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西軍的聯明抗清002

  到1650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下半年，忠貞營在永曆朝廷控制區內已經很難立足，被迫先後轉移。劉國昌部在遭到廣東、廣西軍閥的襲擊後，同忠貞營主將失去聯繫，長期在廣東北部陽山、英德、乳源一帶抗清。魯可藻記載，這年九月，「馬吉翔、馬寶、陳邦傅、馬應龍等於四會討伐劉國昌，敗之。降其三分之一，國昌遁去，後仍在連（州）、陽山間」[117]。《英德縣誌》載：「順治九年壬辰，賊首吳接蹤等踞巢鯉魚塘，焚劫鄉村，韶、英合兵進剿，斬獲不計。爾時復有劉國昌綽號白毛氈擁眾數萬蹂躪屬地，四營群寇大王飛等綽號紅頭賊亦不下萬人盤踞浛界，不時剽劫。官兵進剿，六月破四營於流寨，七月敗國昌於蕉岡，追至乳源又大破之，西鄉一隅頗得安息，迨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又有紅頭賊、白頭賊屯札於紅群塘、白水磜等處，日則伏山沖搶，夜則持梯破圍，其害較之哨滿等不少減焉。」[118]順治八年十一月清廣東巡撫李棲鳳揭帖中說到這年七月間「逆寇白毛氈即偽淮侯劉國昌」駐營於距乳源縣七十餘里的龍溪，「勢欲侵犯乳地」，清南雄、韶州駐軍先發制人，趁夜翻山度嶺進攻龍溪，劉國昌部被擊敗，陣亡數百名，包括劉國昌的妻子在內約一千餘名家屬被俘，劉國昌率殘兵退入長溪山內憑險拒敵[119]。這些材料都說明在順治七年清軍攻占廣州、桂林以後，永曆朝廷形同瓦解，大將陳邦傅、杜永和等先後降清，方以智、魯可藻、錢秉鐙、王夫之等人轉入清方統治區以遺民自命，而被他們誣陷打擊的劉國昌部卻一直在粵北山區堅持鬥爭，其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關於劉國昌部還有兩點值得說一下，一是所謂「綽號白毛氈」的問題，王夫之記1649年（永曆三年）忠貞營撤入廣西後，「劉希堯、劉芳亮與（李）赤心不協，率其軍自梧州而北，轉掠賀縣、廣寧、四會至宜章，所至剽殺，粵、楚間人尤苦之，呼為白毛氈賊，通粵將楊大甫，欲叛降□（虜）。朝廷執大甫誅之，希堯、芳亮恇懾失據，而彭嵩年、向文明屯郴南，阻其北降路，日漸潰散。清兵遂至，不及納款，遂皆敗死」[120]。蒙正發記：「制撫堵胤錫同忠貞營由茶陵、攸縣、安仁、永興以至江華、永明一帶山懸僻谷中，直達廣東之星子、連州，所過殺擄，白骨滿山野，民呼為白毛氈。」[121]可見，白毛氈並不是劉國昌的綽號，而是大順軍餘部的共稱，其原因是將士頭戴白氈帽，民間遂以此呼之。蒙正發出於政治偏見，誣衊為殺人白骨蔽野致有「白毛氈」之名。王夫之在永曆朝廷中僅任行人司行人，地位極低，當其處境困難時，鄖國公高一功曾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同瞿式耜之流一樣心存畛域，拒絕與忠貞營將士往來，因此，儘管他在所著《永曆實錄》中為高必正、李赤心、李來亨等人做了傳記，卻往往根據傳聞，人名和情節常有錯誤[122]。

  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十二月，忠貞營的主力開始由南寧北上，主要原因是他們同原大西軍領導人孫可望之間存在隔閡。當孫可望請求永曆朝廷加封秦王的時候，忠貞營將領表示不滿，高一功、黨守素曾經親自出面訓斥孫可望的使者，大意是原大順軍和原大西軍地位相類似，大順軍餘部聯明抗清後，將領最高只封公爵，孫可望卻堅持要朝廷封他為一字王，有欠公允，甚至說出了「兩家兵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當也」的威脅性語言[123]。就當時情況來說，大順軍餘部兵力既遠不如大西軍餘部強盛，又不像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擁有雲南全省這樣一塊後方基地，高一功、黨守素捲入永曆朝廷同大西軍聯合的糾葛中是不明智的。自然，孫可望借用陳邦傅和造假敕要求節制天下文武，高一功等人不願接受孫可望的指揮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高一功等人的行動得到永曆朝臣中反對封秦的頑固派的讚許，在某種程度上還成了這些人拒絕封秦的武力後盾。然而，原大西軍聯明抗清畢竟是大勢所趨，孫可望憑藉實力也足以封王。雙方的關係在李自成、張獻忠生前已經因為爭奪四川兵戎相見，封秦之爭又加深了裂痕。到孫可望出兵貴州、四川，清軍侵入廣西時，高一功等忠貞營將士既打不過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又不願依附於孫可望，剩下的道路就是領兵北上夔東，同劉體純、袁宗第、郝搖旗等大順軍舊部靠攏。

  忠貞營由廣西南寧一帶北上的時間在各種史籍中記載不一致。《南寧府全志》記，順治七年「十二月，高、李二家走古坭」[124]。《柳州府志》記，順治七年「三月，高必正、李來亨由慶遠至大榕江過水，從（江）、懷（遠）民避兵無寧日」。據順治八年七月清廣西巡撫王一品的報告，這年五月高、李等部仍在懷遠、大榕江一帶，《柳州府志》可能誤記提前了一年。

  忠貞營的北上是一次艱難的軍事轉移。高一功、李來亨等人為了把士卒家屬、輜重安全地護送到夔東，不得不取道小路，跋山涉水，經過明清統治力量較弱的少數民族聚居區。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忠貞營途經湖南西部保靖時，遭到已經投降清朝的當地土司彭朝柱組織的襲擊，高一功不幸中毒箭身死[125]。在李來亨等率領下，忠貞營終於突破了重重險阻，到達了夔東。康熙《巫山縣誌》在順治八年下記載：「是冬，袁宗第、劉體純、馬重禧、塔天寶、李來亨、董守泰（黨守素之誤）、郝永忠等營由南渡江，分據興山、巴東、巫山、大昌等處。」[126]沈佳《存信編》卷三記，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十二月，「加大學士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兩部尚書、督師經略川秦楚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封王光興荊國公、郝永忠益國公、劉體純皖國公、袁宗第靖國公、李來亨臨國公、王友進寧國公、塔天寶宜都侯、馬翔雲陽城侯、郝珍（賀珍之誤）岐侯、李復榮渭源侯、譚弘新津侯、譚詣仁壽侯、譚文涪侯、黨守素興平侯，從文安之之請也」。同書同卷又記，永曆五年（順治八年）夏四月，「文安之奉命督師至都勻，孫可望邀止之，迫奪王光興等敕印，拘留數月，乃聽安之回楚，各勛鎮敕印俱匿留不發」。從上面敘述的忠貞營諸將李來亨、黨守素、塔天寶、馬重禧等到達夔東在順治八年，《存信編》寫的封爵時間可能有誤，記早了一年。

  忠貞營諸將到達夔東後，原大順軍系統的各支隊伍基本上會合了。他們同集結在這裡的其他擁明抗清武裝如在鄖、襄反清的王光興，在陝西反清的賀珍，忠縣以譚文、譚弘、譚詣為首的地方武裝，搖黃的部分武裝互相呼應，被稱為夔東十三家，忠貞營的名字不再使用了。在談到「夔東十三家」這個名詞的時候，有兩點應當注意：一是明末以來稱各部義軍常用「十三家」以形容其多，如崇禎年間的所謂「十三家七十二營」，明末清初的「搖黃十三家」，都是一種習慣說法，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確指十三家的具體領導人和所轄部隊。真正值得重視的倒是所謂「夔東十三家」是以原大順軍為主體，他們在作戰時互相支持、配合行動比較多。王光興（某些史籍中沿用「王二、王三」，即王光興、王昌，似乎是兄弟二營，實際王昌病死後所部均歸王光興領導，何況順治四年起兵反清時王氏兄弟並未分營）、賀珍、三譚和搖黃餘部則帶有較多的地方割據色彩。另一點是聚集於夔東的各支抗清武裝就實力而言是相當強盛的，不僅兵馬不少，而且多數是身經百戰，有的擅長陸戰，有的擅長水戰，戰鬥力非常可觀。然而，他們的弱點是各自為政，沒有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各部首領互不相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永曆朝廷故意在封爵上一視同仁，封了一大批地位相當的公侯，更加強了分立傾向。文安之和他的繼任大臣注意聯絡夔東抗清武裝是正確的，但他們總希望維持諸將的「平等」地位，便於自己節制。考慮到永曆朝廷大臣幾乎沒有真正懂得軍事的人才，派設的督師閣部也不過虛有其名為永曆朝廷象徵而已。換句話說，夔東地區的明軍既然控制著長江三峽兩岸易守難攻的高山大川地區，若推舉或任命一位才德兼備的主帥，只需留下少數兵力維持地方，集中主力攻下物產豐盈、人口較多的地區，必將在抗清復明事業中發揮重大作用。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加上孫可望掌握了永曆朝廷實權後也未能消除雙方的隔閡，夔東明軍兵力雖強，所據地理位置又是腹心之處，卻始終株守窮山僻隅，打不開局面。

  第五節　永曆帝的進入安龍

  

  1649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正當孫可望部署原大西軍由雲南入貴州，開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線時，清軍向永曆朝廷管轄下的兩廣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進攻。十一月初四日，清朝平、靖二藩尚可喜、耿繼茂部攻占廣州；次日，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領桂林，兩廣地盤土崩瓦解。永曆朝廷的文官武將除了少數慷慨就義以外，叛變投降的比比皆是；稍有民族氣節的如方以智、錢秉鐙等人或是避入深山少數民族居住區，或是披緇為僧，演出了一幕大散場的悲劇。

  駐於梧州的永曆帝一天之內接到東西兩省省會失陷的消息，驚恐萬狀[127]。在大學士文安之、嚴起恆等擁簇下於十一月初十日逃往潯州。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眼看大廈將傾，決意降清，陰謀劫持永曆帝獻給清方做贄見禮。朱由榔得到密報，不顧傾盆大雨，倉皇竄往南寧，皇帝的鹵簿和隨駕官員都被陳邦傅叛軍搜劫一空。陳邦傅沒有抓到永曆帝，竟把宣國公焦璉殺害，向孔有德投降。

  十二月初三日，朱由榔在南寧見情況緊急，無兵無將，轄地全失，已經走投無路了，才不得不把希望寄託於原大西軍和原大順軍。這月二十一日首席大學士文安之自請往四川督師，以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尚方劍節制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川中諸將。同時派編修劉為使者封孫可望為冀王，讓他派兵入衛。按明朝制度，一字王為親王，二字王為郡王，永曆帝到危難關頭決定破格封孫可望為一字王，卻不同意真封秦王，原因是明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受封秦王，位居諸藩之首[128]，傳世二百多年，需要避免重複，也有恩自上出的意思。孫可望卻因為用秦王名義發號施令已久，不願拆穿早已謄黃公布的「偽敕」，拒不接受。楊畏知勸他接受冀王封號，說「假王何如真王」，孫可望置之不理[129]。

  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二月，清軍由柳州南下，南寧岌岌可危，永曆朝廷覆亡在即。孫可望急忙派遣賀九義（也作賀九儀）、張明志領勁兵五千趕赴南寧護衛永曆皇帝，同時也藉此機會逼迫朝廷承認偽敕封秦的合法性。賀九義、張明志到達南寧後，殺兵部尚書楊鼎和，逼死阻撓封秦的首席大學士嚴起恆。許多南明史籍都說嚴起恆是被孫可望部將擊斃或推入水中淹死，實際上是他負氣自殺。據錢秉鐙記載：「庚寅冬，車駕南幸，明年至南寧。其護衛張明志領鐵騎五千迎駕，徑登公舟，問封滇是秦邪，非秦邪？公正色曰：『汝以迎駕來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國封。今為此語，是挾封也。豈有天朝封爵而可挾者乎？』明志語不遜。公出舟大罵，躍水而死。可望兵大嘩。從官後至者，土人言公死狀如此。」[130]三月，朱由榔被迫正式承認了陳邦傅、胡執恭矯封孫可望為秦王的敕書和金印。孫可望也上疏謝恩說：

  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興。此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131]。

  封秦的爭議總算是解決了，但雙方的矛盾並沒有因此緩和。就孫可望來說，他既需要朱明皇帝這面旗幟，把永曆帝掌握在自己手中，藉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又明知朱由榔和忠於明室的朝臣是在山窮水盡的情況下才違心地同意真封秦王。於是，他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策略，名義上尊奉永曆年號，正式自稱秦國「國主」[132]，在貴陽建立行營六部，以范鑛、馬兆羲、任僎、萬年策等為吏、戶、禮、兵部尚書[133]，從而實際上接管了永曆朝廷的權力。永曆帝及其為數不多的廷臣仍想威福自操，對於孫可望的日無朝廷、任意格殺、逼死大臣，難免心懷疑懼。接著，又在楊畏知的問題上進一步激化了雙方的矛盾。楊畏知是忠於明室的，他是陝西寶雞人，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同鄉，又較早和原大西軍合作共事，如果安排得當本可以從中斡旋，減少雙方隔閡。當楊畏知奉孫可望之命來到南寧時，認為賀九義等逼死首席大學士嚴起恆有傷大體，上疏劾奏二將。永曆帝決定破格授予楊畏知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官銜入朝輔政。這一措施本來是為了加強朝廷同原大西軍將領之間聯絡的紐帶。不料，孫可望得知後大為不滿，命令賀九義把楊畏知押回貴陽，責問他為什麼擅自接受永曆朝廷大學士職務。楊畏知回答道，既然你已經接受朝廷的秦王封爵，我為什麼不可以接受朝廷的大學士職務。孫可望認定他心向永曆帝，不忠於己，下令把他拖出斬首。這件事在《滇緬錄》內記載得比較詳細：

  楊畏知之死，充分暴露了孫可望的野心，他要的只是永曆朝廷這塊招牌，一切生殺榮辱的大權都攬歸自己。這不僅加深了永曆君臣的畏懼，也引起原大西軍主將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不滿。這年十一月，清軍逼近南寧，永曆帝召集廷臣會議何去何從。有的人建議逃往兩廣海濱依靠李元胤的殘兵敗卒；有的主張遷入安南避難；也有的提議航海往福建投奔鄭成功；掌錦衣衛事文安侯馬吉翔和太監龐天壽極力主張前往雲南依賴原大西軍，首輔吳貞毓由於自己曾經反對封孫可望為秦王，這時顧慮重重，不敢決策。特別是永曆帝本身就「不欲就可望」[135]。孫可望派來的護衛將領賀九義見朝廷議論紛紛，多不願依靠近在咫尺的原大西軍，他憤憤不平地入朝對廷臣說：「昔秦王為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既各疑貳，我豈能擔此重任乎？」[136]隨即拔營而去。十二月初十日，清軍線國安部占領南寧[137]。永曆君臣經新寧州（今廣西扶綏）乘船溯左江逃至瀨湍（在今廣西崇左縣東），由於上游水淺，「盡焚龍舟重器」，派禁兵抬輦由陸路逃難，經龍英（今廣西大新西）、歸順（今廣西靖西）、鎮安（今廣西德保）竄至桂滇交界處，遇上原大西軍狄三品、高文貴、黑邦俊部才轉危為安。南寧失守後，永曆朝廷基本上已經沒有自己的管轄區了，從此一直駐於原大西軍接管的地區內。

  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正月初一，永曆帝和他手下為數不多的臣子、眷屬在雲南省最東邊一個名叫皈朝的村子裡度過了傳統的節日。半個月後移到了廣南府（今雲南省廣南）。孫可望接到報告後，經過再三斟酌決定把朱由榔及其隨行人員迎往貴州安隆千戶所城居住，派副總兵王愛秀帶兵護送，呈上的奏疏中寫道：

  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今正月初三日接外後營總兵狄三品等塘報，雲皇上駕抵皈朝，欲移幸廣南，臣不勝欣喜。臣前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雲內地，界鄰交趾，尚恐敵情叵測。臣再思維，惟安隆所乃滇黔粵三省會區，城廓完堅，行宮修葺，鞏固無虞。且以皇上屢歷艱危，當思長策，豈可再觸驚憂。今若竟抵安隆，暫勞永逸，一切御用糧儲朝發夕至，較廣南逼近交夷，安危又大不同矣。特遣副總臣王愛秀前來奉迎。若異日中原大拓，東南移都，亦無艱難紆折之苦。臨奏不勝激切。[138]

  永曆朝廷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勉強接受孫可望的安排，在王愛秀護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戶所，為了使名字好聽一些，改為安龍府。據江之春記載，「壬辰（1652，永曆六年、順治九年）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寧府移蹕貴州安龍府，……時廷臣扈隨者，文武止五十餘人」[139]，加上少數兵丁、隨從人員和家屬眷口也不過兩千九百餘人[140]。《殘明紀事》中說：「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其實，更正確的說法應當是：帝無尺土一民，方始入黔。永曆帝和他寥寥可數的廷臣遷入原大西軍餘部的控制區，標誌著這位南明皇帝被迫把自己和小朝廷的命運完全託付給原大西軍。

  這種新情況的出現，如果能夠有效地利用本來是可以把全國的抗清鬥爭推上一個新階段。因為，自從清兵南下之後，滿洲貴族加緊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漢族士民的激烈反抗，導致民族矛盾上升為全國的主要矛盾。然而，儘管各地的抗清鬥爭風起雲湧，卻大多以失敗告終。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南明朝廷自身的腐敗，內部紛爭離析，名義上從屬朝廷的各種抗清力量之間，以至於某一個抗清團體的內部，總是矛盾重重，相當大一部分可以用於抗清的力量在內部衝突中被消耗了。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利用漢族紳民長期存在的正統思想，以朱明皇帝作為號召和團結各種抗清勢力的旗幟；一是要有一支擁有相當實力又忠於抗清事業的力量作為核心。具體來說，永曆皇帝就是當時唯一適合的旗幟，而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經過改編和養精蓄銳之後，正是支撐、團結各種抗清勢力的核心。道理很明顯，只有以永曆朝廷為正統，以復明為號召，孫可望等的西南抗清力量才能同東南沿海的鄭成功抗清義師團結起來；各地漢族官紳士民的反清派是以恢復明朝為宗旨的，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對原屬農民軍的孫可望、李定國、高一功、李來亨等懷有很深的偏見，在這種情況下，拋開永曆朝廷就不可能達到號召遠近的目的；甚至為了使原屬大西、大順這兩支農民軍的武裝（還有曾屬農民軍的混十萬馬進忠等人）在抗清鬥爭中實現有效的聯盟，也必須借重永曆朝廷。從另一方面說，永曆朝廷畢竟是腐朽沒落的明王朝的延續，對人民的敵視、內部的腐敗和鉤心斗角已經成為深入骨髓的痼疾。當它還擁有直屬自己的地盤和兵力的時候，無論是對大順軍還是對大西軍都採取暗中防範、明加排斥的方針，雙方的關係往往陷入僵局，導致喪師失地。在清軍追擊下，永曆朝廷有限的實力和地盤喪失一空，被迫投奔原大西軍，實際上是來了一次大換血。這樣，推進抗清鬥爭所必要的兩大要素才有可能真正結合起來。

  然而，可能性並不一定能夠成為現實。當永曆帝已經被安置於籠中以後，孫可望作為主角登場了，事實證明他沒有演好，他不懂舞台上的主角並不一定是劇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對於孫可望的秉政，我們應該有個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際的政治風雲中確實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治理軍國大政表現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對權力和地位的慾壑難填使他利令智昏，無法做到高瞻遠矚，正確地駕馭全局。就治軍治國的才能而言，他在順治三年冬（1647年1月）張獻忠遇難後接過元氣大損的大西軍領導權，開疆闢土，把久歷戰亂的雲南治理得相當不錯。在接管貴州後，也在短期內就把這個貧瘠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條，生產迅速恢復。自然，治理雲貴地區不能全部歸功於孫可望一個人，但他作為最高決策人所起的作用則不容低估；同樣，李定國在順治九年以後取得的輝煌戰果同在雲南的休整和後勤支援也是分不開的。

  孫可望決策聯明抗清是完全正確的，在聯絡永曆朝廷的初期備受朱由榔及其廷臣的欺騙與刁難也是事實。從他不失時機地派兵救出永曆皇帝，安置於自己的管轄區來看，表明他對永曆皇帝的號召作用是有所認識的。然而，在如何正確利用永曆這面旗幟上，孫可望卻犯了極大的錯誤。他光知道暫時需要利用永曆朝廷，卻不能安置得當，注意維護朝廷的表面尊嚴。

  當時，原大西軍管轄區內有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雲南省會昆明，另一個是貴州省會貴陽。前者是原大西軍四將軍長期活動的中心[141]，後者是孫可望以「國主」身份發號施令的場所，這裡建立了屬於孫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機構，相當於封建時代皇帝的行在。永曆帝遷入原大西軍管轄區後，本來應該駐蹕於昆明或貴陽，以原大西軍建立的政權為基礎逐步改造南明朝廷。孫可望卻沒有這樣做，他完全從個人的利害出發，唯恐把永曆帝迎至昆明後可能受李定國和劉文秀等的影響，自己不便操縱；如果迎來貴陽，不僅自己得定期朝見稱臣，而且重大軍國重務總應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認可。這對於野心勃勃的孫可望都是難以容忍的。因此，他把永曆帝及其為數不多的廷臣、隨從遷往自己的嫡系軍隊控制下的安隆，這裡原先只是明代的一個千戶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過百家[142]。永曆皇帝居住的千戶所公署雖稱行宮，其簡陋程度可想而知。而王應龍在昆明為孫可望「營造王府，用黃瓦，拆呈貢縣城磚石為牆，腳寬六尺。大門外設通政司，立下馬牌，制天子儀仗，殿懸五龍，設螭陛，選有聲音者為鴻臚寺贊禮。顯然有僭稱天子之形」[143]。在貴陽也「大興土木，建立宮殿、樓觀甚美偉。又作行宮十餘所於滇、黔孔道，以備巡幸」[144]。清朝初年在湖南、貴州任職的彭而述依據親身經歷寫道，自寶慶（今湖南邵陽）城外三十里的長煙司直至貴州、雲南，每一舍設孫可望行宮一所，如清平衛宮邸「熳爛魁傑，台八九層，榴花亭子布置儼雅，與靖州署同」[145]。這些行宮雖不一定都是新建的，至少也經過維修鋪設。國難當頭，民力凋敝，孫可望的追求享受，講究排場，實在令人吃驚。這同他撥給永曆帝居住的安龍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146]。

  宸居既是如此簡陋[147]，供應也極為菲薄。孫可望任命親信范應旭為安隆府知府，張應科為總理提塘官。每年給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供永曆君臣、隨從支用[148]，「帝以不足用為言，不答」[149]。范應旭、張應科「造冊，開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月支銀米若干」[150]。他們還奉命對永曆朝廷的動靜嚴密監視，隨時飛報可望。永曆皇帝實際上處於軟禁之中。連原大西軍領導人物李定國、劉文秀未經孫可望許可都不得直接同永曆帝往來。例如，朱由榔剛遷到安龍的時候，「李定國、劉文秀自稱孫可望之弟，恭候萬安，並進銀幣，食物值可萬計。可望聞而益惡之」[151]。又如，李定國攻克桂林，「報捷於安龍行在。帝以璽書勞慰，極其稱獎。孫可望知之，以為捷不報己而報帝，深恨之」[152]。定國桂林之捷不僅向孫可望做了報告，獻俘也是解往貴陽，不能說是「不報己而報帝」，但定國派使者赴安龍向永曆帝奏捷大概確有其事。孫可望卻認為所有軍國重事都應由自己一手握定，視永曆帝與大將之間文書往來為大忌，足見其心胸偏窄。

  [1]　見《瞿式耜集》卷一《再救五臣疏》。

  [2]　1980年載於《清史論叢》第二輯的拙文《論清初社會矛盾》講到大順軍聯明抗清時誤將何騰蛟、堵胤錫寫作「何騰蛟、瞿式耜」，謹於此附帶更正。

  [3]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悔罪歸明》。

  [4]　馮甦《滇考》卷下。

  [5]　錢秉鐙《上政府滇封三議》，見《藏山閣文存》卷四。

  [6]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三山何是非印甫集《風倒梧桐記》卷二所記文字稍有不同，如掃除作「剪除」之類。《明季南略》卷十四所載個別文字有訛。

  [7]　孫可望派出使者在順治六年（1649）二月，見康熙四十四年《平彝縣誌》卷二《沿革》；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

  [8]　《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

  [9]　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金堡力爭拒封原疏見《嶺海焚余》所收《論真封疏》。

  [10]　錢秉鐙《上政府滇封三議》，見《藏山閣文存》卷四。

  [11]　沈佳《存信編》卷二；《爝火錄》卷十九。

  [12]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二十《吳貞毓傳》記：「胡欽華輦金粟入行在，賂化澄及諸部科，為孫可望請封秦王，總理天下。貞毓為之主，嚴起恆執不從。貞毓乃密具啟稱臣於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為一冊，起恆為首；其盡心傾戴者為一冊，己為首。其後可望遂怒殺起恆等二十餘人。胡欽華劾瞿式耜老奸誤國，王化澄調嚴旨切責張同敞授兵柄于于元燁，以壞桂林，皆貞毓嗾之也。」

  [13]　錢秉鐙《上政府滇封三議》。

  [14]　《滇緬錄》記：「封可望景國公，賜名安臣。以滇之土官有安世，叛而復誅者，復改名朝宗。封定國康侯，賜名如靖；文秀寧侯，賜名若琦；能奇安侯，賜名時泰，時不知艾死故也。」這段記載肯定有不準確的地方，楊畏知從昆明來為原大西軍將領請封，不可能不知道艾能奇兩年前已死。

  [15]　堵胤錫兩次上疏見《明季南略》卷十四。按，《滇緬錄》記：永曆帝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後，「畏知再言可望不王不用命之故甚力。乃封可望為王，敕諭但曰『王孫朝宗』，不云何王，鑄金曰『一字親王之章』，使司禮楊應春、禮科趙昱往。並加畏知總督滇黔尚書、龔彝侍郎而還」。接著說楊畏知等行至梧州時，堵胤錫認為不合體統，「上疏請封為平遼王，李、劉、艾皆公，即軍中鑄印填敕畀畏知以行」。這段記載可能有誤，當時封二字王已頗為勉強，不可能鑄印封為「一字親王」。

  [16]　錢秉鐙《所知錄》卷三。

  [17]　後來孫可望降，洪承疇奏疏中說他繳納的「秦王之寶」是鍍金的，聯繫到被清繳獲的白文選「鞏昌王印」為金鑄，可以斷定胡執恭齎送的「秦王之寶」是顆鍍金銀印，孫可望「真封」秦王之後仍繼續沿用，而不願另用純金重鑄，以免印文稍異。

  [18]　胡欽華《天南紀事》載：「五月，封孫可望為秦王，從武康伯胡執恭之密請也。」按，胡欽華即胡執恭之子，所云封可望為秦王乃永曆帝從其父之密請，據沈佳《存信編》卷三記陳邦傅矯詔封孫可望為秦王后，曾令胡執恭上封事，謂「臣師武出疆，謹遵便宜從事之節，已封可望」。永曆帝得疏後「留中不發」，大約這就是所謂「密請」，但永曆帝並未「從」之。瞿式耜永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糾罪鎮疏》說：「執恭為慶國公陳邦傅中軍，冒濫軍功，叨晉五等（指封為武康伯）。其入滇以今年正月，是時可望所遣之楊畏知、龔彝尚未到也。」

  [19]　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二；《爝火錄》卷二十。按，艾能奇已死，義兄弟僅剩李定國、劉文秀二人，所記三人有誤。

  [20]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二八頁、一四二頁。

  [21]　《潮州耆舊集》卷三十三《郭忠節集·為經權當求至當名器未可輕徇事疏》，見香港潮州會館影印《潮州文獻叢刊之一》第六三四至六三五頁。郭之奇本不贊成封孫可望為王，但疏中明白地說所封「平遼」「已非典制」；矯封「秦王」是永曆三年事，「變而為雍」是永曆四年孫可望仍然堅持封秦王，朝廷以秦王乃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不便加封異姓，另議封可望為雍王。

  [22]　《劫灰錄》卷六。

  [23]　《所知錄》卷下《永曆紀年》。

  [24]　金堡《嶺海焚余·請處分第一疏》。

  [25]　《瞿忠宣公集》卷五《糾罪鎮疏》。按，瞿昌文《粵行小記》內作者自記在大學士朱天麟處「見秦王孫朝宗入貢章奏，書甲子不書正朔，稱啟不稱臣」。

  [26]　瞿式耜《糾罪鎮疏》，見《瞿忠宣公集》卷五。

  [27]　王遇《孫可望脅封謀禪本末》，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28]　《粵滇紀略》卷五。

  [29]　沈佳《存信編》卷三。黃宗羲《永曆紀年》雲永曆朝廷封孫可望為荊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可望終冀秦王，言：臣唯一意辦賊，成功之後，始敢議及封爵耳」。

  [30]　歐陽直《蜀亂》；顧山貞《客滇述》。《南疆逸史》卷二十六《馬乾傳》《樊一蘅傳》都說馬乾在重慶被清軍殺害。

  [31]　《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條下記：王「應熊遣其侄更律等投順，賜更律等鞍馬衣帽等物」。

  [32]　楊鴻基《蜀難紀實》，見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誌》卷五，鄉賢下。

  [33]　順治四年十二月署敘州總兵馬化豹「為緊急塘報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66號。

  [34]　順治五年三月初八日李國英奏本。

  [35]　彭遵泗《楊展傳》，見嘉慶十七年《樂山縣誌》卷十四，藝文。有的史籍說他得到了張獻忠沉於江中的金銀，派人從川西土司處買來耕牛種子，實行屯田。

  [36]　韓國相《流離外傳》，收入民國十八年《南充縣誌》卷十六。

  [37]　乾隆二十四年《直隸瀘州志》卷十，雜類。

  [38]　李馥榮《灩澦囊》卷一記：「初犯蜀時，賊首搖天動、黃龍二賊，遂號搖黃。後分為十三家……」費密《荒書》說：「其掌盤子十三人，號搖黃十三家。」但諸書記載十三家頭領的姓名和綽號並不一致。

  [39]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藝文，夏道碩《紀變略言》。

  [40]　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

  [41]　順治四年清軍及南明軍隊交戰與移駐情況可參看順治四年十二月署敘州府總兵馬化豹「為緊急塘報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66號。

  [42]　王應熊病死時間和地點諸書記載不一致。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說丁亥（1647）「遁入畢節衛，十二月卒」。顧山貞《客滇述》記王應熊「遁入仁懷縣土城，抑鬱而死」。歐陽直《蜀亂》記1647年正月卒於赤水衛。劉道開《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王應熊傳》云：「丁亥秋卒於永寧之土城」，見道光二十四年《江北廳志》卷七，藝文。劉道開為同時同鄉人，所記可能較準確。李天根《爝火錄》卷十六於丙戌年（1646）十二月二十五日下記，「明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衛」，恐不可靠。

  [43]　馬乾於1647年二月為清軍所殺。《南疆逸史》卷二十六記其在重慶戰死，有誤。歐陽直當時在馬乾幕中，所記死於內江當可信，見歐氏《蜀亂》及自記。

  [44]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傳》。

  [45]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樊一蘅傳》。

  [46]　歐陽直《蜀亂》。

  [47]　乾隆二十四年《直隸瀘州志》卷十《雜類》；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

  [48]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記》。

  [49]　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於西安，這就是第一代秦王。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克西安，末代秦王朱存樞被俘。順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定西大將軍何洛會、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奏報，「駐西安府秦王有二子」，其一子於初十日被「土賊」「孫姓人帶走」，居於五郎山，見《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二〇二至二〇三頁。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南疆逸史》卷三十八《孫守法傳》記「奉秦王第四子稱漢中王，開邸五郎山」。費密《荒書》記戊子年（1648）「武大定奉秦王第四子入四川」，趙榮貴「迎秦王子入其營，而拒大定」。《清史稿》卷二五七《許占魁傳》記：「六年，土寇趙榮貴擁明宗人森滏號秦王，聚眾數萬犯階州。」按，定製秦藩命名輩分中無「森」字，朱存樞之子應為「輔」字輩。

  [50]　李馥榮《灩澦囊》卷四。

  [51]　《灩澦囊》卷四。

  [52]　康熙三十六年《階州志·扼要》記：「順治六年，趙榮貴扶偽秦王作叛，從玉壘關直犯階境，二月初五日，賊薄城下，……幾為所陷。十八日平西親王師至，趙逆授首，餘眾悉平。」

  [53]　歐陽直《蜀亂》。按，他書多未記呼九思事。

  [54]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李乾德傳》載李與袁韜深相結納。

  [55]　歐陽直《蜀亂》。

  [56]　費密《荒書》。

  [57]　歐陽直《蜀亂》。

  [58]　歐陽直《蜀亂》。

  [59]　歐陽直《蜀亂》。

  [60]　李馥榮《灩澦囊》卷四記，楊展赴犍為時僅帶裨將雷震、田貴等十二人率三百人隨行。他書或作五百人。

  [61]　楊展遇害時間據清四川巡撫李國英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奏疏說：「七月二十六日袁韜生日，武大定誘楊展到犍為縣與袁韜做生日，席上將楊展殺死，跟隨人役盡殺，止逃水手數名。」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同件又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五八頁。費密當時任楊展幕客，在其所著《荒書》中也記於七月。嘉慶十七年《樂山縣誌》卷十四《藝文志》收彭遵泗撰《楊展傳》說楊展遇害時「年四十有五，時順治己丑歲（六年，1649）」。

  [62]　嘉慶《樂山縣誌》卷十六《雜錄》。

  [63]　順治七年七月初九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恭報前後招撫川南偽鎮將領，躬視投誠，仰慰聖懷事」題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費密《荒書》載於十一月。

  [64]　歐陽直《蜀亂》。

  [65]　費密《荒書》。

  [66]　費密《荒書》記忠州之戰於九月。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收陳景雲撰《朱容藩僭亂本末》記於七月十一日。

  [67]　費密《荒書》記於十月。

  [68]　順治十年四月十二日李國英題本，見《李勤襄公撫督秦蜀奏議》。

  [69]　李國英順治五年四月初四日奏疏，同上書。

  [70]　李國英順治五年三月初八日奏「為全蜀四面皆賊，孤軍無糧難御，謹據實上聞」疏；同上書。

  [71]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一，陳景雲作《朱容藩僭亂本末》。

  [72]　費密《荒書》。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四川巡撫李國英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五八頁。

  [73]　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四川巡撫李國英「為塘報東南偽逆近日情形」事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五八頁。

  [74]　《滇緬錄》附《黔記》。

  [75]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列傳》。

  [76]　查繼佐《國壽錄》便記《永曆始事》。

  [77]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記》；又見道光三十年《貴陽府志》卷二《大事記》中。

  [78]　《滇緬錄》附《黔記》載這年五月，「命前軍都督白文選撫安貴州百姓」。

  [79]　康熙三十一年《貴州通志》卷五《大事記》。

  [80]　《爝火錄》卷二十；《存信編》卷三，二書所載文字稍有不同。《滇緬錄》附《黔記》載：「秋八月壬午朔，義師東下發諭貴州。師發雲南；師至關嶺祀關聖。」當指孫可望親統大軍入貴州。

  [81]　《滇緬錄》附《黔記》。

  [82]　黃宗羲《永曆紀年》說：皮、王「兩帥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效力」。

  [83]　歐陽直《蜀亂》。

  [84]　黃宗羲《永曆紀年》。沈荀蔚《蜀難敘略》記：「九月，孫可望遣其將白文選引兵攻王祥，至烏江。祥率眾拒之。文選致書通好，祥報許之。往來相饋遺者數日。祥開宴召文選，文選赴之。及報宴，祥不敢赴，乃引歸。文選躡之，祥眾無復部伍，遂潰於道。祥之散走數十里，乃自刎死，其眾亦降。於是，遵義、重慶皆屬可望。」道光十五年《綦江縣誌》卷五《武備》記：順治七年九月「劉文秀、白文選以兵至烏江。王祥戰不勝，遂自刎，其眾二十萬盡降」。

  [85]　《黔記》云：「冬十月己丑，赦王爵（即王祥）標鎮兵不得逃避，一體入營關糧。」十一月初五日又「赦王爵營鎮兵一體錄用」。歐陽直《蜀亂》也記載皮熊被迫投降後，可望「分其兵，據其地」。

  [86]　嘉慶十七年《宜賓縣誌》卷四十八，藝文，李洪霽《彭明揚傳》。

  [87]　歐陽直《蜀亂》。

  [88]　歐陽直《蜀亂》說李乾德兄弟是被大西軍「沉之江」。沈荀蔚《蜀難敘略》所記情節與《蜀亂》大致相符，但說袁「韜走榮縣被擒，李乾德亦被執，後與其弟升德赴水死」。

  [89]　順治十三年六月左都督暫管鄖襄水師事於大海揭帖。

  [90]　順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於大海奏本自稱「四川靖南侯加封鄭國公、今投誠臣於大海」，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第七九九頁。

  [91]　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卷四《藝文》記：「至辛卯（順治八年，1651）獻孽孫可望稱秦王，從滇下黔入蜀，勢並諸營。檄連占春，不聽。七月內，賊至，占春潰，遂同於大海放舟下楚，投誠於國朝，而涪已空矣。」

  [92]　上引順治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於大海奏本云：「不意占春臣於十月十四日夜飄然遠遁，詢其由來，總為三軍餉匱……」

  [93]　歐陽直《蜀亂》。

  [94]　乾隆四十二年《富順縣誌》卷五，楊鴻基《蜀難紀實》。

  [95]　《黔記》。

  [96]　《存信編》卷三。

  [97]　《存信編》卷三。《黔記》卷四也記載順治「八年，可望遣官清丈思（州府）、石（阡府）、黃（平州）施江內外屯田，征租」。

  [98]　道光十五年《綦江縣誌》卷十。

  [99]　《存信編》卷三。

  [100]　《黔記》。

  [101]　《黔記》卷四。

  [102]　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楊明吾譜序》。

  [103]　《爝火錄》卷二十一。

  [104]　《爝火錄》卷二十一。

  [105]　見《瞿式耜集》卷一《恢復大捷疏》。

  [106]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三。

  [107]　錢秉鐙《所知錄》卷四。沈佳《存信編》卷三記：「九月，胤錫期赤心等不至，造其營詰之，赤心等喪敗之餘無意北出，請高、雷二郡以休息士馬，胤錫不可，遂拔營西去，散居南寧、賓、梧之間。胤錫恚恨，病作；別部劉世俊請自劾（效），胤錫喜，自至潯州迎之。未幾，病劇。」

  [108]　《嶺表紀年》卷四。

  [109]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三記：「赤心等散處橫州、永淳、南寧、賓州間，土司等不與相安，日有攻擊。」

  [110]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三《高李列傳》。

  [111]　《東明聞見錄》。

  [112]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

  [113]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一《大行皇帝紀》。

  [114]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

  [115]　錢秉鐙《藏心閣詩存》卷十二《行朝集·端州雜詩》。

  [116]　沈佳《存信編》卷三。

  [117]　《嶺表紀年》卷四。

  [118]　道光二十三年《英德縣誌》卷十五《前事略》。同治十三年《韶州府志》卷二十四《兵事》。

  [119]　《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〇二頁。

  [120]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三《高李列傳》。

  [121]　蒙正發《三湘從事錄》。

  [122]　由於永曆朝廷許多人歧視原大順軍，儘管忠貞營退入廣西後同永曆朝廷共處一地，但留下的記載卻很少，忠貞營的將領情況就是一個難以弄清的問題。王夫之把劉國昌、劉世俊記載為劉希堯、劉芳亮，可能有誤。

  [123]　錢秉鐙《所知錄》卷下《永曆紀年下》。

  [124]　康熙抄本《南寧府全志·祥異志·附寇變》。

  [125]　關於高一功之死，各種常見的南明史籍都說是被孫可望攻殺，如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三《高李列傳》記：「時忠貞營諸部存者惟必正、守素及賀錦、李來亨四將屯潯南，日益弱。是年冬，兩粵陷，清兵寇潯南，必正自慶遠走黔。孫可望薄險要擊之，轉戰旬日，所部多為可望劫降，必正、守素、錦皆歿。余軍推李來亨為帥，由黔走施州衛，遂至巴東之西山屯焉。」這段記載很靠不住。賀錦早在1644年大順政權時期犧牲於青海西寧，王夫之可能把賀珍、賀錦混為一人，但賀珍又非忠貞營將，從未入粵。黨守素至康熙初降清，也不是在順治八年被孫可望攻殺。乾隆二十八年《永順府志》卷十二《雜記》和同治十年《保靖縣誌》卷十二《雜記》都記載高一功、李來亨帶領忠貞營途經該地時，彭朝柱令其子彭鼎「調苗兵萬餘，從菁林開路攻殺數千人，高必正亦被藥箭死，余皆奔潰」。但這兩種方志把時間定在順治「十一年九月」，《保靖縣誌》又把「高、李」改為「高必正、李赤心」；李過（赤心）病卒於廣西，早在忠貞營北上之前，當為李來亨之誤。《府志》引《永順司宗圖》云：「辛卯之冬，又遭高、李之亂。」辛卯為順治八年，參考其他各書，有關高一功的事跡正是在順治八年秋天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通過這些史籍的混亂記載，大致可以確定高一功是在順治八年九月間在湖南保靖山區被永順土司兵用毒箭射死。

  [126]　康熙五十四年抄本《巫山縣誌·僭據》。

  [127]　參看瞿昌文《粵行紀事》卷二（此書長恩閣叢書抄本作《粵行小紀》三卷，當為初本，後來改「小紀」為「紀事」，用詞亦由尊明改為尊清）。

  [128]　直到明朝末年，封在西安的秦王仍然被視為「首藩」，參見《明熹宗實錄》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相關條。

  [129]　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記：「先是，以未允秦封，可望不悅，曰：『古來遇亂世稱帝稱王者不知凡幾，王莽、曹操、司馬炎難道不是做得來？』楊畏知從容向可望曰：『但是假終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可望終不悅。」

  [130]　錢秉鐙《藏山閣文存》卷五《閩粵死難偶記》；參見《所知錄》卷四。按，錢秉鐙自桂林失守後即在梧州脫離永曆朝廷，他記載永曆後期事乃根據隨永曆入貴州、雲南的同官好友汪蛟口述及汪撰《日記》，較他書更為翔實。

  [131]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一；又見《殘明紀事》。

  [132]　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記：「七年庚寅，孫可望偽稱秦王，置百官，取黔中地。八年辛卯二月，孫可望自稱國主。」康熙四十四年《平彝縣誌》卷二《沿革》記載相同。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記：「七年稱秦王，旋稱國主。」

  [133]　見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一。按，該書因字形相似將馬兆羲誤書作馬兆義，其他史籍又常因音同把馬兆羲寫作馬兆熙。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六《選舉志》記馬兆羲天啟丁卯科舉人，崇禎戊辰科進士；卷七《人物誌》有馬兆羲小傳。郭影秋《李定國紀年》第一百頁及第一〇一頁未察史料之訛，一作馬兆熙，一作馬兆義，遂歧為二人。

  [134]　《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按，楊畏知被殺事諸書記載不一致。《爝火錄》卷二十一兩段記載在情節上就互有出入。遇害地點，《滇緬錄》《爝火錄》等書說在貴陽；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上則說押回雲南被害。康熙三十年《雲南通志》卷三《沿革大事考》記，順治八年（永曆五年）五月，「孫可望遣楊畏知詣永曆，留為內閣。畏知上疏自劾，又語忤賀九儀，九儀譖於可望，執畏知回黔，畏知大罵可望，求速死，遂遇害。」康熙五十五年《楚雄府志》卷十《藝文志》收馬天選《吊副使楊公畏知》詩注云：「公先藁葬楚雄。」參考諸書，孫可望在順治七年八月到達貴陽後，長期駐於該地，楊畏知當死於貴陽，葬於雲南。

  [135]　《爝火錄》卷二十一。

  [136]　《爝火錄》卷二十一。胡欽華《天南紀事》云：永曆五年「六月，可望復請移於滇。帝優詔拒之。可望遂大怒，九月撤兵還」。可見，賀九義撤兵是奉孫可望之命。

  [137]　沈佳《存信編》卷三記，十二月初七日清軍占領南寧。

  [138]　沈佳《存信編》卷三。《爝火錄》卷二十二所載文字較簡。按，安隆所或寫作安籠所。

  [139]　江之春《安龍紀事》，收入神州國光社編《虎口餘生記》；又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沈佳《存信編》卷四按干支推算也是二月初六日。

  [140]　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141]　1655年孫可望致信李定國、劉文秀說：「滇南乃公眾之地，宜作根本之區。」見《明末滇南紀略》卷五《再圖西蜀》。所謂「公眾之地」即指雲南為孫、李、劉等共有。

  [142]　安龍，原名安籠，為安籠守御千戶所（明制：守御千戶所直隸都司，不屬衛管），在貴州普安州城南三百二十里。「洪武二十一年建為寧遠堡，尋改為所。所城圍一里二百七十步。」見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十，普安州。乾隆二十九年抄本《南籠府志》卷四《城池》記：「南籠府舊城原為安籠所城，隸安順府。明永樂二年建，周圍二百八十七丈一尺，高一丈四尺。」按，明朝制度衛、所屬軍事系統，行政系統的府州無權管轄。

  [143]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悔罪歸明》。

  [144]　《爝火錄》卷二十五。《存信編》卷四記：「可望自居貴州省城，大造宮殿，設立文武。川黔大臣皆挾以威，令刻期朝見，授以職銜，有不從者即殺之。」

  [145]　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寶慶至沅州日記》《自沅抵貴日記》。

  [146]　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引《桂王本末》云：「由榔在安隆塗葺薄以自敝，日食脫栗，窮困備至。」略有誇張。

  [147]　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記，順治九年四月，孫可望「補任之聰為安龍知府、朱用九為通判、譚江籓為推官，動庫銀為各處建公署焉」。可見，永曆朝廷遷入安龍以後，孫可望曾經命人動工興建「行在」和衙門辦公處所，但是安龍地僻城小，興建的行在公署肯定不大壯觀。

  [148]　《殘明紀事》云：可望令「張應科每年進銀二千兩、食米六百石」。諸書記載供應永曆君臣的銀米數不一致，為數不多當系事實。

  [149]　《天南紀事》。

  [150]　《爝火錄》卷二十二。

  [151]　胡欽華《天南紀事》。

  [152]　《明末滇南紀略》卷六《進取粵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