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康乾諸帝之於文化

  滿清之盛，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嘉、道而下，國祚衰矣。滿人既主中夏，為帝王者，自必習中國之文學。康熙諸帝，尤精力過人而事博涉。

  《清先正事略序》（曾國藩）：「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匾榜，多至千餘。蓋雖寒畯不能方其專，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

  《清朝全史》（稻葉君山）：「乾隆帝甚耽漢人之文化，御製詩至十餘萬首，所作之多，為陸放翁所不及。又好鑑別書畫，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注，甚愛惜之，命畫苑之供奉畫其像於書上。帝於書法酷愛董其昌，與康熙相似，惟帝之異於康熙者，在西洋科學知識之缺乏是也。」

  稻葉君山（生平不詳），日本學者。著有《清朝全史》，是第一部全面敘論清朝歷史的學術著作，對清朝的歷史地位作出了比較公允的評價。

  頌美清室者，且謂其家法軼於前代。

  《簷曝雜記》（趙翼）：「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直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往來黑暗中。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王子進書房也。天家金玉之體，日日如是。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傅教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

  然清帝詩文字畫，大都南書房翰林代筆，未必盡出己手。聖祖之學，多李光地、梅瑴成等承其意而演述之，所謂御纂諸書，率託名耳。

  《檢論》（章炳麟）：「李光地，字晉卿，安溪人。治漳浦黃道周之術，善占卦。會康熙朝尊朱學，故以朱學名，其習業因時轉移。聞時貴律歷，即為章算幾何；貴訓詁，即稍稍理故書；貴文言幽眇，即皮傅《周易》與《中庸》篇，為無端厓之辭。然惟算術為通明，卒以是傅會得人主意，稱為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顧歡甚，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玄燁自言通八線諸術，又數假稱閩學，而光地能料量讎對，故玄燁命錄札記進御。又時時令參訂朱熹書，常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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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疇人傳》（阮元）：「乙酉二月，南巡狩，李光地以撫臣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光地以在署對。歸時，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於移時，如是者三日。臨辭，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令其孫瑴成內廷學習。……瑴成肄業蒙養齋，以故數學日進，御製《數理精蘊》、《曆象考成》諸書，皆與分纂。」

  康、乾間，武英殿雕刻御製欽定之書，凡經類二十六部、史類六十五部、子類三十六部、集類二十部，論者謂歷代政府刻書之多，未有若清朝者。然清代纂集之書，以《圖書集成》為最巨。其體例蓋創自陳夢雷。

  陳夢雷（1650～1741），清朝學者。字則震，號省齋，晚號松鶴老人。福建福州人。曾奉康熙詔編纂《古今圖書集成》，著有《松鶴山房集》等。

  《東華錄·雍正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諭：陳夢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 ，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陳夢雷處所存《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匯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纂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

  經始於康熙中，至雍正三年始成。

  《叢書舉要》（李之鼎）：「《圖書集成》共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都一萬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冊，又目錄二十冊。此書初為陳夢雷侍皇三子誠親王所編，時在康熙三十九年也。四十五年四月，書成，名曰《彙編》。凡為彙編者六，為志三十有二，為部六千有奇。越十年，進呈，賜名《古今圖書集成》。命儒臣重加編校，十年未就。世宗復命蔣廷錫督在事諸臣成之，編仍其舊，志易為典。殿本以聚珍銅字，其圖鏤銅為之者最佳。」

  其書雖不逮《永樂大典》之博，卷數亦僅及其半，然《永樂大典》成而未刊，則類書之印行於世者，無過於此書矣。

  康、雍兩朝，經營《圖書集成》，至乾隆朝，則編訂《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七年，詔求海內遺書，大興朱筠請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為書。三十八年，遂命諸臣校核《永樂大典》，定名《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提要》：「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勛等議奏，校辦《永樂大典》條例一折。奉旨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至四十七年告竣。計文淵閣著錄者，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其附於存目者，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清朝全史》：「自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任皇室郡王及大學士為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為副總裁。然實際任編纂者，乃為總纂官孫士毅、陸錫熊、紀昀三人，而紀昀之力尤多。分任編纂之事者，不少著名學者，如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有戴震、邵晉涵；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有姚鼐、朱筠；篆隸分校官，有王念孫；總目協勘官，有任大椿；副總裁以下，無慮三百餘名。該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所謂存書，乃著錄於四庫者，存目，乃僅錄其書目而已。」

  其內容凡分六種。

  《清朝全史》：「四庫館編纂之主旨，采六種方法：第一為敕撰本，自清初以至乾隆時，依敕旨所編纂者。第二內府本，乃康熙以來自宮廷收藏者，凡經、史、子、集存書，約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第三《永樂大典》本，存書存目，凡五百餘種。其著名於當時者，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嶺外代答》、《諸藩志》、《宋朝事實》等。第四為各省采進本，命總督巡撫等進獻其地方遺書，采書最多者為浙江，最少者為廣東，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次之。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總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別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冊。第五私人進獻本，系當時著名之藏書家所進獻。知名於清初者，如浙江寧波范氏之天一閣、慈谿鄭氏之二老閣、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江蘇常熟錢氏之述古樓、崑山徐氏之傳是樓等。四庫館令此等藏書家之子孫進獻之，約以進獻之書，謄寫後，即付還。因之地方藏書家進獻頗多，一人送到五百餘種以上者，朝廷各賞《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賜以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第六通行本，乃世間流行之書籍。約以上各端，乾隆之編纂《四庫全書》，在支那書籍之搜集史上，實為空前之偉觀。」

  同時繕錄七部，分貯於文淵、文源、文溯、文津、文匯、文宗、文瀾七閣，淵、源、津、溯，稱內廷四閣，匯、宗、瀾，稱江、浙三閣。嗜奇好學之士，准其赴閣檢視抄錄。

  《清朝全史》：「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造文淵閣於北京紫禁城內，造文源閣於圓明園，文溯閣於奉天，文津閣於塞外之熱河，為貯藏之所，此稱內廷四閣。文淵閣建造式，仿浙江范氏天一閣為之，當全書告成之後，又命起文匯閣於江蘇揚州之大觀堂，文宗閣於鎮江金山寺，文瀾閣於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此稱江、浙三閣，凡七閣。閣既成，帝曰：我國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又謂朕搜集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以示其得意焉。內廷四閣，非特別之資格與得許可者不准閱覽；江、浙三閣，聽學者得閱覽抄錄。七閣之中，今日尚儼然存者，惟文津、文淵、文溯三閣，他如文宗、文匯二閣，亡於太平之兵亂，圓明園文源閣毀於火，文瀾閣亦多有散亡雲。」

  此則滿清高宗對於中國文化之偉業也。

  然而清高宗之修《四庫全書》，同時有保存文化及摧殘文化之兩方面。古書之湮佚者，固賴此舉而復彰；而名人著述之極有關係者，又因茲舉而銷毀焉。此世之所以不滿於高宗也。

  《檢論·哀焚書》：「滿洲乾隆三十九年，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他省摧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蜂起。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及明隆慶以後諸將相獻臣所著奏議文錄，若高拱 、張居正 、申時行 、葉向高 、高攀龍 、鄒元標 、楊漣 、左光斗 、繆昌期 、熊廷弼 、孫承宗 、倪元璐 、盧象升 、孫傳庭 、姚希孟 、馬世奇 諸家，絲袠寸札，靡不燃爇，雖茅元儀《武備志》不免於火 。厥在晚明，當弘光、隆武，則袁繼咸 、黃道周 、金聲 ，當永曆及魯王監國，則錢肅樂 、張肯堂 、國維 、煌言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峰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定》，及諸文士侯、魏、邱、彭所撰述，皆以詆觸見燼。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復入錄，而頗去其貶文。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然隆慶以後，至於晚明將相獻臣所著，僅有孑遺矣。其他遺聞軼事，皆前代逋臣所錄，非得於口耳傳述，而被焚毀者，不可勝數也。由是觀之，夷德之戾，雖五胡、金、元，抑猶有可以末減者耶！」

  《清朝全史》：「在編纂《四庫全書》諭旨前後，又布一禁書令，甚可注意。禁書者，即明代關於滿洲祖先之著述，據帝之諭旨，此等逆書，不合於本朝一統之旨，勿使行於世。蓋文弱之漢人，被北人驅逐時，借文學以發抒不平之氣，為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數極多，帝此時不僅欲一掃此種明末之紀錄，並思將其正史一切付諸銷毀，其處置殊不公允。此種命令，始於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據兵部報告，當時銷毀之次數，二十四回，書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雲。然猶以為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尚嚴諭遵行。從大體而言，在北方諸省較完全遵行，其東南各省，未能禁絕。」

  當康熙初年，已有莊氏史案。

  《清稗類鈔》（徐珂）：「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國楨，嘗作《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刊行於世，謂之《史概》。未刊者為《列朝諸臣傳》。明亡後，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質千金於莊廷[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20111203.jpeg" /]。廷[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20115730.jpeg" /]家故富，因竄名於中，攘為己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本朝語。康熙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為功，借作起復地，白其事於杭州將軍松魁。魁咨巡撫朱昌祚，昌祚牒督學胡尚衡，廷[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20118341.jpeg" /]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20121688.jpeg" /]已死，戮其屍，誅其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全皙嘗作序，亦伏法，並及其四子。」「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並誅其五子。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尚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申復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昌祚、尚衡乃倖免。湖州太守譚希閔，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滸墅關榷貨主李希白，聞閶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於其鄰朱家少待之，及書賈返，朱為判其價。時希白已入京，以購逆書罪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鄰朱某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為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璜、仁和陸圻，當獄初起時，先首告，謂廷[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20124306.jpeg" /]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或曰死者二百二十一人。」

  後又有《南山集》案，

  《南山集》，清代文學家戴名世（1653～1713）對明清交替時期史實的記載。因其中引述有南明抗清事跡而招致清廷不滿，也引來作者的殺身大禍，釀成清代一宗特大的文字獄。今只存殘本。

  《清稗類鈔》：「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因族人方猷主順治丁酉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三桂偽翰林承旨。吳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戴名世見而善之，所著《南山集》中，多採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鍔、方正玉為之捐貲刊行。雲鶚、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岩、餘生、王源皆有序，板藏於方苞家。又其與弟子餘生一書，論修史之例，謂『本朝當以康熙壬寅為定鼎之始。世祖雖入關十八年，時明祀未絕，若循蜀漢之例，則順治不得為正統』雲。時趙申喬為都諫，奏其事，九卿會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鍔、方正玉、汪灝、劉岩、餘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孝標已死，以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屍。尚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後，凡議絞者改戍邊，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苞編管旗下，雲鍔、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謫黑龍江。英以下平日與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此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死徙者不必論，即就方苞所記當時獄中狀況，已可謂之暗無天日矣。

  《望溪集外文·獄中雜記》（方苞）：「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尚希，往歲多至日數十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眾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系及牽連佐證，治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者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凡死刑，獄上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則縛時即先折筋骨。每歲大決，句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即幸留，病數日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常。」

  《望溪集外文》，清代大臣、學者方苞（1668～1749，號望溪）文集《方望溪先生全集》的一部分。

  而雍、乾間文字之獄尤夥，若查嗣庭、呂留良、胡中藻、王錫侯、徐述夔等之案，不可勝數。

  《清稗類抄》：「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江西試，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命題。其時方行保舉，廷旨謂其有意譏刺，三題『茅塞於心』，廷旨謂其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問，因查其筆札詩草，語多悖逆，遂伏誅，並其兄慎行、嗣瑮，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科會試。或曰：查所出題，為『維民所止』，忌者謂『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也。世宗以為大不敬，命搜行篋，中有日記二本，乃按條搜求，謂其捏造怨蜚語難枚舉，遂下嚴旨拿問。」「呂留良，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石門人。自以為淮府儀賓之後，追念明代，以發抒種族思想，著為書，誓不仕。郡守以隱逸薦之，乃削髮為僧，康熙辛酉卒。雍正時，以曾靜文字獄之牽涉，戮屍，著述均毀。……先是湖南人曾靜，遣其徒張熙，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鍾琪以聞。詔刑部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提曾靜質訊。靜供稱因應試州城，得見留良評選時文，內有『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又與留良之徒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投契等語，於是將靜、熙提解來京，並命浙江總督李衛，查留良、鴻逵、在寬家藏書籍。所獲日記等書，併案內人犯，一併拿解赴部。命內閣九卿等研訊，世宗以留良之罪尚在靜之上，諭九卿科道會議具奏。旋將留良、鴻逵及留良之子葆中，皆剉屍梟示，子孫遣戍，婦女入官。在寬凌遲處死，而靜、熙免罪釋放。」「湖南學政胡中藻，著《堅磨生詩》，中多謗訕語。經人告發，乾隆乙亥三月十三日，大學士九卿等奉上諭：我朝撫有天下，於今百有餘年，凡為臣子，自乃祖乃父，食毛踐土，宜其胥識尊親大義，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華，而鬼蜮為心，於語言吟詠之間，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實非人類之所應有。其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抄》，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譸張，大逆不道，蒙皇考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以為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鴟張狺吠之胡中藻，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連篇累牘，至於如此之甚者。……甲寅，大學士等奏稱：胡中藻違天叛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凌遲處死。該犯的屬男十六歲以上，皆斬立決。諭：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為天下後世炯戒。其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另行審結外，其餘一概免其查究。」「乾隆丁酉十一月，新昌王瀧南，呈首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高宗閱其進呈之書，第一本序文、凡例，將聖祖、世宗廟諱及御名字樣開列，實為大逆不法，命鎖押解京，交刑部審訊。錫侯及其子孫並處重刑，毀其板，且禁售賣。緣坐者，亦分起解京治罪。」「東台舉人徐述夔，著《一柱樓詩》，多詠明末時事。乾隆戊戌，東台令上其事，廷旨謂語多悖逆，實為罪大惡極。時述夔已卒，命剖棺戮屍，其子懷祖，以刊刻遺詩，及孫食田等，提解至京。命廷臣集訊，定以大逆不道正法，詩集悉銷毀。江蘇藩司陶易、揚州府知府謝啟昆等，亦悉置重典。」

  前代文人受禍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有思想才能者，無所發泄，惟寄之於考古，庶不幹當時之禁忌。其時所傳之詩文，亦惟頌諛獻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時序及尋常應酬之作。稍一不慎，禍且不測，而清之文化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