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運動（1）

  第一節山東等地的反清鬥爭

  歷來講南明史的人大抵都把視線集中於江南，很少甚至完全不涉及黃河流域的反清復明的運動。自然，南明的幾個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相對而言明、清對峙的局面在南方表現得最明顯；但是，北方漢族官民的反清鬥爭是不容忽視的，這種鬥爭不僅牽制了清廷兵力，延長了南明政權存在的時間，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姜瓖等的反清復明）對清廷的威脅更大。人們常有一種錯覺，以為清兵入關以後，推行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在南方遇到頑強的抵抗，而在北方除了一些所謂的「土賊」和「兵變」外，統治相當穩固，沒有出現多大的社會動盪。實際情況並不這樣簡單。分析一下1644年夏季以後的全國形勢，應當說黃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確實存在差別。隨著以崇禎帝自盡為標誌的明王朝覆亡，黃河流域的漢族官紳一度受到大順政權的沉重打擊，不少人把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維護自身利益的新靠山；而江南官紳並沒有親身經歷這場大變革，他們考慮的重點是維護自己的安樂窩。然而，江淮以北的遼闊地區同樣存在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清廷標榜的「代明剿賊」「弔民伐罪」以及對漢族官紳的某些籠絡政策只收到部分效果，既不能代表廣大貧苦農民的意向，也不能說所有北方漢族官紳都心悅誠服地歸順清朝。在大順政權統治的短暫時期里，農民們如釋重負，揚眉吐氣，由衷地擁護實行免賦政策的大順政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甲申夏季，原先到處「土賊蜂起」的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一度出現了「太平景象」。可惜好景不長，清軍入關後，公開宣布維護當地官紳的既得利益，同時恢復征糧征賦，新舊官紳有恃無恐地大搞反攻倒算，各地自發性的武裝反抗烽火連天，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甚至超過了明末崇禎時期。另一方面，漢族官紳慌不擇主地投靠清廷，為時不久就發現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如剃髮改制、重滿輕漢、重遼東舊人輕新附漢人，自己的尊嚴和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華北地區的漢族官紳在政治態度上隨之發生分化。一部分官紳忍氣吞聲乞憐於清廷；另一部分官紳在1645年（順治二年）六月以後眼看滿洲貴族征服者的驕焰日益顯露，由依附清廷轉變為公開或秘密反清。著名的例子如上文提到的凌；降清任青州道參與鎮壓趙應元起義的韓昭宣，後來跑回山西同虞胤等人組織抗清；濮州鄉官葉廷秀在1644年（順治元年）八月向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呈請速派援兵鎮壓「土寇馬應試」，以「救民水火」[1]，大約在1647年他卻同江蘇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參加山東榆園軍共同抗清，「欲假為綠林、新市之資，以圖南陽（指東漢光武帝）之業也」，最後被清軍捕獲，就義於東昌府（府治聊城）[2]。此外，如弘光朝東平侯劉澤清降清後雖官封「一品世職」，也不甘寂寞，策劃在北京和山東曹州同時並起，推翻清廷（詳見下述）。至於山西、陝西等地漢族文官武將降清後又重新參加反清復明運動的人更是為數眾多。明末大學士惠士揚、李建泰名重一時，降順降清，似乎不顧名節，最後卻都以激烈反清遇害。事實說明，民族矛盾的激化並不限於南方。由於北方紳民的反清運動比較分散，南明方面的史籍又很少記載（這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南明朝廷當權人士的胸無全局，滿足於偏安一隅），下面只能在為數眾多的反清鬥爭中選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敘述，以窺一斑。

  1647—1648年各地反清活動圖

  山東謝遷起義。1646年（順治三年）冬，謝遷在高苑領導起義，攻克高苑縣城，處死清朝知縣武振華，將該「縣百姓照冊點名」[3]。接著，又攻克新城縣[4]。次年（1647）四月二十六日攻破長山縣，活捉清知縣周懋臣，隨即將庫載銀兩席捲而去[5]。六月十三日謝遷率領義軍突然進抵淄川城下。城中義士丁可澤等充當內應，於第二天凌晨破城，擒獲降清鄉紳孫之獬。孫之獬在明末清初官場上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物。崇禎初懲辦魏忠賢閹黨，他抱著《三朝要典》哭告太廟，從此列名逆黨，廢黜不用。清兵入京後，他立即投靠新主，極盡巴結之能事。《研堂見聞雜記》云：「我朝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制。……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為計，首剃髮迎降，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人以其為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其為滿飾也，不容。於是羞憤上疏，大略謂：『陛下平定中國，萬里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於是削髮令下。而中原之民無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於貪慕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6]謝遷義軍深恨其無恥，用錐子遍刺其身，插上頭髮，恨聲不絕地罵道：「我為汝種發！」孫之獬自知眾怒難犯，已無活理，破口大罵。義軍將其口縫上，凌遲而死，還把他在城中的孫子、曾孫殺了個乾淨[7]。顧炎武聽到這個消息後，極為開心，特作《淄川行》一首誌慶：「張伯松，巧為奏，大纛高牙擁前後。罷將印，歸里中，東國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獵獵，淄川城下圍三匝。圍三匝，開城門，取汝一頭謝元元。」[8]謝遷部義軍據守淄川縣城達兩月之久，後來被清軍挖地道用火藥轟塌城牆，才失守[9]。

  山東榆園軍的反清鬥爭。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一帶從明朝末年以來就有所謂的「榆園賊」。據記載，由於萬曆後期山東天災人禍不斷，耕地大面積拋荒，「榆錢落地，久皆成大樹」。任七、張七為首的饑民「嘯聚其中」，「號百萬」。他們不僅利用茂密的榆林做掩護，還創造了地道戰術，在地下挖掘縱橫交錯的通道，長達數百里，神出鬼沒地襲擊官軍。到清朝初年，榆園軍已經蔓延到朝城、觀城、鄆城、城武等縣[10]，聲勢頗為浩大。

  到1648年（順治五年）五月，降清後居住北京的原明東平侯劉澤清（曹州人）見「如今處處反亂」，斷定「清國不會用人，國運不久了」，秘密派遣侄兒劉之榦與麾下副將鄭隆芳、姚文昌潛往南方同「南朝」聯絡，帶回口信說「君王甚喜」（按當時形勢和劉澤清曾掌握部分舟師分析，使者很可能是朝見了魯監國，而不是永曆帝）。劉澤清認為這是反清復明的大好時機，召集親信李化鯨[11]，到北京密商，約定八月十五日劉澤清「從京中起手，爾等亦於是日舉事」[12]。李化鯨返回曹州招兵買馬，暗中進行反清的準備工作。清河道總督楊方興「微聞其不法狀」，採取調虎離山計題授李化鯨為兗州守備，讓他「單騎就職」。李化鯨被迫提前在七月間起事。他聯絡附近榆園等義軍擁立一個明朝宗室為王，以天正為年號發布文檄，連續攻克曹州、定陶、城武、東明等州縣[13]。山東巨野和同曹州接境的直隸大名府、河南歸德府的百姓紛紛響應。清廷唯恐事態擴大，不可收拾，下令調三省官兵會剿。參加圍剿的有駐防東昌府梅勒章京賴惱、沂州總兵佟養量、臨清總兵宜永貴、保定總兵魯國男、河南總兵高第、河北總兵（指鎮守河南省黃河以北三府地區）孔希貴等部。大批清軍蜂擁進至曹州，義軍雖然奮勇抵抗，終因寡不敵眾，被殺得「屍橫遍野，血染草丹」。清軍先後奪回東明、定陶、城武等縣，八月初一日包圍了曹州。李化鯨等見形勢不利，「出城講說」；二十八日把擁立的「偽王綁縛獻出」，希望藉此換取清方退兵。自然這是不現實的，清方絕不會容忍李化鯨據守曹州，繼續圍攻。九月十五日，李化鯨等又出城談判，被清軍扣留，把他和「偽王」以及劉澤清的三個侄兒押解進京。在這種情形下，曹州城裡的義軍仍然堅守城垣。十月初二日，清鄭親王濟爾哈朗統率由京師南下湖廣的軍隊行至曹州，用紅衣大炮攻城。初四日，城陷，清軍「搜剿無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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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化鯨等人被押解到北京同劉澤清對質。劉澤清知道密謀敗壞，私自燒毀密信等證據，又被家中婢女告發。十月二十五日，清廷經過大臣會審後，劉澤清和他的弟弟、侄兒、李化鯨等人以謀反罪被押赴市曹處斬[15]。

  劉澤清、李化鯨的反清活動雖然被清政府鎮壓下去，但榆園軍的反清鬥爭仍在繼續進行。1649年（順治六年），清廷任命張存仁為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統一事權，加緊圍剿。張存仁到任後，命部將張膽領兵砍伐焚燒榆園林木，又決引黃河之水淹灌地道。義軍失去了憑藉，終於被清朝官軍擊敗。1651年（順治八年）十月，榆園軍首領梁敏遇難，「張七伏誅，任復性投降」[16]。王熙作《驃騎將軍張公傳》中說：「榆園者，山左之險僻地也。山林箐莽，溪洞盤亘，巨寇梁敏、楊三吾等倚為窟穴，踞險嘯聚，時出慘掠旁郡，官兵莫能制。朝命張存仁總制三省相機往剿。張公曰：吾用趙人久，剿盪榆寇非張副戎（當時張膽任副總兵）莫辦。遂亟疏於朝請遷公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大廳（實際為三省總督之中軍），節駐天雄（指大名）。公提兵至其地周視曰：是賊無能為！絕其區，防奔逸，一鼓就擒矣。乃陰使人持火具從間道焚林烈澤，煙焰漲天，繼遣健丁操銳斧列陣而進，摧枯刊木，灌莽若洗，賊始惶駭，思鳥獸散。先是，榆寇穿地道千里，急則潛行以遁。公詗知之，使卒決黃水灌之。穴塞，賊益窘迫，乞命。匝月而渠魁授首，餘黨悉平。總督馬光輝以公屢建大功，疏題天津總兵……」[17]

  此外，清初山東各地的反清鬥爭還有不少。如《武定府志》記載：「順治三年冬十月，寇破霑化，令與尉死焉。四年夏六月破陽信；秋九月破海豐。是時寇勢張甚。」[18]冠縣在順治三年有裴守政、劉絲桐起義；順治五年有王奎光起義[19]。順治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義軍丁鳴吾（有的史籍寫作丁明吾）、周魁軒帶領騎兵四百餘名、步兵不計其數，攻克嶧山，奪取庫藏財物，釋放獄囚，第二天主動撤出[20]；隨即北上攻克蒙陰，殺清知縣崔葑，直到順治八年才被清朝總督張存仁鎮壓下去[21]。高唐州有蔡乃憨（有的史籍寫作蔡奶憨）、周桂軒、崔三棱等起義，於順治三年十月攻破州城[22]。夏津縣有宋鴨蛋、陳國造、三帽檐子的反清鬥爭[23]。東昌府有丁維岳領導的起義。丁維岳原先是明朝壽張縣練總，1647年（順治四年）十月十四日夜間他率領「馬賊千餘，步賊數萬，四面舉火，喊聲動地」，攻打漕運重地張秋，未能得手，次日攻克壽張縣」[24]；同月十四日楊雲山部義軍又攻克堂邑縣，對運河交通構成重大威脅。山東滿漢清軍緊急出動掃蕩，臨清總兵宜永貴會同梅勒章京禿江帶領兵馬圍攻丁維岳的據點陳家樓（在壽張縣城西南十八里），二十四日陳家樓被攻克，丁維岳的父母、兄嫂、妻妾等人都被清兵掠去，但他本人先於二十日會同其他義軍進攻陽穀、觀城，「尚未回巢」[25]。十二月初四日，丁維岳、周魁軒、張堯中等率騎兵四百、步兵千餘攻克陽穀縣，殺清委知縣[26]。同月十六日，清將沙兒胡達領滿漢兵由嚮導帶路，向聚集在鄆城縣王家海子的義軍突然發動攻擊。義軍猝不及防，首領丁維岳、張堯中陣亡，周魁軒負傷逃走。清山東巡撫飛報大捷道：「該職看得丁維岳、張堯中乃西南之巨凶也，逆黨數千肆毒於東、兗之區，陷城劫庫，害及濟寧道臣，賊勢已成燎原矣。」[27]另一路清軍在梅勒章京庫兒蟾率領下有滿漢鐵騎千餘名趕往堂邑，直抵楊雲山部據點王家屯，得知義軍挖有地道，「曲折約遠二三里」。清將命令士兵盡力挖掘，未能奏效，改用柴草火藥進行煙燻，義軍被窒息嗆死的有一百多人。清軍繳獲了一幅「黃絹偽諭」，「上用偽印一顆，朱鈐隆武三年字樣，上有監國魯王之稱」[28]，這表明山東各地的抗清鬥爭雖然分散，卻同魯監國政權保持著聯繫，是復明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京師王道士案。弘光朝廷官員投降清廷之後又從事秘密反清活動的，除了劉澤清以外，還有所謂的「王道士伙黨」。這個案件的詳情還缺乏研究，但卷進去的人相當不少。據《清實錄》記載，順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投誠伯常應俊，總兵李際遇、馬儒齊、黃明先、丁啟光（即下文丁啟睿之弟），副將王士永、一把撒、夏五嶽、賈應逵、駱和蕭、劉方侯，參將喬松，游擊滕和齊、於起范、馮可松（按即弘光朝掌錦衣衛的馮可宗）、傅有功，都司馬崇臣、衛士龍，守備李豪、張嵩，閒散官丁啟睿（原明崇禎朝總督）等坐與賊黨王道士通謀，並其兄弟及子，俱伏誅」[29]。

  劉澤清是同山東地方勢力聯合反清，王道士案則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員為主串通河南反清勢力進行密謀[30]。這兩個事件雖然都被清政府破獲，參與人員均遭捕殺，然而聯繫到1648年（順治五年）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王永強、丁國棟、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這些人降清以後不僅受到滿洲貴族的歧視，而且察覺清廷實力有限，認為大可一試身手。

  第二節姜瓖等人領導的山西反清運動

  山西省的復明運動是以大同總兵姜瓖反清揭開序幕的。姜瓖，陝西延川縣人[31]，原是明朝掛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太原後，他主動派人聯絡，投降了大順政權。同年五月，傳來了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放棄北京的消息，姜瓖又發動叛亂，殺害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歸附了清朝。由於他在起兵叛亂奪得大同的時候並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圖，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的明朝宗室（代藩棗強王后裔）「以續先帝之祀」，被清廷斥為「大不合理」[32]。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請求原諒自己「不學無術之罪」，並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選賢能」，讓自己「休息田間，從此有生之日皆歌詠太平之年矣」[33]。清攝政王多爾袞一面讓他繼續充當大同總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慮」，「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預，國有定法，毋自取戾」[34]。這年十月，他奉命抽調大同地區的精銳兵馬跟隨英親王阿濟格西征，在鎮壓陝北大順軍高一功等部時頗為賣力。沒想到次年（1645，順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學士剛林秉承攝政王多爾袞的意旨進行質訊，指責他順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歸順清廷，七月間卻用明朝崇禎年號發給文武官員札付，又擁戴明朝宗室棗強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釋清兵入關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採取一些權宜之計，「原不敢有二心」。剛林又無中生有地斥責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慮」。最後，才宣布：「今大清恩寬，王上令旨許功罪相准，往事並不追究。著你仍鎮大同，洗心滌慮，竭力盡心，以報國家大恩。」姜瓖自以為不費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區拱手獻給了清廷，接著又在陝西榆林擊敗大順軍，不僅功高無賞，反而備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氣，但又不得不「叩頭謝恩」[35]。這以後的三年裡，清廷對陝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徵發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負擔。1647年（順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員三品以上，在外官員總督、巡撫、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以習滿洲禮儀，察試才能，授以任使」。這顯然具有人質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傳旨後不敢怠慢，把長子姜之升送往北京[36]。

  1648年（順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犯邊。清攝政王多爾袞召集諸王、大臣會議，決定派英親王阿濟格、端重親王博洛、承澤郡王碩塞、多羅郡王瓦克達等領兵戍守大同，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務。姜瓖對清朝統治者崇滿歧漢政策早已心懷不滿，這時又正是在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反清之後，清廷對手握軍權的漢族將領猜忌甚深，他判斷滿洲大軍雲集大同將對自己不利。大同地區的清朝官員又奉命徵集糧草，急如星火，百姓怨聲載道。於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總督耿焞等人出城驗糧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自稱大將軍，公開揭起了反清的旗幟[37]。耿焞逃往陽和，家屬被姜瓖處死。阿濟格聞訊，連夜進兵，於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38]。姜瓖反清以後，「飛檄安官，朔（州）、渾（源）一帶俱受偽札」[39]。阿濟格在十二月間的報告中說：「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40]大同舉義後，山西各地的漢族官紳紛紛響應。

  晉西北，「明廢弁萬練乘變襲踞偏關，瓖即以練為偽偏關道。寧武、岢嵐、保德相繼失守。劉遷者，亦明廢弁也，糾亡命，受偽左大將軍職，略雁門關及代州、繁峙、五台等邑，太原告警」[41]。關於劉遷的情況，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撫祝世昌塘報中說：「本院□慮雁門系大同孔道，預遣撫標右營游擊高國盛同蒙古艾大人駐防代州。突有明季副將劉遷詐稱起用偽總兵，偽牌偽言，日每招聚烏□（合）……。初十日，逆賊劉遷果率領馬步賊約有萬餘將代州圍困十一日，竟入關廂。」高、艾見「賊眾兵寡」，「密差役前往大同英王爺駕前請兵」。[42]

  晉中，《定襄縣誌》記載：「五台、忻州、盂縣皆授姜瓖偽札，轉相煽惑，醜類尚累數萬，旗幟隊伍蟻聚蜂屯。寧武已附姜瓖。兵備道藺與太原參將李好賢住札忻州、定襄，每偵賊警則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總兵李剛奉旨剿擒高鼎，鼎負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後聽撫，賊眾漸散，鼎復據曹家寨……倏招倏叛。」[43]《靜樂縣誌》也說：「時三晉草寇轉相煽惑，驅逐長令，賣降恐後。……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樂平、太原、崞縣、盂縣而已。」[44]

  晉東南，「汾、潞、澤、遼等郡邑小丑乘時蜂起，偽帥胡國鼎嘯聚潞安，禍連沁屬」[45]。「偽將」陳杜、張斗光等領兵攻克澤州（今晉城）。[46]平順有姜瓖所「遣賊將牛光天破城劫庫，男婦擄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賴知縣請兵恢復，賊始滅」。[47]

  晉西南蒲州到黃河西岸屬陝西的韓城一帶有虞胤、韓昭宣、李企晟等聞風響應，他們「私立偽韓王，行偽永曆事」[48]。清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向朝廷奏報：「偽六省軍門虞胤、偽總督韓昭宣、偽總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屬臨晉等縣，偽立永曆年號，詐稱二十八萬。」[49]

  在很短的時間裡，山西全省除了省會太原和少數城池外，差不多都被義師占領。而山西的反清復明運動又迅速波及陝西等西北地區（見下節）。

  從地理位置來看，山西緊靠畿輔，形勢的風雲突變對滿洲貴族的統治中心威脅極大。不過，山西距離永曆朝廷控制的地區相當遠，其間又被清統治區隔斷，雙方的聯絡自然比較困難。許多南明史籍都不講以姜瓖為代表的晉、陝等地的反清復明運動，或者只是在講時代背景時一帶而過，他們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擁明勢力的歷史。然而縱觀全局，清初的復明運動並不能局限於南方，姜瓖等人領導的反清絕不是一般的兵變或叛亂，而是北方復明勢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規模較量。

  姜瓖起事後立即「易冠服」，各地聞風響應的軍民都以割辮為標誌[50]，軍隊「以明旗號」相號召[51]，發布文告遵用永曆正朔[52]。這些都說明姜瓖等人領導的晉、陝反清運動是以恢復明朝為宗旨的。他們同永曆朝廷也有聯絡，沈佳《存信編》卷二記載，「清大同總兵姜瓖以大同來歸」。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八月，永曆朝廷「遣太監馬鳴圖齎敕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漆身吞炭而行」，攜帶「以黃絹五寸方用御寶為敕書，外用黃蠟封固為藥丸」[53]。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緝獲「叛黨」呂肖渠的罪狀就是「先投山西姜逆營內搶擄，帶有永曆偽札前往河南」散發[54]。這些零星材料（當時在山西各地張貼和頒發的用明永曆紀年的文告和札付數量必定極為龐大，失敗後盪滅無存罷了）證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般的兵變，而是以擁護南明永曆朝廷為宗旨遍及全國的復明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史稿》說，「其無所附麗而以叛聞者為姜瓖」[55]，完全錯誤！

  姜瓖起事以後，清廷最初企圖採取招撫政策加以解決。多爾袞當時已經自稱為皇父攝政王，想以最高統治者的身份勸說姜瓖回心轉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釋阿濟格等領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與爾等全無干涉」，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說成只是誤解了清廷意圖，給以下台的機會，接著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56]。然而，姜瓖反清的導火線固然同阿濟格重兵迫境有關，根本原因在於滿漢民族矛盾。舉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後再圖歸順好比覆水難收，前途更不堪設想，因此他對多爾袞的安撫置之不理。多爾袞見解釋無效，決心武力解決。1649年（順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謹郡王尼堪等統兵入山西。二月間，多爾袞親自帶領軍隊往征大同。在攻克渾源州、招降應州和山陰縣後，突然接到北京傳來消息，他的同母弟輔政德豫親王多鐸染上天花，危在旦夕。多爾袞無心戀戰了，三月間在趕回北京的途中，他來到大同城下，希望憑藉自己的最高權威勸說姜瓖投降。在諭旨中說：「向使他人至此，爾或顧畏不從；予茲躬臨，可歡然來順。如來歸順，庶闔城獲蘇。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爾姜瓖諸罪悉與赦免。諭到可即出降，自恩養如故。勿更懷疑慮，以貽害闔城官民也。予來爾不歸順，則再無生路矣。予言一出，脫有反覆，天下之人誰覆信之？」[57]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舉了自己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髮罪過」，然而不僅「未蒙升賞」，跟隨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極。且選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蓋難堪。頃者，英王師至，催辦糧草，紳士軍民苦不可當。動輒欲行殺戮，臣與大同一方百姓委屬無辜，誰肯坐而守死？」接著，他針對多爾袞的諭旨表示，「況闔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縱開誠肆赦，誰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諭，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開恩，臣惟率眾以俟，無他想望矣」[58]。姜瓖要求多爾袞「指以全活之方」含義是什麼，史無明文，按當時情況推測是讓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區的軍民有實際的安全感。而且，當時晉、陝反清義師風起雲湧，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種緩兵之計。

  自從山海關戰役以來，執掌清廷最高權力的攝政王多爾袞沒有親自統兵出征過。究其原因，一是進入北京之後，百務叢集，他難以分身；二是滿洲貴族內部權力之爭一直在進行；三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59]。這次親征大同實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且不說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後不僅山西各地紛紛響應，陝西、甘肅等地反清運動勢若潮湧，連畿輔和山東也竟然「山賊蜂起」[60]。滿洲貴族遇到了入關以來最大的挑戰。

  到1649年（順治六年）四五月間，山西的局勢已經十分嚴重。阿濟格等率領的軍隊圍困著大同，並且挫敗了來自長城外助馬路（今助馬口）、得勝路（今得勝堡）來援和姜瓖派出接應的軍隊，切斷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聯繫，儘管調來了紅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堅固得很。阿濟格、尼堪等部頓兵堅城之下，毫無進展。山西其他地區的反清運動卻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捲全省各地。清政府能夠控制的只是省會太原、晉南平陽（今臨汾）幾座孤城[61]，其他府、州、縣差不多全被反清復明武裝占領。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中說：「先是，石樓、永和、交城相繼告陷。……乃各州縣報賊者日常數四，此煽彼惑，已遍滿三晉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撫臣祝世昌會揭，逆賊劉遷聚眾謀攻代州；又雲寧武賊眾攻圍忻州等情」。陝西義軍也利用木筏、牛皮渾脫等物渡河入晉，「該職看得，三晉自三邊以至省城、汾（州）、平（陽）一帶，遍地皆賊，偽牌偽示，絡繹不絕。民如鳥獸散，勢若土崩瓦解，無論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62]。就在這個月裡，義軍占領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撫祝世昌報告：「四月十三日，賊眾至汾州府……賊眾兵寡，退而守城，則城關大開，合城喊起，鄭名標率軍民割辮。」清分守冀南道許養高領著永寧知州、平遙、介休二縣知縣、汾州營參將等人倉皇逃往平陽[63]。《五台縣誌》記：「順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偽札於台人，率眾攻城。時有劉永忠等至忻州，擁眾至台，不啻十餘萬。」[64]晉東南的長治地區也全部易幟，「潞安之變，蓋因姜逆首禍，叛黨四起，一府八縣，相繼淪陷」[65]，省會太原岌岌可危。巡撫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值今偽督撫姜建勛、偽劉總兵、偽司道等賊眾，秦晉合夥，失陷汾州府，擁聚十數萬，截斷省南平陽、潞安兩府大路，分賊安官，附近各州縣破竹瓦解，勢已決裂，此省南之賊景如此。又省之東北五台、繁峙，劉遷、張五桂等勾連寧武眾賊盤踞忻口，攻圍崞縣，北路堵塞，音信已絕。今晉之西北寧武、偏關、河曲、興、嵐等州縣至汾州府屬延袤千里，悉為賊據。今省城孤懸一土，勢切危急。……懇乞皇父攝政王俯念三晉百萬田賦之區，生靈湯火之日，危亡目下，速賜急發大兵，或敕英王、敬謹王兵馬星馳前來撲剿逆賊，尚可恢復殘疆。稍若遲延，全晉俱隳矣。」[66]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復明義軍在占領晉西北、晉南大片地區[67]後，會同晉中、晉東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權。四月二十六日，占領祁縣，二十八日接管武鄉，同日「沁州偽官請本州鄉紳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詣關聖廟共議戰守。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員一名。又稱賊頭賞軍，每丁五錢，用銀五萬，未曾賞遍（可見參與沁州起義的當在十萬人以上）。其中賊丁搶掠者梟首一十三名，當時嚴肅。凡有投營，即賜偽職」。二十九日，占領榆社縣。五月初一日，義軍進入清源縣，清太原駐防滿軍曾一度來援，見「賊勢浩大」，被迫帶著知縣攜印退回省城。初二日，義軍占領徐溝。初五日，「西路賊大營由清源縣擁眾北來，至太原縣境晉祠，離省城四十餘里；又據報東路賊由徐溝犯省」[68]。當時，清政府駐守太原的兵力相當有限，「太原土陲兵無幾，保會城不敢為進取計」[69]。一旦省會失守，不僅政治影響極大，清廷在山西設置的政權幾乎全部瓦解。何況，山西的抗清運動很快波及鄰省，如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山西義軍魏世駿等派出一支軍隊進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縣、涉縣，任命了知縣、守備等文武官員[70]。

  多爾袞深知局勢的險惡，他不敢撤出包圍大同的兵力來鎮壓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匯成一片，只好從京師抽調一切可用的滿、蒙、漢軍投入山西戰場。除了英親王阿濟格、敬謹親王尼堪領軍圍困大同外，被調往山西作戰的還有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和碩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至於康熙初年專政的鰲拜不過是隨軍偏裨而已。此外，陝西方面還有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等人領軍配合作戰。

  列出上述清將名單，不難發現多爾袞決心孤注一擲，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派往山西。熟悉清初歷史的人都知道，入關以來的領軍統帥豫親王多鐸在順治六年三月病死，肅親王豪格已經罪廢幽禁，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渾統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帶兵的親王、郡王幾乎全部帶領八旗子弟雲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濟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經是獨當一面的統帥，而在山西戰場上扮演的只是前線指揮官。留守北京的卻是剛從江西凱旋的譚泰、何洛會兩名固山額真。六年八月，多爾袞感到京師地區兵力過於單薄，下令端重親王博洛「酌撤閒駐兵還京」。博洛報告：「太原、平陽、汾州三府屬州縣雖漸收復，然未復者尚多，恐撤兵後，賊乘虛襲據，應仍留守御。」[71]多爾袞勉強同意了。

  歷來治史者談及南明，大抵著眼於南方，對姜瓖、王永強等人的反清復明運動注意不夠。這反映了他們不大了解當時全國的形勢，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響過深。永曆朝廷雖然在口頭上以復明自任，但情報不明，從來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計劃。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有幾條姜瓖的記載以外，他們對山、陝各地風起雲湧的大範圍、大規模反清運動似乎知之甚少，對清廷的精兵猛將全部調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單薄的窘境更是一無所知。永曆朝廷在全國反清復明運動處於高潮的時候，只知道江西、湖廣戰局逆轉，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何騰蛟遇難，陷於張皇失措之中。永曆君臣完全不了解譚泰、何洛會在穩定江西局勢後不敢深入廣東而撤兵北返，濟爾哈朗、勒克德渾出兵湖南原定目標是追剿李錦等為首的忠貞營，由於明督師閣部何騰蛟為爭功而瞎指揮，糊裡糊塗地被清軍擒殺，濟爾哈朗等趁勢暫時穩定了湖南局勢，顧不上原定目標就匆忙回京[72]的原因。兩路清軍的北撤很明顯是清廷為了加強京畿根本之地，永曆朝廷沉浸於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慶幸清軍未乘勝直下廣東、廣西，不知道這時正是清廷最吃緊的時刻。在將近一年時間裡，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陳邦傅等人又昏天黑地地過起太平生活，侷促於兩廣之地鉤心斗角。「時舉朝醉夢，有假為吳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書者，謂四方好音日至。」[73]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軍南下，才如夢初醒，亂作一團。南明君臣的閉目塞聽、得過且過，由此可見一斑。憑藉這種朝廷要實現抗清復明的大任，無異於痴人說夢。姜瓖、劉遷、王永強、虞胤等人的抗清鬥爭一方面證明清朝在北方的統治遠未穩固，另一方面又證明滿洲八旗兵的作戰能力相當有限。從江西、廣東反正後永曆朝廷及時封爵拜官，而山西、陝西的各支義軍首領大抵是遙奉明廷，自稱大將軍、大學士、巡撫、總兵，永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後來孫可望、李定國、魯監國、鄭成功等經常派密使深入清統治區聯絡各地潛伏的義士，相形之下永曆朝廷的目光短淺實在令人驚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