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651—1653年浙閩贛抗清勢力的消長

  第一節　舟山之役和魯監國退位

  

  魯監國進駐舟山以後，擺脫了鄭彩的控制，戰略上也由恢復福建改為經營浙江。當時，張名振、阮進、王朝先等部駐於舟山；閩安伯周瑞、平虜伯周鶴芝屯於溫州的三盤；寧波府四明山寨的王翊、王江、馮京第等義師同舟山相呼應。以魯監國為首的兵力還相當強盛，特別是舟山群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對清廷在江浙地區的統治構成重大威脅。

  清攝政王多爾袞眼見在江西、廣東、山西、陝西等地的大規模反清復明運動之後，滿洲八旗兵被拖得疲憊已極，加上清軍不熟悉海上作戰，因而對魯監國政權採取了政治上招降瓦解、軍事上利用漢軍進攻的對策。1649年（順治六年、魯監國四年）正月，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報告：「舟山偽僉都嚴我公率知府許珖等投誠，並獻進剿機宜，願充嚮導。」[1]多爾袞如獲至寶，立即讓馬國柱把嚴我公送到北京，親自兩次召見，授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招撫沙埕舟山等處招撫使，攜帶敕書前往浙江招降明方文武官員。嚴我公即以清朝欽差大臣的身份派遣使者進入四明山寨和舟山群島到處遊說。在他的策動下，這年三月魯監國所封開遠侯吳凱降清[2]，九月清廷封吳凱為沙埕侯，總統沙埕、舟山、大嵐、東白海島軍務總兵官[3]。接著，魯監國下義安伯顧奇勳降清，被封為舟山伯、舟山總兵[4]。隨同降清的明開平將軍姜君獻被任為歸義將軍，安遠將軍王用升為懷義將軍，翼義將軍陳龍為慕義將軍，總兵陳德芝為招撫（即嚴我公）標下右營總兵，雷虎彪為後營總兵，楊子龍為前營總兵，明副使呂一成為沙埕監軍副使，高樹勛為舟山監軍副使，「俱賜敕印並貂帽蟒袍等物」[5]。次年（1650）正月和四月，嚴我公又疏報招得定遠侯石仲芳[6]、昭武將軍田得坤、忠勇將軍沈乘龍、虎賁將軍胡茂芳、定一將軍陸鳴時等多人。順治六年二月初三日，清「皇父攝政王」多爾袞還發出了「與大蘭山吳大將軍諭旨」，其中說：「將軍果投誠歸順，予必使將軍富貴無極，子子孫孫世世不絕，山河帶礪，與國同休。」[7]這些事實都表明清廷因自身兵力不足，不得不採取高懸爵祿的方式，連魯監國濫發敕印授予的官爵只要來降就保留其原官原爵。清廷通過嚴我公的活動，僅發出一批空頭敕印就招來了魯監國下一批不穩定分子，對於掌握浙東抗清勢力的虛實、動搖人心起了不小作用。但光靠這一手解決不了問題。一是魯監國的主要將領張名振、阮進等人堅貞不移，四明山寨的主帥王翊也把嚴我公派來的使者付之湯火[8]，嚴我公對多爾袞夸下的海口無從兌現。另一方面，招來的一批「高官顯爵」既沒有多大實力又沒有糧餉，引起了清朝地方當局的不滿，他們心懷妒意，又難於安插。順治七年四月，清浙閩總督陳錦上疏說：「我公等見行事宜，不便有八。」兵部稱讚為「誠為確論」[9]。甚至嚴我公也承認「天恩過厚」，「緣系招撫鎮臣太多」[10]。這場招撫鬧劇才草率收場。

  除了清方進行的策反活動以外，魯監國政權內部還存在一些不穩定因素。1650年（順治七年、魯監國五年），周瑞和周鶴芝在三盤鬧矛盾，魯監國派巡按吳明中去調解。不料，吳明中「原為清官，為賊所獲」，是個潛伏在義師內部的奸細[11]。他到達三盤後，乘機火上加油，大肆挑撥，二將互不相容，周瑞引兵南下福建投靠鄭彩，後來成為鄭成功的部將；周鶴芝則帶領所部兵船北依阮進。

  不久，在舟山又爆發了張名振同王朝先的衝突。王朝先原來在舟山受到肅虜侯黃斌卿的壓制，內心深為不滿，才同張名振、阮進策劃了刺殺黃斌卿的行動。魯監國對張名振非常信任，委以節制諸軍大權，王朝先又感到不公平，聲稱要公開宣傳襲殺黃斌卿的主謀是張名振。由於在舟山黃斌卿的舊部尚多，張名振唯恐導致內變，就同阮進密商，先發制人，在1651年二月乙卯日早晨由阮進派健卒沖入王朝先帳中。「朝先未衣，奮奪刀，殺進數人，勢不敵，走閣部張肯堂邸，肯堂請避入內室。朝先顧身裸不肯入，反與進對仗庭中」[12]，結果被追卒殺害。事後，張名振即將謀害黃斌卿的責任推到王朝先身上，說他「擅殺斌卿，忘誼不赦」[13]。但是，事情並未因此了結，王朝先的部將張濟明、呂廷紀憤恨不平，逾牆縋城，奪得船隻駛往寧波向清總兵張杰投降，告以舟山虛實，願意充當嚮導。

  魯監國扼守舟山聯絡內地復明武裝開展抗清運動，既對江浙清朝統治構成威脅，又牽制了清軍主力不得進入福建，為鄭成功的擴充力量創造了條件。清朝當局對此甚感頭痛，經過一番策劃以後，決定在進攻舟山之前，先對四明山寨抗清義師展開大規模的掃蕩，以免大軍出海，內地蜂擁而起。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魯監國五年）九月，清將固山額真金礪、提督田雄等調集兵馬分別由奉化、餘姚進入四明山區搜剿，魯監國委任的兵部右侍郎馮京第被擒遇難。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王翊見清軍勢大難敵，航海往舟山，準備趁清軍主力聚集於大蘭山之機，會合王朝先率舟師攻杭州。他到達舟山時，王朝先已被張名振、阮進擊殺。1651年，王翊回到四明山中，這時山中諸義師有的被清軍剿滅，有的被嚴我公招降。七月二十四日，王翊被清政府團練兵俘獲，八月十二日在定海就義[14]。

  清軍在大體上平定了四明山區的抗清武裝以後，就著手部署大舉進攻舟山，摧毀魯監國政權。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清浙閩總督陳錦、平南將軍固山額真金礪、固山額真劉之源、提督田雄、浙江巡撫蕭起元會商進攻舟山機宜。經清廷核准後，公議由提督田雄先於六月十二日從杭州帶領兵馬前往定關，同定海總兵張杰會合，一面繼續搜剿大嵐（即四明大蘭山區）的抗清義師，一面料理船隻，做好渡海準備。七月十三日，固山額真金礪、劉之源統師由杭州經紹興、寧波往定關；同月十九日總督陳錦率軍由衢州出發，經台州、寧波至定關。除了上述軍隊擔任進攻舟山的主力以外，陳錦等還命金華總兵馬進寶為總統，帶領水陸兵由台州乘船北上；並經清廷批准檄調吳淞水師總兵王燝率部南下，預定八月二十日三路會攻舟山，企圖一舉殲滅明魯監國全軍[15]。八月中旬，清軍雲集定關，舟山戰役即將開始。

  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魯監國召集文武群臣會議，商討堵御對策。決定留盪胡侯阮進帶領水師扼守定關海域[16]，安洋將軍劉世勛、都督張名揚、中鎮總兵馬泰等領兵三營防守舟山城；魯監國和兵部侍郎張煌言、定西侯張名振分別率領軍隊乘船南北出擊，企圖使清軍陷於顧此失彼的困境。具體部署是：「張名振督張晉爵、葉有成、馬龍、阮美、阮驥、方簡等遏南師；張煌言、阮駿率顧忠、羅蘊章、鮑國祥、阮騂、鄭麟、李英傑、符文煥等斷北洋。」[17]

  朱以海和他的高級將領做出這種部署，顯然是出於以下考慮：他們估計清軍水上作戰能力很差，大將阮進精於海戰，可以在海面擊敗來犯之清軍，確保舟山無虞；而乘江蘇、浙江清軍主力齊集定海，進軍長江口，將使清軍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這正如《海東逸史》所記：「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舟師搗吳淞，以牽其勢，盪胡伯阮進居守。」[18]現收入《張蒼水集》內的魯監國《祭海神文》（張煌言代草）正是朱以海親自率軍北攻吳淞時的一篇重要文獻，文中說：「予起義於浙東，與薪膽俱者七載，而兩載泊於此。……今義旅如林，中原響應，且當率文武將吏，誓師揚帆，共圖大事。潔誠備物，致告行期。啟行之後，日月朗曜，星辰爛陳，風雨靡薄，水波不驚。黃龍蜿蜒，紫氣氤氳，棹楫協力，左右同心，功成事定，崇封表靈。……」[19]張煌言後來寫的《滃洲行》里也詳細描述了當年舟山失守的情況，其中幾句是：「斯時帝子在行間，吳淞渡口凱歌還。誰知勝敗無常勢，明朝聞已破岩關。又聞巷戰戈旋倒，闔城草草塗肝腦。忠臣盡痤伯夷山，義士悉剄田橫島。」[20]很明顯，魯監國和張名振等率師親征吳淞是針對清軍齊集定海而採取的圍魏救趙之計。黃宗羲在記載這一戰役時含糊其詞地說：「虜會浙、直之兵寇行朝……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將軍阮駿扈上出舟山，登舟泊道頭（道頭即在舟山群島）。」[21]給讀者以避戰先逃的印象。據當時正在行間的太常寺卿任廷貴記載：「八月，戒嚴甚。二十日王攜世子欲登舟，名振諫曰：臣母耄年，不敢輕去，恐寒將士心。主上督率六師，躬環甲冑，是為有辭，世子豈可遽去？將為民望耶？遂不果行。」[22]從魯監國出征時宮眷和大學士張肯堂以下的朝廷官員都留駐舟山、張名振的親屬五十餘口也留在舟山，可以判斷黃宗羲的說法帶有很大的偏見。

  八月二十日，陳錦、金礪、劉之源、田雄和定海總兵張杰率軍登上戰船。次日晨大霧瀰漫，清軍乘潮蜂擁渡海。舟山群島明軍立即於各山頭傳烽告警，集合戰船，由盪胡侯阮進統領迎敵。雙方相遇於橫水洋（指舟山島與岑港即冊子山、瀝港即金塘山二島之間的海峽），炮火交加，戰況極為激烈。阮進身先士卒，指揮所乘戰船直攻清軍統帥金礪的座船。他把火球扔向金船，不料火球撞在金船的桅杆上反彈回來落入自己的戰船上，頓時引起大火。阮進被火燒傷，棄船跳入海中，被清軍擒獲，第二天，因傷重而死[23]。海戰既以明軍失利告終，清軍就在當天下午進抵舟山，分一半兵員登陸攻城，一半兵員留在戰船上做攔截回援明軍和機動之用[24]。在強弱異形的情況下，舟山城中的明軍將領如安洋將軍劉世勛、都督張名揚仍然奮不顧身，率領營兵五百名、義勇數千人背城力戰，給予清軍很大殺傷。當時，明、清雙方主帥都認識到舟山城的得失是至關重要的。從八月二十二日激戰至九月初一日，明總兵金允彥（張名振麾下中軍）見城中火藥已盡，縋城出降；巡城主事邱元吉也接著降清。城中守軍在危急關頭志不稍減，把邱元吉的兒子斬首傳示四門，激勵眾心。魯監國和張名振、張煌言統率的主力雖然取得了在海上阻擊浙江台州清軍和江蘇吳淞清朝水師的勝利，「南北應敵師皆幸勝」[25]，忽然接到阮進陣亡、舟山危急的報告，火速回援，但在舟山海域遭到清方留船軍隊的頑強阻擊。清浙江福建總督陳錦在一份奏疏里描述了當時的戰況：清軍抵舟山道頭後，「其城下水寨賊船見我兵奮勇，即出外洋守口；城中賊黨閉門抗拒，疊次招撫，怙惡不從。職會同固山額真金礪、劉之源等隨發兵一半登岸圍城，一半存船禦敵。逆魁張名振等擁護偽魯在船，終日乘潮救應。存船官兵竭力堵御，旬日之內，晝夜不懈。……」[26]九月初二日，圍城清軍採取挖城豎梯戰術，從舟山城西面突破明軍防禦，蜂擁入城。劉世勛、張名揚、馬泰率領部下將士英勇巷戰，力盡陣亡，舟山城遂告失守。明魯監國正妃陳氏等投井而死，西宮妃榮氏和世子留哥被清軍俘獲[27]；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工部尚書朱永祐、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等都自殺殉國，在南明史上寫下了壯烈的一頁。[28]此外，也有一些文官武將為形勢所迫歸順了清朝。據陳錦向清廷報告，清軍占領舟山以後明魯監國下「偽總督部院李長祥、偽伯及偽將軍章雲飛、尹文舉、蔡應選、塗登華等；偽總兵金允彥等，偽禮部丘元吉、偽戶部孫延齡、倪三益等；偽太僕寺李師密，偽兵部中軍周士禮，偽副、參、都、守周名臣、鄭國化、王培元等」先後降清，「俱分發內地善行安插矣」[29]。

  魯監國、張名振、張煌言、阮美、阮駿等人痛惜舟山失守，但已無可奈何，被迫移舟南下溫州海域的三盤，這裡原是周鶴芝部的駐地，「有房可居，有險可恃」[30]。由於缺乏糧食，張名振等派兵船到溫州府屬的黃華、龍灣一帶搜括。陳錦乘機命金衢總兵馬進寶統兵攻克三盤，焚毀島上的房屋棚廠。朱以海、張名振等又南下沙埕；「沙埕而南即是閩洋海道，非浙中水師所能熟識」，清浙閩總督陳錦命令福建兵將在閩安一帶堵剿，同浙江金衢總兵馬進寶合擊。魯監國和他的部將在舟山失守後，士氣大為低落，儘管他們的兵力還相當可觀，但是基地的喪失帶來了糧餉、住房的困難；親屬的被俘殺又在心理上造成難以言喻的隱痛。在海上漂泊無定的生活導致了部分將領對前途失望，都督靜洋將軍張英，都督掛印總兵阮述、阮玉，新襲盪胡侯阮美（即阮進之弟）[31]，都督總兵阮捷、魏賓等先後赴福建閩安向清方投降[32]。張名振帶領其他兵將保護魯監國乘船來到海壇島，這裡已屬於鄭成功據守的範圍。鄭成功原是尊奉隆武帝，後來遙奉永曆帝，一直不承認魯監國的正統地位。朱以海和擁戴他的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鶴芝、英義伯阮駿等在浙江沿海站不住腳、沒有自己的地盤的情況下，進入鄭成功的勢力範圍是迫不得已的。

  1652年（順治九年、魯監國七年、永曆六年）正月，鄭成功同意魯監國朱以海和部眾進駐廈門，隨行的有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曹從龍，太常寺卿任廷貴，太僕卿沈光文，副使馬星、俞圖南，少司馬兼大理寺卿蔡應昌、任穎眉，兵部主事傅啟芳、錢肅遴、陳藎卿、張斌卿、葉時茂、林泌，侍讀崔相，中書丘子章，賜蟒玉侍郎張沖符，行人張吉生、張伯玉，總兵張之先等，錦衣衛楊燦，內官陳進忠、劉玉、張晉、李國輔、劉文俊數人而已」[33]。由於鄭成功不承認魯監國政權，見面禮節成了問題。鄭成功同幕僚人士馮澄世、潘庚鍾等商議後，決定自己以隆武帝曾授予的宗人府宗正的身份出面接待。這意味著把朱以海當作明朝宗藩，只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和在生活上給予優遇，不讓他作為恢復明朝的正統象徵[34]。不久，朱以海被移往金門居住。

  魯監國和他的文武官員、隨從軍隊南下福建廈門、金門地區之後，同鄭成功的關係是南明史上一個比較複雜而微妙的問題。文獻的記載由於有的出自親鄭文人筆下，有的出自擁魯官員的描寫，在口徑上往往出現很大的差異。就實際情況而言，魯監國和鄭成功都是自成系統的抗清復明勢力，談不上誰管轄誰。舟山失守後，魯監國為首的官員和軍隊沒有立足之地，借居於鄭成功的控制區，本是一種渡過難關的權宜之計。張名振在這年年底給朱之瑜的信中說：「別後狡虜窺關（指定關，即定海），三路並至，不意盪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不佞直指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指舟山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為所破。不佞闔門自焚，而全城被僇矣！奈敗軍之餘，尚思卷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廈門，國姓公眷顧殷殷。近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35]張名振是魯監國政權的主要將領，他的這封書信不僅對舟山失利做了準確的敘述，更重要的是表達了借居金、廈以後，他和同事們正在「整頓軍營」，準備捲土重來，將於次年三四月間收復舟山群島。但是，鄭成功另有考慮，他採取的措施是把魯監國及其文臣變成自己的「寓公」「賓客」，對魯監國的軍隊則採取容納和逐步改編的方針。張煌言和曹從龍都是魯監國政權的兵部侍郎，後來煌言在《曹雲霖中丞從龍詩集序》中回憶道：「歲在壬辰（1652年，順治九年），予避地鷺左（即廈門），雲霖儼然在焉，歡然道故。予時欒欒棘人耳，不敢輕有贈答；而雲霖囊中草多感時悲逝，亦不肯輕以示人。」[36]這恍如復明志士在清統治區內的境遇，國姓爺對魯監國諸臣監視之嚴可想而知。對於魯監國的將領，鄭成功一方面保留他們原來的爵位，另一方面又把他們納入自己的軍事編制，如派張名振管水師前軍，周鶴芝管水師後軍，阮駿任水師前鎮。親鄭史籍如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根本不提魯監國，在永曆五年（1651）十二月下直書：「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鶴芝、英毅伯阮駿等自舟山來歸，俱授水師鎮。」不少史學論著受這種影響，誤以為魯監國的兵將南下金、廈之後，都變成了鄭成功的部下。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應當說有一部分兵將轉入了鄭成功藩下，而以張名振為首的大多數魯監國兵將仍然保持自己的系統。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雙方都承認偏處西南的永曆皇帝為正統，大體上維持著相互依存的同盟關係。

  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魯監國七年）三月，朱以海決定放棄監國名義，派使者上表給永曆朝廷[37]。這就是張煌言所說：「適滇黔之擁戴，是用歸藩。」[38]在共戴永曆的旗幟下，唐、魯之爭基本上化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鄭成功同永曆朝廷的若即若離。魯監國政權留下的文官武將如張名振、張煌言、徐孚遠等人在內心裡比鄭成功更效忠於永曆帝，只是由於關山阻隔，自身力量又比較單薄，處境相當困難。這表現在一方面他們希望同鄭成功保持良好關係，共赴國難；另一方面又得防止鄭成功把自己有限的兵力悉數吞併，甚至撇開永曆朝廷同清朝媾和。總之，魯監國朱以海和忠於他的文官武將在南下金、廈之後，同鄭成功維繫著一種帶有依附色彩的同盟關係，他們從來不承認自己是鄭成功的部屬。1658年（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徐孚遠偕永曆朝廷兵部職方司黃事忠、都督張自新航海取道安南赴昆明朝見，途中為安南國所阻，徐孚遠給安南國王的信中就說：「同賜姓藩大集勳爵，結盟連義於閩島，與賜姓藩為寮友。」[39]這種同盟關係在張煌言詩文集中也可以得到許多印證。

  第二節　1652年鄭成功圍攻漳州之役

  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正月初三日，鄭成功率領船艦兩千餘號，直航漳州府海澄港口。清守城參將赫文興[40]、署海澄縣知縣甘體垣開城投降，鄭成功授赫文興為前鋒鎮。初十日，分兵切斷由泉州通往漳州的要道江東橋，清漳州總兵王邦俊據守漳州府城（今漳州市）。十二日，鄭軍占領平和縣，漳州「鄉民樹旗響應，四面皆敵，孤城單危，勢在急迫，萬難支吾」[41]。二月初二日，鄭軍奮勇攻城，清軍負隅頑抗，游兵營吳世珍中炮犧牲，強攻未能得手。鄭成功下令火器營何明帶領士兵挖掘坑道，準備掘進至城牆底下時填塞火藥，用放崩法轟塌城牆，乘勢突進府城。三月初七日，點燃引線，火藥爆發，才發現因測量距離不准，坑道尚未挖到城牆底下，爆破計劃失敗。鄭成功志在必克，改而採取圍困戰術，「聚集二十七萬之悍賊，砌築八十七座之木寨，環樹二層柵木，外挖兩重溝濠，棋布星列，渾如鐵桶」[42]。

  清浙閩總督陳錦見漳州危急，火速抽調兩省兵力來援。三月初十日進至馬蹄山，與鄭軍相距五里；十三日兩軍合戰，陳錦部大敗，兵員器械損失很多。陳錦退到同安城外紮營。五月，他派浙江金華總兵馬進寶統兵援救漳州；鄭成功知道城內糧食不多，清援軍入城勢必增加困難，於是下令對馬進寶軍不加阻擊，任其長驅直入城中，隨即發兵切斷其後路，繼續圍困[43]。馬進寶軍入城後，曾同漳州總兵王邦俊一道開東門出戰，被鄭軍擊敗，從此閉門固守。

  陳錦和福建提督楊名高、右路總兵馬得功紮營於同安城外，在馬進寶直抵漳州城下時以為已經解圍，高興了一陣子，不久就發現中了鄭成功「糧儘自降」的計謀[44]，王、馬二部被圍在漳州城內，自己手上的兵力又不足以進戰解圍。陳錦除了向朝廷告急，請派援兵外，弄得一籌莫展。他擔心清廷所遣援兵到達之前，漳州可能失守，而漳州一旦失守，鄭軍乘勝進攻閩浙各地，自己將無力招架。由於心中煩悶，陳錦經常暴躁如雷，對身邊服侍人員稍不如意便發怒打罵。他的家奴李進忠、李忠、盧丕昌、陳恩等懷恨在心，暗中商議把陳錦殺了，帶上總督印信逃往鄭成功處獻功，求個一官半職。七月初七日晚上，由李忠下手把陳錦刺殺於同安灌口帳篷中，慌亂當中除李進忠逃至鄭軍請賞外，李忠等人都被擒獲[45]。清廷得報漳州形勢危急，總督又遇刺身亡，決定派固山額真金礪為平南將軍統兵火速入閩。

  這年八月，漳州被圍已達半年，城中糧食極為緊缺，守軍挨家挨戶搜括民間糧食，一碗稀粥索價白銀四兩，接著完全斷糶。居民以老鼠、麻雀、樹根、樹葉、水萍、紙張和皮革等物為食，餓死者不計其數，最後是「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馬盡皆枵腹」[46]。福建巡按王應元後來在題本中說：

  八年五月發難之初，屬縣無恙，軍需能應。自十二月後，漳浦、海澄破而東南去矣。至扼江東之橋，斷朝天之嶺，長泰、南靖失而東北咽喉俱塞矣。城堡村寨盡為賊掠，一城孤注，四顧無援，遷延七月猶搜括倉儲，派借紳民以支吾。迨浙閩援兵繼進，兵馬盈萬，芻糧倍前，儲蓄告匱，民力罄竭。八、九兩月，每石米價貴至五百五十兩，草根木葉鼠雀牛馬搜索食盡，繼之人肉。父子相食，爨不煙火者月余，病死、餓死、投水投繯而死，兵丁威取強奪棰楚而死，日以千百計。屍骨山積，穢聞數里。嗟此殘民靡有孑遺矣。虎狼士卒曉夜鼎沸，金帛珠玉，腰纏索滿，猶有醉酒酣歌以娛其主將者。前無戰氣，後無守心，使大兵稍遲數日，則城社不為丘墟，文官不為齏粉者鮮矣。[47]

  就在漳州清軍已經陷入絕境的時候，平南將軍固山額真金礪率領的援兵於九月十九日趕到泉州，二十一日會同福建提督楊名高的軍隊向漳州推進，由長泰縣扎篾過河，九月二十八日進至漳州城外。鄭成功被迫解圍，把兵力部署在城南東山鳳巢山。十月初三日，金礪派騎兵向鄭軍發起猛攻，鄭軍以銃炮還擊。當時正值西北風，炮火煙塵瀰漫於鄭軍陣地，能見度很低，清軍騎兵趁勢沖入，鄭軍大亂，後提督黃山、禮武鎮陳俸、右先鋒鎮廖敬、親丁鎮郭廷、護衛右鎮洪承寵都在激戰中陣亡。鄭成功見敗局已定，帶領餘眾退守海澄縣。清軍趁勝收復南靖、漳浦、平和、詔安四縣[48]。

  第三節　海澄戰役

  圍攻漳州失利後，鄭成功命部將鎮守海澄，自己在1653年（順治十年、永曆七年）回到廈門[49]。定西侯張名振建議，乘金礪所統南下清軍主力集中於福建，浙江、江蘇兵力單薄的機會，由他帶領原魯監國舟師北上直入長江，「搗其心腹」，使清方處於進退失據的困境。鄭成功同意了這一建議，可能提供了一些船隻、糧食和裝備，這年秋天張名振、張煌言等帶領水師北上江浙。

  四月，金礪調集水陸官兵，準備進攻海澄縣和中左所（廈門）。鄭成功為了保衛漳州府沿海基地海澄，先派左軍輔明侯林察、左軍閩安侯周瑞、後軍周鶴芝、前鎮阮駿、援剿前鎮黃大振等統率官兵乘船阻截清方水師。途中遇上颶風，林察的座船漂入興化港，被清軍擒獲。二十八日，金礪指揮的清軍紮營於祖山頭，擺開了進攻海澄的陣勢。五月初一日，鄭成功親統大軍到達海澄。他派正中軍張英負責組織守城的民夫和器械，北鎮陳六御領義武營、仁武營、智武營[50]防守海澄縣城；援剿左鎮林勝守南門外橋頭，左先鋒守東門外岳廟，護衛左鎮沈明守中權關，正兵鎮、奇兵鎮守土城、九都城；前鋒鎮赫文興、戎旗鎮王秀奇、護衛前鎮陳堯策守鎮遠寨，前沖鎮萬禮守鎮遠寨外；前提督黃廷、中提督甘輝守關帝廟前木柵，和鎮遠寨陣地相接。他自己駐於天妃宮督戰。初四日，金礪調集銃炮數百號集中火力轟擊鄭軍陣地，鄭軍據守的籧篨、木柵多被擊壞。第二天，後勁鎮陳魁、後沖鎮葉章見被動挨打不是辦法，要求主動出擊；鄭成功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從各鎮抽選了精壯勇士數百名由陳、葉二將率領衝鋒。清軍見鄭兵出營，立即以密集銃炮迎擊。葉章當即陣亡，陳魁右腿負傷，被迫退回。成功命收兵固守。清軍繼續用銃炮轟擊，鎮遠寨邊新築的籧篨等防禦工事被夷為平地；鄭軍將士失去了屏障，官兵驚惶不安。鄭成功下令挖掘地窩藏身，同時為鼓舞士氣，派傳宣官持「招討大將軍印」遍諭軍中，說：「朝廷以此畀我，我惟有效死勿去而已。諸將中有能率眾得功者，願以此題讓。」諸將紛紛來到成功大營中請戰。中提督甘輝慷慨陳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此丹心照汗青。此番竭力以守，倘有不測，亦死得其所！」王秀奇等齊聲贊同。成功為了進一步增強將士的決心，親自冒著密集的銃炮登上高聳的敵台觀察敵軍陣勢[51]。他判斷清軍在持續兩日施放銃炮之後，即將發起全面進攻。當天夜裡，他派神器鎮何明、洪善等把大量火藥埋在兩軍相持的河溝邊，準備好引線，待機而發。入夜以後，清軍銃炮不絕。初七日五鼓，金礪下令以空炮掩護，派綠營兵打頭陣，隨後是滿洲兵，填河攀柵蜂擁而來，直抵城下，箭如雨下，企圖一舉登城。城上的鄭軍手持大斧奮勇砍殺，後續清軍踩著被砍殺的屍體繼續攀城，戰況極為激烈。天亮以後，鄭成功望見滿兵大半過河，當即下令何明等點燃引線，沿河埋設的火藥同時爆發，煙焰蔽天，剛過河的清兵大部燒死。甘輝乘機揮軍掃蕩，殘存清軍狼狽而竄。金礪見敗局已定，急忙督令士兵強迫民夫抬運火炮連夜逃回漳州。鄭成功海澄戰役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金礪部清軍，恢復了因漳州失利造成的士氣不振。這次戰役，雙方都是以銃炮火藥作為主戰武器，在軍事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海澄戰役以後，金礪被清廷召回京師。清、鄭雙方再次處於相持局面。鄭成功回到廈門論功行賞，並且利用清軍無力發動新的攻勢的機會，決心把海澄建設成為大陸上的前進基地。他委任中提督甘輝鎮守，派工官馮澄世擔任監工，徵發民夫重修和加固海澄城防，把原來的土城用石灰、磚石建成兩丈多高的城牆，上面再沿外側築短牆一道，安置大小銃三千餘號；城外挖浚深闊的河港，形成「巨浸茫茫，外通舟楫」的要塞。城中囤積大量米谷、軍械，使扼據漳州府出海咽喉的海澄縣同廈門、金門相為表里，形成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固若金湯的軍事體系。

  第四節　江西義師的抗清活動

  早在1645年金聲桓、王得仁等部清軍入據江西的時候，江西許多地方就掀起了抗清鬥爭。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永寧王朱由德會合閻羅總義兵收復建昌、撫州；臨川（撫州）鄉紳揭重熙、傅鼎銓也召募鄉兵起而響應。王得仁等率軍前來掃蕩，永寧王敗滅，撫州失守。揭重熙、傅鼎銓到福建朝見隆武帝。1646年五月明江西巡撫劉廣胤在援救贛州的戰役中被俘，隆武朝廷任命揭重熙接任巡撫[52]。他曾經組織義勇進攻撫州，被清軍擊敗，退入山區堅持了下來。

  吉水人王寵，排行第八，人稱王來八，自1645年起義兵，「出入吉、贛、臨、撫間，驟發倏散，蹤若風雲，數百里地，敵騎阻絕，士民得安定，服明服者，皆來八力也」[53]。1646年他兵敗被俘，設計偽降，盛筵款待清軍，用酒灌醉，夜間召集舊部全殲看守之敵，隨即換上清軍器械旗幟乘船進抵新淦、峽江，清朝知縣出迎，都被擒殺，連克二城。清軍主力來攻，王寵兵力不敵，戰敗後隨機應變，在旗幟上大書「追剿王來八」，在亂軍中大呼「殺賊」，乘清軍錯愕之際溜之大吉。1647年十月，清江西巡按董學成檄調各府縣兵圍剿，王來八戰敗，死於亂軍之中[54]。

  1648年金聲桓、王得仁反正後，又有張自盛、潘永禧、潘自友、洪國玉、楊起龍、魏汝慶、王三岩等人紛紛舉兵反清。揭重熙以明朝舊撫的身份聯絡各部並同閻羅總四營頭、九龍營、福建省的寧文龍、陳德容等互通聲氣。金聲桓建議他們向福建方面發展，藉以擴大聲勢，牽制清軍。這年春夏之交，揭重熙率領各部義師進攻福建邵武，城內擁明勢力已準備開門接應。清方奏報：「今歲四月內，揭（重熙）、洪（國玉）、張（自盛）、曹（大鎬）等賊糾合五六萬突入邵武界內，列營數十里，其鋒甚熾。」[55]由於揭重熙的軍隊組織鬆散，紀律不嚴，清福建左路總兵王之綱帶領的援兵一到竟不戰而潰，城中起而響應的紳民慘遭屠戮。時人錢秉鐙作《哀邵武》詩云：「豫章兵亦銳，主將亦有名（原註：領兵者為揭中丞萬年）。今春大出師，曾一近郡城。是時義聲震，志在開門迎。城外忽奔北，勢潰無枝撐。可憐內附者，鋒刃駢首嬰。攻城既失利，攻野肆榜掠。居積既以盡，搜括罄瓶罌。此豈主將過，或未紀律明，嗟哉烏合眾，約法安能行。」[56]

  邵武之役既以失敗告終，清軍譚泰、何洛會部又包圍了省會南昌，江西的形勢迅速逆轉。揭重熙親赴廣東肇慶請求永曆帝速派救兵。他痛哭陳情道：「臣足萬里不躓，願馳內地亂清，而李將軍（指李成棟）以正兵東徂，吾蠹蟲或補萬一，願得尺一之詔，奮諸敝惰。」永曆朝廷接受他的建議，授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的官銜組織義師回贛，配合李成棟挽救江西危局[57]。可是，李成棟卻把恢復江西視為禁臠，不允許他人插手，他得知揭重熙率義師入贛時，竟派出部將截殺，揭重熙在閻羅總兵保護下衝破攔截到達建昌、撫州一帶。不久，金聲桓、李成棟先後兵敗身死，揭重熙同張自盛、曹大鎬、洪國玉等聚集的義兵，活動於贛東、閩西地區。邵武之役後，義軍屯於福建建寧縣的楚上、楚下地方。清福建提督楊名高會同左路總兵王之綱進剿，義軍退回江西所城地方（見順治七年十一月陳錦揭帖）。到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已是「連營百里，動曰數十萬」[58]。這年八月，清南贛總兵胡有升向清廷報告：「如渠逆張自盛、洪國玉、揭重熙、金簡臣等結連羅、宋、閻、黃、郭諸逆，擁眾十餘萬，出掠於廣昌、新城、南豐一帶，以及撫（州）屬之宜黃、崇（仁）、樂（安）等處。石城、寧都雖經恢復，而諸逆尚在，眈眈虎視，此又心腹之患。」[59]揭重熙、曹大鎬、張自盛、洪國玉被清政府稱之為「四大寇」[60]。江西、福建兩省清朝駐防官軍顧此失彼，應接不暇，清廷遂下令江西、福建、南贛三地抽調精兵會剿。擁明義師聲勢雖盛，但多數是激於民族義憤起來反抗的紳衿百姓，缺乏作戰經驗和嚴密的組織，難以同大股正規清軍作戰。1650年（順治七年）十月初二日，洪國玉率部與福建清兵交戰於江西省新城縣（今黎川縣）老山嶺，兵敗後在南豐縣境被俘[61]；張自盛、傅鼎銓等帶領敗眾轉入江西廣信府境江滸山鎮，同揭重熙、曹大鎬會合，據險設壘，安營紮寨，備帶耕牛、種子進行屯田，作持久之計。而閻羅總的四營頭、九龍營寧文龍等則活動於福建建寧、泰寧，江西廣昌、南豐一帶[62]。1651年（順治八年）五月在優勢清軍追擊下，揭重熙在黃柏村被福建清軍活捉[63]，曹大鎬[64]也在江西鉛山縣北都積被江西清軍俘獲[65]。1651年（順治八年）二月，閻羅總四營頭部在清南贛總兵胡有升所遣副將楊遇明、劉伯祿、賈熊兵馬的追擊下，轉戰於大庾縣雲山，後在廣東保昌縣境林溪被擊敗，提調總統四營頭的明五軍都督羅榮被俘，閏二月在贛州遇害。清政府興奮不已，宣稱「得此渠魁，勝殺數十萬名」[66]。1652年（順治九年）正月，張自盛率眾萬餘人屯駐於江西大覺岩（地近福建光澤縣）。五月十八日，江西清軍攻破該寨；張自盛率領殘部一千多人逃往十三都小源，二十九日清軍追至小源，張自盛戰敗被俘[67]。揭重熙、曹大鎬、洪國玉、張自盛先後為清政府殺害。

  清軍的三省會剿，到處燒殺搶掠，給江西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災難。時人張岱以親身見聞記載道：「癸巳（1653，順治十年）八月，余上三衢，入廣信，所過州縣，一城之中，但茅屋數間，余皆蓬蒿荊棘，見之墮淚。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響應金、王，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見立寨死守者尚有數十餘處，而鄉村百姓強半戴發，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試。鼎革已十載，雒邑頑民，猶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無也。總之，千古節義，多出江西廬陵、廣信。」[68]溫睿臨也說：金聲桓遺黨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四營既破，所俘獻者多有文秀嚴毅，顧盼偉然，至死不自言姓氏者」[69]。

  [1]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二。黃宗羲《海外慟哭記》中說嚴我公是個騙子，並沒有在魯監國政權中任職，他自己「偽為告身銀印，曰：吾行朝之都御史也。因客以見國柱，因國柱以見虜主。我公大言憾虜主曰：『……曩者臣在海上，諸營將故臣之屬吏，臣苟得奉明詔，開以丹青之信，則江南之患，可刻日定也。』虜王大悅，以我公為招撫都御史，詔山海之師解甲者復其位，視嚴我公。然我公故未嘗為山海之帥所識……」

  [2]　順治六年三月《紹興府諸暨縣草莽臣吳凱奏本》，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二十九頁。據佚名《監國紀年》，魯監國初立時，「拜新河總兵吳凱為將軍，是年（1645）底加封吳凱為開遠伯」。

  [3]　《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五頁。按，吳凱降清不久即死，見順治七年三月十八日招撫使嚴我公揭帖，《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四頁。

  [4]　順治七年三月十六日舟山總兵官顧奇勳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八頁。黃宗羲《海外慟哭記》作「會稽顧虎臣」。

  [5]　《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

  [6]　順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沙埕舟山招撫使嚴我公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六頁；同書第三十九頁嚴我公揭帖內提到上繳「定原伯石仲芳」敕書，黃宗羲《海外慟哭記》有魯監國四年七月授蕭山石仲芳為掛印將軍。

  [7]　《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一七頁。

  [8]　黃宗羲《海外慟哭記》。

  [9]　順治七年四月十五日到兵部殘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五頁。

  [10]　沙埕舟山等處招撫使嚴我公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四頁。

  [11]　順治五年二月福建福寧義師首領王公哲派吳明中攜帶魯監國詔書入城招降清分巡道潘映婁、總兵塗登華時，由於他告密，把隨同進城監視的三百餘名明軍誘殺。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九十頁。

  [12]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三十三《黃斌卿傳》；黃宗羲《海外慟哭記》。

  [13]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三十三《黃斌卿傳》。

  [14]　黃宗羲《海外慟哭記》。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九《王翊傳》記庚寅（1650）八月，進本部尚書，次年八月十四日被殺。朱之瑜為其知友，先後作祭文三篇，書其官銜甚詳，然對其就義之日「終不得其真」，擬於八月十三日。見《朱舜水集》卷二十一。

  [15]　順治八年九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飛報攻克舟山，盪剿海寇大捷事」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八四至二八六頁。

  [16]　阮進的官爵在《海東逸史》《行朝錄》《魯之春秋》《南疆逸史》等書中都記為盪胡伯；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五十一記魯監國駐舟山後「封進為盪胡侯」，但該傳前後文均誤寫為阮俊。據清浙江巡撫蕭起元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揭帖報是月二十一日「擒偽盪胡侯阮進並偽敕偽印」，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四十五頁。又上引同年九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的揭帖里也報告「當陣擒獲偽盪湖侯阮進及偽敕偽印」，「盪湖侯」即盪胡侯的諱稱。由此可證阮進在這以前確已由盪胡伯晉封盪胡侯。

  [17]　任光復《航海紀聞》，見《荊駝逸史》。

  [18]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三《家人傳》；參見同書卷十《張肯堂傳》、卷十二《張名振傳》。

  [19]　張煌言《張蒼水集》第一編《冰槎集》。按，朱以海1645年赴紹興監國，至1651年正為七年，自監國四年移駐舟山亦恰為兩載。可證《祭海神文》為魯監國親征吳淞時祈求海神庇護之文。

  [20]　《張蒼水集》第二編《奇零草》。

  [21]　黃宗羲《海外慟哭記》。在《行朝錄·魯監國·紀年下》內記載相同，只是把「虜……寇行朝」改作「北師會攻行朝」。

  [22]　任光復《航海紀聞》。

  [23]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撫蕭起元「為塘報大兵出洋擒獲巨魁並攻剿情形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三冊，A13—82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四十五頁。《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五十八至五十九頁，順治九年正月十九日到浙江福建總督陳錦揭帖殘件中，報告擒獲阮進的有功人員是「固山額真金礪船上」的兵將，可以同南明方面記載相印證。按，任光復《航海紀聞》記阮進兵敗在八月二十二日，較清方記載晚一天。

  [24]　參見上引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蕭起元揭帖，順治八年九月浙閩總督陳錦揭帖。

  [25]　任光復《航海紀聞》。前引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撫蕭起元揭帖中也說進攻舟山時，「台區官兵料因沿途被賊截住打杖（仗），尚未即到。……蘇松水師迄今違期五日尚無影響，且連日俱值便風，而猶然不至，不知何故？」浙閩總督陳錦奏疏中也一再抱怨蘇松水師不見蹤影，這年十月十一日題本中說：「惟是蘇松水師准江寧撫臣土國寶回咨，內開已如期於八月二十日同時出洋，共發大小戰艦一百五十餘只，各標官兵五千一百有餘。乃臣等自抵舟山之後日夜懸望，直至九月十四、五等日方陸續前來，其咨開所發船隻僅到一半，則官兵不問可知。蘇松兵到之時，正值張名振等逋逃之後，即令蘇州總兵王燝親統戰艦五十隻，同梅勒章京吳汝礪追剿至南田而返。在該鎮之乘風破浪頗有辛勞，但咨開所發之船仍留一半，而又稽遲逾期，鮮得一臂之助，不知何故？」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四十八頁。其實，蘇松水師出洋後即同魯監國舟師相遇，交戰中損失可能相當大，明軍回救舟山，王燝部才跟蹤而至。陳錦在王燝到達之後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緣由，他故意含糊其詞，顯然是為了爭功，貶低蘇松「客兵」的作用。

  [26]　順治八年九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飛報攻克舟山盪剿海寇大捷事」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八四至二八六頁。後來（順治十三年四月）清軍再度進攻舟山時，曾總結順治八年攻克舟山的經驗是三路會師，主力由定關出發，「晨發夕至，台區與江南兩枝戰船俱逾旬繼到，蓋台州舟師從南田經□（過），有賊船邀截；江南之師亦有寇?攔阻，且戰且行，是以愆期。……因討論昔年軍事，知前任督臣陳錦調度滿漢官兵，原分三路進剿，此時賊□止有張名振、阮進，船不滿千，察其分布洋面要隘，欲遏我師。前督臣議調江南總兵王燝統領舟師自北而南，與賊戰于洋山等處，又督發□（金）華總兵馬進寶統駕水艍六十號自南而北，與賊戰於林門等處。兩路官兵雖皆失期後至，然南北賊船之勢實為二鎮牽制，使賊不能顧援巢穴，故前督臣同固山、梅勒、提督諸臣統領滿漢官兵坐□□（一百）十五號之船，得以從容攻克舟山，此當日勝算之明驗也。」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八一頁，順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浙江巡撫秦世禎揭帖。

  [27]　《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七十四頁有《刑部尚書圖海等殘題本》，內述魯監國西宮妃榮氏及子留哥在舟山城破時被清軍虜獲，榮氏被配給金礪女婿之家人丁守才為妻，後來為魯監國探知，派人暗中持銀來贖，被他人揭發。

  [28]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二。順治八年九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飛報攻克舟山盪剿海寇大捷事」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八四至二八六頁。按，此揭帖中李向中寫作「李尚忠」。

  [29]　順治八年十月十一日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續陳追剿逋寇情形及招撫流亡安插舟山善後機宜仰祈聖鑒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十三冊，A13—135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四十七至四十八頁。

  [30]　順治八年十二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四冊，A14—8號。

  [31]　任光復《航海遺聞》記，在舟山時晉「阮進太子少傅，進侄英義將軍阮美、阮騂、阮驥俱左都督」。據《明清史料》丁編，第三本，第二六七頁《抄錄偽帥阮美手書》，阮美自稱是阮進之弟，舟山時任阮進部右鎮，官銜為「前軍左都督總兵官掛靜海將軍印」。阮進陣亡後，魯監國命他襲盪胡侯爵。英義將軍（後加封英義伯）阮駿為阮進之子，阮美信中稱之為胞侄。南下金、廈後，魯監國「各鎮爭衡，兼併蜂熾，則咸附國藩（指鄭成功），聽令節制，而胞侄英義伯駿拜入世職，任前鎮事矣」。阮美失去了兵權，大為不滿，投降清朝。

  [32]　順治八年十二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逋寇遠遁閩洋，浙兵尾追深入，謹將剿撫兼用機宜、逆魁投誠情節備述奏聞以慰聖懷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四冊，A14—8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五十二頁。

  [33]　任光復《航海紀聞》。按，李肅求《魯之春秋》卷二記：順治九年「東閣大學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張煌言、任穎眉、曹從龍、蔡登昌、張中符（當即任光復所記之張沖符），太常卿陳九征、任廷貴（即任光復），太僕卿沈光文，監軍副使馬星、俞圖南，侍讀崔相，郎中范可師、萬時輅，主事林泌、錢肅遴、傅啟芳、陳藎卿、張斌卿、葉時茂，中書舍人丘子章、行人張吉生、張伯玉，監紀推官陳豸，欽天監丞楊璣，定西侯張名振，總兵張子先等，錦衣衛指揮楊燦，內監陳進忠、劉玉、張晉、李國輔、劉文俊扈監國次中左所，尋居金門。」參見同書卷十一《徐孚遠傳》。

  [34]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二；黃宗羲《行朝錄》卷四記朱以海等在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魯監國七年）正月初一日到達廈門。楊英《先王實錄》、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記於1651年十二月。據《朱舜水集》卷四收定西侯張名振這年致朱之瑜書云：舟山破後，「遂揚帆南下。正月已抵廈門」。張煌言後來在《答閩南縉紳公書》（寫於壬寅年，1662）中也說：「猶憶壬辰（1652）之春，不肖同定西侯張公（名振）扈從南下，蒙延平殿下（指鄭成功，後封延平王）誼篤瓜瓞，慨然安置。」證明朱以海和他的部眾到達廈門確為1652年正月，所謂「誼篤瓜瓞」即指以宗人府宗正身份接待；《海東逸史》等書記魯監國到廈門時，「延平王鄭成功朝見，行四拜禮」，恐不可靠。江日升《台灣外紀》卷三誤記於1653年十月，但細節頗詳，可資參考。

  [35]　《朱舜水集》卷四，書簡一，附《張定西侯來書》，見中華書局1981年8月排印本第四十一頁。按，整理者註：「『盪湖』水戶本作『盪陰』，馬浮本作『盪胡』，均誤。『盪湖』乃指盪湖伯阮進也。」盪胡指阮進，甚是，但阮進已晉封侯爵，清方文書中諱胡為湖，不應據以指盪胡為誤。

  [36]　《張蒼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四頁。

  [37]　黃宗羲《行朝錄》卷四記，魯監國八年「三月，王自去監國號」。《海東逸史》卷二記：「三月，王自去監國號，奉表滇中。」按，當時永曆帝尚未入滇，所記有誤。又，朱之瑜《朱舜水集》卷二內收《監國魯王敕》，尾署「監國魯九年三月日」，敕文中有「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間。……茲特專敕召爾，可即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某些史籍記載永曆帝曾命朱以海仍以監國名義聯絡東南，但若奉永曆命監國似應用永曆紀年，此事尚待研究。

  [38]　《張蒼水集》第一編《冰槎集》，《祭監國魯王表文》。

  [39]　徐孚遠《交行摘稿》附林霍所作小傳。

  [40]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等書誤書為郝文興，時間記於正月初二日。

  [41]　順治九年韓代等為「海寇繼陷海澄、平和二邑，阻絕要路，據實奏報事」題本，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一一八至一一九頁。

  [42]　《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七十五頁《查明漳州解圍功次殘件》。

  [43]　鄭成功有意放馬進寶入漳州城事，《台灣外紀》卷三記載頗詳。

  [44]　參見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

  [45]　順治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刑部尚書劉昌等為審擬「總督遇害」事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九十六至一百一十一頁。按，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記：三月間陳錦「為其家丁庫成棟所刺，來歸，賜姓賞其功，以其殺主，陰令殺之。」時間和人名都有誤。《台灣外紀》卷三也記於三月，並注云「有記錦於七月，誤也。」此事自當以清方審訊奏報為準。

  [46]　《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七十五頁《查明漳州解圍功次殘件》。

  [47]　《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七十八頁，順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按王應元題本。《明清檔案》第二十一冊，A21—12號。《吏部殘題本》中也說：「圍困郡城八有餘月，城內士民掘草根樹皮以延殘喘，男婦老幼餓斃者四隅，日以千計。」

  [48]　順治十年《為查報漳州解圍功次事殘件》，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七十五至七十七頁；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順治九年十月福建巡按王應元揭帖中說，金礪「於九月初十日由省城（福州）進發，聞二十六日已直抵漳境矣」。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七十二頁。福建巡撫佟國器在順治十年十二月初二日「為恭報大兵抵漳，解圍獲捷，仰慰聖懷事」題本中說：「夫漳圍之解在於順治九年十月初三日也。先該各大人率兵臨泉，與楊提督商度進發。遂於九月二十八日兵馬抵漳。初二日進剿，初三日賊竄，圍解。」見佟國器《三撫捷功奏疏》。

  [49]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記鄭成功於三月返回廈門，楊英《先王實錄》載於二月。

  [50]　見《先王實錄》第五十三頁，但該書上文說智武營藍衍隨張名振北征，這裡又說派智武營守城，疑記載有誤。看來張名振北征時率領的是魯監國兵將，鄭系將領沒有參加。

  [51]　《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參見《先王實錄》。

  [52]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十六《揭重熙傳》。按，「逸史」原文說：「劉廣胤督兵援贛州，歿於陣」，略誤。劉廣胤被俘後不久逃出，改名劉遠生，任職於永曆朝廷。

  [53]　《南疆逸史》卷三十七《王寵傳》。

  [54]　王來八在1647年十月二十四日於江西樂安縣高堅地方被金聲桓部下副將劉一鵬部擒殺，見順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江西巡撫章於天揭帖，《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四一頁。

  [55]　順治七年十一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飛報盪剿流孽出境大獲全勝」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二十四頁。

  [56]　錢秉鐙《藏山閣詩存》卷八《生還集》戊子上。揭重熙字萬年。

  [57]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四十六《揭重熙傳》。

  [58]　順治八年六月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三冊，A13—36號。

  [59]　胡有升《鎮虔奏疏》，卷下，順治七年八月十七日題本。

  [60]　順治九年六月十二日福建左路總兵王之綱「為塘報擒渠大捷以結欽案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四冊，A14—128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六十一至六十二頁。按，王之綱揭帖中稱揭重熙為閣部、曹大鎬為總督、張自盛為平江伯、洪國玉為寧洪伯。

  [61]　順治七年十一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飛報盪剿流孽出境大獲全勝」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二十三頁；參見順治十年十二月浙江福建總督劉清泰揭帖，《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二二頁。洪國玉原為王得仁部下參將，見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江西巡撫章於天揭帖，《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二七七至二七八頁。

  [62]　順治八年六月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三冊，A13—36號。

  [63]　見上引順治九年六月十二日福建左路總兵王之綱揭帖。《南疆逸史》卷十六《揭重熙傳》記其遇害時間在同年十一月。

  [64]　曹大鎬，貴池縣人，原為方國安部將，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七月，參加王祁領導的建寧戰役，鼓勇先登，克城後善守，清兵「攻圍數月輒不利去」；不久，同王祁不和，率部入建寧山區。1648年揭重熙入閩，大鎬率師來會，「聲頗振」，見查繼佐《魯春秋》，該書記揭、曹會師在己丑（1649）二月，有誤。

  [65]　曹大鎬《化碧錄》載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獄中《上父日贊公書》談到自己被俘情況云：「豈知數厄，淺視胡氛，單騎出閩，薄慶生辰，狡胡叵測，潛匿山林。四月念一，被執黃村。……三十之日，解至章門。」可知他被俘在順治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是月底解至南昌。至於曹大鎬的官爵，上引清檔稱之偽總督；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十六《揭重熙傳》雲曹大鎬為「威武侯」；同書卷三十七《陳賚典傳》又寫作「武威侯」；實際上是定南侯。曹大鎬被俘後寫的《初請死書》署官銜為「欽命恢剿浙直江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文武、稽核將吏功過、聯絡各路官義兵馬、賜蟒玉尚方劍兼理糧餉便宜行事兼兵部尚書、掛平海大將軍印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少保兼太子太保、定南侯曹大鎬」，其他遺書都寫作「定南侯」。上述官爵顯然是永曆朝廷所封。此外，《南疆逸史·揭重熙傳》中說張自盛是「平西伯」，恐為「平江伯」之誤。

  [66]　胡有升《鎮虔奏疏》卷下，順治八年四月初八日「題報三路搗擒滅黨大捷疏」。

  [67]　順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撫張學聖「為遵旨會剿擒獲巨憝」等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六冊，A16—145號。又見順治九年六月十二日福建左路總兵王之綱塘報，《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六十一至六十二頁。按，《南疆逸史》卷十六《揭重熙傳》雲「庚寅（1650）冬，自盛戰邵武，兵敗死之」，時間有誤。據上引順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福建巡撫張學聖揭帖張自盛與「偽道蔡之麟、陳英南、陳杞、偽軍師龔繼榮」等七人在順治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於邵武府被處斬。

  [68]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四十六。

  [69]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三十九《畫網巾先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