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政黨政治

  自漢以來，君主政體無所變革。然政治之中心，往往不在君主本身，而旁及於女主、外戚、宦寺、嬖倖、宗王、強藩之手。有宋盡革其弊，雖間有女主垂簾、宦者得勢之時，要皆視兩漢、晉、唐為不侔。

  《宋史·后妃傳》：「慈聖光獻曹後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祜之治。」「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宦官傳》：「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卻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

  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故惟宋無女主、外戚、宗王、強藩之禍。宦寺雖為禍而亦不多，而政黨政治之風，亦開於宋。《論語》曰：「君子群而不黨。」以黨為不良之名詞。故世多以黨為戒，後漢始有黨禁。

  《後漢書·靈帝紀》：「建寧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翊、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誼者，一切結為黨人。」「熹平五年閏月，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光和二年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本書首發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唐代亦有牛、李之黨，

  《通鑑目錄》：「穆宗長慶元年，李德裕、李宗閔始為朋黨。」

  《通鑑》：「長慶三年三月，以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太和七年二月，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八年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通鑑目錄》，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鑑》的同時，為便於檢索，把《通鑑》每年所涉及的重大史事，標目列舉，成《通鑑目錄》三十卷。

  其事雖不同，要皆不可目為政黨。蓋漢之黨人，徒以反對宦官、自樹名節為目的，固無政策之關係。其與之為難之宦官，更不成為敵黨。唐之牛僧孺、李德裕雖似兩黨之魁，然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故雖號為黨，而皆非政黨也。

  宋仁宗時，始有朋黨之議。

  《宋史紀事本末·慶曆黨議篇》（陳邦瞻）：「仁宗景祜三年，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敝。……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請改前命，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自承是仲淹之黨。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責司諫高若訥不能諫，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寶元元年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

  歐陽修著《朋黨論》，謂惟君子有朋。

  《宋史紀事本末》：「慶曆三年三月，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蓋已明於君子執政，必多集同志以行其政策，不必以朋黨為諱矣。然慶曆中雖有黨論，而並無兩黨相對峙之形式。范仲淹、歐陽修等為黨，而反對范、歐等之呂夷簡、夏竦等並不能為黨。呂雖反對范，後轉為之畫策，明與夏非黨。

  《宋史紀事本末》：「夏竦怨石介斥己，欲因以傾富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偽作介為富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

  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仲淹愕然。」

  范之無憾於呂，尤能分別公私之界。

  《宋史·范仲淹傳》：「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

  故仁宗時之黨議，不得謂之政黨，而君子之風有足多者。

  中國之有政黨，殆自宋神宗時之新舊兩黨始。其後兩黨反覆互爭政權，訖北宋被滅於金始已。

  新舊兩黨，指宋神宗時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為王安石變法的兩大對抗派別。

  北宋新舊黨政爭表

  [img alt="" class="img-a" src="../Images/image06510.jpeg" /]

  論史者恆以宋之黨禍比於漢、唐，實則其性質大不相同。新舊兩黨各有政見，皆主於救國，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張各異，遂致各走極端。縱其末流，不免於傾軋報復，未可純以政爭目之；而其黨派分立之始，則固純潔為國，初無私憾及利祿之見羼雜其間。此則士大夫與士大夫分黨派以爭政權，實吾國歷史上僅有之事也。

  自唐、五代以降，因仍苟且，政法大敝。宋室區區，僅能謀政權之統一，圖皇位之世襲，而於民生國計之要，初未能有大經大法，起積弊而垂之於無窮。故有識之士，咸思奮發有為。范仲淹、歐陽修等，皆嘗持改革之論。

  《宋史·范仲淹傳》：「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其十事為：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悻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

  《本論》（歐陽修）：「今之務眾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天下之勢，有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敝，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

  至神宗時，積弊愈甚。而王安石、呂惠卿等，以學者見信於神宗，遂力主改革舊弊，創立新法。十餘年間，於理財講武、恤民救災、興學育才、建官明法之要政，粗有圖議，尚未能大樹規模。而當時之守舊者，若司馬光、富弼、韓琦、文彥博、范純仁等，群起反對。致王、呂之事，未能展其六七。蓋以其施行太驟，陳義太高，蚩蚩之民，相率咨怨。而奉行之官吏，又不能盡如立法者之意，有以貽反對者之口實也。今觀其施行次第，

  《宋史·神宗紀》載：熙寧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甲子，陳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聞。四月丁巳，遣使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丁卯，立常平給斂法。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閏月，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三年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十二月己未，立諸路更戍法，舊以他路兵雜戍者遣還。乙丑，立保甲法。丁卯，以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初行免役法。四年正月壬辰，王安石請鬻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常平倉本，從之。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置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路學官。使之教導。辛酉，詔治吏沮青苗法者。三月庚寅，詔給諸路學田。增教官員。辛卯，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職者。十月壬子朔，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戊辰，立太學生內、外、上舍法。五年三月丙午，以內藏庫錢置市易務。四月己未，括閒田，置弓箭手。六月乙亥，置武學。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六年三月庚戌，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己未，置諸路學官。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四月乙亥，置律學。戊戌，裁定在京吏祿。八月戊戌，複比閭族黨之法。九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法。戊申，詔興水利。七年三月己未，行方田法。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知江寧府。以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翰林學士呂惠卿參知政事。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提舉。八年二月癸酉，以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己酉，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辛亥，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十月壬寅，罷手實法。九年十月丙午，王安石罷知江寧府。十年六月癸巳，王安石以使相為集禧觀使。九月癸酉，立義倉。元豐元年正月乙卯，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二年五月戊子，御史中丞蔡確參知政事。三年二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章惇參知政事。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九月乙亥，正官名。乙酉，以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五年四月癸酉，官製成。以王矽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甲戌，以太中大夫章惇為門下侍郎。五月辛巳朔，行官制。

  均輸法，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法規之一，規定物資由政府統一採購。該法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富商大賈及地方官員的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者的額外負擔。

  則安石初執政時，改革最銳。至再執政，僅頒行《三經新義》及罷手實法而已。元豐初政，惟改官制，余多循熙寧之法行之。則以反對者之烈，未能舉舊制一一研索，掃地而更張也。

  《三經新義》，北宋王安石在東京主持變法時期完成的重新訓釋《周禮》、《尚書》、《詩經》的著作。《三經新義》貫徹了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成為變法的理論根據。

  神宗崩，高太后聽政。元祐諸賢，力反王、呂、章、蔡所為。

  《宋史紀事本末·元祜更化篇》稱：元豐八年五月，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為門下侍郎。七月，罷保甲法。十一月丙戌，罷方田。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罷保馬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劃革略盡。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其勢似頗專於守舊。然其於學校貢舉，亦思多立新制以祛舊弊。

  《宋史紀事本末·學校科舉之制篇》稱：元祜元年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頤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

  使溫公等執政稍久，未必不別有所建設。惟其建設之法，必有鑑於王、呂等，不期急進，而務得民心。且即王、呂之所創置，亦未嘗不可採用。如差役之法，蘇軾、范純仁等皆以為不如免役。足證守舊者未必不知新法之孰長孰短。即溫公一概抹殺，而蘇、范且抗顏力爭矣。

  宋之新黨近於管、商，舊黨近於黃、老。其根本觀念不同，故政策亦各有所蔽。第以司馬溫公與王荊公辯論之書觀之，即可知其政策之原本：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又置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大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跡其本原，或以此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亂，莫安其居者，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我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者：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

  青苗法，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法規之一。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亦稱「常平給斂法」、「常平斂散法」。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者，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盤庚遷都，商王盤庚即位後，為抑制貴族的奢侈，緩和階級矛盾，決定遷都於殷（今河南安陽）。貴族們竭力反對，盤庚發布文告，嚴令其服從，史稱「盤庚遷殷」。之後，他又以強硬手段制止了貴族們搬回舊都的企圖。

  惟舊者偏徇俗見，新者間雜意氣，則皆不免為賢者之累。其後新黨為眾論所排，不得不用政見相同之人，而小人乃乘而為利。舊黨當元祐中雖暫得勢，尋復分裂，而有洛、蜀、朔黨之別。而兩方始不以政策為重，而以黨派為爭矣。

  《宋史紀事本末》：「元祐二年，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

  熙、豐、元祐之分黨，最為純潔。其於異黨之人，雖亦排斥，然未嘗明著黨籍，誣加罪狀也。其後紹述調停反覆不已，而蔡京當國，遂至仇異黨而刻石示眾。

  《宋史紀事本末·蔡京擅國篇》：「（崇寧元年）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九月己亥，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矽、梁燾、王岩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侍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787830.jpeg" /]、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廷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央、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扆、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

  《金石萃編·元祜黨籍碑》（王昶）：「碑有二本。一是裝本，正書隸額，有饒跋，在靜江府。一碑高六尺，廣三尺一寸五分，行字多寡不等，正書。額題『元祜黨籍碑』五字，亦正書，有沈跋，在融縣。……《元祜黨籍碑》，徽宗朝原有兩本。崇寧元年九月己亥，御書刻石於端禮門者，初本也。三年六月戊午，重定一籍，通三百九人，御書刊石置文德殿門東壁，又詔蔡京書之，頒之州縣，令皆刻石者，再刻本也。五年正月，以星變除毀朝堂石刻，如外處有石刻亦令除毀，而原刻無有存者。今世所傳，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玩碑文先立於宮學，次及太學辟雍，又次及天下郡邑，則宮學在太學之上矣。此碑今存者，山左較多，河南次之。」

  此則政黨史之污點也。蔡京與王安石有連，然當王、呂時，未嘗得志，元祐初，且以復差役為司馬光所賞。

  《宋史紀事本末·元祐更化篇》：「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則徽宗時之斥逐奸黨，直元祐叛黨所為，而無與於熙、豐之黨也。

  熙、豐、元祐之政黨，敗壞於蔡京。經宣和、靖康之變，而新黨無所容喙。觀崔鶠之疏，可知當日群議之歸向。

  《宋史紀事本末·群奸之竄篇》：「宣和七年十二月，右正言崔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己者。……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縝、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祜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建炎倉猝之際，首詔停散青苗錢，及還元祜黨籍及上書人恩數。

  《宋史·高宗本紀》：「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即位，改元建炎。」「罷天下神霄宮，住散青苗錢。」「六月辛未，還元祜黨籍及上書人恩數。」

  而洛、蜀諸人之學術，復重於世，荊公之新說衰矣。然朱熹所訂《社倉事目》，實本熙寧青苗之法。

  《史傳今義》（梁啓超）：「後此有陰竊青苗法之實而陽避其名者，則朱子之《社倉》是也。其法取息十二，夏放而冬收之，此與青苗何異？朱子行之於崇安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亦猶荊公行之於鄞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也。朱子平日痛詆荊公，謂其汲汲財利，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及倡《社倉》議，有詰之者，則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是耳。」

  是洛黨學者，亦未嘗不用新法之善者也。

  宋代黨論，歷時最久。元祐黨案甫衰，慶元黨案復起（《宋元學案》有《元祐黨案》、《慶元黨案》兩表）。然偽學之禁，雖亦由執政者之分黨相攻，而韓侂胄、京鏜等初無政策可言，趙、留、朱、蔡等亦未嘗標榜政策，反對異黨。其事止類於後漢之黨錮，與北宋之黨爭不同也。自是而後，惟學有黨，而政無黨。明之東林黨議雖亦以政權相傾軋，歷時至五十年。

  《明史紀事本末·東林黨議篇》：「顧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持。其附閣臣沈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然反對東林者，亦復不足齒數。上下數千年，惟北宋卓然有政黨，豈不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