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內治之腐敗及白蓮發捻之亂

  自乾隆中葉，至道、咸間，清代內治之腐敗，達於極度。雖無外患，亦不足以自保。蓋高宗習於汰侈，務為誇大，金川、緬甸、安南諸役，俱以苟且蕆事。而朝野莫敢直言，相尚以欺詐蒙蔽，積之既久，如癰決疣潰，所在皆患。而繼起者，復皆庸碌無能之輩，浸淫醞釀，愈引愈巨，清之祚幾斬焉。借非漢族出死力以維之，清之亡久矣。然當時政治之腐敗，不盡由於滿人，大小官吏，貪墨狼藉，十九皆漢人也。要亦以劫於滿人之威勢，其明知其不可，而不得不為之者，觀當時諸人之言論可見。

  《聖武記》（魏源）：「國朝軍需，固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朝廷軫念民艱，每站夫馬倍給雇價，然多供有司侵潤，未必寬差徭以實惠也。其見於趙氏翼《簷曝雜記》者曰：鎮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不先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而已加之賦，吏不肯減，遂沿為成例者。」

  《聖武記》，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書。清代思想家、史學家魏源（1794～1857）著。

  此僅指邊地言也，實則其時州縣侵蝕貪冒，所在皆是。洪亮吉《征邪教疏》言之：

  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既不能消弭化導於前，及事有萌櫱，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於為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為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既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恤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逮下，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府縣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即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

  章學誠《上執政論時務書》言之：

  近年以來，內患莫甚於蒙蔽，外患莫大於教匪，事雖二致，理實相因。……賊揚言官逼民反，九重既知之矣。夫由官逼民反觀之，則吏治一日不清，逆賊一日得藉口以惑眾也。以良民脅從推之，則吏治之壞，恐亦有類於脅從者也。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天下之患，莫患於知其不可，而群趨於不得不然之勢，今之州縣是也。……夫賊之反，以官逼為辭，而吏治之壞，又有不得不然之說。則吏治與寇患，相為呼吸，必當切究其故而急去之，斯非一切庶事可以從容待次第者比也。州縣倉庫空虛，緩急俱不可恃，此根本之說也。州縣典守皆不可信，一切留存預備之項，多提貯於司庫，此救弊而不揣其本者也。此猶未見寇患相與呼吸，其最與寇患相呼吸者，情知虧空為患，而上下相與講求彌補，謂之設法。天下未有盈千百萬已虧之項，只此有無出納之數，而可為彌補之法者也。設法者，巧取於民之別名耳。……蓋既講設法，上下不能不講通融。州縣有千金之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韋布書生，初膺民社，趨謁大吏，首請指揮，即令肩承前官累萬盈千虧項，責以分卯限年，設法彌補。強者欲矯名節而無從，弱者欲退初服而無路。惟有俯就羈勒，馳驅於習俗之中，久且心與之化，而不肖者之因以為利，又無論矣。……側聞所設之法，有通扣養廉，而不問有無虧項者矣。有因一州縣所虧之大，而分累數州縣者矣。有人地本屬相宜，特因不善設法，上司委員代署，而勒本員閒坐縣城，或令代攝佐貳者矣。有貪劣有據，勒令繳出贓金，而掩復其事者矣。有聲名向屬狼藉，幸未破案，而丁故回籍，或升調別省，勒令罰金若干，免其查究者矣。有[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20424146.jpeg" /]腴之缺，不問人地宜否，但能擔任彌補，許買升調者矣。……種種意料難測，筆墨難罄之弊，皆由設法而生。

  而洪以直言被罪，章言之亦不見聽。

  《清先正事略》（李元度）：「洪稚存先生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先生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又先生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事，成親王以聞，即日落職，交刑部治罪。奏上，免死，戍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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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稚存，即洪亮吉（1746～1809）清代文學家。字君直、稚存，號北江、更生居士。陽湖（今江蘇常州）人。著有《卷施閣詩文集》、《附鮚軒詩集》、《更生齋詩文集》、《北江詩話》及《春秋左傳詁》等。

  蓋清自和珅用事以來，上下相蒙，公私交困，非一日也。

  《上執政言事務書》：「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訖於嘉慶三年而往，和坤用事幾二十年，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由藩庫代支，州縣徐括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則今之盈千百萬所以干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縣向以狼藉著者，詢於舊治可知。而奸胥巨魁，如東南戶漕、西北兵驛，盈千累萬，助虐肥家，亦必可知。督撫兩司，向以貪墨聞者，詢於廷臣可知。聖主神明洞鑒，亦必有知其概者，此輩蠹國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釀；今之虧空，皆其所開。其罪浮於川陝教匪，駢誅未足蔽辜。」

  由嘉慶至道光，迭經內外禍亂，而其弊依然不改，且加甚焉。劉蓉致某官書曾痛言之：

  劉蓉（1816～1873），清代大臣、文學家。一作劉容，字孟蓉，號霞仙。湖南湘鄉人。曾與太平軍石達開部作戰，並俘虜、處死石。著有《養晦堂詩文集》、《思耕錄疑義》等。

  「今天下之吏亦眾矣，未聞有以安民為事者，而賦斂之橫，刑罰之濫，脧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國家牧民之吏，其始取之也，以記誦詞章，而不必有德行道藝之實；其職之也，以科條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愛之施；其課之也，以錢穀刑名，而不必有撫字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況夫科目之外，又雜以捐納之途，是驅之使責償於民，而肆其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又加以條例之煩，是借之使挾以為奸，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責以苞苴之私，是教之使斂怨於下，而快其溪壑之欲也。是以才者既盡其所欲為，而不顧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聽猾胥之所欲為，而因以便其私計。」「又有甚者，府史胥徒之屬，不名一藝，而坐食於州縣之間者，以千計。而各家之中，不耕織而享鮮美者，不下萬焉。鄉里小民，偶有睚眥之故，相與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為課績之重輕，而黜陟之典亂。今之小吏，以貨賄之盈虛，決訟事之曲直，而刑賞之權乖。」「州縣之中，稍有潔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無望夫官階之轉，而參劾且隨之。而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樂妻子，而升擢之榮，歲且數至。彼此相形，利害懸絕，彼廉吏者，名既無成，利亦弗就。而獨舍天下之所甚利，犯當世之所甚忌，此豈其情也哉！宜乎競通私賄，煽起貪風，雖或負初心，丐素守，然猶每顧而不悔者也。」「民之黠者，既巧為規避，而非法律所得制；富者，又得以獻納鬻免，雖罹禁網而不刑。是以法之所及，止於愚魯貧民；而豪猾者流，日寢饋於法禁之中，而常逍遙於文網之外。於是法律之施，不惟不足以整齊夫風俗，又且驅天下之風俗而益敗壞之。」「今天下僻遠之邑，綠林深密之地，盜賊群聚而據焉。大者以千計，小者亦以百計，造柵置寨，屠狗椎牛，晝則群飲於市肆，賭博叫囂，夜則劫掠於鄉村，縱橫騷擾。而鄉里莫之敢發，州縣莫之敢問，隸卒莫之敢攖者，誠畏其勢而無可如何也。夫國家治盜之法亦嚴矣，然而令行而禁不止，此其弊有二：一則縱賊以為利，一則諱盜以為功。今穿窬小賊，每流鄉里，惟強有力者，乃能自捕而解之縣。縣得民之資，而後系之，旋納盜之賄，而又出之。是故盜以囹圄為逆旅，而吏視盜賊猶客商，此所謂縱賊以為利之弊也。至其大者，則又修好於鄉里之民，以固其巢穴；締交於豪強之吏，以廣其羽翼。而勢焰既張，有司者熟視而莫敢發，苟發而不能捕，捕而不能獲，則參罰且隨其後。今一諱之，苟不至於劫財害命，則固可以幸旦夕之安，而不病於考成之法，此所謂諱盜以為功者也。」「往歲洋菸之禁初下，詔旨嚴切。有犯者，大則誅辟，小則流配，不三數日，而決遣已定。蓋國家立法之嚴，大吏奉法之亟，未有捷於此者。然當時吏旨胥役之徒，邊遠偏僻之邑，肆然犯禁，莫敢過而問焉。不數日而法禁漸弛，糾察漸惰，則城市都會間，蓋已有之。半年之後，上下相忘，而價值日廉於舊，若不知此之為禁者。則夫國家政令之不行，與其他良法美意之不克施於下，亦可見矣。」「今時弊之積於下者，不必盡聞於上。其聞於上者，又必再四詳慎，不甚關於忌諱，然後敢入告焉。公卿大臣，又必再三審處，不甚戾於成法，然後勉而行焉。則夫弊所及除之端，蓋無幾耳。而禁令之不行，抑又如此，則是天下之弊，終無釐革之日也。」

  故白蓮教、太平軍、捻軍之迭起為果，而官吏貪墨舞弊實為之因，此清室中葉以降之真相也。

  白蓮教者，《清朝全史》（稻葉君山）中謂：

  「白蓮教非始於清朝，元有樂城韓山童者，以其祖父所創之白蓮教，煽惑人民，焚香誘眾，倡言彌勒佛降生，白蓮教之名自此始。」「明天啟五年，白蓮會又蔓延於山東、直隸、河南、山西、陝西、四川等省。」「清之白蓮教教義，以禱告及念咒可以治病號召黨徒，與前明不異。」「白蓮教之是否邪教，殊未易言。支那民間信仰頗雜，必非出於儒、釋、道三教之一途，指人民之信仰即以為邪教，未得為當。究其真意，謂此種信仰稍帶有政治意味，未始不可。然事多出於變動之結果，不能歸罪於人民信仰，而在上者反卸其責而不問也。」

  肇端起於乾隆四十年，至嘉慶九年而事平，

  《聖武記》：「乾隆四十年，安徽劉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發，被捕，遣戍甘肅。復分遣其黨劉之協、宋之清授教傳徒，遍川、陝、湖北。日久，黨益眾，遂謀不靖，倡言劫運將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發生者，詭明裔朱姓，以煽動流俗。乾隆五十八年，事覺，復捕獲，各伏辜。嘉慶元年，湖北、四川教匪起，蔓延河南、陝西、甘肅，乘新政之宵旰，與五省環攻之兵力，且撫且剿，猶七載而後定。靖餘孽者又二載，先後糜餉逾萬萬金。」

  後又舉事於清宮。

  《清朝全史》：「嘉慶十八年，有極大膽之陰謀，破裂於北京宮廷。陰謀作於天理教徒，其時因政府對於白蓮教之法律過嚴，此乃其變名，實則仍為白蓮教也。」

  是亦可見其時人民仇滿之思想。而滿清之兵力亦由此而顯其不足恃，漢人之團練因之勃興，是則滿、漢勢力消長之關鍵，實在嘉慶初年矣。

  《清朝全史》：「嘉慶二年，德楞泰條呈堅壁清野之法。」「又有著名之合州知州龔景瀚條呈謂八旗官兵不可恃，其軍紀廢弛，所過地方受害甚於盜賊。」「嘉慶四年，嘗詔征黑龍江之兵，往返數千里，供應浩繁，水土不服，不熟賊情。計調一黑龍江之兵，可以募數十鄉勇，且可衛身家、免虜掠，當使嗣後鄉勇有功者，如八旗官兵保奏議恤，以收敵愾同讎之效。可知清廷意在節省經費，募集鄉勇，行德楞泰之策。自嘉慶元年至二年，四川一省鄉勇之數已越三十萬人。」「總之，無論為堅壁清野，或募集鄉勇，皆可證明滿洲常備軍不足以保障國家、維持社會也。」

  道光末年，各地土匪蜂起。而洪秀全所部，復明制，蓄髮以示敵清，清人謂之「發逆」。洪起兵四年，遂都江寧，建號太平天國。至同治三年六月，清兵克江寧，其事竟敗。

  《克復江寧折》（曾國藩）：「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者十二年，其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

  而其後復有捻軍。

  《湘軍記》（王定安）：「捻之患，不知其所自始。或曰：鄉民行儺逐疫，裹紙然膏，為龍戲，謂之捻。其後報仇嚇財，掠人勒贖，浸淫為寇盜。或數人為一捻，或數十百人為一捻，白晝行劫，名曰定釘。山東之兗、沂、曹，河南之南、汝、光、歸，江蘇之徐、淮，直隸之大名，安徽之廬、風、潁、壽，承平時在在有之。」「咸豐三年，洪秀全陷安慶，踞金陵，遣黨徇臨淮、鳳陽，出歸德以擾河朔，於是皖、豫捻患益熾。」

  《湘軍記》，記述清代湘軍歷史的史著。共二十篇，資料豐富，敘事詳備。清代學者王定安（生平不詳）著。

  又越數年，始平。捻為流寇，無宗旨，與太平軍殊。然其為清室政治不良造成禍亂之現象，則一也。

  太平軍之起，以推翻清室、倡行耶教為宗旨。

  《湘軍記》：「洪秀全者，廣東花縣人。少飲博無賴，敢為大言，粗知書，賣卜為活。聞妖人朱九濤倡上帝會，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之，以其術游廣西。桂平曾玉珩延為塾師，武宣蕭朝貴與貴縣石達開、秦日綱，皆師事秀全。秀全詐死七日，復甦，謬眾雲，上帝召我，有大劫，拜天則免。遂托泰西人所稱耶穌教者，造真言寶誥，謂天曰耶和華，耶穌為長子，秀全次子。其咒辭讚美上帝，以誑眾斂錢，男婦多信事之。」

  《清朝全史》：「洪秀全以嘉慶十八年生於廣東花縣，彼族實由嘉應州移來之客民也。身干長大，有雄姿，略識文字。其父名國游，母早死，頗信基督教。其後得香港美國宣教師羅把茲之教訓，然尚未受洗禮。未幾，彼忽組織上帝會，其黨與為馮雲山與洪仁玕。彼主張神聖之三位一體，即第一位為天父，第二位為基督，即天兄，而己則為天弟。」「咸豐元年正月，在大黃江自號太平王。閏八月，陷永安州，在此建立太平天國之國號，自稱天王。」

  世多稱其制度，

  《清朝全史》：「太平軍之軍制，其初甚為完備。洪王右手握劍，左手捧耶穌教之信條，專鼓吹全軍之勇氣。」「在1858年之末期，置籍太平軍者，有五十萬乃至六十萬之男子，其女子在五十萬以上。兵之訓練，就定營規條觀之，陣營中之教訓，並不懈怠。恪遵天命，熟讀天條讚美，男女兩營有別，禁吸阿片飲酒，約法極嚴。」「太平軍初頒之規條如左：（一）恪遵天令。（二）熟識天條讚美，早晚禮拜，以感謝頒布之規矩及詔諭。（三）因欲練成好心腸，不得吸菸飲酒；宜公正和平，毋得弄弊徇情，順下逆上。（四）同心合力，各遵有司，不得隱藏兵數及收匿金銀器飾。（五）男營與女營有別，不得授受相親。（六）宜熟諳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擂鼓之號令。（七）無事勿得過他營行別軍，以荒誤公事。（八）宜學習為官之稱呼問答禮制。（九）各整軍裝槍炮，以備急用。（十）不許謊言國法王章，訛錯軍機將令。」

  阿片，今通譯鴉片。俗稱大煙、煙土、阿片或阿芙蓉。

  且謂其能行共產主義，

  《清朝全史》：「統治軍政，天京分設男館女館，分前、後、左、右、中五軍。女館分八軍，軍有女軍師一人，下有女百長數十。此館之創置，一面預防逃亡，一面便於布教。咸豐三、四年，收容此館者共計二十四五萬人。對於城南之一般住民，行門牌制，凡男子自十六歲至五十歲者，為牌面，其餘曰牌尾，以便戶口稽查。而土地分給之制，則彼等所創造者也。癸丑三年 頒行之天朝田畝制度，分田為九等。每田一畝，以早晚二季出千二百斤者為上上田，出千一百斤者為上中田，以下遞減，出四百斤者為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照人口分給。受田之標準，男婦一人，每十六歲以上，受田；十五歲以下，給其半。若一家六人，三人受好田，三人受劣田，以一年為定。關於此制之精神，確有所在。彼雲天下之田，天下之人同耕之。此處不足，遷移彼處；彼處不足，遷移此處。又曰，凡天下之田，豐荒相通，此處若荒，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若荒，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之天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使地無不均勻，使人無不飽暖。此等理想之下，土地田畝不為私有，金錢不許私藏，故貯藏銀十兩、金一兩者為私藏犯法，須處罰雲。」

  然其理想單簡，務破壞中國從來一切制度，而未能得他國完美之法以為之導，故其法制可稱者止此。其後據地廣袤，日事兵爭，救死不暇，亦無復建設之力矣。

  因太平軍之反動，而滿洲之勢力益衰。湘軍崛起，以書生農夫，奮死與洪、楊角逐，而後滿洲之兵權幾完全歸於漢人之手。

  《湘軍記》：「自洪、楊倡亂，大吏久不習兵。綠營呰窳驕惰，聞徵調則驚號，比至前敵，秦、越、楚、燕之士，雜糅並進。勝則相妒，敗不相救，號令歧出，各分畛域，迄不得一兵之用。於是諸路將帥，頗厭徵調勞費，稍事招募。潮勇川勇，萌櫱漸起。然其人多遊民劇盜，剽悍繹騷，民尤患苦之。江忠源初創楚軍，劉長佑助之，挈其鄉人子弟，慷慨赴敵。始講節制，禁騷擾，義聲日起。其時草昧締構，實為湘軍濫觴。迨曾國藩以儒臣治軍長沙，羅澤南、王鑫皆起諸生，講學敦氣誼，乃選士人，領山農。滑弁游卒及市井無賴，擯斥不用。初立三百六十人為一營，已而改五百人為一營，營分四哨，哨官四人，統以營官。自兩營迄數十營，視材之大小而設統領焉。」「一營之中，指臂相聯，弁勇視營哨官，營哨官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其後湘軍戰功遍天下，從戎者日益眾。迨左宗棠、劉錦棠平秦、隴，率師出關，所部百數十營。雖號老湘營，間用他省人，錯雜其間。然其營制薪糧，猶遵循未改也。」

  淮軍繼之，參以西法，遂開近數十年軍閥之統系焉。

  《淮軍平捻記》（周世澄）：「淮軍之始也，於同治元年，其營制一準楚勇。」「淮軍之精於炮火也，以李公之雇募英、法弁兵教練洋槍隊始。李公初至上海，雇募英、法弁兵通習軍器者，仿照制辦，並令參將韓殿甲督率中國工匠，盡心學習。」

  《清朝全史》：「當時上海富商，組織一愛國會，各出軍資，使歐人助之，以防太平軍。美國人華爾及白齊文，受愛國會之囑託，於1860年6月募集歐人一百、馬尼亞人二百，攻擊松江。…『華爾轉戰浙江慈谿陣亡，白齊文後以不服從清吏而解職，英國陸軍少將戈登代之，統率常勝軍。」

  世謂湘軍之精神，在維持名教，

  《清朝全史》：「咸豐四年，曾國藩頒布討粵匪檄。……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以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致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湘中主將，皆系書生，只知中國固有之學問名教。曾之檄文，實湘軍之精神。彼指摘洪軍焚郴州之學宮、孔子之木主及十哲之兩廡等，謂孔子、孟子當痛哭於九泉，此語最為緊要。後日洪軍之政策，亦許讀孔孟書，以冀人心之和緩矣。……湘軍非勤王主義，亦非雷同性之侵略，意在維持名教。其最終之目的，即恢復異宗教之南京是也。是故湘軍可稱為一種宗教軍。」

  觀彭玉麟之宗旨，固可以見湘軍之動機。

  彭玉麟（1816～1890），清末湘軍將領，湖南衡陽人。字號，雪岑、雪琴。著有《彭剛直公奏稿》、《彭剛直公詩集》。

  《清朝全史》：「彭玉麟為長江水師之指揮者，三十餘年之久。當從軍之初，立二誓約：其一曰不私財，其二曰不受朝廷之官。咸豐十一年，授安徽巡撫，彼辭不受。同治三年，克復南京，賞一等輕車都尉世爵，加太子少保銜，續任為漕運總督，朝賞頻至，彼亦不受。彼上痛切之辭表曰：『臣本寒儒，傭書養母，咸豐三年母物故，曾國藩謬用虛名，強之入營。初次臣見國藩，誓必不受朝廷之官職，國藩見臣語誠實，許之。顧十餘年來，任知府，擢巡撫，由提督補侍郎，未嘗一日居其任。應領收之俸給及一切銀兩，從未領納絲毫，誠以朝恩實受，官猶虛也。』又曰：『臣素無室家之樂、安逸之志，治軍十餘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年於風濤矢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誠以親喪未終，出從戎旅也。既難免不孝之罪，又豈敢為一己之圖乎！臣嘗聞士大夫之出處進退，關於風俗之盛衰，臣既從軍，志在滅賊，賊既滅而不歸，近於貪位。夫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義。中興大業，宜扶樹名教，振起人心』雲。……彼擴張長江水師，使至一萬餘人。一切兵餉，以鹽稅及長江厘金稅充之，不煩戶部。亂平後，尚餘六十餘萬，報告兩江總督，寄託於鹽道之手，取其利息，加水師公費。彼曰：『予以寒士來，願以寒士歸也。』觀以上之事實，湘軍組織之動機，非對於朝廷之義務，又不為賞爵所激動，全由自衛之必要而起。然則洪軍之平定，樞紐於湘軍，與朝廷無涉，而朝廷之設施，直隔靴搔癢而已。」

  然亦足征吾國人之能力，雖以滿清之壓制，亦能崛起而大有為。惜乎，後來之淮軍，無此風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