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工商進步之特徵
2024-09-19 17:39:56
作者： 柳詒徵
唐代工商進步之特徵有四：其一曰飛錢。飛錢者，紙幣及匯兌之濫觴也。欲知其制之發生，當先知唐以前貨幣行使之沿革。秦、漢幣制，黃金與銅錢並用。漢武、新莽廣為貨幣，率未盡行 。東漢以降，各地自為風氣，不盡用錢。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至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三國時，吳、蜀均用錢，而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谷帛為市。晉太始中，河西荒廢不用錢，裂匹以為貨。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谷帛，朝議以為不可，乃止。宋、齊兩代，皆嘗鑄錢。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後魏孝文帝時，始詔天下用錢，而河北諸州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 。蓋執政者率不知錢幣之原理，隨時補苴而已。隋、唐之時，天下統一，悉行當時官鑄之錢。而人口日增，商業日盛，行鑄之錢，往往不周於用。唐開元中，屢敕禁民用錢。
《唐會要》（王溥）：「開元十三年，敕綾羅、絹布、雜貨等皆令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通理。自今後與錢貨並用，違者准法罪之。」「開元廿二年，敕貨物兼通，將以利用。自今以後，所有莊宅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
德宗、憲宗時，迭申錢禁，而飛錢之制以興。
《新唐書·食貨志》：「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民間錢益少，繒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廋索諸坊，十人為保。」
嗣因商民之利，遂准其於官府飛錢。
《新唐書·食貨志》：「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浸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為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人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
蓋錢幣專重流通，流通則其數雖少而若多，不通則雖多而若少。然苟明於匯兌之理，則一紙即可代錢，視挾貲以遠行為便。當時政府不知研究錢幣與商業之關係，創立新法，而商賈獨能發明此理，則唐時商賈之智，高於政府中人多矣。
其二曰瓷器。唐、虞之時，即有陶器。不過今之盆、盎之類，無細瓷也。日用飲食之物，大都用竹木，後又進而用銅。至唐禁銅器，而陶器之業以盛。
《新唐書·食貨志》：「開元十一年，詔所在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 「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為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爐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
瓷之興，蓋自晉至北魏而漸多。
《景德鎮陶錄》：「東甌陶。甌，越也。昔屬閩地，今為浙江溫州府。自晉已陶，其瓷青，當時著尚。杜育《荈賦》所謂『器澤陶揀，出自東甌』者也。」「關中窯。元魏時所燒。出關中，即今西安府咸陽等處，陶以供御。」「洛京陶。亦元魏燒造，即今河南洛陽縣也。初都雲中，後遷都此，故亦曰洛京所陶，皆供御物。」
《景德鎮陶錄》，瓷器專著。清乾嘉年間景德鎮人藍浦著，其門人鄭廷珪補輯。這是我國第一部較完整的景德鎮陶瓷史專著。
其見於史策者，則自隋之何稠始。
《隋書·何稠傳》：「稠性極巧，有智思，覽博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
唐時制瓷之地，如河南邢州、豫章等處，既見於史志，
《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貢埏埴盎缶。」「邢州貢瓷器。」
《唐六典》：「河南府貢瓷器。」「邢州貢瓷器。」
《新唐書·韋堅傳》：「豫章瓷飲器、茗鐺、釜。」
而壽州、洪州、越州、鼎州、婺州、岳州、邛州，均產名陶，
《景德鎮陶錄》：「壽窯、洪州窯、越窯、鼎窯、婺窯、岳窯、蜀窯，均唐代所燒造。」
其品第見於陸羽《茶經》。
《茶經》：「碗，越州為上。其瓷類玉類冰，青而益茶，茶色綠，邢瓷不如也：鼎州瓷碗次于越器，婺器次於鼎，岳器次於婺，壽瓷色黃最下。洪州瓷褐，令茶色黑，品更次壽州。」
其昌南鎮之瓷，則今之景德鎮瓷器之祖也。
《景德鎮陶錄》：「陶窯，唐初器也。土惟白壤，體稍薄，色素潤。鎮鍾秀里人陶氏所燒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鎮民陶玉者，載瓷入關中，稱為假玉器，且貢於朝，於是昌南鎮瓷名天下。」
綜歷代之用器觀之，竹籩、木豆、瓦簋、銅槃，漸變而為瓷碗、瓷盂，而精美輕細，不止於適用而已。此非化學工藝之進步乎？迄今世界各國，猶推吾國之瓷為首。故自隋、唐迄今，直可謂之瓷器時代。
其三曰茶鹽。茶之興，後於鹽。而言唐之徵商者，多以茶、鹽並舉，是二者皆唐之大商業也。古無茶字，故《孟子》稱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未嘗言飲茶也。茶、茗之稱，始於三國，
《吳志·孫皓傳》：「韋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易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
至晉而飲者猶少。
《世說新語》：「王檬好飲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每往，必雲今日有水厄。」
《唐書·陸羽傳》稱其時尚茶成風，且以之與外國市易。
陸羽與《茶經》
陸羽（733～8）0，4唐代茶聖。字鴻漸，號竟陵子、桑苧翁、東岡子。一生嗜茶。所著《茶經》是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
《新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茶之法，茶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知飲茶之風，至唐始盛，而茶可為商品，則產之多可知矣。白居易《琵琶行》稱茶商重利，而《唐書》載其時茶稅特重。
《新唐書·食貨志》：「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罷之。」「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即位，鹽鐵創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見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拓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於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榷茶，我國唐代形成的政府對茶葉實行徵稅、管制、專賣的一種制度。後世沿習。榷茶使即負責管理榷茶貿易的官員。
轉運使，唐代以後各王朝主管運輸事務的中央或地方官職。唐代宗時劉晏為鹽鐵、轉運二使。自劉晏後，鹽鐵、轉運逐漸合為一使，稱鹽鐵轉運使。
官稅愈嚴，私販愈夥，知茶為利溥矣。今日國貨之銷於域外者，尚以茶為大宗。溯其權輿，固當詳稽唐之茶法也。
吾國自唐、虞以來，久知食鹽之利。其後太公、管子及漢之劉濞、孔僅等，多以鹽為富國之本。
《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至國，……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管子·海王篇》：「海王之國，謹正鹽[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405214.jpeg"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8408253.jpeg" /]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遂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漢書·食貨志》：「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元狩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阻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
而言鹽法者，多推劉晏。
《新唐書·食貨志》云：「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監院，遊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
蓋管子、孔僅及第五琦等，皆用官專賣法。而晏則用就場徵稅之法，視鹽與其他商貨相等。糶之商人，聽其所之，故鹽商之業甚盛。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新唐書·食貨志》：「晏之始至也，鹽利歲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而淮、浙之鹽利，迄今遠過於齊、魯、晉、蜀者，亦自晏開之焉。
《新唐書·食貨志》：「（晏）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
其四曰互市。自漢以降，久與外國通商。
《漢書·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
邑盧沒國，今泰國叻丕。
諶離國，今緬甸伊洛瓦底江沿岸地區。
夫甘都盧國，今緬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卑謬附近。
黃支國，今印度馬德拉斯附近。
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梁書·諸夷傳》：「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倫，來到趾。太守吳邈遣使送詣權，……權差吏會稽劉咸送倫，咸於道物故，倫乃徑返本國。」
交、廣諸州最稱富饒者，以有互市之利也。然其商市率掌於地方官吏，未有專官司其事者，至隋始有互市專官。
《唐六典》：「漢、魏以降，緣邊郡國，皆有互市，與諸蕃交易。致其物產也，並郡縣主之，而不別置官吏，至隋諸緣邊州置交市監。」
《隋書·職官志》稱四夷使者各一，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其屬有監置、互市監、參軍事等。監置掌安置其駝馬車船，並糾察非違；互市監掌互市；參軍事掌出入交易。唐亦設互市監，掌諸蕃交易。
《唐六典》：「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丞為之貳。凡互市所得馬、駝、驢、牛等，各別其色，具齒歲、膚第以言於所隸州府。」
而廣州復有市舶使，
《國史補》（李肇）：「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有蕃長為主，領市舶使籍其各物，納舶價，禁珍異。」
《文獻通考》：「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澤為之。」 「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
知嶺南商業尤盛於諸邊矣。西曆九世紀，阿剌伯人伊賓戈爾他特賓（Ibn Khordabeh）著一書，曰《道程及郡國志》，中述唐代商港凡四。
伊賓戈爾他特賓，今譯伊本·考爾大貝，阿拉伯著名地理學家，9世紀中葉曾到中國。著有《道程及郡國志》。
《伊賓戈爾他特賓所述支那貿易港考》（桑原騭藏）：「唐時支那與大食之間，海上之交通，極其繁盛。當時模哈麥特教徒之來航於支那之貿易港者尤多。西曆九世紀之半頃，阿剌伯地理學者伊賓戈爾他特賓嘗記之於《道程及郡國志》。此書之著作年代，頗多異說。英國學者認為西曆八百六十四年頃之作，德國學者認為西曆八百四十六年之作，法人認為西曆八百四十四年乃至四十八年之作，要之必在西曆九世紀之半頃也。……其書之關於支那之貿易港者，略曰：支那之最初貿易港曰龍編 ，有支那上等之鐵器、瓷器及米谷等。次則廣府，距龍編海程約四日，陸行約二十日。此地所產果實及野菜、小麥、大麥、米及甘蔗等甚夥。自廣府行八日而達膠府 。其地之物產，亦同於廣府。自膠府行六日至揚州，其產物亦與前兩地相同。此等支那之貿易港，外人皆得航行，其城市皆臨大河之口，而河水通流，亦不受潮水漲落之影響。河中多鵝、鴨及其他之鳥類雲。」
模哈麥特，今譯艾哈邁德。
今人所擬定者，曰廣州，曰揚州。於廣州，則知其地有猶太、波斯人等十餘萬。
《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啓超）：「九世紀時，阿刺伯人所著《中國見聞錄》 中一節雲，有廣府Gonfu者，為商舶薈萃地。紀元二百六十四年 叛賊黃巢Punzo陷廣府，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其後有五朝爭立之亂，貿易中絕。」
於揚州，則以文宗德音證之。知南海蕃舶，可直達揚州也。
《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恭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往來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然《唐書》稱邊境走集最要者七：
《新唐書·地理志》：「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
則中外之商業，亦不僅廣東番舶一途。唐之京師，賈胡薈萃。
《通鑑》：「大曆十四年，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產貲，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夸取妻妾，故禁之。」
懷柔遠人，至給饔餼，使殖貲產，不徒官吏存問僅收市腳而已。蓋當時之政見，以天朝上國自居，不屑與外夷較利害。故待之極寬大，不似今之講國際商業者，以國家為商賈之行為，而外商遂輻輳於吾國之通都大市，迄今猶稱中國人曰唐人，知唐人所以來遠人者，感之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