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弘光政權的瓦解（2）

  第三節左良玉率兵東下

  左良玉是崇禎朝崛起的軍閥之一。他自崇禎十二年（1639）瑪瑙山戰役之後長期擁兵自重，蹂躪地方，朝廷無可奈何，一味姑息牽就。弘光登極的時候，他坐鎮武昌，位處南京上流，扼據戰略要地，部下實力又比較強大。朱由崧登極詔書頒發到武昌時，他開初不願承認，在湖廣巡撫何騰蛟、巡按黃澍等人的勸說下，才同意開讀，表示擁戴。然而，他此時的跋扈自雄卻比在崇禎時期更加明顯了。由於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馬士英會同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四鎮擁立的，左良玉沒有參與，算不上定策功臣。陳子龍記載，「上之立也，不與推戴，心常怏怏。既專制荊楚，益桀驁」[49]。朝廷對馬士英的信賴，視四鎮如驕子，都引起了他的反感。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本是個齷齪小人，在左良玉同弘光朝廷之間猜忌日深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居中調停，反而以左良玉的兵力為後盾，企圖在弘光朝廷中提高自己的地位。甲申六月十八日，黃澍在弘光朝廷上痛斥馬士英，不過是有恃無恐地借題發揮而已。[50]

  到1645年三月，李自成部在清阿濟格軍的追擊下經陝西商洛、河南西部鄧州一帶進入湖北襄陽地區時，左良玉不敢同大順軍主力作戰，又故技重演，率部順江東竄。當時南京正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鬧得滿城風雨，馬士英、阮大鋮的掌權又在官紳中引起強烈不滿，這就給左良玉提供了避戰東下的藉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偽稱奉先帝太子密諭前往南京救護，以討伐馬士英為名，全軍乘船順江東下。[51]臨行之時，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這件事在吳晉錫《半生自記》中記載如下：

  初，黃直指（直指即御史，黃澍時為湖廣巡按御史）自觸士英深忌，鬱郁久泊道河，適傳假太子至南，直指陰乘小輿夜見寧南，謂拔營往南中可圖大事。寧南夙有此志，以兩台調和之故未發，一聞直指言，從之。欲劫撫軍（指巡撫何騰蛟）以行，以撫軍素愛民，非盡殺省中之民不可。寧南傳令無少長戮之。楚民以撫軍仁愛，爭匿都院中，撫軍坐於門，向內坐，聽百姓入。余役以投文至，撫軍命之隨；寧南見百姓以都院為藏身地，復令從院後破垣入，舉火焚之，匿者悉死於火。撫軍即解印付家人令速出城，無為所得。寧南脅撫軍行，余役乃奔。寧南欲與撫軍同舟，撫軍曰：另與小舟為便。寧南遣四副將守之，置撫軍舟於後。黎明，各船俱發。撫軍舟次漢陽門跳入萬丈江濤中，守者懼誅，赴江死。撫軍順流二十里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則關帝祠前也。未幾，家人持印來，亦會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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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繼咸到舟中相見。[52]左良玉從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諭，「設壇刑牲，與諸將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義，一時欣然附和」，逼勒袁繼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側，救太子」。袁繼咸認為「皇太子」真偽未定，密諭「不知何人傳來」，正言厲色道「先帝之舊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負」，並且向諸將下拜，請求他們「愛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謀陷太子，臣下所為，與今上無干。若愛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過慮？」隨即拿出「誓文、檄文」給袁繼咸看了一遍。袁繼咸回城後，命部將堅守九江，不准左兵進城。不料部將張世勛已經同左部將領私下勾結，夜間縱火焚燒全城，頓時大亂起來，袁部諸將不能存身，劈門而出，同左軍合營；左良玉部兵乘勢入城殺擄淫掠。袁繼咸於絕望當中準備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將張應元把他擄入舟中，袁繼咸一再投水自盡，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達自己並沒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繼咸一道東下「調護兵將」；監軍李猶龍也再三勸說徒死無益，不如見機行事。袁繼咸無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諸將約定嚴禁燒殺搶掠。[53]正當左軍由九江準備東下時，四月初四日左良玉「以久病之軀，慟潯變之慘，一時殞命」[54]，距九江之變只有三天。關於左良玉的統兵東下直到病死九江舟中，南明人士記載常有恕詞。如李清記：「繼咸正冠裳帶將就死。黃澍入署拜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密曰：『隱忍之，至前途，王陽明之事可圖也。』繼咸以為然，出城面責良玉。良玉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袁公！』嘔血數升，是夜死。」[55]談遷記：「左良玉兵至九江。袁繼咸過見於舟中，俄見岸上火起，報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良玉浩嘆曰：『此我兵耳，我負袁臨侯也。』嘔血數升，病遂革。」[56]從當時實際情況來看，左良玉早已成為一個擁兵割據的軍閥，勇於虐民，怯於大戰。他的統兵東下主要是避免同李自成率領南下的大順軍作戰，假借偽太子「密詔」赴南京「救駕」顯然是一派謊言，離開武昌時就大肆屠戮，對弘光朝廷任命的巡撫、總督等方面大員任意拘留，心目中既無朝廷，也無百姓。其直接後果是導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

  左良玉死後，部下諸將推其子左夢庚為留後，把袁繼咸拘禁在船中，繼續引兵東下，先後占領彭澤、東流、建德、安慶，兵鋒直抵太平府。[57]

  弘光朝廷接到上游督、撫、鎮臣關於左良玉叛變率師東下的報告，大為恐慌，馬士英決定由兵部尚書阮大鋮會同靖南侯黃得功、廣昌伯劉良佐以及池口總兵方國安等人組織堵剿。黃得功的軍隊被調到長江以南的太平府（府治在當塗，轄蕪湖、繁昌等縣），劉良佐軍部署於對岸江北。在清軍南侵，左良玉又順江內犯的形勢下，弘光帝曾經召對群臣，商討對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說：「左良玉稍緩，北尤急，乞無撤江北兵馬，固守淮、揚，控扼穎、壽。」弘光帝也認為江北兵馬不宜調離汛地太多，回答道：「劉良佐兵還宜留江北防守。」馬士英唯恐左兵至京，自己身家性命難保，氣急敗壞地指著姚思孝等人大罵：「爾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北，無死逆。」[58]馬士英明知這時清軍重兵已經進入江蘇北部，卻慫恿弘光帝手詔命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抽調兵馬過江拱衛南京[59]。史可法於四月初二日領兵過江，行至草鞋峽時得到報告黃得功等部已擊敗左兵。史可法請求入朝召對，面見弘光帝說明對社稷的主要威脅來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贊成從江北抽調大批主力去對付左軍。馬士英卻擔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後自己的首輔將保不住，加上清軍南下的消息日益緊迫，又建議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詔書後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磯，「南面八拜，慟哭而返」[60]。

  南京城中的情況也頗為微妙。在左部叛軍進逼池州，清兵大舉南下的危急關頭，弘光帝發出了「上游急，則赴上游；敵急，則禦敵」的旨意[61]，完全處於被動局面。馬士英、阮大鋮也明白無論集中兵力對付任何一方，南京都有陷落的危險。因此，他們暗中已做了擁兵出逃的準備，馬士英事先任命其次子馬鑾為京營總兵，以貴州兵為主掌握了一部分親信部隊；兵部尚書阮大鋮也「晝夜以兵環衛其私室，控弦被鎧，廂房書室中暗為衷甲」[62]。四月十四日，弘光帝召見大臣時，武英殿大學士王鐸竟然認為馬、阮組織抵禦左兵不力，請求讓他自己「領兵視師上江以遏左兵重敵」。由於「士英不肯謝此兵柄，遲之又二日矣」，王鐸急不可耐，又在十六日上疏說：「臣察得金山一帶西至龍潭，兵不滿七百，樞臣飾以為數十萬，此何時尚以此固寵誑君歟？」接著說：「時不能持久，使左之眾兵得乘勝順流而下，吾無類矣。今皇上以本兵（兵部尚書）印纛授臣，臣勉竭死力西上，以當其勢，以報朝廷。」[63]然而，一貫擁兵自重的馬士英和自詡知兵的阮大鋮豈肯把兵權拱手讓人？王鐸的自告奮勇也就不了了之。

  到1645年五月，清軍多鐸部占領南京、蕪湖等地，阿濟格部擊敗大順軍，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縣。左夢庚部下有總兵十員、兵卒數萬，既不敢迎擊西來的阿濟格軍，又不敢東下與多鐸部交鋒，甚至不願南下江西暫時避開清軍主力，竟於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東流的長江中率領部下兵馬向清軍阿濟格部投降[64]。同左夢庚一道降清的有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明朝江督袁繼咸在左夢庚武力裹脅下變成清方俘虜。他在五月二十日絕筆中寫道：「臣不即死江州，原欲從中挽救，以紓京師之急，幸已還師（指左軍西退），更欲再為聯結，以收桑榆之效。不意□（虜）追闖至潯，諸鎮甘負國恩，遣使投降，京師之危若累卵矣。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義，惟有矢文山之節，以一死報二祖列宗，且不敢負所學也。」[65]六月初三日，袁繼咸被脅迫往見清英親王阿濟格，長揖不拜，阿濟格極力勸他降清，「仍做九江總督」，遭到斷然拒絕，最後被押解到北京英勇就義。[66]

  第四節揚州失守

  清軍擊敗大順軍，占領陝西以後，攝政王多爾袞不失時機地著手部署主力南下。他任命了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67]等西北地方軍政官員從事善後事宜，把主要兵力集中於收取江南，統一全國的大業。弘光朝廷「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終於實現了，然而，朱由崧、馬士英、史可法既然怕引火燒身，在清軍主力西進時幸災樂禍，不敢派重兵北上山東、河南，這時，他們就只能自食苦果了。

  摧毀南明弘光朝廷的清軍實際上是三路齊頭並進。多鐸部由陝西出潼關，經洛陽東進至商丘，然後向南直趨泗州、揚州，進攻南京，得手後分兵攻取太平府（今安徽省當塗縣）、蕪湖，其主要對手是高傑部、劉良佐部、黃得功部明軍，是為中路。英親王阿濟格部尾隨李自成部大順軍由陝西商洛、河南鄧州，入湖北襄陽、荊州、武昌，直到江西九江一帶，除擊潰李自成帶領的大順軍外，乘勢解決左良玉部明軍，同多鐸部在今安徽省境內會師，是為西路。另一部清軍由原駐山東的固山額真准塔率領，南下徐州，沿運河水陸並進，收取宿遷、淮安、興化、通州（今江蘇省南通市）、如皋以及長江以北濱海地區，這支清軍攻擊的目標主要是劉澤清部明軍，是為東路。應當說，清廷動用的兵力是相當雄厚的。三月間，多鐸奏報：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馬抵達河南，「招降流賊鎮守河南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日率師南征」[68]。同月二十五日又報：「三月初七日，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兵部尚書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侍郎尼堪等統外藩蒙古兵由南陽路，三路兵同趨歸德。」[69]四月初五日，多鐸統大軍從歸德府南下，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三日清軍至泗州，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遂在這天晚上渡過淮河。

  在左良玉部東下、清軍南侵的緊急情況下，史可法驚慌失措，胸中漫無主見。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70]。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里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71]。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72]。實際上史可法節制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裡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日參加攻取揚州[73]。揚州城裡只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以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岐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岐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對於史可法的誓死不降，應當充分肯定他的民族氣節。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做了過分的渲染。縱觀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份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即以揚州戰役而言，史可法也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77]，給清軍重大殺傷，也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78]。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79]。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順治十年（1653）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冢，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80]於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總之，史可法的一生只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潔勤慎，二是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至於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並不值得過分誇張。明清易代之際激於義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為巨星，無非是因為他官大；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軍國重務上的決策幾乎全部錯誤，對於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清軍占領揚州以後，多鐸以不聽招降為由，下令屠城。他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的令旨中說：「昨大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嬰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於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為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鑑。」[81]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倖免於難者以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城中積屍如亂麻」[82]。王秀楚依據親身經歷寫了一本《揚州十日記》對清軍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揚州的暴行做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如二十七日，「殺聲遍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於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屍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83]。

  史可法犧牲了，在南明士紳中仍被視為抗清復明的英雄備受敬仰。洪承疇被清廷派到南京任招撫江南大學士時，有人在烏龍潭寫了一副對聯：「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84]1648年（順治五年）正月下旬在巢縣、無為州還發生了假借史可法名義起兵抗清的事。宣城人朱國材曾任史可法記室，清軍南下後他躲在巢縣某周姓人的家裡，「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閣部也，苦身勞形，志存恢復。今約會兵數萬，刻日齊集，大事可圖也。但機事貴密，不可輕泄。』」有鹽城起義失敗的厲豫避難巢縣，同朱國材結盟，以史可法的名義號召士民，正月二十五日集眾一千多人乘夜攻破巢縣，二十九日又攻克無為州。幾天以後，清援軍趕到，「獲賊首朱國材、厲豫，從賊者盡殲滅，仍誤殺良民無數」[85]。當朱國材冒充史可法號召反清復明之時，巢縣生員祖謙培、無為州生員沈士簡等十餘人都「頭巾藍衫」前往謁見，共圖義舉，後來遭到清政府的無情鎮壓。[86]這個「偽史閣部案」說明史可法在南明紳民中享有很高的聲望。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幾乎毫無鬥志，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高傑部官軍在其子興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總兵李成棟等帶領下先後降清；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東平侯劉澤清在清軍南下時，「將原管淮陽十四州縣土地、人民、兵馬、錢糧留交總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東總督王永吉、總漕都御史田仰等帶著一批文武官員乘船逃往海上。這時南京已經陷落，清固山額真准塔統偏師由山東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領徐州，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遷、睢寧、沭陽、桃源、清河等縣，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撫趙福星派人持書信往海上招降劉澤清等人。劉澤清即在閏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87]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88]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何況還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的叛變投降。弘光五大藩鎮這樣望風而降，並不是兵將不堪一戰，而是他們憑藉「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集團，有挾制朝廷之心，無忠貞報國之志。他們所關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後來展開的歷史場面表明這五藩下的總兵李成棟、李本深、金聲桓、李國英、田雄、馬得功、徐勇等人都擁有相當的戰鬥力，他們為清廷征戰時往往發揮出超越滿軍的作用。李成棟、金聲桓等舉兵反清時，滿洲貴族也視之為畏敵。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這個歷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第五節弘光帝出逃和清軍占領南京

  揚州失守，史可法殉難的消息傳到南京，弘光朝廷頓時陷入一片驚慌失措之中，朱由崧等人開初還對長江天險寄予希望。五月初五日，清軍進抵長江北岸，初九日多鐸命梅勒章京李率泰帶領南明降將張天祿、楊承祖等部於黎明時分在瓜洲以西十五里處乘船渡江，在金山擊敗明防江水師鄭鴻逵軍，隨即登上南岸，占領鎮江，後續滿、漢官兵先後渡江。[89]初十日，弘光帝僅同馬士英和少數宦官商議後，連朝廷其他公卿大臣也不告知，更不做任何部署，就在凌晨離城出逃。[90]

  天亮以後，南京城內的官紳軍民聽說皇帝和首席大學士已經逃走，立即亂成一團。一些百姓擁入獄中，把自稱「崇禎太子」的少年請出來登武英殿即位，年號仍稱崇禎十八年。然而，以南京守備勛臣忻城伯趙之龍為首的勛戚大臣卻決定降清，派人前往清營接洽。據當時在城中的兵科右給事中吳適記載，十四日午後清軍先鋒數十騎直抵洪武門外，忻城伯趙之龍、保國公朱國弼齎降表由城牆上縋下往清營接洽投降事宜。十五日，多鐸率清軍主力進至南京城外，趙之龍、朱國弼同魏國公徐久爵，隆平侯張拱日，大學士王鐸、蔡奕琛，禮部尚書錢謙益，左都御史李沾等三十餘名高官顯貴大開城門，出迎於郊。[91]清兵進城搜索警戒後，十七日多鐸才進入南京，隨即把南京城中東、北兩區漢族居民盡行驅出，供清軍居住。[92]

  上文已經指出，按明朝永樂以後的兩京制度，在南京掌握實權的三個人是南京兵部尚書、守備南京勛臣、鎮守南京太監；其他勛臣和六部、都察院大臣不過虛有其名。魏國公雖然是開國第一功臣徐達的後代，只是在各種典禮時排班居首，擺擺樣子罷了。決策降清的正是守備南京勛臣趙之龍，他在弘光出逃後，立即派兵驅散擁立偽太子的百姓，同時大張告示宣布向清軍獻城。張怡記載，崇禎末年「陪京缺守備勛臣，部推忻城伯趙之龍。陛辭日，上賜坐、賜茶，東宮、二王侍。上曰：『留都根本重地，朕已簡用二人，一為司禮太監韓贊周，此人忠誠勤慎，足當守備之任；一為兵部尚書史可法，朕未識面，然人爭言其材，朕亦詗得之。今得卿而三，朕無憂矣。然贊周掃除長耳，可法起家孤寒。若卿與國休戚，較二臣更異，知必盡心，副朕委任也。』其後可法、贊周皆竭忠死事，而賣盧龍一道者，即與國休戚者也，傷哉！」[93]明朝的勛臣主要是開國與靖難功臣的後裔，這些嬌生慣養的貴族子弟只知託庇祖宗餘蔭，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一旦國難當頭，除個別稍有志節者以外，大抵是身家之念重於國家，賣降恐後勢在必然。崇禎帝固然看錯了人，但即便另派一名勛臣守備南京也不大可能出現什麼奇蹟。韓贊周在清軍進入南京後自殺，但他的情況同趙之龍不同。弘光既立，他的地位就被深受朱由崧寵信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盧九德取代。盧九德則投降了清朝，順治三年底他仍想按明朝舊例督理蘇杭織造為清廷統治者效犬馬之勞。不料碰了一鼻子灰，清廷諭旨說：「盧九德不當列名疏內，況秉筆太監本朝無此職銜，著削正嚴飭。」[94]

  南京作為朱元璋開國之地、明朝兩京之一，自從大順軍攻克北京以後，有的人把它看成復興的中心，有的人則把它視作苟且偷安之所，僅僅一年就這樣糊裡糊塗地淪陷了。周在浚作《台城晚眺》一詞云：「縱步且閒遊，禾黍離離滿目秋。玄武湖中風浪起，嗖嗖，虎踞龍盤一夕休。江水不知愁，猶自滔滔日夜流。更有無情天畔月，悠悠，曾照降幡出石頭。」[95]江山依舊，人物全非，寄託了幾分悲憤、無限哀思。

  從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到次年清軍占領南京，明朝的文官武將絕大多數好像蓬草一樣隨風而轉。大抵而言，風雲氣少，兒女情多。這同明後期吏治的腐敗有密切關係。然而，當歷史處於大轉折時期各種人物的表現往往顯得千差萬別，很難準確地納入一定的模式。張怡記載，「清兵入城，百官爭投職名求用，前定北來諸臣之罪喙長三尺者，至是膝軟於綿，面厚於鐵，不自覺矣」[96]。張怡身經兩京之變，都未出仕「新」朝，發表一通誅心之論自在情理之中。但是，正如我們不能把大順軍占領北京後投降的明朝官員貶之為「從賊」或贊之為「參加農民革命」一樣，降清的官員也不能一概而論。錢謙益就是一個相當特殊的例子。弘光朝兵科右給事中吳適記載，他在五月十三日「晚晤少司馬梁眉吾（雲構），知文武大臣已修降表赴大清軍矣。十四日大雨，訪宗伯錢謙益，不晤，但令人傳語：『宜速往浙中擇主擁戴，以圖興復。』余笑謝之」[97]。這說明他列名降清時，仍寄希望於興復明朝。降清後他除了向多鐸獻上禮物，還親自寫信勸江南士紳歸附清朝：「錢謙益首樹降旗，素與受茲（中書舍人王介福字）善，謂之曰：婁東汝故土，當疾馳歸，以戶籍獻，大官可得矣。」[98]祁彪佳在日記中也寫道：「六月初五日，抄錢牧齋手書數通，稱北兵為三代之師，諄諄勸邑中歸順。」同月十一日項下，他又記了這樣一條：「先是，錢牧齋有密啟上潞藩。」[99]意在擁戴朱常淓。兩三個月後，他給臭名昭彰的馮銓（時任清內院首席大學士）[100]寫信，「言安輯江南事宜，內有招撫阮大鋮之語」。清廷對這封信頗為重視，交給即將出任招撫江南總督軍務的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抄錄一份。[101]這就是後來清方錄用阮大鋮的緣由。南明一些史籍（如錢秉鐙《所知錄》等）都說阮大鋮降清是馮銓薦引，卻不知道居中引線搭橋的卻是這位東林巨子。錢謙益降清後被挾持北上，清廷授予其禮部侍郎的官職，一年後告病回籍。這以後長期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屢冒殺身之禍。歸莊在《祭錢牧齋先生文》中寫道：「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談?從容，剖腸如雪，吐氣成虹。感時追往，忽復淚下淋浪，發豎鬔鬆。窺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蓋，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齎志以終。」[102]這段話是比較公正的。關於錢謙益晚年致力於復明活動下文還將提到，當然不可能全面敘述。

  第六節弘光帝被俘

  五月初十日夜間，朱由崧同馬士英等逃出南京後，原來的意圖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經溧水縣時遭到當地土兵的攔截搶掠，混亂之中，馬士英的兒子馬鑾[103]帶領勇衛營兵擁簇著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當塗），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閉門不納，又轉入蕪湖投靠靖國公黃得功[104]；馬士英則以隨身兵力護衛皇太后鄒氏輾轉赴杭。鑑於各種野史對弘光和鄒太后失散情況多有訛誤，這裡引用黃道周的兩段記載以昭信史。

  黃道周在奏疏中說：「恭聞皇太后陛下自五月十一日與聖駕分離，南渡溧水，過獨松關，遂涉餘杭，東至臨安。」[105]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寫道：「實五月十有一日上與慈禧宮（鄒太后）同出都門，馬輔以其母與聖母同為乘輿，渡溧水，為土兵所掠。馬輔之子統家兵八千人遽擁上西行。馬家父子知之，上與慈禧宮邈然不知也。抵杭之日，諸士民從馬輔求聖駕，馬輔但云：『聖駕親征，早晚奏捷，何皇皇為？』熊給事雨殷就坐中責馬輔：『親征重事，何首輔不知，而專屬之乃子？』俛首無以應也。」[106]可見馬士英是同弘光帝、鄒太后一道逃出南京，行至溧水後才東西分竄。某些史籍記初十日晚上朱由崧在太監盧九德的唆使下秘密出逃，馬士英、阮大鋮第二天早晨才得知皇帝跑了，匆忙收拾細軟逃離南京，是一種訛傳。[107]

  黃得功在擊敗東犯的左夢庚軍後領兵屯駐於蕪湖，對京城的變故一無所知，皇帝的突然駕到使他大吃一驚。問明緣由後，他不勝感慨地說：「陛下死守京城，以片紙召臣，臣猶可率士卒以得一當。奈何聽奸人之言，輕棄社稷乎！今進退無據，臣營單薄，其何以處陛下？」[108]儘管他已經意識到朱由崧張皇失措，無可救藥，仍然決定效忠到底，把這位昏聵的皇帝迎接進自己的軍營。據說，弘光在蕪湖曾下詔「鄭彩、黃蜚、方國安、杜弘域、卜從善皆晉伯爵，大鋮、大典拜左、右相，共統師扈上迴鑾，復為守御（南京）計。然已無及矣」[109]。

  清軍統帥多鐸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會放過。進南京後即命剛剛投降的劉良佐率領部卒充當嚮導，派多羅貝勒尼堪，護軍統領圖賴，固山額真阿山，固山貝子吞齊（後文屯齊）、和托等領兵經太平追至蕪湖。[110]在劉良佐現身說法的招誘下，加上滿洲重兵壓境，黃得功部下將領田雄、馬得功決定降清。黃得功不知軍心已變，把劉良佐派來招降的使者處斬，引兵出戰。叛軍趁黃得功不備，暗中猝發一箭，射中得功喉部。黃得功自刎而死。[111]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獻給清方。有一種記載描寫了當時的場面：「田雄負弘光皇帝於背，馬吆喚（馬得功的外號）執弘光二足。弘光慟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齧田雄項肉，流血漬衣。」[112]

  至於朱由崧被俘的時間，據顧景星記黃得功事云：「大清王師奄至，公中流矢，仰天自剄，五月二十八日未時也。」[113]如果記載無誤，弘光當在同日被俘。但是，《明季南略》卷四《劉良佐挾弘光回南京》條卻說：「二十四日乙巳，劉良佐以弘光到，暫停天界寺。」同書《弘光拜豫王》條內又記：「五月二十五日丙午，……弘光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清世祖實錄》卷十七僅依據奏報記「縛福王及其妃來獻」，沒有具體月日，也未提及太后，事實上鄒太后當時在杭州，《明季南略》所記肯定有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