地區，軍聲大振；心懷去志的吳三桂等能守住保寧即已自慶，發動反攻的可能性極小。在這種情形下，劉文秀完全可以暫緩直攻保寧，而在加強對該城清軍戒備的同時，採取有力措施經營四川，設官安民，招集流亡，聯絡土司，加緊屯田，漸興文教，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就軍事而言，收復重慶之後劉文秀同夔東十三家抗清武裝已經連成一片，可以動用的兵力大大增加，在適當時機會同作戰，不僅收復保寧易如反掌，繼續北上陝西漢中或東下湖北，前景必甚可觀。總之，劉文秀並沒有認識到他的主力直逼保寧城郊之時，恢復四川的戰役已經取得輝煌戰果，因為穩定了四川局勢，經營得法，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就可以大大加強南明政權人力、物力和戰略上的有利地位，貴州、雲南已遠離前線，長期侷促於川東鄂西貧瘠山區的夔東抗清武裝只要劉文秀以大局為重，加意聯絡，也必將大有作為[94]。

  然而，劉文秀計不出此。他的意圖不僅要乘勝收復保寧，而且要把四川境內的清軍殺得片甲不留。十月初二日他率領大將王復臣、王自奇、李本高、祁三升、關友才、張光璧等[95]五萬餘兵馬迫近保寧。劉文秀下令搭造浮橋濟師，主力部署在保寧城北面。攻城以前，他甚至抽調一部分軍隊「北塞葭萌關，東塞梁山關」[96]，防止攻克保寧後清軍突圍竄入陝西。時人韓國相記載：「是時有南府劉文秀者統兵四萬餘，追清兵來屯保寧梁山關，聲勢大振。自以為戰必勝，攻必克關。而清兵心膽墮地，主走劍閣出七盤，而已置四川於不問。」[97]這就是說，劉文秀志在全殲吳三桂、李國翰、李國英所部清軍，改變了三面據險、俯扼清軍的態勢，使自己的主力置於保寧城北敵守重鎮，東、西背水的危境，在兵法上違背了「圍師必缺」的原則。吳三桂等眼看已經沒有退路，唯有困獸猶鬥、背城一戰才可絕處逢生。滅虜將軍王復臣對這種部署深為憂慮，向劉文秀建議集中兵力攻打保寧城的薄弱部，破城以後吳三桂等部清軍雖不能全殲，但必然逃往陝西，四川全省可以平定；而包圍全城，分兵把口勢必暴露出己方弱點，給清軍以可乘之機。這一正確意見遭到劉文秀斷然拒絕，從而導致了保寧戰役的慘敗。

  保寧戰役的經過是：十月初八日明軍主力齊集保寧城北，劉文秀登上東北山頭指揮攻城。吳三桂通過偵察得知攻城明軍中張先璧部戰鬥力最弱，決定集中兵力先打張軍[98]。李國英為迷惑明軍，命部下綠營兵改打八旗正兵旗[99]。十月十一日黎明，劉文秀麾軍攻城，兵馬「蔽山而下，炮聲震天」，「南自江岸，北至沙溝子，橫列十五里，前列戰象，次用火炮、鳥銃、挨牌、扁刀、弓箭、長槍，層疊里許，蜂擁攻城」[100]。辰時，吳三桂率部開門出城，直攻張先璧軍。張部抵敵不住，紛紛逃竄，敗兵把王復臣等部的軍隊沖得亂成一團。清軍趁勢鼓勇奮擊，明軍陣勢已亂，立腳不住，這天中午即已全面崩潰。撤退時由於浮橋被砍斷，致使大批將士無法過江，被清軍追殺或落水而死[101]。明滅虜將軍王復臣，總兵姚之貞、張先軫、王繼業、楊春普等被清軍擒殺，損失士卒大半、戰象三隻、馬騾兩千三百餘匹，劉文秀的撫南王金印也被清軍繳獲[102]。

  吳三桂於險勝之餘，嘆息道：「生平未嘗見如此勁敵，特欠一著耳。」[103]這年十一月，清廷收到吳三桂、李國翰等人的捷報，才鬆了一口氣，除下詔頒賞外，於十二月將阿爾津由定西將軍改為定南將軍，同固山額真馬喇希統率將士「往征湖廣」[104]。

  劉文秀率領殘兵敗卒返回貴州，孫可望深為不滿，下令解除他的兵權，發回昆明閒住；張先璧被亂棍打死。

  第五節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和寶慶之敗

  當李定國駐軍衡陽的時候，孫可望在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親自由貴州來到湖南沅州（今芷江）。他派大將白文選統領馬、步兵五萬餘名進攻辰州。二十一日，明軍分水、陸二路進抵辰州城下，把該城四面包圍。清辰常總兵徐勇命副將張鵬星領兵出戰，被明軍炮火擊斃。徐勇仍然妄圖據城頑抗。次日，白文選以大象為前驅，突破東門，大隊兵馬沖入城內，徐勇在混戰中被亂刀砍死[105]，清分守辰常道劉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106]等文武官員也被俘處斬。孫可望決定「改沅州為黔興府，以州治興沅縣附郭，領一州九縣：曰靖州、曰興沅、曰黔陽、曰麻陽、曰通道、曰平溪」[107]，並把該府改隸貴州省[108]。

  就當時明、清雙方在湖南的態勢而言，十一月二十二日孫可望親自指揮的軍隊攻克了辰州，次日李定國軍在衡陽擊斃清軍統帥尼堪，應當是孫、李會師全殲入湘清八旗兵進而擴大戰果的大好時機。時人丁大任說：

  壬辰（1652，順治九年），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樓觀兵。清朝損兵以萬計，王公、文、武無不奔竄，而敬謹王不免焉。而辰州府，武岡、沅、靖三州並十縣尚為所據。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姦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財貨。有一於此，軍法無赦。有象陣，馬見之驚逸。用羅羅，能跣戰，不畏矢，執標槍大刀，常以少勝眾。……楚人曰：孫、李二將有五伯之假仁假義、王莽之謙恭下士。而永曆之為君，遠過乎劉禪，近勝於弘光，奄有雲、貴並廣西、四川、湖廣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門，春秋兩榜，隱成一小朝廷。[109]

  

  在清軍接連遭受重大挫折，主帥陣亡，士氣沮喪之際，孫可望作為南明的最高實權人物不僅沒有抓住戰機，部署決戰，反而嫉賢妒能，導致內部矛盾激化。探討南明的歷史，有一個基本論點是可以通過大量事實證明的，這就是在力量對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潛在力量（包括清統治區內的復明勢力）並不遜於清方。其所以屢戰屢敗，喪師失地，根本原因在於各種抗清勢力之間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併，使兵力相當有限的滿洲貴族坐收漁翁之利。1650年到1651年，孫可望憑藉在雲南休整之後建立起來的精銳之師為核心，通過「會盟」等形式把南明割據自雄的殘存兵力加以改編，同時在實際上掌握了永曆朝廷的大權，這對於消除內部腐敗紛爭，建立一支足以同清方抗衡的軍事力量和後方基地是一個重大貢獻。然而，孫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統籌全局、妥善處理內部關係的胸襟。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二月，他自稱「國主」[110]，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把軍國大權集中於一身。在他看來，可能危及自己「國主」權威的人有三個，即永曆帝朱由榔和原在大西軍中地位相仿的安西王李定國、撫南王劉文秀。而他最忌諱的就是手握重兵並在原大西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國、劉文秀同仍保有皇帝虛名的朱由榔之間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據史書記載，李定國攻克桂林以後，儘管在獻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這位身居貴陽的「國主」，但孫可望僅因李定國對在安龍的永曆朝廷送去了一份報捷奏疏，就大為不滿。保寧戰役之後，孫可望乘機解除了劉文秀的兵權，發往雲南閒住。這一舉措已經表現了孫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確的做法本應抽調兵將補充劉文秀部，讓他繼續經營四川。劉文秀被撤職，不僅他本人心灰意懶，在原大西軍部分將領中也引起憤慨不平。

  更嚴重的是，在李定國連殲清朝二王，復地千里，軍威大振之時，孫可望嫉妒之心有增無減。李定國攻克桂林之後送到貴陽的繳獲物品只有清廷賜給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冊和人參數捆，沒有多少金銀財寶。孫可望聽信小人之言認定李定國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賞將士示恩於下。到李定國軍在衡陽戰役擊斃尼堪的消息傳來，竟有功高震主之嫌，孫可望已經容不下他了。不少南明史籍記載，當李定國部署衡陽戰役的時候，原議由馬進忠、馮雙禮移軍白杲市，定國主力駐于衡州，等待尼堪大軍過衡山縣，馬、馮二部抄至敵後，同定國部南北合擊，一舉全殲尼堪所統清軍。孫可望得知這一部署，唯恐定國大功告成，密令馮雙禮退師寶慶，馬進忠也隨之而走。由於孫可望的拆台，李定國雖擊斃了清軍主帥尼堪，卻因兵單勢孤，在十二月間放棄了衡州[111]。衡州戰役以後，孫可望又密謀定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只待定國到來即行拘捕，至於定國所統軍隊則轉交馮雙禮指揮。如果說孫可望解除劉文秀的兵權還多少體現了賞功罰敗的原則，謀害戰功卓越的李定國肯定極不得人心。因此，一些知道內幕的人趕往定國軍中告密，勸他絕勿前來赴會。由於這件事在原大西軍中屬於領導層的核心機密，史籍中關於開會地點和具體情節難免有出入。王夫之記載：

  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定國不得已西行，將見可望。至紫陽渡，劉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定國大驚，遽引兵東走，縛筏為橋，渡湘水，渡已，橋絕。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112]

  計六奇記載：

  可望封定國為西寧王，馮雙禮興國侯，差楊惺先往封。至衡州，李定國曰：「封賞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可望慮定國功大權重難制，楚粵人心歸之，因為書召之。不至。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張虎督兵復辰州，連書催定國至靖州相會，意欲圖之。定國心腹人龔彝至沅州，見可望，探知其意，密書報定國，令勿來，來必不免。癸巳（1653）正月，定國行至武岡州，見書，嘆曰：「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廣西。[113]

  李定國本希望孫可望率部由辰州東進，同己部合擊湖南清軍（尼堪被擊斃後，入湘八旗兵由貝勒屯齊統領），若能全殲該軍，勢必使滿洲八旗實力大損，遠近聞風喪膽；然後會合夔東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東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勢如破竹的局面。當他得知孫可望置大局於不顧，蓄意謀害自己的時候，不勝憤慨，對部下將領說：「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艱，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指劉文秀）同起雲南，一旦生誤，輒遭廢棄。忌我，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114]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二月下旬，李定國率領所部四五萬兵馬放棄永州，經永明越龍虎關撤入廣西[115]，從此避免同孫可望見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誼被孫可望一筆勾銷了，原大西軍領導集團之間的裂痕使聯明抗清以來前所未有的復興良機變成曇花一現。

  古語說：師克在和。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很快就自食惡果。當時孫可望正親統大軍由靖州經武岡進至寶慶（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將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為十萬。三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將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由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於岔路口，距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營地周家鋪三十里。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於明軍營於山頂，地勢險要，又遇上天雨，雙方列陣相峙。這天晚上孫可望率親軍由寶慶府來增援。十七日，明軍下山向清軍發起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激戰。結果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傷亡頗眾，被清軍繳獲馬七百餘匹，象一頭，清軍乘勝占領寶慶府[116]。但是，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正黃旗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征、武京都在激戰中陣亡[117]。

  1652—1653年（順治九年至十年）春，以原大西軍為主力的抗清運動很值得總結，正如吳三桂、李國翰在保寧擊敗劉文秀後沒有力量乘勝南下一樣，屯齊部清軍在寶慶戰役獲勝後也未能占領整個湖南，而是同明軍長期相持于靖州、武岡一線。這就證明：一、滿洲八旗和它的附庸軍並不占絕對優勢，戰爭的勝負同雙方的內部團結和組織指揮有密切關係；二、以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首領人物通過治理雲、貴，接管永曆朝廷的實際權力，避免了這個朝廷內部無休止的紛爭，創造了一致對清的局面，是戰役前期取得重大成果的主要原因；三、戰局的惡化部分同劉文秀指揮失誤有關，保寧戰役受挫固然造成較大損失，還不致影響全局。真正斷送復明運動良機的是孫可望個人野心惡性膨脹，舉動乖張，先誤於調令李定國全軍入湘，以致退入廣東的清軍乘虛而入，重占梧州、桂林，使剛剛收復的廣西未能穩定；接著又逼走李定國，導致復湘之舉功敗垂成。

  [1]清湖廣總督祖澤遠「為飛報緊急賊情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48號。

  [2]順治八年五月清偏沅巡撫金廷獻「為飛報賊情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三冊，A13—26號：同書A13—28號金廷獻揭帖中說攻克沅州的明軍是「偽秦王下洪將軍（當為馮將軍之訛）、陳將軍等賊，從貴州抄銅仁小路由細米溪、五朗溪一路而來」；又見清續順公沈永忠題本，收入《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七〇至一七一頁。

  [3]《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二八頁，吏部尚書朱馬喇等題本。

  [4]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中說：馮雙禮「探知辰州有備，即合偽西府於五月內連破靖、武二州。」見《明清檔案》第二十一冊，A21—60號。據順治十年五月湖廣四川總督祖澤遠揭帖，「查得靖州之失，順治九年五月十八日事也」。其中並說到清靖州知州沈一恆被明軍處死。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〇六頁。

  [5]瞿昌文《粵行紀事》卷三。

  [6]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志》卷二十一《武備志·兵紀》云：順治九年「六月，府城復陷，續順公還」。

  [7]《明清檔案》第二十五冊，A25—15號，經略大學士洪承疇「為王師已入湖南，城池指日恢復，仰祈早定功罪以肅法紀，以勵後效事」奏疏。

  [8]前引《明清檔案》第二十一冊，A21—60號，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說：李定國、馮雙禮「六月內復下衡（州）、永（州）、寶（慶）、長（沙）四府，湖南一帶僅存辰（州）、常（德）二郡而已」。

  [9]《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二。

  [10]施閏章《使廣西記》，見《施愚山文集》。

  [11]順治十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為詳查失陷緣由以憑具題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23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三〇〇頁。時在桂林的瞿昌文於《粵行紀事》中記二十七日李養性在雙橋戰歿，誤記一日，但《虞山集》卷十下所收文中又說「六月二十八日，王師入粵境，盡殲李養性之眾，只蹄片甲不返」，與清方奏報相符。

  [12]前引施閏章《使廣西記》。

  [13]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九《王允成傳》。《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七四至八七五頁《定南王下死難各官情由》揭帖中也說王允成於「圍城之日射箭傳書於賊，登陴示路。城破，撥賊保護其家」。

  [14]順治九年七月清廣東巡撫李棲鳳「為飛報緊急賊情懇啟發兵救援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五冊，A15—35號。前引順治十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揭帖云：「至初四日辰時，賊從山上攀附絡繹入城，定南王見城已不能守，回王府手刃宮眷數十人，親將住室發火，自刎被焚，骸骨化為灰燼。」

  [15]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下《永曆皇帝紀》。彭而述順治七年前曾在孔有德麾下，一度被委任為貴州巡撫，三年後他寫了《聞定南戰死》詩，其中描寫孔有德兵敗自殺的情況稍有不同，見《讀史亭詩集》卷四。

  [16]《清世祖實錄》卷一二五載，清廷後來得到報告孔庭訓在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被李定國處死。參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第四八一頁，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定南王女孔四貞揭帖。按，孔庭訓在諸書中常寫作「孔廷訓」「孔定訓」，當以其妹孔四貞奏疏為準。

  [17]順治十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為查明大巡殉難根因以憑具題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22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〇一頁。按，清廣西巡撫王一品在三月間告歸，得免。

  [18]嘉慶十年《平樂府志》卷十八《宦績》。

  [19]談遷《北游錄》紀聞下《金漢蕙》條。該書又雲，金漢蕙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殺于衡州城外。

  [20]雷亮功《桂林田海記》。順治九年七月廣西左翼總兵馬雄稟帖中也說「賊已定徐總兵提兵坐鎮」。

  [21]《虞山集》卷十下。

  [22]前引順治十年七月廣西巡撫陳維新揭帖。

  [23]南沙三餘氏《南明野史》卷下。

  [24]這件事在南明史籍中記載甚多，但據當時正在安龍永曆朝廷中任職的汪蛟所述有出入。汪氏言，李如月請「加惡諡，可望不察，以請諡為恤典，與已忤。請以誅邦傅法誅之」。未言及李如月劾奏孫可望事，見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25]《明清史科》丙編，第九本，第八一三頁，廣西左翼總兵馬雄稟帖。

  [26]《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七四頁，「定南王下死難各官情由殘揭帖」。

  [27]同治十一年《蒼梧縣誌》卷十八《外傳紀事下·本朝》記：「九年秋八月，明兵過陷梧州，知府沈綸不屈死，文武官東下。九月乃回。」又云：「李定國兵陷梧州，大掠數日而去。時提鎮馬雄出兵堵御，屢敗。文武官議以桂（林）、平（樂）皆陷，恐梧州孤城難守，乃具舟斂老營避江中。十五日，賊奄至，我兵御之，又敗，乃聯舟東下，至九月杪始回。」

  [28]兩廣總督李率泰揭帖殘件（順治十一年九月到），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四頁。

  [29]陶汝鼐《自訂年譜》云：「十月晦日，李定國出粵西，復衡陽。」見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三十。

  [30]順治九年十月初四日平南王尚可喜「為飛報大捷事」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八四頁。

  [31]順治十年正月十九日平、靖二王「為解報桂林情形事」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八七頁。雷亮功《桂林田海記》說，徐天佑是奉李定國之命暫退柳州，騰空城池，誘使退入廣東的清軍進來，再行殲滅。徐天佑即將桂林焚毀，撤往柳州。

  [32]順治十年正月十九日平、靖南王「為飛報大捷事」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頁。

  [33]《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三五頁《平南王殘揭帖》，原件無年月，參考其他文件可定為順治十年正月事。

  [34]光緒三十年《臨桂縣誌》卷十八《前事志》引舊志。

  [35]《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五五頁《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殘件》。光緒《臨桂縣誌》記李定國再攻桂林在是年八月，當以檔案為準。

  [36]《敕諭敬謹親王稿》，見《明清檔案》第十四冊，A14—177號、A14—178號。177號（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九四頁）上有「順治九年七月十八日用寶」字樣。尼堪所統兵馬數不詳，但順治帝敕諭中說他所統為「精銳兵將」，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五。

  [37]順治九年七月十八日清帝給平西王吳三桂敕諭中說：「今敬謹親王充定遠大將軍統大兵於本年七月二十日出都。」《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九三頁；又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六。

  [38]《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七。

  [39]順治九年十月初四日平、靖二王「為欽奉聖諭恭陳謝悃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五冊，A15—117號，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七。

  [40]以上日期均據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等謹題為塘報事」，原件藏第一檔案館。

  [41]乾隆二十六年《衡陽縣誌》記載，順治九年敬謹親王尼堪「督滿、漢兵至，與定國接戰於城北香水巷、草場，轉戰於演武亭」，尼堪戰敗被殺。見該書卷六《忠節》，卷十《祥異·兵燹》。縣誌云：「時為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據《清世祖實錄》卷七十應為二十三日。尼堪陣亡的具體情況諸書記載互歧，《滇緬錄》云為明軍交槍擊斃。

  [42]《清世祖實錄》僅記程尼陣亡，未明說在何次戰役中，此據《八旗通志》卷一六三《程尼傳》。其他陣亡者參見同書卷二二二、二二五、二二六有關部分。

  [43]彭而述《讀史亭詩集》卷八《四戰歌·草場》。按，彭而述曾任清上湖南分守道，後來又多次往來湖南，對戰役經過了解甚詳，其題為《草場》，當即尼堪陣亡地名。

  [45]陳聶恆《邊州聞見錄》卷十《李定國》條。

  [46]順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吏部尚書固山額真朱馬喇等題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二五頁。

  [47]《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九。

  [48]《清世祖實錄》卷八十六。

  [49]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六五頁。

  [50]《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七。

  [51]談遷《北游錄·紀郵上》。

  [52]黃宗羲《永曆紀年》，見《行朝錄》卷五。

  [53]《顧亭林詩集匯注》卷二《傳聞》。

  [55]順治十一年四月廣東巡撫李棲鳳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三八至三四〇頁。

  [56]順治十三年六月廣西巡撫於時躍揭帖、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九五頁，第三九六至三九八頁。

  [57]《虞山集》卷十下。

  [58]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四、卷十七。

  [59]錢秉鐙《吳廷尉鑒在傳》，見《藏山閣文存》卷五。

  [60]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三十《密庵先生陶汝鼐》記，順治九年李定國大軍至衡陽時，「湘潭石見五（名開雲）銜命敦促，不得已與周司農（即周堪賡）、郭司馬（即郭都賢）並出見，至南嶽謁廟而還」。陶汝鼐後來身陷清朝囹圄，為了保命，竭力把自己參加復明活動說成是被迫的。

  [61]陶汝鼐《密庵先生遺集》附《年譜》引《益陽縣誌》文。

  [62]乾隆二十八年《衡州府志》卷二十九《兵燹》。按，此處高必貴疑為高文貴。

  [63]江西巡撫郎廷佐「為查明失守情形」等事題本殘件說，「順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有象寇數萬驟至永新山邑」，永新營兵僅二百餘名，「寡不敵眾，是以被賊圍陷」。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二七八至二八○頁。按，「象寇數萬」當為誇張之詞。

  [64]康熙五十二年《安福縣誌》卷一《疆域志·祥異》記：「九年壬辰，劉京、倪端倚山作亂，引滇兵入城，劫殺無算。」

  [65]《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八一至八八二頁江西永新等縣失陷案殘件。

  [66]蔡士英《撫江集》卷一，順治九年十二月初四日「為恭報連恢二邑仰慰聖懷事」題本。按，《吉安府志》所載與清方當局奏疏略異，其文云：「八年辛卯（當為九年壬辰），明劉文煌復永新、安福。吉安守將羅某攻之，拔其城，並獲文煌。」注文中說劉文煌是江西泰和人，原隨郭維經起兵抗清。李定國派偏師由湖南入江西時，他乘勢收復永新、安福二縣，正想向吉安進軍，恰逢定國的軍隊撤退，清「吉安守將羅某合各府兵圍之，糧盡被俘，死難南昌會城」。羅某指清吉安營參將羅映坮。

  [67]《撫江集》卷一，順治九年十一月初七日「題為報擒賊首洗巢大捷事」。

  [68]順治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江西巡按張嘉題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三○頁。

  [69]胡有升《鎮虔奏疏》卷下，順治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恭報援剿吉安並恢復龍泉凱捷疏」云：清軍十一月二十日收復安福縣，二十五日收復永新縣，十二月初六日收復龍泉縣。蔡士英《撫江集》卷一，順治九年十二月初四日「為恭報連恢二邑仰慰聖鑒事」題本中說：十一月二十八日江西提督劉光弼報恢復安福，十二月初一日又報收復永新。日期的差異原因是蔡士英根據的是劉光弼塘報時間。

  [70]蔡士英《撫江集》卷五。

  [71]李國英《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順治九年三月初七日題本；同年二月初八日題本。又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

  [72]同上。按，龍名揚在《選編》中誤排為龍名楊。

  [73]順治九年八月十五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再報東南大捷，仰慰聖懷事」題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二九五頁；《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二三五至二三六頁。按，此件最準確者為影印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五冊，A15—59號。《奏議》本在文字上已做刪改，《選編》所收並非檔案原件，而是從《奏議》轉錄。

  [74]順治九年八月十五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全蜀漸次底定事」題本，見前引《奏議》卷八。

  [75]《清史列傳》卷七十八《盧光祖傳》。

  [76]郝浴《中山奏議》卷一《再報封疆大計疏》。按，李國英奏疏中說馬化豹身帶槍傷逃回。

  [77]順治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國英「為塘報滇賊入犯事」密奏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

  [78]李國英《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郝浴《中山奏議》卷一《再報封疆大計疏》。

  [79]《中山奏議》卷一《按蜀疏》。

  [80]《中山奏議》卷一《飛報封疆大計疏》。

  [81]順治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緊急賊情事」密奏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參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上），第二三七至二三八頁。

  [82]黃宗羲《永曆紀年》。

  [83]《清史稿》卷二百七十《郝浴傳》。按：吳三桂等統率的軍隊九月十一日至綿州，同月十九日至保寧，傳中所謂「逾月，三桂乃赴援」，不確。此戰役為劉文秀指揮，孫可望並未親至四川，傳雲可望「蒲城」「引去」，亦誤。

  [84]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按，是時劉文秀尚未封蜀王。

  [85]郝浴《中山奏議》卷一《再報封疆大計疏》。

  [86]郝浴《中山奏議》卷一《敬辭欽賞兼敘守城各官功績疏》。

  [87]《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順治九年十月十八日李國英「為飛報大捷仰慰聖懷事」題本後附李雯按語。

  [88]郝浴《中山奏議》卷一《三報封疆大計疏》；參見李國英《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

  [89]《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九，十月戊申日及辛酉日。

  [90]郝浴《中山奏議》卷一《三報封疆大計疏》。

  [91]《中山奏議》卷一《緩策西南一議》。

  [92]《中山奏議》卷一《備述蜀省情形疏》。

  [93]《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五六頁，原件「上缺」，不詳作者，但疏中有「臣在蜀言蜀」一語，必為四川官員。

  [94]順治九年劉文秀統兵入川時並沒有會合夔東十三家明軍共同作戰，幾年後他病重上遺表建議永曆朝廷移駐四川，重要的理由就是借重十三家之兵力扭轉戰局，這很可能是總結了自己兩度入川未能重用十三家兵力的教訓。

  [95]《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為飛報大捷事題本》，原文王自奇作王志奇、祁三升作祁三省、關友才作官有才，均因音同致誤。

  [96]《李勤裹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順治九年十月十八日李國英「為飛報大捷仰慰聖懷事」題本後附其子李雯按語。據乾隆《廣元縣誌》卷三《關隘》記，「葭萌關在縣南十里」。郝浴疏中說梁山關在保寧城北。

  [97]韓國相《流離外傳》，收入民國十八年《南充縣誌》卷十六《流離傳》。

  [98]張先璧部原為南明官軍，後由孫可望接管。

  [99]《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卷八，順治九年十月十八日題本後附李雯按語。

  [100]同前李國英題本；參見郝浴《中山奏議》卷一《三報封疆大計疏》。

  [101]史籍中關於明軍砍斷浮橋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說劉文秀戰敗渡過嘉陵江後，為了防止清軍追擊，下令砍斷浮橋。另一種說法是劉文秀進攻保寧時令張先璧斷後，軍隊渡江完畢，張先璧之弟張先軫「患其兵之退怯，斬筏橋而不以告」，用意是背水一戰，結果撤退時造成重大損失。見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張先璧傳》。

  [102]前引李國英十月十八日題本。按，李國英題本中說劉文秀等「逃遁不滿千人」，肯定為誇張之詞。南明領兵大將除王復臣被俘外，其餘都安全脫險，所部當不致過少。

  [103]黃宗羲《永曆紀年》。

  [104]《清世祖實錄》卷七十。

  [105]《明清檔案》第二十一冊，A21—60號，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同件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七至三四八頁。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五。彭而述《讀史亭詩集》卷二《悲辰陽》題下註：「將軍徐勇以壬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城陷死之。」

  [106]康熙四十四年《沅陵縣誌》卷八《災祥》記：九年「冬，黔兵攻城，鎮、道、府、縣皆殉難。」按，王任杞於順治九年十月由辰州知府升任廣東巡海道，尚未離任，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九。

  [107]同治十三年《黔陽縣誌》卷五十六《載記下·流寇》。

  [108]同治十二年《沅州府志》卷三十二《記兵》。

  [109]丁大任《永曆紀事》，見《荊駝逸史》。按：文中說孫可望在衡州城樓觀兵當為李定國駐軍衡陽之誤。丁大任記載的「行兵五要」是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部的軍紀嚴明，有的史學著作因為孫可望後來降清，把「行兵五要」專歸於李定國，有欠公允。

  [110]康熙四十四年《平彝縣誌》卷二《沿革》；又見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

  [111]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經略洪承疇揭帖中報告分巡上湖南道張兆羆於「九年十二月內隨大兵復衡城」，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頁。

  [112]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傳》。

  [113]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孫李構隙本末》。

  [114]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

  [115]《清世祖實錄》卷七十六記：「定遠大將軍多羅貝勒吞齊（即屯齊）等奏報：逆賊偽安西王李定國、偽國公馬進忠率馬步賊兵四萬餘至永州。臣等以西安府兵暨提督總兵官柯永盛兵駐衡州，大軍於二月十三日向永州進發，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國已遁度龍虎關而去。」康熙六年《永明縣誌》卷九《兵寇志·兵變》記：「順治九年壬辰，安西王李定國破粵西，旋破湖南，知縣尹足法遁去。定國命張昌胤理縣事。已而，我師復湖南，定國帥所部五萬眾走永明，屯三日，旋遁廣西。四月，原任知縣尹足法復任。」可見，李定國之由湘入桂純因避開孫可望，主動轉移。郭影秋先生作《李定國紀年》時誤信清末民初人士偽托明遺民劉彬（雲南人）所作《晉王李定國列傳》，在該書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寫道：「清兵知孫、李內訌，遣貝勒屯齊再入湖南，連敗定國部張霖於岳州、馬進忠於益陽、馮雙禮于衡州。於是衡、永、武、靖、辰、沅、黎平諸州郡，復陷於清，民死者百萬人。定國精銳亦銼傷殆半。」所述與事實不符。

  [116]這次戰役在許多史籍中稱之為岔路口之役，其實，岔路口是清軍臨戰前的駐地，雙方交戰地點在周家鋪。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志》卷二十一《武備志·兵紀》云：「十年四月（當為三月），貝勒率師大敗孫可望於周家鋪，橫屍遍野。可望單騎走武岡。我師乘勝逐之，遂復寶慶府。」《清世祖實錄》卷七十六載吞齊奏報戰役經過也可資參考，其中周家鋪寫作「周家坡」，又述及馬進忠部，看來李定國撤入廣西時馬進忠仍留在湖南境內。

  [117]鄂爾泰《八旗通志》卷一百七十《韋征傳》《武京傳》。《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七載，順治十一年十二月「戊午，發帑銀十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兩，分恤湖南衡州岔路口陣亡及被傷將士。」又，同書卷九十二載，順治十二年六月壬申日，「贈湖廣衡州府岔路口及福建海澄縣陣亡各官」，內有護軍統領喀爾他喇，署梅勒章京崇古巴圖魯、伊穆圖、齊克訥、懇哲，護軍參領鄂克綽特巴、額塞、達海哈爾霸，侍讀學士索爾孫，學士馬祿等，原文雖未分別說明陣亡地點，但多數是在岔路口戰死則可以肯定。這兩條材料都證明，屯齊部清軍雖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兵員傷亡還是相當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