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弘光政權的瓦解（1）

  第一節南渡三案——大悲、偽太子、「童妃」

  朱由崧既以親藩得繼大統，對於最具帝位繼承人資格的崇禎三子自然唯恐其不死。早在甲申七月間就僅僅依據一個卑微小官（未到任之陽春縣典史顧元齡）的傳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經遇害。[1]弘光元年（1645）二月正式下詔「諡皇太子慈烺曰獻愍，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2]，藉以掩人耳目，杜絕民望。實際上，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禎帝三個兒子的下落。儘管在1644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號稱「朱三太子」的案件層見迭起，但唯一可以相信的是定王朱慈煥長期隱姓埋名，充當私塾教師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東汶上縣被清政府捕獲，全家處斬[3]。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挫敗了某些東林—復社人士擁立潞王朱常淓的計劃。圍繞帝位的鉤心斗角，並沒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國一年之內，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偽太子、「童妃」三大案。這三個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卻都貫串著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政治背景。

  一、大悲案。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個和尚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親王，從兵亂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員審訊他的來歷，大悲起初信口開河說崇禎時封他為齊王，他沒有接受，又改封吳王。聲稱「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見他語無倫次，形跡可疑，嚴加刑訊，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蘇州為僧，確實是個騙子。經過九卿科道會審後，將大悲處斬。[4]

  二、假太子案。1644年十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僕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份，少年自稱是皇太子。抵南京後，高夢箕難辨真假，急忙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這少年經常招搖於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弘光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這個少年從浙江金華到了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5]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大學士王鐸曾經擔任東宮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他在奏疏中說：

  臣一見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豈其然乎？」臣同舊禮部尚書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例當考滿升蔭，為妒者沮之。尚記先帝東宮大目方顙，高聲寬頤，厚背首昂，行步莊，立度肅。今臣立於面前曰：「汝識我不？」應曰：「不也。」曾謂三年侍班幾之離者二尺有咫而不識臣為誰耶？臣已確知其偽矣。臣又問：「講書在何殿？」曰：「文華。」豈知其在端敬殿也。又問：「几上位置何物？」臣暗記其有講讀數目十個算子，乃竟懵懵罔知也。臣大怒……即昌言告諸臣曰：「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確確可憾……」大咤曰錦衣衛命左右即縛之。無幾何，此子乃垂涕長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贗質，不過為人所玩弄，徒以此恐喝於諸侯耳。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陽人，父純，母徐氏，有引小人者陰以誑誘。」[6]

  王鐸會同群臣審視後的奏疏是相當可信的。我們不應忽視，弘光立國之時許多官員曾經在崇禎朝廷上任職，見過太子朱慈烺的並不止他一個。如曾經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他們看了偽太子之後都不認識[7]；弘光帝「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認。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於是群疑稍解」[8]。時任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的黃道周記載：「王之明者，頑童，故駙馬都尉王昺之侄孫，途窮附高鴻臚之仆穆虎者欲南趨苟活，而穆虎居為利，遂謂子輿復出也。廷詰之日，諸講官侍從諗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輒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9]從現存史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員都知道北來「太子」純屬假冒，沒有人提出過異議。問題是這件事直接牽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於是圍繞著「太子」的真偽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將中掀起了一片喧譁。弘光朝廷越說是假，遠近越疑其真。這事一直鬧到清軍占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10]

  三、「童妃案」。這個案件的大致情況是：1641年（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殺，世子朱由崧僥倖逃出。經過長期顛沛流離之後，忽然時來運轉被擁戴為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朱由崧）的繼妃，亂離中與朱由崧失散。越其傑和廣昌伯劉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報，一面派人護送來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認，宣布童氏為假冒。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詔獄由錦衣衛審訊。童氏自述「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齧臂為記，今在寧家莊」[11]。朱由崧批駁道：「朕前後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諡。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12]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按明朝典制，親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員行冊封禮。《明熹宗實錄》載，天啟二年十月傳制遣「工科給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齡封福府德昌王由崧並妃黃氏」[13]。童氏稱入宮邸時朱由崧有東、西二宮已屬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麼「曹內監」為她舉行冊封禮。朱由崧沒有兒子，「玉哥」「金哥」之說也是空穴來風。一些史籍記載，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員紛紛拜謁，她舉止輕浮，毫無大家風範，「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14]。童氏一案與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肯定她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禎十四年河南巡撫高名衡題本內明白說過「世子繼妃李氏」於洛陽城破之時投繯自盡），後來某些野史又說她是誤認（如說她原為周王宮妾，或說是邵陵王宮人），也有揣測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時曾與之同居，但這些說法同童氏自己編造的經歷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無論童氏是冒充，是誤認，還是與朱由崧有過一段舊情，都不應成為南明政局的焦點。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囂一時，實際上是某些東林—復社黨人在幕後掀風作浪。歷史上無賴之徒冒充頭面人物屢見不鮮，即以南明來說，永曆初也出現了假弘光帝（一個和尚）騙得許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沒有像弘光一朝這樣鬧得烏煙瘴氣。究其根源，正在於東林—復社中的一些骨幹分子視「門戶」「聲氣」重於國家、社稷，他們愛走極端，甚至唯恐天下不亂。在這些人看來，福藩繼統等於萬曆以來自己在黨爭中最大的失敗，因此一遇風吹草動，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罷休。人們常常受舊史籍影響，以為東林—復社人士大體上都是骨鯁正直之人，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團體，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於明末東林—復社名滿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勢力，許多熱衷名利的人也混跡其間，變成一個大雜燴。東林—復社人士的「別正邪、分賢佞」實際上是自封「正人」「君子」，為獨攬朝政造輿論。由於他們當中的骨幹分子為奪取權力往往採取陰謀手段，難以弄清詳細情況，但對弘光帝進行人身攻擊，借「三案」大肆發揮的都是自命為東林—復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浙東史派的創始人黃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撰寫的《弘光實錄鈔》以「國史」自居，對弘光迎立做了如下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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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都之變，諸王皆南徙避亂。時留都諸臣議所立者。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賊中，以序則在神宗之後，而瑞、桂、惠地遠，福王則七不可（原註：謂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惟潞王諱常淓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是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武德道雷演祚。未定，而逆案阮大鋮久住南都，線索在手，遂走誠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欲使事出於己而後可以為功。乃使其私人楊文驄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文聰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數人，或曰：「福王也。」楊文驄見之，啟以士英援立之意，方出私錢買酒食共飲。而風色正順，遂開船。兩晝夜而達儀真。可法猶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鎮奉駕至矣。士英以七不可之書用鳳督印印之成案，於是可法事事受制於士英矣。[15]

  黃宗羲的這段記載許多地方不符合事實，比如派楊文驄攜帶空頭箋不問是哪位藩王迎來南京，擁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簡直是一派胡言。史可法在迎立問題上受了馬士英的欺騙確有其事，但說馬士英「用鳳督印印之成案」卻毫無意義，因為史可法的信如果是偽造的，蓋上鳳陽總督印也不起作用；史可法「七不可立」的信件落在馬士英手裡，不蓋鳳督印仍是個重大把柄。黃宗羲這段「高論」中關鍵是「或曰：福王也」。採取這種史筆實際意味著弘光帝是未經「驗明」的朱由崧「正身」。關於弘光太后，黃宗羲也恣意詆毀道：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間。太后張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年與帝相等，遭賊失散，流轉郭家寨常守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後士英挾之至浙，不知所終。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后之故也」。[16]他的弟子萬斯同深得老師真傳，昌言無忌地寫道：

  河南府（即洛陽）破時，福王為賊所啖，諸子未有存者。府中數宦侍逃至懷慶，無所得食。其中有福府伴讀李某者貌頗似福王次子通城王。乃相與謀曰：「諸王子不接外臣，誰能諦知？事在吾輩耳，何憂無食。」乃以通城避難聞於縣，遂達上（指崇禎帝）前。上深念叔父荼毒，世子已死，即以李襲福王爵。馬士英因立以為帝。其後太后至，弘光趨迎，屏人密語者久之，遂為母子。弘光在位且一年，不立後，與太后寢處如夫婦，初非蒸繼母也。童妃固通城王之元配，弘光固不令入宮，恐敗事也。[17]

  黃宗羲的好友林時對撰《南都三大疑案》說：

  洛陽既陷，福王常洵被闖賊所臨，宮眷逃竄。世子由崧得一護衛軍牽率過河，寓太康伯張皇親第，人無識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陳潛夫送至鳳督馬士英處，遂同四鎮擁立為弘光帝。登極後，太后亦自河北至。帝不出迎，群臣奉鳳輿至內殿下輿，帝掖後至殿隅，密語移時，群臣拱立以俟，秘弗聞。半晌始下拜慟哭，人皆疑揣。喬大理聖任先生在班行目擊者，曾面語余。或云：帝實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審理貌類，因冒認。語時戒勿泄，同享富貴。又云：入宮後，與帝同臥起。事真偽不可知，第來時既不迎，逾頃始拜哭。而出奔時又不同行，自往蕪湖就靖國，太后偕馬士英至浙，則事屬可駭。一疑案也。[18]

  再看另一復社人士錢秉鐙的說法：

  初，福世子沒，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撫鳳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雲有負博者，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耶？非德昌耶！但據王印所在以為世子耳。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徼援立之功。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諸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

  結論是：「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19]錢秉鐙的好友金堡也記載道：

  予聞弘光偽福邸也。福邸已被難，其妃有弟與一內侍偕走，詐稱福邸。既登極，內侍懼福不敢言。童妃至，偽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東林之局，遂使東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20]

  把上引黃宗羲、林時對、錢秉鐙、金堡的敘述聯繫到一起，分明看出這種流言蜚語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為突破口，徹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個異姓子弟的冒牌貨。言外之意，馬士英等「奸雄」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著潞王朱常淓這樣的正宗「賢王」不立，卻拉來一個身份不明的人擁上皇帝寶座，無怪乎要亡國滅祀了。

  鑑於黃宗羲創立的浙東史派對後世影響很大，而且他和門戶好友在當時興風作浪對弘光朝廷的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有必要揭穿他們散布的種種謊言。

  朱由崧確實是個昏庸荒淫的君主，但他的身份無可懷疑。老福王朱常洵的正妃鄒氏從未生子，朱由崧是側室所生庶長子。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二月，他十歲時封為德昌王[21]，後來因福藩無嫡子，被立為福世子[22]。1641年（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殺，朱由崧和嫡母鄒氏乘亂逃出，暫居於黃河以北的孟縣。同年河南巡撫高名衡向朝廷報告：「世子亦尚無子女，流離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誠可悲矣。」下文又詳細報告了從洛陽逃出的福府官員侍從共二百零九名，其中包括右長史、承奉副、典寶、典膳、黃服、隨侍司執事、書堂官、內執事，此外還有「王親」鄒存義（福王妃鄒氏之弟）等五人。[23]有這樣一大批王府官員和王親跟隨，要說朱由崧是個假冒的福王世子簡直是奇談怪論。何況崇禎十四年時福藩一敗塗地，生活無著，到處乞憐，誰也不會預測到他後來會入繼大統。崇禎帝對親叔的遇難深表關切，據弘光時吏部尚書（崇禎朝任刑部尚書）徐石麒的奏疏說：「福王殉難，先帝尚遣一勛臣、一黃門、二內侍驗審含殮。」[24]二月，命駙馬都尉冉興讓、司禮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標攜銀赴河南慰問福世子[25]。九月，「命福世子由崧還河南（指洛陽）」[26]。1643年（崇禎十六年）朱由崧襲封福王；洛陽再陷後，朱由崧逃到衛輝府[27]，因窮困潦倒曾經向潞王朱常淓借銀，後來又一道南逃淮安。這些材料都證明從洛陽被義軍攻破到崇禎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員從來沒有懷疑過朱由崧的福王世子身份。上文已經說過朱常淓是朱由崧競爭帝位的主要對手，如果朱由崧來歷不明，朱常淓絕不可能緘默不語。弘光初立之時，蘇松巡按祁彪佳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記載：「潞王承奉李君來晤，言今上（指朱由崧）遇難，潞藩周旋諸事。」[28]這就證明當朱由崧落難時，潞王深知其身份，曾經在生活上給以接濟。朱常淓通過他身邊的承奉大談當年舊事，意在表明自己不僅無意同血統更近的福藩爭奪帝位，還以過去有恩於「今上」希望得到應有的照顧。何況，弘光即位後封嫡母鄒太后的弟弟「鄒存義為大興伯，並予世襲」[29]，封原配黃氏兄弟黃九鼎為雒中伯、黃金鼎官都督同知[30]，這些「懿親」不可能不認識朱由崧。全祖望等人硬說朱由崧不准童氏入宮是怕暴露自己假冒的真相，在情理上根本講不通。

  黃宗羲等人最大的誣罔表現在對弘光皇太后鄒氏的造謠生非。從河南迎接到南京來的太后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原配鄒氏。鄒氏是明神宗在萬曆三十一年為朱常洵選的王妃[31]，按當時慣例，選後、妃的年齡都在十四五歲，鄒氏生年約在萬曆十七年（1589）左右，到1644年大概是五十五歲。甲申（1644）八月，大學士高弘圖奉命往廣陵驛迎接，隨行的幕客談遷記載：「恪恭仁壽皇太后鄒氏，福恭王之元妃也，於上為嫡母。」下面又引太后弟鄒存義敘述鄒氏輾轉流離的經過相當詳細。鄒太后到達南京時，弘光上迎箋中說「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閔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轄」[32]，足證鄒氏到南京時已是一位老嫗。時任工科都給事中的李清記，甲申八月辛未日，「皇太后至南京……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門內，各泣下」[33]。當時迎接太后的場面相當大，文武百官朝見的很多。後來弘光帝與鄒太后由南京出逃時本是一路，途經溧水遭亂兵阻截才各奔東西（詳情見下文）。鄒太后到達杭州後朝見過她的大臣也不少，只是又出現另一種謠言說鄒太后是馬士英的母親冒充的，這種謠言不值一駁，卻證明太后春秋已高。黃宗羲、林時對等人對弘光母子極盡誣衊之能事，絕不僅是「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而是在南明政權肇建伊始之時反對福藩繼統的一股暗流不擇手段展開的政治鬥爭。

  清人戴名世對這段公案做了以下論斷：「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於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至謂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為真後，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34]楊鳳苞也說：「及謂福王亦偽，乃出東林、復社愛憎之口」，「蓋阮大鋮欲盡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向後諸君子追憾其事，並恨王之任大鋮也。造言污衊之不已，復奮斷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詞爾。」[35]楊氏的基本論斷是正確的，但他認為這類謠諑蜂起乃「諸君子追憾其事」，恐怕未必。因為抓住偽太子、「童妃」案大鬧是在弘光在位時期，弘光朝廷的內部紛爭嚴重影響了自身穩定，無暇北顧，特別是一些東林—復社人士依附地處南京上游的世鎮武昌的軍閥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馬士英、阮大鋮明白要扼制住擁立潞藩的暗流，必須援引江北四鎮兵力做後盾。從這個意義上說，弘光朝廷遲遲未能北上進取，同東林—復社黨人的興風作浪有密切的關係。楊鳳苞還說：「明末南都之亡，亡於左良玉之內犯。」[36]左良玉的興兵東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順軍作戰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側」的旗幟卻同某些東林—復社黨人所造輿論一脈相承。

  上面批駁了黃宗羲、林時對、錢秉鐙等人的荒誕，並不是僅限於探討史料的真實性，更無意於鑽究宮闈秘事，而是說這三人的記載透露了弘光朝廷上黨爭的激烈情況。真正的策劃者未必是他們，因為弘光一朝黨爭鬧得勢同水火，而黃宗羲等人在當時朝廷上並沒有地位，掀不起那麼大的風浪。直至社稷傾覆，江山變色，東林—復社黨人仍把責任全歸之於弘光昏庸、馬阮亂政，自我標榜為正人君子，實際上他們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製造傾軋的能手，對弘光朝廷的覆亡負有直接責任。

  第二節睢州之變和史可法南竄

  弘光朝廷的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是「聯虜平寇」方針的主要倡導者和執行者。1644年十二月，赴北京「酬虜通好」的如意算盤遭到清方斷然拒絕，正使左懋第、副使馬紹愉被拘留，陳洪範回到南京，除了掩蓋自己暗中降清的種種無恥行徑以外，也報告了北使的失敗。史可法在奏疏中說：「向所望者，和議獲成，我因合敵之力以圖賊，而遂其復仇雪恥之舉。今使旋而兵踵至，和議已斷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今和議不成，惟有言戰。」[37]似乎他在考慮同清軍作戰了。然而，史可法的真實意圖仍然是儘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見，繼續一廂情願地謀求與清軍配合鎮壓大順農民軍。

  1645—1646年清軍南征圖

  1645年（弘光元年、順治二年）初，史可法親自安排了高傑率軍北上，這是弘光朝廷唯一一次向黃河流域推進的軍事行動。只是進軍的目的不是針對清廷，而是想在撲滅「流寇」中充當清軍的盟友。正月初九日，他奏稱：「陳潛夫（河南巡按）所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覃懷，欲往潼關，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來，刻日可至。據此，李際遇降附確然矣。況攻邳之日，未返濟寧，豈一刻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據虎牢；劉良佐貼防邳、宿。」[38]可見，史可法的部署是明軍北上至開封地區後即向西面滎陽、洛陽一帶推進。高傑出師時，也曾給駐守黃河北岸的清肅親王豪格寫信，信中說：「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齎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成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讎為亟。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逆成之首，哭奠先帝。……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剿闖，以成貴國恤鄰之名。且逆成凶悖，貴國所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39]高傑信中一再表達的「會師剿闖」顯然體現了史可法的意圖，以「分道入秦」夾攻大順軍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並非如清方指責的那樣「不出一兵一卒」，以便在幻想中的和談里給自己增添一點籌碼。可是，清廷征服全國的方針已經確定，根本不願考慮聯合南明的問題了。豪格在回信中乘機再次招降，而對「合兵剿闖」則不予理會，全信如下：「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欽差官遠來，知有投誠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剿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復。」[40]

  1645年（弘光元年）正月初十日，高傑同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帶領軍隊來到睢州。鎮守該地的明河南總兵許定國已經秘密同清方勾結，並且按照豪格的要求把兒子許爾安、許爾吉送往黃河北岸清軍營中充當人質。[41]高傑大軍進抵睢州使許定國惶恐不安，進退失據。他深知自己的兵力敵不過高傑，請求豪格出兵支援又遭到拒絕，只有橫下心來鋌而走險。他一面出城拜見高傑，謬為恭敬；一面暗中策劃對付辦法。高傑已經知道了許定國把兒子送入清營的消息，為防止他率領部下把睢州地區獻給清朝，想憑藉自己的優勢兵力脅迫許定國及其部眾隨軍西征。十二日，許定國在睢州城裡大擺筵席，名義上是為高傑、越其傑、陳潛夫接風洗塵。越其傑勸告高傑不要輕易進入睢州城，以防變生意外。高傑一介武夫，自以為兵多勢重，許定國絕不敢輕舉妄動，只帶了三百名親兵進城赴宴，越其傑、陳潛夫陪同前往。許定國事先埋伏下軍隊，用妓女勸酒，把高傑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發，把高傑和隨行兵卒全部殺害，越其傑、陳潛夫驚慌失措，逃出睢州。[42]第二天，高傑部眾得知主將遇害，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對軍民大肆屠殺，進行報復；許定國率部過河投降清朝。[43]

  高傑死後，軍中無主，部下兵馬亂成一團。黃得功等又想乘機瓜分高傑部的兵馬和地盤，雙方劍拔弩張。「時人為之語曰：誰喚番山鷂子來（高傑在農民軍中綽號翻山鷂），闖仔不和諧（黃得功號黃闖子）。平地起刀兵，夫人來壓寨（原註：邢夫人也），虧殺老媒婆（原註：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爺醉燒酒全不睬。」[44]史可法出兵配合清軍「討賊」的計劃全盤落空了，他十分傷心，親自趕往高軍營中做善後工作，立高傑子為興平世子，外甥李本深為提督，胡茂禎為閣標大廳（中軍），李成棟為徐州總兵。高傑妻邢氏擔心兒子幼小，不能壓眾，她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讓兒子拜史可法為義父。這本來是史可法增進同高部將士感情的一個機會，然而史可法卻因為高部是「流賊」出身，堅決拒絕，命高傑子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為義父。[45]由此可見史可法政治偏見之深和不通權變。

  二月間，史可法從徐州回到白洋口（今江蘇省宿遷市境洋河）。當時正值清軍主力在阿濟格、多鐸帶領下追擊大順軍，聚集於陝西，河北、山東、河南一帶的清軍並不多。例如，1645年正月奉命駐守山東的肅親王豪格在奏疏中報告許定國送兒子為人質後請他派兵渡河「衛其眷屬，臣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高傑統兵進抵睢州城外，許定國擔心脫不了身，派人請求豪格火速來援；豪格仍以「未經奉旨，不敢擅往」為由，拒不發兵。[46]清廷和豪格在這段時間裡表現出罕有的持重，證明阿濟格、多鐸兩軍西進後，清方在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東部兵力非常單薄。何況，清政府在畿輔、山西、河南、山東的統治尚未穩固，不僅曹州滿家洞等地的農民抗清活動如火如荼，士大夫中心向明朝的也大有人在。睢州之變，高傑作為一軍主帥遭暗算，他的部下實力並沒有多大損失。史可法本來應該趁高傑部將因許定國誘殺主帥投降清朝的敵愾之心，改弦易轍，做出針對清方的戰略部署，至少也應利用許定國逃往黃河以北，清軍無力南下的時機，穩定河南局勢。可是，他在高傑遇害後卻失魂喪魄，倉皇南逃。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當時正在史可法幕中，勸他「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47]，「一以退保揚州為上策」，即所謂：「左右有言使公懼，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48]這就是被許多人盛譽為「抗清英雄」的史可法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