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考證學派

  滿清中葉，考據之學大興，當時號為漢學。

  《近代漢學變遷論》（劉師培）：「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或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群書耳。」

  本書首發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江藩著《漢學師承記》，自康、雍至嘉慶間，學者略備。而道、咸以來之學者，其學派亦多演自乾、嘉，迄今猶有盛稱漢學者，其淵源不可不考也。劉師培著《近儒學術統系論》，先舉清國初之理學，後述雍、乾以降之經學，於各地方之風氣，條分縷析，頗簡而要。茲分錄之，以見清代學術變遷之概。蓋清初諸大儒，學行兼崇，固不分所謂漢、宋。

  《近儒學術統系論》：「明清之交，以浙學為最盛。黃宗羲授學蕺山，而象數之學兼宗漳浦，文獻之學遠溯金華先哲之傳，復兼言禮制，以矯空疏。傳其學者數十人，以四明二萬為最著；而象數之學則傳於查慎行。又沈畇、張履祥亦授學蕺山。沈畇與應[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20269142.jpeg" /]謙相切磋，黜王崇朱，刻苦自厲。而履祥之傳較遠，其別派則為向璇。呂留良從宗羲、履祥游，所學略與履祥近，排斥餘姚，若放淫辭。傳其學者，浙有嚴鴻逵，湘人有曾靜，再傳而至張熙。及文獄誕興，而其學遂泯。別有沈國模、錢德洪、史孝咸，承海門石樑之緒，以覺悟為宗，略近禪學。宗羲雖力摧其語，然沈氏弟子有韓當、邵曾可、勞史。邵氏世傳其學，至於廷采，其學不衰。時東林之學有高愈、高世泰、顧培，上承涇陽、梁溪之傳，講學錫山。寶應朱澤沄，從東林子弟游，兼承鄉賢劉靜之之學，亦確宗紫陽。王茂竑繼之，其學益趨於徵實。又吳人朱用純、張夏、彭瓏，歙人施璜、吳慎，亦篤守高、顧之學。順、康以降，其學亦衰。……孫奇逢講學百泉，持朱、陸之平，弟子尤眾，以耿介、張沐為最著。湯斌之學，亦出於奇逢，然所志則與奇逢異。……李顒講學關中，指心立教。然關中之士，若王山史、李天生，皆敦崇實學。及顧炎武流寓華陰，以躬行禮教之說，倡導其民，故受學於顒者，若王爾緝之流，均改宗紫陽。顒曾施教江南，然南人鮮宗其學，故其學亦失傳。……博野顏元，以實學為倡，精研禮、樂、兵、農。蠡縣李塨，初受學毛大可，繼從元說，故所學較元尤博。大興王源，初喜談兵，與魏禧、劉繼莊友善，好為縱橫之談。繼亦受學於元，故持論尤高。及元游豫省，而顏學被於南；塨寓秦中，而顏學播於西；及江浙之士，亦間宗其學。然一傳以後，其學驟衰。惟江寧程廷祚，私淑顏、李，近人德清戴望，亦表彰顏、李之書。舍是，傳其學者鮮矣。……太倉陸世儀，幼聞幾社諸賢之論，頗留心經世之術，繼受學馬負圖，兼好程朱理學。陳言夏亦言經世，與世儀同，世儀講學蘇松間，當時鮮知其學。厥後吳江陸耀、宜興儲大文、武進李兆洛，蓋皆聞世儀之風而興起者，故精熟民生利病，而辭無迂遠。……贛省之間，南宋以降，學風漸衰。然道原之博聞，陸、王之學術，歐、曾、王氏之古文，猶有存者，故易堂九子均好古文。三魏從王源、劉繼莊游，兼喜論兵，而文辭亦縱橫，惟謝秋水學宗紫陽，與陸、王異派。及雍、乾之間，李黻起於臨川，確宗陸學，兼侈博聞，喜為古文詞，蓋合贛學三派為一途。粵西謝濟世，黨於李黻，亦崇陸黜朱，然咸植躬嚴正，不屈於威武。瑞金羅台山，早言經世，亦工說經，及伊鬱莫伸，乃移治陸、王之學，兼信釋典，合淨土禪宗為一。吳人彭尺木、薛湘文、汪大紳，從台山游，即所學亦相近，惟羅學近心齋、卓吾。彭、汪以下，多宅心清淨，由是吳中學派，多合儒、佛為一談。至嘉、道之際，猶有江沅，實則贛學之支派也。……閩中之學，自漳浦以象數施教，李光地襲其唾餘，兼通律呂音韻，又說經近宋、明，析理宗朱子，卒以致身貴顯。光地之弟光坡，作《禮記述注》，其子鍾倫，亦作《周禮訓纂》，蓋承四明萬氏之學。楊名時受學光地，略師其旨以說經，而律呂音韻之奧，惟傳於王蘭生。又閩人蔡世遠，喜言朱學，亦自謂出於光地。雷鋐受業於世遠，兼從方苞問禮，然所學稍實，不欲曲學媚世，以直聲著聞。……自此以外，則湘有王夫之，論學確宗橫渠，兼信紫陽，與餘姚為敵，亦雜治經史百家。蜀有唐甄，論學確宗陸、王，尤喜陽明，論政以便民為本，嫉政教禮制之失平，然均躬自植晦，不以所學授於鄉，故當時鮮宗其學。別有劉原淥、姜國霖講學山左，李闇章、范鎬鼎講學河汾，均以宗朱標其幟，弟子雖眾，然不再傳，其學亦晦。此皆明末國初諸儒理學宗傳也。」

  《禮記述注》，研究《禮記》的舉要之作。在雜采前人著作的基礎上，刪繁就簡，加入作者自己的見解而成。為清代學者李光坡（1651～1723）所撰《三禮述注》之一。

  其後雖亦有祖述而私淑之者，然由理學而趨於考據。乾、嘉之際，漢學之幟，遂風靡一時，講求修身行己治國成人者之風，遠不如研究音韻、文字、校勘、金石、目錄之學者之盛。雖經學家有古文、今文，西漢、東漢之區別，然亦承乾、嘉之風而演進，仍以漢學相高，一涉宋、明心性之談，則相率而嗤之矣。

  《近儒學術統系論》：「理學而外，則詩文之學，在順、康、雍、乾之間，亦各成派別。然雕蟲小技，其宗派不足言，其有派別可言者，則宋學之外厥惟漢學。漢學以治經為主，考經學之興，始於顧炎武、張爾岐。顧、張二公，均以壯志未伸，假說經以自遣。毛大可解《易》說《禮》，多述仲兄錫齡之言。閻若璩少從詞人游，繼治地學，與顧祖禹、黃儀、胡渭相切磋。胡渭治《易》，多本黃宗羲。張弨與炎武友善，吳玉搢與弨同里，故均通小學。吳江陳啟源與朱鶴齡偕隱，並治《毛詩》、《三傳》。厥後大可《毛詩》之學，傳於范家相。鶴齡《三傳》之學，傳於張尚瑗。若璩《尚書》之學，傳於馮景。又吳江王錫闡、潘檉章，雜治史乘，尤工歷數，檉章弟耒，受數學於錫闡，兼從炎武受經。秀水朱彝尊，亦從炎武問故，然所得均淺狹。……別有宣城梅文鼎，殫精數學，鄂人劉湘奎、閩人陳萬策，均受業其門。文鼎之孫瑴成，世其家學。泰州陳厚耀，亦得梅氏之傳，而歷數之學漸顯。……武進臧琳，閉門窮經，研覃奧義，根究故訓，是為漢學之始。東吳惠周惕，作《詩說》、《易傳》，其子士奇繼之，作《易說》、《春秋傳》。棟承祖父之業，始確宗漢詁，所學以掇拾為主，扶植微學，篤信而不疑。厥後掇拾之學，傳於余蕭客；《尚書》之學，則江聲得其傳。故余、江之書，言必稱師。江藩受業於蕭客，作《周易述補》，以續惠棟之書。藩居揚州，由是鍾懷、李宗泗、徐復之流，均聞風興起。……先是徽歙之地，有汪紱、江永，上承施璜、吳慎之緒，精研理學，兼尚躬行，然即物窮理，師考亭格物之說，又精於《三禮》。永學尤博，於聲律、音韻、歷數之學，均深思獨造，長於比勘。金榜從永受學，獲窺禮堂論贊之緒，學特長於《禮》。戴震之學亦出於永，然發揮光大，曲證旁通，以小學為基，以典章為輔，而歷數、音韻、水地之學，咸實事求是，以求其原。於宋學之誤民者，亦排擊防閒不少懈。徽歙之士，或游其門，或私淑其學，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實學自鳴。由是治數學者，前有汪萊，後有洪梧；治韻學者，前有洪榜，後有汪有誥；治《三禮》者，則有凌廷堪及三胡。程瑤田亦深《三禮》，兼通數學，辨物正名，不愧博物之君子，此皆守戴氏之傳者也。及戴氏施教燕京，而其學益遠被。聲音訓故之學，傳於金壇段玉裁，而高郵王念孫所得尤精；典章制度之學，傳於興化任大椿。而李惇、劉台拱、汪中，均與念孫同里。台拱治宋學，上探朱、王之傳，中兼治詞章，雜治史籍，及從念孫游，始專意說經。顧九苞與大椿同里，備聞其學，以授其子鳳毛。焦循少從鳳毛游，時凌廷堪亦居揚州，與循友善，繼治數學，與汪萊切磋尤深。阮元之學，亦得之焦循、凌廷堪，繼從戴門弟子游，故所學均宗戴氏，以知新為主，不惑於陳言，然兼治校勘、金石。黃承吉亦友焦循，移焦氏說《易》之詞，以治小學，故以聲為綱之說浸以大昌。時山左經生有孔繼涵、孔巽軒，均問學戴震。巽軒於學尤精，兼工儷詞。嗣棲霞郝懿行，出阮元門，曲阜桂馥，亦從元游，故均治小學。懿行治《爾雅》，承阮元之例，明於聲轉，故遠邁邢《疏》。又大興二朱、河間紀昀，均篤信戴震之說，後膺高位，汲引漢學之士，故戴學愈興。別有大興翁方綱，與阮元友善，篤嗜金石。河南之儒，以武億為最善，億從朱門諸客游，兼識方綱，故說經之餘，亦兼肄金石，而金石之學遂昌。時江浙之間，學者亦爭治考證。先是錫山顧棟高從李黻、方苞問故，與任啟運、陳亦韓友善，其學均雜糅漢、宋，言淆雅俗。而吳人何焯，以博覽著名，所學與浙西文士近。吳江沈彤承其學，漸以說經。嘉定錢大昕於惠、戴之學，左右採獲，不名一師，所學界精博之間。王鳴盛與錢同里，所學略與錢近，惟博而不精。大昕兼治史乘，旁及小學、天算、地輿。其弟大昭，傳其史學。族子塘、坫，一精天算，一專地輿，坫兼治典章訓故。塘、坫之弟有錢侗、錢繹，兼得大昕小學之傳，而錢氏之學萃於一門。繼其後者，則有元和李銳，受數學於大昕；武進臧庸，傳其遠祖臧琳之學；元和顧千里，略得錢、段之傳，均以工於校勘，為阮元所羅致。嗣有長洲陳奐，所學兼出於段、王。朱駿聲與奐並時，亦執贄段氏之門，故均通訓故。若夫鈕樹玉、袁廷禱之流，亦確宗錢、段，惟所學未精。……常州之學，復別成宗派。自孫星衍、洪亮吉，初喜詞華，繼治掇拾校勘之學，其說經篤信漢說近於惠棟、王鳴盛。洪氏之子飴孫，傳其史學。武進張惠言久游徽歙，主金榜家，故兼言禮制，惟說《易》則同惠棟，確信讖緯，兼工文詞。莊存與與張同里，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義，兄子綬甲傳之，復昌言鐘鼎古文。綬甲之甥，有武進劉逢祿、長洲宋翔鳳，均治《公羊》，黜兩漢古文之說。翔鳳後從惠言游，得其文學，而常州學派以成。……皖北之學，莫盛於桐城。方苞幼治歸氏古文，托宋學以自飾，繼聞四明萬氏之論，亦兼言《三禮》。惟姚范校核群籍，不惑於空談。及姚鼐興，亦挾其古文宋學，與漢學之儒競名。繼慕戴震之學，欲執贄於其門，為震所卻，乃飾漢學以自固，然篤信宋學之心不衰。江寧梅曾亮、管同，均傳其古文。惟里人方東樹，作阮元幕賓，略窺漢學門徑，乃挾其相傳之宋學，以與漢學為仇，作《漢學商兌》。故桐城之學自為風氣，疏於考古，工於呼應頓挫之文，篤信程、朱，有如帝天，至於今不衰。惟馬宗璉、馬瑞辰間宗漢學。……浙中之士，初承朱彝尊之風，以詩詞博聞相尚；於宋代以前之書籍，束而不觀。杭世駿興，始稍治史學。趙一清、齊召南興，始兼治地理。惟餘姚、四明之間，則士宗黃、萬之學，於典章文獻，探討尤勤。鄞縣全祖望，熟於鄉邦佚史，繼游李黻之門，又從詞科諸公游，故所聞尤博。餘姚邵晉涵，初治宋明史乘，所學與祖望近，繼游朱矽、錢大昕門，故兼治小學。會稽章學誠，亦熟於文獻，既乃雜治史例，上追劉子玄、鄭樵之傳，區別古籍，因流溯源，以窮其派別。雖游朱矽之門，然所學則與戴震立異。及阮元秉鉞越省，越人趨其風尚，乃轉治金石、校勘，樹漢學以為幟。臨海金鶚，尤善言《禮》；湖州之士，亦雜治《說文》古韻，此漢學輸入浙江之始。厥後仁和龔麗正，婿於段玉裁之門，其子自珍，少聞段氏六書之學，繼從劉申受游，亦喜言《公羊》；而校讎古籍，又出於章學誠；矜言鐘鼎古文，又略與常州學派近。特所得均淺狹，惟以奇文聳眾聽。仁和曹籀、譚獻，均篤信龔學。惟德清戴望，受《毛詩》於陳奐，受《公羊》於宋翔鳳，又篤嗜顏、李之學，而搜輯明季佚事，又與全、邵相同。雖以《公羊》說《論語》，然所學不流於披猖。近人俞樾、孫詒讓，則又確守王、阮之學，於訓故尤精。定海黃氏父子，學糅漢宋，尤工說禮，所言亦近阮氏，然迥與龔氏之學異矣。……江北、淮南之士，則繼焦、黃而起者，有江都凌曙。曙問故張惠言，又游洪榜之門，故精於言《禮》，兼治《公羊》，惟以說《禮》為本。時阮元亦鄉居，故漢學益昌。先大父受經凌氏，改治《左傳》。寶應劉寶楠，兼承族父端臨之學，專治《論語》。別有薛傳均治《說文》，梅植之治《穀梁》。時句容陳立，丹徒汪芷、柳興宗，旌德姚佩中，涇縣包世榮、包慎言均寓揚州；山陽丁晏，海州許桂林，亦往來邗水之間。立受學凌氏，專治《公羊》。芷治《毛詩》。興宗通《穀梁》。佩中治漢《易》。世榮治《禮》，兼以《禮》釋《詩》。慎言初治《詩》、《禮》，繼改治《公羊》。桂林亦治《穀梁》，尤長曆數。晏遍說群經，略近惠棟。然均互相觀摩，互相討論，故與株守之學不同。甘泉羅士琳，受歷數之學於桂林，尤精數學。時魏源、包世臣亦縱游江淮間，士承其風，間言經世，然仍以治經為本。……燕京為學士所薈萃。先是大興徐松，治西北地理；壽陽祁韻士，兼考外藩史乘。及道光中葉，浸成風會。而韻士之子雋藻，兼治《說文》，驟膺高位。由是平定張穆、光澤何秋濤均治地學，以小學為輔，尤熟外藩佚事，魏源、龔自珍亦然。故考域外地理者，必溯源張、何。至王筠、許瀚、苗夔則專攻六書，咸互相師友，然斯時宋學亦漸興。……先是贛省陳用光，傳姚鼐古文之學派，衍於閩中粵西，故粵西朱琦、龍翰臣均以古文名。而仁和邵懿辰、山陽潘德輿均治古文理學，略與桐城學派相近。粵東自阮氏提倡後，曾釗、侯康、林伯桐均治漢學，守阮氏之傳。至陳澧遂雜治宋學。朱次琦崛起，漢、宋兼采，學蘄有用。曾國藩出，合古文理學為一，兼治漢學，由是學風驟易。黔中有鄭珍、莫友芝，倡六書之學，兼治校勘。至於黎庶昌，遂兼治桐城古文。閩中陳壽棋，確宗阮氏之學，其子喬樅雜治今文《詩》。至於陳捷南，則亦兼言宋學。湘中有鄧顯鶴，喜言文獻。至於王先謙之流，雖治訓故，然亦喜言古文，是皆隨曾氏學派為轉移者也。惟湘中有魏源，後有王闓運，均言《公羊》，故今文學派亦昌，傳於西蜀、東粵。」

  《周易述補》，《易》學著作。清代乾嘉學派創始人惠棟（1697～1758）一生治《易》，著有《周易述》。但未竟而卒。清代學者江藩（1761～1830）和李松林（生平不詳）分別各自補之，並均以《周易述補》之名刊行。

  郝懿行（1757～1825），清代經學家、訓詁學家。號蘭皋，山東棲霞人。著有《爾雅義疏》、《春秋說略》、《山海經箋疏》、《易說》、《書說》、《詩說》、《禮記箋》等。

  漢學家之弊，方東樹《漢學商兌》言之詳矣。要其人所自稱許者，無過於徵實。

  《漢學商兌》，批評漢學、維護宋學的專著。清代學者方東樹（1772～1851）撰。

  《近代漢學變遷論》：「江、戴之學，興於徽歙，所學長於比勘，博征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為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徵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錢，於地輿、天算各擅專長，博極群書，於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學，溯源戴君，尤長訓故，於史書諸子，轉相證明，或觸類而長，所到冰釋；即凌、程、三胡，或條例典章，或詮釋物類，亦復根據分明，條理融貫，恥於輕信而篤於深求。徵實之學，蓋至是而達於極端矣。」

  近人尤盛稱其治學之法，謂合於西洋之科學方法。實則搜集證佐，定為條例，明代學者已開其端，非清人所得專美。

  《毛詩古音考序》（明陳第）曰：「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毛詩古音考序》（焦竑）：「李立作《古音考》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為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為旁證。」

  雖科條精密，後勝於前，然其能成為科學者，自文字、音韻外，初不多覯也。高郵王氏校訂群書，最稱精善，然其法大抵先取宋人所輯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玉海》等書，比其異同，即據為己意，先立一說，而後引類書以證之。如

  《讀書雜誌·逸周書第二》（王念孫）：「『辟開修道。』念孫案：辟開修道，文不成義。開本作關，辟關修道，皆所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也。俗書關字作閞，[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20272458.jpeg" /]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並作辟關。」 又「『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利。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即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利。」「《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億有八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抄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並同。」「《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字，而今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夏秋冬』。」

  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恃宋人之類書以講漢學，謂是即超過宋人，不知在宋時其書本不誤，自亦不必有校勘之學矣。漢學家所尚者考證，然其考證亦時有疏漏，觀魏源譏紀昀之言可見。

  《古微堂集·書宋名臣言行錄後》（魏源）：「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懣，是說也，於茲錄發之，於《元城語錄》發之，於《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矽《名臣琬琰錄》發之，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擊，訖再訖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不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宋本今本，五百年未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

  未觀原書，遽以己意妄下論斷，是豈得為考證之法乎？蓋漢學家所考證者，局部之考證，於唐以下之書率不屑讀，尤鄙夷宋人，好事詆斥，此皆其所短也。汪家禧《東里生燼餘集》卷二中《與陳扶雅第二書》論當時講漢學者之謬最通：

  汪家禧（1775～1816），清代學者。字漢郊，浙江仁和人。著有《東里生燼餘集》、《崇祀三祠志》等。

  近世雅重漢學，妄論真漢學亦不盡傳。孟氏之學當時已有微論，況歷久至虞氏，其中條例，斷不能無增設，而必謂商瞿之傳即此。閣下試思，《易》經四聖人手定，道冠諸經，必如虞氏云云，則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檢牘，比擬定詳，恐經旨不如此破碎也。鄭、荀同學費《易》，何以立說又不同？鄭從馬學，何以與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災異，何又不同？道無二致，一是必有一非。出奴入主，究何定論？《尚書》力辟古文，妄謂今時伏、鄭本文，久以放失。近世復古者所本仍用偽孔，不過一二補綴，如交廣人嵌螺鈿盒，其本質乃漆也。即鄭注無有者，仍不能不用孔義以通之，用其說而辟其書，何足令人信服？《詩》四家同本荀卿，何以詩旨殊，作詩之人殊，篇章次第又殊？閣下試思，一堂受業，縱有異同，又何致大相楚越？今世所傳，未必盡經師本旨，而或出陋儒附益也。必欲一一信之，真所謂陳已棄之芻狗矣。妄謂漢儒經學以適用為貴，董子明陰陽五行，究天人之原；賈生明體達用，盡通變之術；劉更生敷陳《七略》，辨官禮之條分，通立言之本旨；楊子云潛思性命，體退藏之旨，參黃老之微；許叔重詁字義，而六書之用彰；鄭司農究典章，而三《禮》之要舉，此六大儒之書，皆當各陳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遺經，又不必曲說以添膠結。至於唐、宋以來，名儒接踵，各有精微，亦當一一參稽，斷不可概為抹殺。如必限代讀書，則太倉歷下用其說於詩文者，今復用之於經學，恐千秋定論，斷不能廢程、朱而但遵伏、賈也。高明試思，狂言亦可擇否？且今時最宜亟講者，經濟掌故之學。經濟有補實用，掌故有資文獻。無經濟之才，則書盡空言；無掌故之才，則後將何述？高冠褒衣，臨陣誦經，操術則是，而致用則非也。班史無韋賢，鄴都無王粲，精專則是，而閎覽則非也。開拓歷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閣下有意乎，無意乎？放膽狂談，幸勿以荒唐罪我。

  世尊乾、嘉諸儒者，以其以漢儒之家法治經學也。然吾謂乾、嘉諸儒所獨到者，實非經學，而為考史之學。考史之學，不獨趙翼《廿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學誠《文史通義》之類，為有益於史學也，諸儒治經，實皆考史，或輯一代之學說 ，或明一師之家法 ，於經義亦未有大發明，特區分畛域，可以使學者知此時代此經師之學若此耳。其於三《禮》，尤屬古史之制度，諸儒反覆研究，或著通例 ，或著專例 ，或為總圖 ，或為專圖 ，或專釋一事 ，或博考諸制 ，皆可謂研究古史之專書，即今文學家標舉《公羊》義例 ，亦不過說明孔子之史法，與公羊家所講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之治古音，治六書，治輿地，治金石，皆為古史學尤不待言。惟限於三代語言、文字、制度、名物，尚未能舉歷代之典籍，一一如其法以治之，是則尚有待於後來者耳。

  趙翼（1727～1814），清代詩人、史學家。字雲崧，一字耘崧，號甌北，陽湖（今江蘇常州）人。著有《二十二史札記》、《陔餘叢考》等。

  王鳴盛（1722～1797），清史學家、經學家、考據學家。字鳳喈，一字禮堂、西莊，晚號西江。江蘇嘉定（屬今上海市）人。著有《十七史商榷》、《耕養齋詩文集》、《西沚居士集》等。

  章學誠（1738～1801），清代文史學家。字實齋，號少岩，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著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