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滿清之制度

  清之制度，一切皆沿朱明之舊，其異者，特因事立制，久而相沿，隨時補敝救偏，無大規模之建設也。就中特異之點，莫甚於雜用滿、蒙之人而定其額。

  《清會典》：「內閣大學士，滿洲二人、漢二人；六部尚書，滿洲一人，漢一人；左右侍郎，均滿洲一人、漢一人。」「凡內外官之缺，有宗室缺，有滿洲缺，有蒙古缺，有漢軍缺，有內務府包衣缺，有漢缺。凡宗室京堂而上，得用滿洲缺，蒙古亦如之，內務府包衣亦如之。漢軍司官而上，得用漢缺；京堂而上，兼得用滿洲缺。凡外官，蒙古得用滿洲缺，滿洲、蒙古、漢軍包衣，皆得用漢缺。滿洲、蒙古無微員，宗室無外任。」

  其不定額者，亦時時用滿人為之。其人多不學無術，驕奢淫逸，又時與漢官爭權，其能延國祚至數百年，亦云幸矣。乾隆時，嘗欲盡用旗人為知縣，賴劉文正一言而止，否則民事之受滿人荼毒者更不知若何焉。

  《清先正事略·劉統勛傳》（李元度）：「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多空闕，高宗震怒，欲盡罷州縣之不職者，而以筆帖式等官代之。召公對，諭以此事，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公默然不言，上變色詰責。公徐曰：『聖聰思至三日，臣昏耄，誠不敢據對，容退而熟審之。』異日入對，頓首言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使身為百姓者為之。』語未竟，上霽顏，事遂寢。」

  

  《清先正事略》，清代人物傳記。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類，記錄了從清朝開基至同治二百多年間的千餘位人物。清代大臣、學者李元度（1821～1887）著。

  清沿明制，以大學士掌國政。明制之不善，已為學者所訾。

  《明史·職官志》：「太祖承前制，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正月，誅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二十八年，敕諭群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當是時，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建文中，改大學士為學士。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務自此始。……仁宗以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閣職漸崇。……景泰中；王文始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入內閣。自後，……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領，而閣權益重。」

  《明夷待訪錄》（黃宗羲）：「有明之無善治，自高帝罷丞相始也。」「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為禮者矣。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

  清自雍正後，又移內閣之權於軍機處，而大政皆出於軍機。

  《簷曝雜記》（趙翼）：「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儤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廷，便於宣召，為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出於是矣。」

  《簷曝雜記》，零散筆記彙編，記述官場見聞及讀書心得等。清代史學家趙翼（1727～1814）著。

  觀其職掌，凡非軍機者亦皆屬焉。

  《清會典》：「軍機大臣，掌書諭旨，綜軍國之要，以贊上治機務。凡諭旨明降者，既述，則下於內閣；諭軍機大臣行者，既述，則封寄焉。凡有旨存記者，皆書於冊而藏之。屆時，則提奏，議大政，讞大獄，得旨則與；軍旅則考其山川、道里與兵馬錢糧之數，以備顧問。」

  一國之政皆曰軍機，是可知滿人之治吾國，惟以軍為重，不知有所謂國政也。

  明代地方之官，以布政使為主。

  《明史·職官志》：「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凡僚屬滿秩，廉其稱職不稱職，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於吏部、都察院。三年，率其府州縣正官，朝覲京師，以聽察典。十年，會戶版以登民數、田數。賓興，貢合省之士而提調之。宗室、官吏、師生、軍伍，以時班其祿俸、廩糧。祀典神祗，謹其時祀。民鰥寡孤獨者養之；孝弟貞烈者表揚之；水旱疾疫災祲，則請於上蠲賑之。凡貢賦役，視府州縣土地人民豐瘠多寡而均其數。凡有大興革及諸政務，會都按議，經畫定而請於撫、按若總督。」

  其巡按、總督、巡撫等諸官，皆屬朝官之出使者，非為地方之長官也。

  《明史·職官志》：「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畢復命，即或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窒礙，定為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理或參贊，所轄多事重者加總督。他如整飭、撫治、巡治、總理等項，皆因事特設。其以尚書、侍郎任總督軍務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清以總督、巡撫為地方長官，而名實淆矣。

  《清會典》：「吏部，乃頒職於天下，凡京畿、盛京、吉林、黑龍江及十九省之屬，皆受治於將軍與尹與總督、巡撫，而以達於部。將軍與尹分其治於道、府、州、縣，總督、巡撫分其治於布政司，於按察司，於分守分巡道。司道分其治於府，於直隸廳，於直隸州。府分其治於廳、州、縣，直隸廳、直隸州復分其治於縣，而治其吏、戶、禮、兵、刑、工之事。」

  滿族盛時，各省大吏皆其族，漢人僅能至兩司而已。

  《清稗類鈔》（徐珂）：「世祖入關時，初議各省督撫盡用滿人，時柏鄉魏文毅公裔介方為給事中，獨抗疏力爭，謂當宏立賢無方之治，不當專用遼左舊人，議遂寢。康熙時，三藩既平，僅議定山西、陝西兩撫不用漢人而已。當時漢大臣之為督撫者本多於滿人，故議用滿人巡方以監察之。雍正一朝，督撫十之七八皆漢軍，殊批諭旨，常有斥漢軍卑鄙下賤之語。至乾隆朝，則直省督撫，滿人為多，漢人仕外官者，能游至兩司，則已為極品矣。及季年，各省督撫凡二十有六缺，漢人僅畢沅、孫士毅、秦承恩三人耳。」

  《清稗類鈔》，清代掌故遺聞彙編。近代學者徐珂（1869～1928）編。

  咸、同軍興，漢人始握地方之政柄，然猶常招滿人之猜忌，種族之關係甚哉。

  《清稗類鈔》：「自定鼎以來，至咸豐初，滿人為督撫者十之六七。粵寇倡亂，滿督撫有殉節者，然無敢與抗。文宗崩，孝貞、孝欽二後垂簾，恭親王輔政，乃汰滿用漢。同治初，官文恭公文總督湖廣，自官罷而滿人絕跡者三年，僅英翰擢至安徽巡撫耳。當同治己巳、庚午間，各省督撫提鎮，湘淮軍功臣占其大半。及恭王去位，滿人勢復盛。光緒甲午後，滿督撫又遍各省，遂訖於宣統遜位。」

  明有行取之制，在外之推官知縣，可以入任科道。

  《石渠餘記》（王慶雲）：「行取之制，始於明。明初，科道用人，其途甚廣。厥後定製，在內用主事中行評博，而在外取三年考滿之推官知縣，謂之行取，惟特薦者不以資限。」

  清初猶沿其法，乾隆中，停止之，而內外官之制始嚴。

  《石渠餘記》：「康熙元年，令科道專用部員，行取官但升主事。」「乾隆十六年諭，行取知縣，此制始於前明。其時專重資格，按俸升轉，不得不以部用一途疏通壅滯。今州縣升途甚廣，才能傑出之員，無不保題擢用，實無壅滯之嘆，向來沿襲具文，著永行停止。」

  清之六科給事中，雖亦沿明之職掌。

  《明史·職官志》：「六科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復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六掌科皆預焉。」

  《清會典》：「六科給事中掌發科鈔，稽察在京各衙門之政事，而註銷其文卷，皆任以言事。」「朝會，則糾其儀，凡科鈔，給事中親接本於內閣，各分其正鈔外鈔而下於部，應封駁，則以聞 。歲終，則匯其本以納於內閣。」

  然雍、乾以來，惟例行之本章，始歸內閣，其重要之摺奏，出入於軍機處。

  《簷曝雜記》：「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機大臣承旨。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即承旨諸大臣，亦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

  故封駁之名雖存，亦無所用之焉。清人盛稱清代廷寄之法之善，然獨夫專制，而無人能監督之，自清始也。

  廷寄，原是清朝皇帝授命內廷寄發給大臣的一種諭旨，或稱寄信、寄信諭旨。雍正年間設軍機處後，廷寄又成為一種文書制度，由軍機大臣專寄給收信人，開首有「軍機大臣奉面諭旨」等字樣。

  《簷曝雜記》：「軍機處有廷寄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出發，即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並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為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頒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

  帝王威權之重，惟清為甚。如明代朝儀，臣僚四拜或五拜耳；

  《明史·禮志》：「大朝儀，贊禮唱鞠躬，大樂作，贊四拜，興。」「常朝儀，朔望御奉天殿，常朝官一拜三叩頭；謝恩見辭官，於奉天門外，五拜三叩頭。」

  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

  《清會典》：「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禮，其他朝儀亦如之。」

  明代大臣得侍坐；

  《明史·禮志》：「早朝行禮畢，四品以上官入侍殿內。」「凡百官於御前侍坐，有官奏事，必起立。奏畢，復坐。」

  清則奏對無不跪於地者。蓋滿人惟恐漢人之不尊之，故因前代帝王之制而益重耳。明代六曹答詔皆稱卿；

  《野獲編》（沈德符）：「從來六尚書與左右都御史一切謝恩乞休之類，旨下皆稱卿，以示重，不論南北也。嘉靖之末，以至今上初年 ，凡南六卿一切叱名，識者以為非體。萬曆己亥大計，南六卿自陳，旨下有得稱卿者，一時以為榮遇。自後漸復舊制。」

  清則率斥為爾，而滿、蒙大吏之於摺奏，咸自稱奴才。以奴才而為大吏，其國之政治可知矣。

  清代有一事，為清人所極口稱誦者，曰丁賦攤入地糧。自康熙五十年以後，永不加賦是也。

  《石渠餘記》：「我朝初撫方夏，丁徭之法，悉沿明舊。有丁則有賦，時除其逃缺者，以戶口消長，定州縣吏之殿最。順治十八年編審，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嘗疑聖祖深仁厚澤，休養五十年間，滋生不過十分之二。蓋各省未以加增之丁，盡數造報也。先是巡幸所至，詢民疾苦，或言戶有五六丁，止納一丁；或言戶有九丁十丁，止納二三丁。於是五十一年，定丁額，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畝並未加廣，應將現今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察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定丁隨地起之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 。於是丁徭口賦，取之田畝，而編審之法愈寬。」

  乾隆以降，編審雖停，而戶日增。

  《石渠餘記》：「明初因賦定役，丁夫出于田畝，迨黃冊成，而役出於丁。凡役三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派。其間累經更制，有銀差、力差、十段錦、一條鞭之法。厥後工役繁興，加派無藝，編審輕重無法。里甲之弊，遂與有明一代相終始。國初，革里正加派諸弊，賦役之法，載在全書，悉沿萬曆條鞭舊制。初定三年一編審，後改為五年 ，凡里百有十戶，推丁多者十人為長；余百戶為十甲。屆期坊、廂、里長 ，造冊送州縣。由是而府而司，達於部，皆有冊。凡載籍之丁，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賦隨之。有市民、鄉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丁之外，有軍匠灶屯站土丁名。凡丁賦，均合徭里甲言之，曰徭里銀。凡征丁賦，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征者，有丁隨丁起者，有丁隨地派者，率因其地之舊，不必盡同。都直省徭里銀三百餘萬兩，間征米豆，其科則輕自每丁一分數厘，重則山西之丁有四兩者，鞏昌有八九兩者。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額，於是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抵補；又不足，以同甲糧多者頂補。編審時所謂擦除擦補者，大略如此。顧有司於民，非能家至而日見，科則既不可強齊，除補且易滋流弊，於是雍正間以次攤入地糧，為均徭銀。自丁歸地糧，乾隆五年，遂並停編審，以保甲頂丁額造冊。三十七年上諭：『李瀚奏請編審造冊，所見甚是。舊例原恐漏戶逃差，是以五年編造。今丁既攤入地糧，滋生人丁又不加賦，則編審不過虛文，況各省民谷數，具經督撫年終奏報，更無籍五年查造，嗣後停止。』自是惟有漕衛所軍丁四年一編審而已。」

  「乾隆十四年，總計直省人丁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有奇，距定額方三十餘年，所增七八倍。蓋自丁隨地起，無編審之擾，自無減匿之弊。二男三女，皆樂以其數上聞。又是時更定保甲之法，奉行者惟謹，戶口之數，大致得其實矣。又三十餘歲，為乾隆四十八年，其數二萬八千四百有三萬有奇。又十歲，五十八年，各省奏報民數三萬七百四十六萬。又二十歲，嘉慶十七年，會典載各省冊報丁口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而京師滿、蒙、漢丁檔，掌於八旗俸餉處，外藩札薩克丁檔，掌於理藩院者，尚不在此數雲。」

  是固歷代所無之盛事。然無地之人丁不納國賦，遂不復知人民對於國家之義務；且執永不加賦之說，而國用恆苦不足，遂不得不開捐納，

  《清稗類鈔》：「捐輸，秕政也，開國即行之。順治己丑，戶部奏軍旅繁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等援納，並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康熙丁巳，侍郎宋德宜奏稱，捐輸三載，所入二百餘萬，知縣最多，計五百餘人，與吏治有礙，請停。未幾，噶爾丹戰事起，又開，且加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一條，增捐應升先用，陸隴其亦以為言，部議不允。乾隆丙辰，下詔停止，又留戶部捐監一條。壬辰，川督文綬奏請暫開，奉旨申飭。嘉、道以後，接踵又開，始而軍務，甚而河工振務，亦藉口開捐，一若舍此無以生利者。貪官墨吏，投貲一倍而來，挾貲百倍而去，吏治癒不可問矣。」「捐納一途，至同、光之際，流品益雜。朝入緡錢，暮膺章服，輿台廝養無擇也。小康子弟，不事詩、書，則積資捐職，以為將來啖飯計。至若富商巨室，擁有多金者，襁褓中乳臭物，莫不紅頂翠翎，捐候選道，加二品頂戴並花翎也。」

  征厘金；

  《清稗類鈔》：「厘金之起，由副都御史雷以諴幫辦揚州軍務時，江北大營都統琦善為欽差大臣，所支軍餉，皆部解省協，雷部分撥甚寡，無計請益，乃立厘捐局，抽收百貨，奏明專供本軍之用。行數月，較大營支餉為優，運使金安清繼之，總理江北籌餉局，為法益密，各省亦起而仿之。然上不在軍，下不在民，利歸中飽。」「行之既久，官吏待缺者，視為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密，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

  又不足，則借洋債，

  《清稗類鈔》：「光緒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倡議借用洋債，此為政府募集外債之始。」

  至今為國之大害。而國民猶以加賦為戒，但願政府間接騙取，而不肯直接任賦役之責，此則清之制度所造成也。

  自元、明以來，以生銀為貨幣，後雖用銅錢，納稅仍以銀計，而銀有火耗焉。又自明都燕，歲運東南之糧以漕於京師，而兌運有耗米焉。明之官俸最薄，

  《廿二史劄記》：「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給於江南官田，其後令還田給祿。洪武十三年，已定文官……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為永制。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一石。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 。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也。布一匹亦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四五錢也。《明史·食貨志》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清代因之，雖兼支錢米，亦不敷生活。

  《清會典》：「文職官，一品歲支銀一百八十兩，二品一百五十兩，三品一百三十兩，四品一百五兩，五品八十兩，六品六十兩，七品四十五兩，八品四十兩，正九品三十三兩有奇，從九品未入流，三十一兩有奇。」「京員例支雙俸，以所列各數為正俸，復照數添給恩俸。又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俸米復加倍支給。」

  故官吏皆須得非分之財，而養成貪污之習。京官則恃外官之饋送，外官則取之於耗羨。自雍正間耗羨歸公，而耗羨之外，仍有額外之收，所謂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也。

  《清稗類鈔》：「雍正間，耗羨歸公，定直省各官養廉，其端則發於山西巡撫諾岷、布政司高成齡。蓋先是州縣徵收火耗，藉資日用，上司所需，取給州縣，不無貪吏藉口、上司容隱之弊。雍正甲辰，諾岷請將山西一年所得耗銀，提解司庫，除抵補無著虧空外，分給各官養廉；而成齡復請仿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竇，必更良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定額，詔王大臣九卿會議，會各省皆望風奏請，議遂定。」「沈端恪公（近思）嘗爭耗羨，力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於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為令，亦私耗羨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當時不知改革幣制，清厘賦法，徒沿積弊，而興一加賦之方，而官吏之貪墨，初不因之而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