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1）

  歷代史書，所志藝文、經籍，大抵兼舉前代及當時所有之書籍，惟《明史》不志前代之書，第述有明一代之著作。

  

  《明史·藝文志》：「四部之目，防自荀勖，晉、宋以來因之。前史兼錄古今載籍，以為皆其時柱下之所有也。明萬曆中，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遍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錄？」「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雲。」

  其數為十萬零五千九百七十四卷。觀其一朝之人著作之富，則其當時之文化，可以推想。史稱北京文淵閣貯書近百萬卷，

  文淵閣，位於北京故宮東華門內文華殿後，原為明代聖濟殿舊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774～1776）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庫全書》的「四庫七閣」之一。文淵閣為三層樓房，閣內懸有乾隆御書「匯流澄鑒」四字匾。

  《明史·藝文志》：「明太祖定元都，大將軍收圖籍致之南京，復詔求四方遺書，設秘書監丞，尋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樂四年，帝御便殿閱書史，問文淵藏書。解縉對以尚多闕略，帝曰：『士庶家稍有餘資，尚欲積書，況朝廷乎！』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北京既建，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書一部至百部，各擇其一，得百櫃，運致北京。宣宗嘗臨視文淵閣，親披閱經史，與少傅楊士奇等討論。……是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

  蓋宋、遼、金、元之書，悉萃其中，故卷數之富，為歷代館閣所未有也。秘閣之外，行人司藏書亦富，

  《識小錄》（王夫之）：「翰林名讀中秘書而實無一書之可讀，惟行人司每一員出使，則先索書目以行，購書目中所無者，多至數冊，少亦必一冊，納之司署，專設司吏一人，收貯簡曬，故行人司藏書最富。」

  蓋古者太史採風陳詩之遺也。其他貴族縉紳儒流士庶藏書之家，尤指不勝屈。若朱睦[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403898.jpeg"/]、

  《明史諸王傳》：「鎮國中尉睦[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407604.jpeg"/]字灌甫，鎮子王諸孫，被服儒素，覃精經學。」

  《萬卷堂書目跋》（睦[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410261.jpeg"/]）：「余宅西遊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環列其中。仿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經類凡十一：《易》、《詩》、《書》、《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六千一百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職官、儀注、刑法、譜牒、目錄、地誌、雜誌，凡九百三十部，一萬八千卷；子類凡十：儒、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說、五行家，凡一千二百部，六千零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詞、別集、總集，凡一千五百部，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為四部。」

  葉盛、

  《乾隆蘇州府志》（習嶲）：「崑山葉文莊公盛宅，在東城橋西。公生平嗜書，手自讎錄，至數萬卷。」

  《靜志居詩話》（朱彝尊）：「文莊儲藏之目為卷止二萬餘，然奇秘者多，亞於冊府。」

  楊循吉、

  《澹生堂藏書訓》（祁承[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413335.jpeg"/]）：「楊儀部君謙，性最嗜書，家本素封，以購書故，晚歲赤貧，所藏十餘萬卷。」

  何良俊、

  《列朝詩傳）：「何良俊字元朗，少而篤學。……每喟然嘆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

  王世貞、

  《少室山房筆叢》（胡應麟）：「王長公，小酉館在弁州園涼風堂後，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搆藏經閣貯焉。」

  胡應麟、

  《澹生堂藏書訓》：「婺州胡元瑞以一孝廉，集書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黃虞稷、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錢謙益）：「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為舉子，以迄學官，修脯所入，衣食所余，未嘗不以市書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

  徐[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417925.jpeg"/]、

  《紅雨樓家藏書目序》（徐[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420345.jpeg"/]）：「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

  毛晉、

  《同治蘇州府志》：「毛晉世居迎春門外七星橋，少為諸生，性嗜捲軸。湖州書舶雲集於門，邑中為之諺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書於毛氏。』前後積至八萬四千冊，構汲古閣、目耕樓以庋之。」

  汲古閣，明代私人藏書樓和印書工場。位於江蘇常熟隱湖南七里橋，明末藏書家、出版家毛晉創辦。

  謝兆申等，

  《筆精》（徐[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424147.jpeg"/]）：「邵武謝兆申好書，盡罄家資而買墳籍，藏蓄幾盈五六萬卷。」

  皆收藏至二三萬卷以上。其范氏之天一閣，

  天一閣，我國現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創辦者為明代大臣范欽。

  《茶餘客話》（阮葵生）：「范欽號東明，喜購舊本，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為第一。」

  錢氏之絳雲樓，

  絳雲樓，明末清初江南最大的藏書樓。為當時學者錢謙益為夫人柳如是所修，清順治年間毀於天火。

  《絳雲樓書目題詞》（曹溶）：「虞山宗伯所積，幾埒內府，視葉文莊、吳文定及西亭王孫或過之。……晚歲居紅豆山莊，出所藏書，重加繕治，區分類聚，棲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

  尤為目錄家所艷稱。士大夫咸以嗜書殖學為務，故能上紹唐、宋，而下開有清之文治焉。

  官書之風，以明為盛。

  《書隱叢說》（袁恬）：「官書之風，至明極盛。內而南北兩京，外而道學兩署，無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數卷新書與土儀並充饋品，稱為書帕本。」「孫毓修曰：明時官司衙署刊本，周弘祖《古今書刻》略載之。明祖分封諸王，各賜宋板書帖，諸王亦能於養尊處優之餘，校刊古籍，模印精審，至今見稱。如沈、唐、潞、晉、徽、益諸藩，皆有傳刻。」

  南北兩監，藏板至夥，歷代正史，一再雕印。

  《南雍志》（黃佐）：「梓刻本末《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修補，板既叢亂，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王[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427919.jpeg"/]會計亡數，已逾二萬篇。弘治初，始作庫供儲藏。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刊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學博才裕，使將原板刊補。其廣東原刻《宋史》差取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後邦奇、汝璧遷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方克進呈。」

  《善本書室藏書志》（丁丙）：「北監二十一史，奉敕重修者，祭酒吳士元、司業黃錦也。自萬曆二十四年開雕，閱十有一載，至三十四年竣事，皆從南監本繕寫刊刻。」

  《善本書室藏書志》，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散失後的部分抄補本。晚清藏書家丁丙（1832～1899）輯錄。1860年和1861年，太平軍兩次攻占杭州，文瀾閣毀損殆盡，閣中所藏《四庫全書》也在戰亂中散失。丁丙與其兄丁申四處搜尋收購，後將所得圖書輯錄為此書。

  書坊之多，以燕京、江、浙為盛。

  《經籍會通》（胡應麟）：「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輦下所雕者，每一當浙中三，紙貴故也。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當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冊類書，咸會萃焉。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和坊，皆四達衢也。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率其地梓。……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宋本稱最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經籍會通》，研究中國古典目錄學史的重要著作。明代學者、目錄學家胡應麟（1551～1602）著。

  工匠刻書，價值亦廉。

  《茶香室續抄》（俞樾）：「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刻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厘，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費相同。按此知明時刻書價值至廉，今日奚翅倍之也。」

  然如《永樂大典》之巨書，當國家財力全盛之時，亦未能付諸雕版，是亦至可惜之事也。

  明代儒臣奉敕編輯之書至夥，而卷冊最富者，無過於《永樂大典》。

  《明史·藝文志·類書類》：「《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卷。原註：永樂初，解縉等奉敕編《文獻大成》既竣，帝以為未備，復敕姚廣孝等重修，四歷寒暑而成，更定是名。成祖制序，復以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復加繕寫。」

  其書以韻為綱，而以古書字句排列於下，以便檢尋。而體例不一。至有舉全部大書悉納於一韻之一字中者，與前此類書割裂原文以事相次者有別。故元以前佚文秘典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復見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明實錄》載成祖諭解縉等：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無厭浩繁云云。故此書以《洪武正韻》為綱，全如《韻府》之體。其每字之下，詳列各種書體，亦用顏真卿《韻海鏡原》之例。惟其書割裂龐雜，漫無條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或全錄一書，以書名分韻，與卷首凡例多不相應，殊乖編纂之體。……然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訂，復見於世。」

  當明之世，南北二京，僅有寫本三部。

  《四庫全書總目》：「《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明永樂元年七月奉敕撰，二年十一月奏進，賜名《文獻大成》。總其事者，為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與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備，復命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與縉同監修。與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於永樂五年十一月奏進，改賜名曰《永樂大典》。並命複寫一部，鋟諸梓，以永樂七年十月訖工。後以工費浩繁而罷。定都北京以後，移貯文樓。嘉靖四十一年，選禮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錄正副二本，命高拱、張居正校理。至隆慶初告成，仍歸原本於南京。其正本貯文淵閣，副本別貯皇史宬。明祚既傾，南京原本與皇史宬副本並毀。今貯翰林院庫者，即文淵閣正本，僅殘闕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顧炎武《日知錄》以為全部皆佚，蓋傳聞不確之說。書及目錄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與原序原表併合。《明實錄》作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明史·藝文志》作二萬二千九百卷，亦字畫之誤也。」

  議者雖請鐫印，頒發國學，訖未實行。

  《野獲編》（沈德符）：「甲午春，南祭酒陸可教有刻書一疏，謂文皇帝所修《永樂大典》，人間未見，宜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匯成，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上即允行，至今未聞頒發也。按此書至二萬餘卷，即大內止寫本一部。至世宗重錄，以備不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勞諸臣，俱敘功優升，若付梨棗，更豈易言。」

  至清僅存殘本一部，修《四庫全書》時，曾就其中輯錄古書數百種。

  《四庫全書總目》：「今裒輯成編者，凡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

  然其可采者尚多，翰林之嗜古者，往往從而抄輯。至光緒庚子之亂，毀於兵燹，今只存六十四冊。

  《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永樂大典》六十冊，明解縉等撰，嘉靖重錄正本，存二支、九真、十八陽、十九庚、二十尤、六姥、四霽、五御、一屋、二質等韻。」「此書尚有四冊，留教育部。」

  尚有零冊散入外國，頗為外人珍視，美之圖書館曾以珂羅版影印一冊焉。（京師圖書館藏有美國圖書館長勃特蘭博士所贈珂羅版印《永樂大典》一冊，自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卷至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卷，僅一服字韻中，繪衣服圖甚多。）

  明代取士，專重科舉，試以制義，至清猶沿其法，此世所詬病也。

  《明史·選舉志》：「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詩》、《書》、《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曰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以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鄉試第一為解元，會試第一為會元，二、三甲第一為傳臚雲。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為第一場，又三日為第二場，又三日為第三場。初設科舉時，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後頒科舉定式，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廷試，以三月朔。鄉試，直隸於京府，各省於布政司。會試，於禮部。主考，鄉、會試俱二人，同考，鄉試四人，會試八人。提調一人，在內京官，在外布政司官。會試，禮部官監試二人，在內御史，在外按察司官。會試，御史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事。舉子，則國子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閒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試卷之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本經、所司印記。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晚未納卷，給燭三支。文字中迴避御名、廟號及不許自序門地。彌縫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謄錄用殊，謂之殊卷。試士之所，謂之貢院。諸生席舍，謂之號房。人一軍守之，謂之號軍。試官入院，輒封鑰內外門戶。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簾官。廷試用翰林及朝臣文學之優者為讀卷官。共閱對策，擬定名次，候臨軒。或如所擬，或有所更定，傳制唱第。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此明一代取士之大略也。」

  然明初立法，實非專尚時文。

  《日知錄》（顧炎武）：「《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此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其後展轉流變，士益不務實學，至有「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之嘆。

  十八房，明清會試，以同考官十八員分閱五經，叫做十八房。《易》、《詩》各五房，《書》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共十八房。

  《日知錄》：「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鉤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邱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相交譙呵，以為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為坎坷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歟！」

  蓋人心嗜利苟得，有可以簡陋而得虛榮者，則相率從之，而目務實用者為迂遠。雖有善法，不時時為之改良，其歸宿亦猶是耳。

  明初最重學校，以學校為科舉之本；而出身學校者，可不必由科舉。

  《明史·選舉志》：「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

  觀明初國學之制及國子生之盛，殆遠軼於唐、宋。

  《明史·選舉志》：「國子學之設，自明初乙巳始。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天下既定，詔擇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子學。……」「初，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後改建於雞鳴山下。既而改學為監，設祭酒、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典簿等官。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學旁以宿諸生，謂之號房。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襲衣巾靴。正旦、元宵諸令節俱賞節錢。孝慈皇后積糧監中，置紅倉二十餘舍，養諸生之妻子。歷事生未娶者賜錢婚聘，及女衣二襲，米月二石。諸生在京師歲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歸省，人賜衣一襲，鈔五錠，為道里費，其優恤之如此。而其教之之法，每旦，祭酒、司業坐堂上，屬官自監丞以下，首領則典簿，以次序立。諸生揖畢，質問經史，拱立聽命。惟朔望給假，余日升堂會饌，乃會講、復講、背書、輪課以為常。所習自四子本經外，兼及劉向《說苑》及律令、書、數、《御製大誥》。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詔、誥、表、策論、判、內科二道。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每班選一人充齋長，督諸生工課。衣冠、步履、飲食，必嚴飭中節，夜必宿監，有故而出，必告本班教官，令齋長帥之以白祭酒。監丞置集愆簿。有不遵者書之，再三犯者決責，四犯者至發遣安置。其學規條目，屢次更定，寬嚴得其中。堂宇、宿舍、飲饌、澡浴俱有禁例。司教之官，必選耆宿。」

  各地土官，及日本、琉球、暹羅諸國，皆有官生入監讀書。

  《明史·選舉志》：「直省諸士子云集輦下。雲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羅諸國亦皆有官生入監讀書，輒加厚賜，並給其從人。永、宣間，先後絡繹。至成化、正德時，琉球生猶有至者。」《續文獻通考·學校考》：「洪武三年，高麗遣其國金濤等四人來學，次年濤成進士歸。自是日本、琉球、暹羅諸國皆有官生入監讀書，朝廷輒加厚賜，並給其從人。雲南、四川等土官時遣子弟民生入監者甚眾，給賜與日本諸國同，監前別造房百間居之。」

  《長安客話》（蔣一葵）曰：「國初高麗遣金濤等入太學，其後各國及土官亦皆遣子入監。監前別造房居之，名王子書房。今太學前有交趾號舍，蓋成祖設北監以來，所以處交趾官生者。」

  《長安客話》，有關西安的方志著作。明代學者蔣一葵（生平不詳）著。

  其學生最盛之時，幾及萬人。

  《南雍志·儲養考》（黃佐）：「永樂十八年，監生九千五百五十二人。」「十九年，九千八百八十四人。」「二十年，九千九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九千八百六十一人。」「二十二年，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而整理田賦，清查黃冊，興修水利等事，皆命監生為之。

  《南雍志》：「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魚鱗圖冊成。先是上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而蘇松富民畏避徭役，以土產詭寄親鄰佃仆，相習成風，奸弊百出。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隨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裡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量其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丈尺四至，編類為冊。繪狀若魚鱗然，故名。至是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州等府縣冊成進呈，上喜，賜淳等鈔錠有差。」「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初令監生往後湖清查黃冊。」「戶部所貯天下黃冊，俱送後湖收架，委監察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埋沒差錯等項，造冊徑奏。其官員監生合用飲饌器皿等項並膳夫，俱於國子監取用。如不敷，於都稅司並上元、江寧縣等衙門支撥。其後奏准本監惟供給監生，凡官員監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過湖曬晾。」「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給道里費而行。」

  或繕寫書籍，或學習翻譯

  《南雍志》：「永樂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上以其未備，遂命重修，以祭酒胡儼兼翰林院侍講及學士王景等為總裁，開館於文淵閣，禮部簡能書監生繕寫。」「五年三月癸酉，命禮部選監生胡敬、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以四夷字學，分為四齋，命都指揮李賢以錦衣衛軍守門，務令成業。」

  《南雍志》，明代國子監專志。明代學者黃佐（1490～1566）著。後學者黃儒炳又撰《續南雍志》。南雍諸志留存了大量明代太學教育制度及印刷出版等方面的史料。

  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從行。

  《南雍志》：「永樂元年四月，頒敕二萬道，令監生馬宗誠等齎之，賜道里費。」「二年正月丁未，遣監生劉源等三十三人分行郡縣，訪求高皇帝御製詩文。」「七年二月壬午，巡狩北京，車駕發京師，擇吏部歷事監生四十人，譯寫四夷文字，監生十三人以從。」

  而分部歷事，

  《南雍志》：「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壬寅，初令監生年長者分撥諸司，歷練政事……建文二年十月，定監生歷事考核法。歷事各衙門者，一年為滿，從本衙門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不拘選用，中等、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級，隨材任用；下等者回監讀書。」

  隨時任官，尤為重視。

  《續通考》：「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擢監生六十四人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嘗遣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既而推及他省。擇其壯歲能文者，為教諭等官，至是乃盡擢劉政、龍鐸等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李擴等自文華、武英擢御史。擴尋改給事中兼齊相府錄事。蓋台諫之選，亦出於太學，其常調者乃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參用者居多。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

  蓋明之國學，第為儲才之地，並無畢業之期。以師儒督其學，以世務練其才，隨時選任，不拘資限，斯實從古以來惟一重用學校人才之時代。世徒以明祖定八股試士之制，遂謂其欲使天下英雄腐心於無用之空文，豈知當時事實，並不如是。第其後偏重科舉，而學校又有納粟之例，流品日雜，學生始不為天下所重耳。

  《續通考》：「宣宗以後，進士日益重，薦舉浸廢，舉貢日益輕，迨開納粟之例，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

  明代國學，有南北兩監，

  《續通考》：「成祖永樂元年二月，設北京國子監。……在城東北隅，即元國學遺址。明初為北京府學，至是改焉。十八年遷都，乃以京師國子監為南京國子監，而太學生有南北之分矣。」

  此外府、州、縣、衛無不有學，教養之法甚備。

  《明史·選舉志》：「郡縣之學，與太學相維，創立自唐始。宋置諸路州學官，元頗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餘員，弟子無算，教養之法備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上下之間，波頹風靡，學校雖設，名存實亡。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學有額田，

  《續通考》：「洪武十五年四月，賜學糧，增師生廩膳。」「初制，

  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至是命凡府、州、縣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供祭祀及師生廩膳。仍定為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學生月給廩膳米一石。」

  教有規定，

  《續通考》：「洪武二十五年，定禮、射、書、數之法。（一）頒行經、史、律、誥、禮儀等書，生員皆須熟讀精通，以備科貢考試。（一）朔望習射。於學校外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挾四矢，以次相繼。長官蒞射。射畢，中的飲三爵，中鵠飲二爵。（一）習書，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一）數學，務精通《九章》之法。」

  《顏氏學記》（戴望）：「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為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為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王源曰：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

  《顏氏學記》，顏李學派人物傳記。清代學者戴望（1837～1873）著。顏李學派是清初的一個重要派別，清代學者顏元（1635～1704）、李塨（1659～1733）合創。主張研究實際問題，強調親身「習行」，反對理學家空談性理和「靜坐讀書」的修養方法，故稱「實學」。

  學生名額，復迭有增加。

  《明史·選舉志》：「生員雖定數於國初，未幾即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德中，定增廣之額：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成化中，定衛學之例：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以上軍生六十人，二衛、一衛軍生四十人，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士官子弟，許入附近儒學，無定額。增廣既多，於是初設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謂之附學生員。……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

  惜其後學生僅務考試，而埋首於時文，明初善制，以漸而廢。提學者亦只分諸生等第，不復問六藝之科目耳。

  《明史·選舉志》：「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先以六等試諸生優劣，謂之歲考。一等前列者，視廩膳生有缺，依次充補，其次補增廣生。一、二等皆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則廩、增遞降一等，附生降為青衣，六等黜革。繼取一、二等為科舉生員，俾應鄉試，謂之科考。其充補廩、增給賞，悉如歲試。其等第仍分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應鄉試，撻黜者僅百一，亦可絕無也。」

  府、州、縣學之外，又有社學。

  《續通考》：「洪武八年正月，詔天下立社學。……詔曰：『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導民善俗，稱朕意焉。』於是鄉社皆置學，令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二十年，令社學子弟讀誥律者赴京，禮部較其所誦多寡，次第給賞。」「英宗正統元年，詔有俊秀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縣訪保明師，民間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社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法。」

  官吏之留心民事者，恆以興舉社學為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