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學校教育

  清代學校教育，率沿明制。在清季未興學堂以前，其所謂學校，即科舉之初基，固無當於教育，然其學分大、中、小，官有教授、教諭等，亦近世學校名義之所沿也。

  《清會典》：「凡學皆設學官以課士。府曰教授，州曰學正，縣曰教諭，皆以訓導副之。」「凡生員，有廩膳生，有增廣生，有附生，各視其大學中學小學以為額。」 「奉恩詔，則廣額，巡幸亦如之。其永廣之額，則視其事以為差。」「簡學政以董教事及按試，嚴以關防。歲試各別其文之等第，以賞罰而勸懲之，取其童生之優者以入學。」「凡試生員，令學官冊而送於院。試童生，令地方官冊而送於院，鄉試，則錄科，各申以禁令。三年報滿，各列所剔之弊，題而下於部，以考核。」「凡教學，必習其禮事，明其經訓，示其程式，敦其士習，正其文體。」「凡生員食餼久者，各以其歲之額而貢於太學，曰歲貢。有恩詔，則加貢焉，曰恩貢。學官舉其生員之優者，三歲，學政會巡撫試而貢之，曰優貢。十有二歲，乃各拔其學之優者而貢之，曰拔貢。」

  明惟府教授秩從九品，余俱無官品；

  《明史》：「儒學。府，教授一人（從九品）、訓導四人；州，學正一人、訓導三人；縣，教諭一人、訓導二人。教諭掌教誨所屬生員，訓導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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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宗始加其品級。

  《清文獻通考》：「先是直省教職未入流品，雍正十三年九月 奉諭，各省教職，乃師儒之官，所以訓迪約束，為多士之表率也。若不賞給品秩，則與雜職無異，恐本人遂以冗散自居，不知殫心課士，以盡職任。著加給品級，以示鼓舞責成之意。尋吏部議准，京府教授、四氏學教授、各府衛儒學教授為正七品官，各州學正、各縣教諭為正八品官，各府州縣衛訓導為從八品官。」

  然師儒地位本不以官品為尊卑，清之定為職官，似屬尊師，亦未得尊之之法也。其國學曰國子監，亦沿前代之制，有師儒之官，

  《清會典》：「國子監管理監事大臣一人；祭酒，滿洲一人、漢一人；司業，滿洲一人、蒙古一人、漢一人，掌國學之政令。凡貢生、監生、學生及舉人之入監者，皆教焉。」「凡貢生之別有六：曰恩貢生，曰拔貢生，曰副貢生，曰歲貢生，曰優貢生，曰例貢生。監生之別四：曰恩監生，曰蔭監生，曰優監生，曰例監生。學生之別二：曰八旗官學生，曰算學生。貢生、監生教於堂，學生教於學。凡入貢、入監非以俊秀者，曰正途。」「凡教，有月課，有季考，皆第其優劣，歲終則甄別，各視學之成否而咨焉。察其經明事治者以聞，而備用。」「六堂：率性堂，助教，漢一人，學正，漢一人；修道堂，助教，漢一人，學正，漢一人；誠心堂，助教，漢一人，學正，漢一人；正義堂，助教，漢一人，學正，漢一人；崇志堂，助教，漢一人，學錄，漢一人；廣業堂，助教，漢一人，學錄，漢一人，掌分教肄業之士。凡肄業，按其內外班之額而分撥焉，各率以班長，南學則董以學官，率以齋長，皆月課以時講貫其義。」「算學，管理大臣，滿洲一人，助教，漢一人，教習，漢二人，掌教算法。」

  其監生多援例捐納者，世多卑視之。

  清之學校，最重流品。一切賤籍，不得應試。

  《清通考》：「定例，娼優隸卒之家，不准考試。其皂隸、馬快、小馬、禁卒之子孫，有矇混捐納者，俱照例斥革。至門子、長隨，湖南省有濫行報捐者，均予斥革。惟民壯一班，雍正年間，先後議准與兵丁一律拔補，非賤役可比，不便阻其進身之階。但各省俱有皂快民壯三班，隨時改撥者，應令地方官查明，除未經改撥之民壯子孫，准其報捐應試外，其由民壯改充皂快，及其先曾充當皂快者，仍不准報捐應試，以杜冒濫。」

  童生應試，必有保結，

  《清會典》：「童生考試，以同考五人互結。廩生認保出結，府州縣試，令童生親填年貌籍貫三代，認保姓名，並各結狀，黏送府州縣。試畢造冊，申送學政。」

  《清會典》，記述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書。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五朝會典。

  其有違誤，保者連坐，

  《清會典》：「童生考試，有冒籍、頂替、倩代、匿喪、假捏姓名、身遭刑犯及出身不正，如門子、長隨、番役、小馬、皂隸、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孫，倡優、奴隸、樂戶、丐戶、蜒戶、吹手，凡不應應試者混入，認保派保互結之五童，互相覺察。容隱者五人連坐，廩保黜革治罪。」

  而舉貢生員並免差徭，視一切平民，顯有階級之別焉。

  《清通考》：「乾隆元年，命免舉貢生員雜色差徭。是時各省有令生員充當總甲圖書之役者，奉諭：嗣後舉貢生員等，著概行免派雜差，俾得專心肄業。倘於本戶之外，別將族人借名濫充，仍將本生按律治罪。」

  學校之外，有書院，亦沿宋、明之制，

  《清會典》：「京師設立金台書院，每年動撥直隸正項銀兩，以為師生膏火，由布政司詳請總督報銷。直省省城設立書院，直隸曰蓮池，山東曰濼源，山西曰晉陽，河南曰大梁，江蘇曰鐘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鰲峰，湖北曰江漢，湖南曰嶽麓、曰城南，陝西曰關中，甘肅曰蘭山，四川曰錦江，廣東曰端溪、曰粵秀，廣西曰秀峰、曰宣城，雲南曰五華，貴州曰貴山，皆奉旨賜帑，贍給師生膏火。奉天曰瀋陽，酌撥每學學田租銀為膏火，令有志向上無力就師各生，入院肄業。書院師長，由督撫學臣，不分本省鄰省已仕未仕，擇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

  而其性質蓋有區別。清初，各地方書院，猶尚講學。如二曲之於關中，

  《二曲集·歷年紀略》：「康熙十二年，總督鄂善修復關中書院，肅幣聘先生講學。先生登座，公與撫軍、藩臬以下，抱關、擊柝以上，及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眾，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先生立有學規會約，約束禮義，整肅身心。三月之內，一再舉行，鼓盪摩厲，士習丕變。」

  習齋之於漳南，

  《顏氏學記》（戴望）：「肥南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為立規制甚宏，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

  張、蔡之於鰲峰，

  《先正事略》（李元度）：「儀封張清恪公伯行，嘗建請見書院，與鄉人士講明正學。」「所至必修建書院學舍，閩士肖公象，祀於鰲峰。」

  李元度（1821～1887），清代大臣、學者。字次青、笏庭，號天岳山樵，晚號超然老人。著有《國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館文鈔》、《天岳山館詩集》、《四書廣義》、《國朝彤史略》、《名賢遺事錄》、《南嶽志》等。

  《蔡公世遠墓志銘）（方苞）：「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璧，主鰲峰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公丁父艱歸，大府復以鰲峰屬公。公尚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盛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為末也。」

  沈、史之於姚江，

  《姚江書院志》：「姚江講學之盛，前稱徐、錢，後稱沈、史。」「沈求如先生國模，字叔則，餘姚人。崇禎末，與念台劉子會講證人社。劉子死節，哭之慟，自謂後死，作人明道之意益篤，使門人重繕義學，月旦臨講，曰陵谷變遷，惟學庶留人心不死。」「史拙修先生孝咸，衣冠言動，一準儒者，醇潔之士多歸之。沈先生卒，拙修先生主書院，和平光霽，以名教為宗主。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

  皆明代講學之書院之法也。雍正中，直省皆建書院，

  《清通考》：「雍正十一年，命直省省城設立書院，各賜帑金千兩，為營建之費。諭內閣：各省學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誦肄業者，但實有裨益者少，浮慕虛名者多。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為，而讀書應舉者，亦頗能屏去囂浮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所，為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酌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群聚讀書，須預為籌畫，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於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廣國家菁莪棫樸之化。則書院之設，於士習文風，有裨益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

  以屏去浮囂、杜絕流弊為宗旨。故主之者不復講學，第以考試帖括，頒布膏火而已。袁枚《書院議》謂上之人，挾區區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謂能教士，實中當時之弊。

  袁枚（1716～1797），清代詩人、詩論家。字子才，號簡齋，晚號蒼山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與趙翼、蔣士銓合稱為「乾隆三大家」。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及《補遺》、《新齊諧》及《續新齊諧》等。

  《書院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嘻，過矣！」

  然如鄂爾泰教滇士以讀書，亦未始無勸學之用。

  《征滇士入書院敕》（鄂爾泰）：「滇舊有書院，使者分為三舍，課其優絀，以高下其廩餼。然使者竊憂之，慮其應上者之鮮實心，而操之無具，故奇才異能之士未嘗數數睹也。……使者先已置二十一史諸書於院中，學者尚未及讀，至是復取架上十三經及周秦以來之書若干部，各用圖書印記，注之簡冊，貯之書院，掌之學官，傳之永久。又將招致四方之善讀書而能好古者，以充學舍，厚其廩餼，而以時親課讀之。……讀書之法，經為主，史副之。《四書》本經、《孝經》，此童而習之者。外此，則先之以《五經》，其次如《左傳》之淹博，《公》、《穀》之精微，《儀禮》之謹嚴，《周禮》之廣大，《爾雅》辨晰毫芒，大至無外而細入無間。此十三經者，闕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史記》，次《前漢書》，次《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讀本紀，可以知一代興亡盛衰之由；讀年表世家，可以知大臣創業立功之所自；讀列傳，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即以關係國家得失利害之分；讀忠孝、節義、隱逸、儒林、文學、方伎等傳，可以知各成其德，各精其業，以各造其極，而得其或顯當時、或傳後世之故；讀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諸傳，可以知安內攘外、柔遠綏邊、恩威各得之用；讀天官、律歷、五行諸書志，可以觀天，而並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讀河渠、地理、溝洫、郡國諸書志，可以察地，而並可以知險要之機；讀禮樂、郊祀、儀衛、輿服等書志，可以知典禮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參訂；讀藝文、經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種、四部、六庫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讀平準、食貨諸書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節謹度之大要，而有所規鑒；讀刑法、兵營等志，可以知賞罰、征伐、懲惡、勸善、討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讀史之大要也。……讀《左傳》，以《史記》副之；讀《公羊》、《穀梁》、《儀禮》、《周官》、《爾雅》，而以前後兩《漢》副之。十三經與三史既讀，此外如《家語》、《國語》、《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人之文集，與《三國志》、《晉書》以下諸史，參讀參看，擇其尤精粹者讀之，其餘則分日記覽。……如借書院為納交聲氣之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惡，毋過吾門也。」

  其後如阮元之創詁經精舍及學海堂，

  阮元（1764～1849），清代文學家、金石學家，字伯元，號芸台，儀征（今屬江蘇）人。著有《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疇人傳》、《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

  《阮文達公傳》（劉毓崧）：「所至必以興學教士為急，在浙江則立詁經精舍，在廣東則立學海堂，選諸生知務實學者肄業其中，士習蒸蒸日上，至今官兩省者皆奉為矩矱。」

  《先正事略》：「阮元為浙江巡撫時，立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庵、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傳條對，不用扃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者曰《詁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調兩廣總督，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江時。」

  黃體芳之建南菁書院，

  《黃先生以周墓志銘》（繆荃孫）：「黃漱蘭侍郎視學江蘇，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先生教以博文約禮，實事求是。」「宗湘文觀察建辨志精舍於寧波，請先生定其名義規制，而專課經學，著錄弟子千餘人。」

  以及俞樾、劉熙載、朱一新等之掌教各書院，

  《俞先生樾行狀》（繆荃孫）：「先生歷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等書院，而主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為歷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昶、孫觀察星衍兩先生之緒，至先生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訓迪、蔚為通材者，不可勝數。」

  《劉融齋中允別傳》（蕭穆）：「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華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

  《朱君一新別傳》（金武祥）：「粵督張香濤尚書，延為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復延入廣州，為廣雅書院山長。廣雅規模宏大，張公所新建者，儲書甚富，山長專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兩廣東西高才生咸請業。」

  皆以博習經史詞章為主，與專試時文之書院固不同，亦與講求理學之書院異趣焉。

  書院之外，有社學、義學等，則為教育幼童及孤貧者而設。

  《清通考》：「康熙九年，令各直省置社學社師，凡府、州、縣每鄉置社學一，選擇文藝通曉、行誼謹厚者，考充社師，免其徭役，給餼廩優膳，學政按臨日，造姓名冊，申報考察。」「五十四年，諭直隸巡撫趙宏燮，畿輔之地，乃王化所先，宜於窮鄉僻鄉皆立義學，延師教讀，以勉厲孝弟，可望成人矣。」

  《清會典》：「京師暨各省府、州、縣，俱設義學。京師由順天府尹慎選文行兼優之士，延為館師。諸生中貧乏無力者，酌給薪水。各生由府、州、縣董理，酌給膏火。每年仍將師生姓名，冊報學政。直省、府、州、縣、大鄉、巨堡，各置社學，擇學優行端之生員為師，免其差役，由地方官量給廩餼，仍報學政查核。」

  其教課不過童蒙識字之書，間授以珠算，取足謀生而已。通常士商之子弟，則多學於家塾，或就師塾聚讀。敏異者則授以經書及史鑑之類，愚鈍者則學尺牘、習珠算，至年十四五，為商賈之徒弟焉。塾師之教，最重記誦。

  《蒿庵閒話》（張爾岐）：「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並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並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即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目若干道，書籤上，貯之筒，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

  然亦有注重啟發者，觀王筠教童子法，雖專為學生作文應試計，而其用心，未嘗不與今之教育家言相近焉。

  《教童子法》（王筠）：「蒙養之時，識字為先，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為切實。純體字既識，乃教以合體字。又須先易講者，而後及難講者，講文不必盡說正義，但須說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鈍，則識千餘字後乃為之講。能識二千字，乃可讀書；讀亦必講。然所識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則此時合為一句講之。若尚未解，或並未曾講，只可逐字講之。八九歲時，神智漸開，則四聲、虛實、韻部、雙聲、疊韻事事都須教，兼當教之屬對，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經及《國語》、《國策》、《文選》盡讀之；即才鈍，亦《五經》、《周禮》、《左傳》全讀之，《儀禮》、《公》、《穀》摘抄讀之。才高十六歲可以學文，鈍者二十歲不晚。初學文，先令讀唐、宋古文之淺顯者，即全作論，以寫書為主，不許說空話，以放為主，越多越好，但於其虛字不順者少改易之。以圈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後使讀隆、萬文，不難成就也。……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凡每日屬對，必相其本日所讀，有可對者，而後出之，可以驗其敏鈍。即或忘之，亦教責之而無詞也。……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閒，空閒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經何名，某經作注者誰、作疏者誰，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間三四日，必須告以活典故，如問之曰：兩鄰爭一雞，爾能知確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後告以《南史》。先問兩家飼雞各用何物，而後剖嗉驗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長進矣。……教弟子如植木，但培養澆灌之，令其參天蔽日。其大本可為棟樑，即其小枝亦可為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為幾也，即曲折其木以為幾，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迨其生機不遂而夭閼以至枯槁，乃猶執夏楚而命之，曰：是棄材也，非教之罪也。嗚呼，其果無罪耶！……沂州張先生，筠之父執李刑原 先生師也。嘗言從學時，每日早飯後輒曰各自理會去，弟子皆出，各就隴畔畦間。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經何文，有何疑義。張先生即解說之。吾安邱劉川南先生 十餘歲時，師為之講書數行，輒請曰：如此則與某章反背。師令退思之，而復講，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後，師遂不窮於答問，是謂教學相長。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為弟子講授，必時時詰問之，令其善疑，誘以審問，則其作文時，必能標新領異矣。」

  王筠（1784～1854），清代文字學家。字貫山，號友，山東安邱人。著有《說文句讀》、《文字蒙求》、《正字略》、《夏小正正義》、《教童子法》等。其中，《教童子法》成為我國古代教育史上最有影響的小學語文教學法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