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河流漕運及水利

  吾國各地河流，自《禹貢》以來多有遷徙，而黃河之潰決遷徙為最劇。自周、漢以迄元、明，黃河決溢之事，無慮百數。

  《全河備考》（葉方恆）：「周定王五年，河徙玲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州界），注巨野（即大野，屬濟寧州），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屬臨清，漢靈鳴犢口，今高唐州）。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楊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楊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為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時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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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其大者，周定王五年一徙，王莽始建國三年再徙，宋仁宗慶曆八年三徙，金章宗明昌五年四徙，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五徙。自宋以前其患疏，自宋以降其患數。

  《禹貢錐指》（胡渭）：「周定王五年，河徙。初，大禹導河，自積石、孟津、過洛、汭，及至大伾，乃釃二渠。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帝堯八十載，告厥成功。至是凡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河始決宿胥口，東徙漯川，徑長壽津，與漯別行；東北至成平，複合於禹故河。此黃河大徙之始。」「自定王五年己未，下逮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歲。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後五十九歲，為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祜元年甲戌，有橫隴之決。又十四歲，為慶曆八年戊子，複決於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歲。」「自仁宗慶曆八年戊子，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於是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

  降及明代，全河注於一淮。

  《禹貢錐指》：「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而運道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自魚台入泗，以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黃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即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為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線，受萬里長河之水。」

  《禹貢錐指》，專門詮釋《禹貢》的著作，也是歷代研究《禹貢》的集大成之作。清代經學家、地理學家胡渭（1633～1714）著。

  而河、淮間之工程，幾為全國之一大事，治河之法，惟以堰閘為務。

  《禹貢錐指》：「黃淮既合，則惟以堰閘為務。堰者高家堰，閘者淮南諸湖閘口也。堰閘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沖刷黃沙，使海口無壅。」

  東南之人，受其害者數百年。至清咸豐五年，河決銅瓦廂 ，由大清河入海，東南始無河患。

  宋都大梁，恃汴河為運道，以黃河、惠民河、廣濟河輔之。

  《宋史·食貨志》：「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

  靖康以後，南北分立，河、淮之間，墟為戰場，故無取其交通也。元、明都燕，以北方控制東南，聚南方之金帛粟米，供給北方之政府，而漕運乃為國之大事。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

  《元史紀事本末》（陳邦瞻）：「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泄。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而江淮之粟，直達燕都。

  《元史紀事本末》：「至元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京城，匯於積水潭，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挽之勞，公私便之。」

  明代復修會通河，運道益便。

  《大學衍義補》（邱浚）：「會通河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台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復淮安、莊閘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

  《大學衍義補》，為封建帝王而作的政治哲學著作，以補南宋哲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缺。明代大臣、文學家邱浚（1421～1495）著。

  蓋自隋煬開通濟、永濟二渠，雖已使南北之舟可以直達，然其運道迂遠，自修武至館陶，皆偏於西方，而臨清、東昌以南之路未通也。自元、明開此一途，而南北之運河始聯絡而成一線。論者徒謂隋煬開掘運河，蓋未詳其始末也。

  漕運之道，即通商之路。運河開通，商業自因之發達。觀元代商賈多造大船以運貨物，即可推見其概。

  《元史紀事本末》：「仁宗延祜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通河以達於都，多逾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並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於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今宜於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閘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許入河，違者罪之。」

  由明迄清，運漕之卒，又多帶貨物，以供給南北人之需要。

  《明史·食貨志》：「自英宗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

  《田漕弊議》（清姚文）：「從前運道深通，督漕諸臣，只求重運如期到通，一切並不苛察。各丁於開運時，多帶南物，至通售賣，復易北貨，沿途銷售，即水手人等攜帶梨棗、蔬菜之類，亦為歸邦時餬口之用。」「又如以前商力充裕，軍船回空，過淮時，往往私帶鹽斤。眾意以每年不過一次，不甚窮搜。」

  蓋商業興而關征重，商民所運之貨，必有因捐稅而增加價值者。而漕卒則夾帶私貨，無捐稅之累，其價廉而利厚，執政者亦姑息而不問，故始則以為私弊者，繼則公然承認之矣。

  《明史·食貨志》：「宣德四年設鈔關，稅商船，於是有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

  吾國東南濱海，故自陸路交通外，多有海上往來者。

  《日知錄》（顧炎武）：「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勾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溯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徑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195403.jpeg" /]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於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

  戰時借海道以運兵，平時亦資海舟以轉餉。

  《日知錄》：「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為恆制也。」「《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征諸道兵赴嶺南。時湘、漓溯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溯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

  然其事不恆，至元始以海運為常事。

  《元史紀事本末》：「（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等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岙，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舊通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二司，各置分司，以督綱運。二十年，復事海運。……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成宗大德》八年，增海運米為百四十五萬石。」

  其歲運糧數，詳載《元史》及《大元海運記》。其漕運水程，亦具見《海運記》中：

  《大元海運記》，詳細記載元代漕運水程的史籍。原為成書於元至順二年（1331）的《元經世大典》中的「海運篇」，後人輯為《大元海運記》。

  至元十九年，創開海運，每歲糧船於平江路、劉家港等處聚[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9198120.jpeg" /]，經由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捉嶼，使於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雲山洋，投東北，取成山路，多有淺沙。行月余才抵成山，羅璧、朱清、張瑄講究水程，自上海等處開洋，至揚村馬頭下御處，經過地名山川經直多少迂迴，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此在今日視之，固至平常之事，然元時則詫為盛舉，固前此歷代之所無也。明初猶行海運，至會通河通利始罷，

  《大學衍義補》（邱浚）：「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隆慶中複試行之。

  《野獲編》（沈德符）：「隆慶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中間自膠州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官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此其淮安至天津以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事下部復，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敕漕司量撥漕糧十二萬自淮入海，工部即發節省銀萬五千兩，雇募海舟，淮揚局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詔從之。」

  然明清運道，專主於河，雖知海運之利，終憚行之。至清道光中，始復用海運（詳見魏源《道光丙戌海運記》）。初用帆船，至通商後，乃改輪運焉。

  三代之時，田有溝洫，無所謂水利。戰國以降，溝洫之制度，則視地方官吏治水之善否，以為農業興廢之徵。觀胡渭論關中土質，即知昔之膏腴復為瘠土之故。

  《禹貢錐指》（胡渭）：「或問：『《漢書》云：自鄭渠成，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為沃野，無凶年。』然則前此未有渠時，渭北之地皆舄鹵也，雍田何以稱上上乎！曰此地之為舄鹵，以溝洫廢也。溝洫之制廢，則水泉瀉去，其地為鹹鹵，五穀不殖，秦人患之，此鄭國之策所以行也。然渠成之後，舄鹵仍不少，兒寬所謂鄭國旁高印之田，嚴熊所謂重泉以東故惡地，是也。故又有輔渠、白渠、龍首渠之役，及後漢都雒，諸渠漸廢。杜佑雲，秦、漢時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所溉惟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頃。則兩渠之利，至唐而益微矣。宋人以鄭渠久廢，不可復興，惟修三白渠。其所溉者，涇陽、富平等六縣田三千八百餘頃而已。熙寧中，於仲山旁更穿豐利渠，溉田二萬五千餘頃。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壞，乃復治舊渠口，溉田四萬五千餘頃，其數不減於漢，然未幾亦廢。」

  大抵宋以前，西北各地，農田水利尚多修舉，故富力不偏於南方。

  《日知錄》：「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工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

  自宋以降，西北水利不修；而南方圩田大興，於是南北之饒瘠迥殊。

  《宋史·食貨志》：「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

  《文獻通考》（馬端臨）：「江東水鄉，堤河兩涯，田其中，謂之圩。農家雲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沿田通斗門，每門疏港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

  論者雖謂圍湖為田，易致水旱，

  《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

  然其利究過於害，此研究宋、元以來經濟變遷者所當知也。

  自宋熙寧中遣使?察農田水利，議興修塘堰圩堤。

  《文獻通考》：「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王明言保州塘濼以西，可築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內可引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為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限戎馬。從之。中書言諸州縣古蹟陂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元亦置都水庸田使司，掌種植稻田之事。

  都水庸田使司，元代專門掌管農田水利的部門，直屬中央。但非常設機構，時置時廢。

  《元史·百官志》：「都水庸田使司，至元二年置。」「至正十二年，因海運不通，詔河南窪下水泊之地，置屯田八處，於汴梁添立都水庸田使司，正三品，掌種植稻田之事。」

  明初復廣遣國子生集吏民修治水利。

  《日知錄》：「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

  似歷代政府皆注意於水利，各地之水利，宜皆隨時修舉而無所歧異矣。然觀明周用《理河事宜疏》，則山東、河南之困於水旱，殊非他省之比。

  《理河事宜疏》：「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衝決之患。民間地決裂破壞，不成隴畝，畊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徒費工力，無裨飢餓，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洗、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耕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谷俱盡，東南西北，橫亘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

  蓋黃河之患，至宋而劇；綿曆元、明，不時潰決。民無久計，官無經圖，故其現象若此也。其後徐貞明著《潞水客談》，亦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飢。則明季西北諸省水利亦均不修，不獨河南、山東為然矣。

  《潞水客談》，水利學專著。明代水利專家徐貞明（約1530～1590）著。

  《明史·徐貞明傳》：「貞明為給事中，上水利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括，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貞明被謫至潞河，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飢，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

  貞明小試其說，而未竟其功。

  《明史·徐貞明傳》：「戶部尚書畢鏘等力贊之，因采貞明疏議為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為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者，即為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谷，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貞明領墾田使，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言水田必不可行，帝乃諭令停役。……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即為浮議所撓，論者惜之。」

  清雍正中，設營田水利府，經營京畿水田，亦僅成數千頃而罷（詳《清通考·田賦考》），迄今河、淮以北之水利，仍不及江南?之修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