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明儒之學

  宋儒學派最多，元承其緒，光焰漸衰。許衡、劉因、吳澄諸儒之學，不能出南宋朱、陸之範圍。故論學術者，以元儒附於宋儒學案，明其僅為宋之餘波而已。有明一代，或謂理學極盛，

  《明儒學案·發凡》（黃宗羲）：「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辟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跡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總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

  《明儒學案》，系統總結和記述明代學術思想發展演變及其流派的學術史著作。共列祟仁、白沙、河東、三原、姚江、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北方王門、粵閩王門、止修、泰州、擴泉、諸儒、東林、蕺山十七個學案。明末清初史學家、思想家黃宗羲著。

  或謂儒術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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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儒林傳序》：「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歧趨，襲謬承訛，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平心論之，明儒風氣，亦自成為一派。固與漢、唐不同，亦與宋、元有別，蓋合唐、宋以來禪學、理學而別開一種心性之學，分茅設蕝，與國相終，此論史者所宜注意者也。

  明人之崇心性之學，始於帝王之提倡及科舉之統一。蓋自宋儒尊崇《四書》，代有闡釋，然於學術尚未能統一也。自元仁宗皇慶中定製，專以宋儒《四書》注及《經》注試士，

  《元史·選舉志》：「仁宗皇慶三年，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蔡氏，指蔡沈（1167～1230），南宋學者。字仲默。隱居九峰，學者稱九峰先生。

  曾師事朱熹。攻習《尚書》，後人輯有《九峰公集》。

  宋儒之說，始奪漢、唐諸儒之席而代之。明以制義試士，亦專主宋儒之書。

  《明史·選舉志》：「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永樂間，頒《五經四書大全》，廢註疏不用。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

  而永樂所定之「三《大全》」尤為造成一代學術思想之根柢。

  《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明胡廣等奉敕撰。考《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命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修《五經四書大全》。十三年九月，告成。成祖親制序，弁之卷首，命禮部刊賜天下，賜胡廣等鈔幣有差，仍賜宴於禮部。同時預纂修者，自廣、榮、幼孜外，尚有翰林編修葉時中等三十九人，此其《五經》之首也。朱彝尊《經義考》謂廣等就前儒成編，雜為抄錄，而去其姓名。」「二百餘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錄存其書，見有明儒者之經學，其初之不敢放軼者，由於此；其後之不免固陋者，亦由於此。鄭曉《今言》曰：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註疏，及宋儒《易》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後乃盡棄註疏，不知始於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御製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為取士之制者也。……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為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煙海，皆是編為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性理大全》七十卷，明胡廣等奉敕撰。是書與《五經四書大全》同以永樂十三年九月告成奏進，故成祖御製序文，稱二百二十九卷，統七部而計之也。」「廣等所采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為卷帙者，為周子《太極圖說》一卷、《通書》二卷，張子《西銘》一卷、《正蒙》二卷，邵子《皇極經世書》七卷，朱子《易學啟蒙》四卷、《家禮》四卷，蔡元定《律呂新書》二卷，蔡沈《洪範皇極內篇》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摭拾群言，分為十三目：曰理氣，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統，曰聖賢，曰諸儒，曰學，曰諸子，曰歷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詩，曰文。」

  以帝王之尊崇，及科舉之需要，故凡向風慕化者，無不濡染浸漬於身心性命之說。而其蔚然成為儒宗者，則由科舉之學，進而表示人格，創造學說，而超出於八股之生活者也。

  然而以帝王科舉之力，造成一世之風氣，固亦絕大之關係，而人心之演進，常無一成不變之局，故其趨勢絕不為最初提倡者所囿。明儒之學之墨守程、朱之傳者，固出於科舉及「三《大全》」之影響，而其後學派一變，有顯與朱子背馳者，則非科舉及「三《大全》」所預必也。

  三《大全》，指明永樂年間編撰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

  《明史·儒林傳序》：「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以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

  明儒之謹守程、朱學派者，以吳與弼、薛瑄為最。

  《明儒學案》：「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從洗馬楊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途轍可循。」「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問學正路也。』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

  黃宗羲特標之為《崇仁河東學案》，而於其他謹守篤信之儒，則匯立為《諸儒學案》，明其不足獨成一派也。與弼傳婁諒，諒傳王守仁，而開陽明學派。陳獻章亦受業於與弼，而別開白沙學派。湛若水受業於獻章，而別開甘泉學派。三派之學，皆與吳氏不同，而以陽明之派為最廣。

  《明儒學案》：「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為陽明先生，餘姚人也。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劉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升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俐頭諸寇。聞宸濠反，遂還吉安，起兵討之。遇於樵舍，三戰俘濠，升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丁亥征思田，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卒年五十七。」「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即絕意科舉，築春陽台，靜坐其中，屢薦不起。」「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於白沙。」

  語其派別，則有浙中之王學，

  王學，即王陽明之學。以明代大臣、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築室於故鄉陽明洞中，故世稱陽明先生）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為主旨。王氏死後，其門人積極宣傳他的思想學說，形成陽明學派。後又分出幾個支派，其中以浙中王學、江右王學、泰州學派最為著名。

  《明儒學案》：「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

  有江右之王學，

  《明儒學案》：「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庵、兩峰、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

  有南中之王學，

  《明儒學案》：「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嶽、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沒後，緒山、龍溪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

  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

  有楚中之王學，

  《明儒學案》：「楚學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

  有北方之王學，

  《明儒學案》：「北方之為王學者獨少。……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早歲受業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

  有粵、閩之王學；

  《明儒學案》：「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眾。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

  其別出者，又有李材、王艮諸派；

  《明儒學案》：「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初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聞陽明講學江西，以古服進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辨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嘆曰：『簡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反。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

  王艮（1483～1541），明代思想家，王守仁門生。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台）人。因與其師心學思想有異，另創泰州學派，提倡身學，即平民儒學。

  最後之東林、蕺山，亦皆出於王學，而求濟其末流之弊。

  《明儒學案》：「有東林、蕺山二學案。東林者，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之書院；蕺山者，劉宗周講學之書院也。」

  故明儒之學，一王陽明之學而已。

  宋、元諸儒，多務闡明經子，不專提倡數字以為講學宗旨。明儒則一家有一家之宗旨，各標數字以為的。白沙之宗旨曰「靜中養出端倪」，

  《明史·陳獻章傳》：「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

  甘泉之宗旨曰「隨處體驗天理」，

  《明史·湛若水傳》：「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為求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知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明與吾之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為非。一時學者，遂分王、湛之學。」

  陽明之宗旨曰「致良知」，

  致良知，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心學主旨，語出《孟子》。即將良知（個人本身具有的道德意識）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在實際行動中實現良知，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

  《明儒學案》：「陽明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明，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

  又曰「知行合一」。

  《明儒學案》：「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即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為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為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

  其後鄒守益主「戒懼慎獨」，

  《明史·鄒守益傳》：「穆孔暉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而守益於戒懼慎獨，蓋兢兢焉。」

  《明儒學案》：「東廓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懼慎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

  羅洪先主「靜無欲」，

  《明儒學案》：「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為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復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

  李材主「止修」，

  止修，即「止修」學說。「止修」是對《大學》中「知止」與「修身」的合稱。明代思想家李材（1519～1595）創立的學說，與王守仁「致良知」相對。

  《明儒學案》：「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

  王畿、周汝登主「無善無惡」，

  《明儒學案》：「王畿《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教法，每提四句：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明史·許孚遠傳》：「官南京，與尚寶司卿周汝登並主講席。汝登以無善無惡為宗，孚遠作『九諦』以難之。」

  高攀龍主「靜坐」，

  《明史》：「高攀龍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為主。」（《明儒學案》載高攀龍說靜坐之語甚多。）

  劉宗周主「慎獨」。

  《明儒學案》：「蕺山先生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惟先生始得其真。」

  紛然如禪宗之傳授衣缽、標舉宗風者然。謂為由宋、元以來，講求理學，漸從由書冊直指人心，可；謂為墮入禪學，遁於虛無，亦可。要之明儒之學，與宋、元之學，固大不同也。

  陽明之學之最有益於世道者，即在主張知行合一之一語。自宋以來，書冊日多，著述日富，講求討論，雖進於前，而人之立身行事，反與書冊所言分而為二。充其弊必有學術日昌、人心日壞之象。陽明著眼此點，故勸人即知即行，使知不但徒騰口說無益，即冥心妙悟而不驗之實事亦無益。此正當時科舉中人口孔、孟而心跖、[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310164.jpeg" /]之對證妙藥，抑亦吾國從古以來聖哲真傳。蓋吾國自古相傳之法，惟注重於實行，苟不實行，即讀書萬卷，著作等身，亦不過販賣炫鬻之徒，於己於人，毫無實益，即不得謂之學問。使後之學者。咸准陽明之說而行，無知愚賢不肖，行事一本良心，則舉世可以無一壞人，而政治風俗，亦無一不可以臻於盡善盡美之域。無如人心痼蔽，惟喜求知而憚實行，談玄說妙者，務出新說以相勝，安於卑近者，轉執其流弊以相訾警，甚至在為人行己之外，別求一種學問以為能，研究此等文字者，方足為學，而其他皆空談，是豈陽明所及料哉！

  《傳習錄》：「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為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傳習錄》，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語錄、論學書信的簡集，為明代陽明學派的啟蒙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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