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元魏之制度

  南北分治之時，後魏之境域，實廣於南朝。

  《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後魏起自北荒，道武珪克并州，下常山，拔中山，盡取慕容燕河北地。明元嗣時，漸有河南州郡。太武燾西克統萬，東平遼西，又西克姑臧，南臨瓜步。獻文之世，長淮以北，悉為魏有。孝文都洛，復取南陽。宣武恪時，又得壽春，復取淮西，續收漢川，至於劍閣。於是魏地北逾大磧，西至流沙，東接高麗，南臨江漢。」

  《讀史方輿紀要》，清初地理著作，原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該書以軍事地理為主，集自然與人文地理於一身，被譽為「千古絕作」、「海內奇書」。明末清初軍事家、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1631～1692）撰。

  由破裂而漸趨統一，而其國之制度，亦遂煥然可觀。魏之制度最善者，首推均田。自秦以降，田皆民有，無復限制，議者多病之。

  《漢書·食貨志》：「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併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王莽欲復古制，民皆不便，事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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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書·食貨志》：王莽篡位，「下令曰：『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奸，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後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

  晉武平吳之後，計丁課田，粗有限制，然亦未有授受之法。

  《晉書·食貨志》：「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

  南渡以後，軍國所需，須時征賦，乃無恆法定令。

  《隋書·食貨志》：「自東晉元帝寓居江左，……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征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

  而拓跋氏興於北荒，冞入中原，值大亂之後，民廢農業，轉能計口授田。

  《魏書·食貨志》：「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敝，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各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

  蓋亂世田土無主，地多入官，復由民有之制，漸變為國有之制。至孝文帝太和中，遂普行均田之法。

  《魏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婢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余果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蒔。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准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惟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論者謂其法異於王莽，故能久行而無弊。

  《文獻通考》：「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奪有餘以予不足，必致煩擾以興怨[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855150.jpeg" /]，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閒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是令其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弊歟？」

  然推其原始，實由無主之田，爭訟不決，豪強兼併，乃為均給。

  《魏書·李安世傳》：「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無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均播於兆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望絕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李安世（443～493），北魏大臣、經濟學家，均田制思想的奠基人。其經濟思想從保留在《魏書》本傳等古籍中的《均田疏》中可見一斑。

  又立三長，確定戶籍，校比戶籍，遂得其實。

  《資治通鑑》齊永明四年 ：「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秘書令李衝上言：『宜准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賦，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太尉丕曰：『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沖曰：『民可使由之，小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即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悉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臣多言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且喪亂多年，戶口稀少，計口均給，不虞不足。兩漢盛時，民戶皆千數百萬，口五千餘萬 。然東漢戶口，猶非實數 。計其最盛之時，或尚不止於此。三國以降，戶口銳減，後魏雖較晉為多，然亦不迨漢之盛。茲為列表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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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之戶口無確數，《魏書·地形志》謂「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余矣」。《文獻通考》據此推算，謂其盛時戶至五百餘萬，故亦准此數假定其人口為三千餘萬。然以一戶五口計之，尚未必有此數也。故積上述之三因，遂能於周、秦以後，實行均產之策，以弭生計之不平。沿及北周、北齊，亦均仿之，

  《文獻通考》，記述自上古訖宋嘉定末年典章制度發展沿革的專史，簡稱《通考》。宋元史學家馬端臨（1254～1323）著。該書與唐杜佑《通典》、宋鄭樵《通志》合稱「三通」。

  《隋書·食貨志》：「北齊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人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後周太祖作相，創製六官。……司均掌田裡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九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征焉。若艱凶札，則不征其賦。」

  而隋、唐之制，亦淵源於魏、周焉。

  魏自道武帝時，已頗知學。

  《宋書·索虜傳》：「什翼犍子開，字跋矽。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

  《索虜傳》，正史總志之一，《宋書》中的一篇。以記北魏史事為主。索虜是南朝人對北方民族政權的稱呼。

  明、元以降，多娶漢族女為后妃。

  《魏書·皇后傳》：「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生顯祖。」「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生高祖。」

  故至孝文，醉心華夏之禮教，深厭其國俗，禁同姓為婚，

  《魏書·高祖紀》：太和七年，「詔曰：淳風行於上古，禮化用乎近葉，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治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中原未混，撥亂經綸，日不暇給，古風遺朴，未遑釐改，後遂因循，迄茲莫變。朕屬百年之期，當後仁之政，思易質舊，式昭維新。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

  罷一切淫祀，

  《魏書·禮志》：太和十五年，「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群祀，務從簡約，……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

  建明堂太廟，

  《魏書·禮志》：「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太和十五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

  定車服禮樂，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以法服御輦，祀於西郊。……十一年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十三年正月，車駕有事於圜丘，於是初備大駕。」

  祀孔子，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十六年二月，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十九年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

  立史官，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四年二月，初詔定起居注制。……十五年正月，分置左右史官。」

  耕籍田，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七年二月，車駕始籍田於都南。」

  制律令。

  《魏書·高祖紀》：「太和元年九月，詔群臣定律令於太華殿。……十五年八月，議律令。……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十七年六月，詔作《職員令》二十一卷，施行。」

  一切師法中土古制，而猶以為未足。由平城遷都洛陽，

  平城，北魏前期的國都，在今山西大同。

  《魏書·任城王澄傳》：「高祖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惟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

  《通鑑》卷百三十九：「帝謂陸睿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

  禁其國人胡服、胡語，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

  《通鑑》卷百三十九：「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咸陽王禧傳》：「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發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

  又改其姓氏，與漢族通婚姻。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年正月，詔改姓為元氏。」

  《通鑑》卷百四十：「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始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姬，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其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官在給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官在尚書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為族。凡此姓族，皆應審核，勿容偽冒。……』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禧娶隸戶為之，帝深責之。因下詔為六弟聘室：『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可聘驃騎咨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懿，羲之子也。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

  於是胡漢混淆，不復可辨。惡異族者，恆痛斥之。

  《讀通鑑論》（王夫之）：「拓跋弘之偽也，儒者之恥也。自馮後死，弘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間，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廟，祀圜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籍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群臣終三年之喪，諸儒爭艷稱之以為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讖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為拓跋弘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豈不辱名教而羞當世之士哉！故曰儒者之恥也。」

  《讀通鑑論》，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閱讀司馬光《資治通鑑》的筆記，也是作者晚年所著系統的古史評論的代表作之一。

  然腥膻之族，國勢已強，保其古俗，未始不可為國。而孝文當強盛之時，汲汲然自同於華夏，即所行者未盡為周、孔之道，而出於漢之說經家附會之詞，亦可見文化之權威，足以折蠻野而使之同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