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國以降文物之進步

  三國以降，學術風俗，均日衰替。

  《三國志·董昭傳》：「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秀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

  《魏略》（魚豢）：「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史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

  魚豢，三國魏史學家。生卒不詳，著有《魏略》、《典略》。

  《晉紀》（干寶）：「論曰：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盪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其婦女裝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是大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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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寶，東晉史學家、文學家，字令升，著有《晉紀》、《搜神記》等。

  然治經之人，亦賡續不絕，

  《經學歷史》（皮錫瑞）：「世傳《十三經注》，除《孝經》為唐明皇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鄭君箋《毛詩》，注《周禮》、《儀禮》、《禮記》，何休注《公羊傳》，趙岐注《孟子》，凡六經，皆漢人注。孔安國《尚書傳》王肅偽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凡三經，皆魏人注。杜預《左傳集解》，范寧《穀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凡三經，皆晉人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絕續之交，諸儒倡為義疏之學，有功於後世甚大。南如崔靈恩《三禮義宗》、《左氏經傳義》，沈文阿《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疏，皇侃《論語》、《禮記》義，戚袞《禮記義》，張譏《周易》、《尚書》、《毛詩》、《孝經》、《論語》義，顧越《喪服》、《毛詩》、《孝經》、《論語》義，王元規《春秋》、《孝經》義記；北如劉獻之《三禮大義》，徐遵明《春秋義章》，李鉉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沈重《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喪服》經義，熊安生《周禮》、《禮記》義疏、《孝經義》；皆見《南北史·儒林傳》。今自皇、熊二家見采於《禮記疏》外，其餘書皆亡逸。然淵源有自，唐人五經之疏，未必無本於諸家者。論先河後海之義，亦豈可忘篳路藍縷之功乎！」

  皇侃（488～545），南朝梁儒學家、經學家。著有《論語義疏》、《禮記義疏》、《禮記講疏》、《孝經義疏》等。

  研究諸子者，亦時有之。

  《魏志·杜恕傳》：「疏曰：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蜀志》：「先主遺詔曰：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

  《晉書·魯勝傳》：「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

  論者甚至謂江左有愈於漢。

  《五朝學》（章炳麟）：「魏、晉者，俗本之漢。陂陀從跡以至，非能驟潰。濟江而東，民有甘節，清劭中倫，無曩時中原媮薄之德，乃度越漢時也。……嘗試論之，漢之純德，在下吏諸生間，雖魏、晉不獨失也。魏、晉之侈德，下在都市，上即王侯貴人，雖漢不獨亡也。……粵晉之東，下訖陳，盡五朝三百年。往惡日湔，而純美不忒，此為江左有愈於漢。」

  蓋歷史現象，變化繁賾，有退化者，有進化者，有蟬嫣不絕者，有中斷或突興者，固不可以一概而論也。

  天算之學，後盛於前，三國以降，算書特多。今世所傳《算經十書》、《九章算術》，魏劉徽所注也，

  《九章算術注序》：「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

  《海島算經》，徽所著也；

  《隋書·經籍志》：「《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

  《海島算經跋》（戴震）：「徽之書本名《重差》，初無『海島』之目。《隋志·九章十卷》下雲『劉徽撰』，蓋以《九章》九卷，合此為十也。而《隋志》、《唐志》又皆有《九章重差圖》一卷。蓋圖本單出，故別著於錄。《唐·選舉志》稱算學生，《九章》、《海島》共限習三年。試《九章》三條、《海島》一條，則改題《海島》，自唐初已然矣。」

  《孫子算經》，亦漢以後人所輯。

  《四庫全書總目》：「《孫子算經》三卷，朱彝尊《曝書亭集》有《孫子算經跋》，……以為確出於孫武。今考書內設問，有雲『長安、洛陽相去九百里』，又雲『《佛書》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則後漢明帝以後人語。孫武，春秋末人，安有是語乎？」

  晉有《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

  《夏侯陽算經跋》（戴震）：「《隋書·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二卷，不言陽為何代人。《宋書·禮志》載《算學祀典》有云：『封魏劉徽淄川男，晉姜岌成紀男，張邱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又《張邱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陽為晉人。」

  《四庫全書總目》：「《張邱建算經》三卷，原本不題撰人時代；《唐志》載：『《張邱建算經》一卷，甄鸞注。』則當在甄鸞之前。書首邱建自序，引及夏侯陽、孫子之術，則當在夏侯陽之後也。」

  北周甄鸞撰《五經算術》，又注《孫子算經》及《五曹算經》。

  《四庫全書提要》：「《五經算術》二卷，北周甄鸞撰。鸞精於步算，仕北周，為司隸校尉漢中郡守。嘗釋《周髀》等算經，不聞其有是書。而《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算術》一卷，《五經算術錄遺》一卷，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書·藝文志》則有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二卷，亦不言其書為誰人所撰。今考是書舉《尚書》、《孝經》、《詩》、《易》、《論語》、三《禮》、《春秋》之待算方明者列之，而推算之術，悉加『甄鸞案』三字於上，則是書當即鸞所撰。」

  則自《周髀》及唐王孝通所撰之《緝古算經》外，皆此時期之人所著也 。所奇者南北朝對峙，各出算學大家，北有甄鸞，南有祖沖之，先後相望 。而祖氏所發明尤為卓絕。

  《南齊書·祖沖之傳》：「有機思，……又特善算，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中國圓周率略史》（茅以升；《科學》雜誌第三卷第四期）：「周三徑一之率，荒古已有其說。後漢有張衡率，魏有劉徽，吳有王蕃，各求新率。徽率之精約，已無間言；至祖沖之圓率，則精麗罕儔，千古獨絕。《隋書·律曆志》曰：『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法。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三。』此第五世紀世界最精之圓率也。其時印度僅有三一四一六，歐人亦才至三一四一五五二之率，視此自有愧色。祖率睥睨天下，九原有知亦自豪矣。」

  孰謂南朝尚空談，而無研究實學者乎！

  算術與製造有密切之關係。漢、魏時人多治算術，故新奇之著作，亦相因而起。諸葛亮作連弩、木牛流馬，世已奇其術。

  《蜀志·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魏氏春秋》（孫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770144.jpeg" /]。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槓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槓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槓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克去後槓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槓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槓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槓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槓孔去下槓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槓，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槓耳。」

  而馬鈞之巧過之，

  馬鈞，三國魏國機械製造家。生卒年不詳，製造了翻車和指南車等。

  《魏志·杜夔傳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鬥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至數百步矣。」

  祖沖之之巧又過之。

  《南齊書·祖沖之傳》：「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沖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此雖間世一出，未足為普遍之徵，然即史策所傳觀之，亦可見吾國人創造之能，無論何時，皆有所表現也。

  三國以來，學者之務實用，不獨精於算數、創製奇器已也，其於規天法地之事，亦時時推陳出新，以期致用。如王蕃、陸績等之制渾天儀象，

  《晉書·天文志》：「順帝時，張衡制渾天儀象，……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其法而制渾儀。……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概，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乾象曆》，我國考慮了月球運動不均勻性的第一部曆法。東漢天文學家劉洪（約130～196）著。

  《隋書·天文志》：「梁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其制則有雙環規相併，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為孔，以象南北樞。植楗於前後以屬焉。又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周匝分為度數，署以維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北之中，與春秋二分之日道相應。亦周匝分為度數，而署以維辰，並相連著。屬楗植而不動。其里又有雙規相併，如外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屬雙軸。軸兩頭，出規外各二寸許，合兩為一。內有孔，圓徑二寸許，南頭入地下，注於外雙規南樞孔中，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規北樞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間，得南北低仰。所以准驗辰歷，分考次度，其於揆測，唯所欲為之者也。檢其鐫題，是偽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陽孔挺所造，則古之渾儀之法者也。」「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史令錢樂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為之。五分為一度，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上。為之槓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符。梁末，置於文德殿前。……吳時，又有葛衡，明達天官，能為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於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上，以上應晷度，則樂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為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白、青、黃等三色珠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在其中。宋元嘉中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併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

  裴秀、謝莊等之制地圖，

  《晉書·裴秀傳》：「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索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是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製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宋書·謝莊傳》：「作《左氏經傳方丈圖》，隨國立篇，制木為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為一。」

  《禹貢地域圖》，我國最精詳的歷史地圖集。又稱《禹貢地城十八篇》。西晉地圖學家裴秀（223～271）制。作者還在書中提出了繪圖的原則。

  皆注重實際，非徒尚空談也。雖有制或不精密，且其物亦都不傳，無由考其法度，然亦可見其時有一部分之人，崇尚虛玄，猶有一部分之人，殫精實學矣。（按《隋書·經籍志》載天文圖書凡九十七部、六百七十五卷，其大宗皆三國、六朝時人所制。中有《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蓋六朝時，不但繼續秦、漢以來天文家之言，兼采及印度測驗天文之書也。其地理類載漢以後地圖，有《洛陽圖》一卷，《湘州圖副記》一卷，《江圖》三卷，《周地圖記》一百九卷，《冀州圖經》一卷，《齊州圖經》一卷，《幽州圖經》一卷。而摯虞、陸澄等地理書，實為研究地理之巨製，隋代因之有《區宇圖志》及《諸州圖經》等書焉 。）

  《區宇圖志》，隋代官修地理圖典，共1200卷，是一部圖文並茂的全國地理專著。

  《諸州圖經》，隋代官修地理圖典，共100卷。

  魏、晉之世，有一最大之憾事，即古樂亡於是時也。秦、漢之際，古樂雖已失傳，然制氏猶能記其鏗鏘鼓舞，雅樂四曲至魏猶存。永嘉之亂，始殄滅無餘焉。

  《隋書·音樂志》：「董卓之亂，正聲咸盪。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

  《晉書，樂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後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

  魏得晉樂，不知採用，後平河西，雜以秦聲。

  《隋書·音樂志》：「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

  降至周、隋，禮崩樂壞，所用雅樂，皆胡聲也。

  《隋書·音樂志》：「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馮梁國舊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又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篷』，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

  蘇祗婆（生卒不詳），北周至隋代著名的音樂家，琵琶演奏家。

  蓋樂之不傳，由律之不明。晉荀勖等校魏鐘律，已多不諧。

  《晉書·律曆志》：「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時人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

  梁武帝自製四通，與古法迥異。

  《隋書·音樂志》稱武帝自製定禮樂，立為四器，名之為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

  蓋當時所謂知音者，僅知當時之音，不能深解古樂之本原矣。

  古樂亡而音韻之學興，語言文字之用，因以益精。是亦三國以降，異於兩漢以前之一特點也。漢以前人不知反切，魏世反切始大行。

  《顏氏家訓》：「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制《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

  《經典釋文》（陸德明）：「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翻語，魏朝以降漸繁。」

  既乃分別五聲，

  《韻纂序》（隋潘徽）：「《三倉》、《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為疑混。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別清濁，才分宮羽。」

  《封氏聞見記》（封演）：「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韻纂》，隋代官修字書，其序為隋初學者潘徽作。

  又分平、上、去、入四聲，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陸厥傳》：「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周頤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而音韻之學興矣。漢、魏之際，文章已趨於排偶，至晉、宋而益盛，至齊、梁而駢文之式大成，五言詩亦開後來律詩之端，是皆與聲韻之學進步相關者也。世謂吾國之有字母傳自西域。

  《通志·七音略》（鄭樵）：「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

  其法始於《大般涅槃經》，

  《十駕齋養新錄》（錢大昕）：「《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字音十四字，[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773458.jpeg" /]、阿、壹、伊、塢、理、厘、鷖、藹、污、暗、奧、庵、惡。比聲二十五字，迦、呿、伽、[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77668.jpeg" /]、俄，舌根聲；遮、車、闍、膳、若，舌齒聲；吒、咃、茶、咤、孥，上顎聲；多、他、陀、[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779702.jpeg" /]、那，舌頭聲；婆、頗、婆、婆、摩，唇吻聲。虵、邏、羅、[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781391.jpeg" /]、奢、沙、婆、呵，此八字超聲。此見於《一切經音義》者也，與今《華嚴經》四十二母殊不合。玄應《音義》首載《華嚴經》，終於五十八卷，初無字母之說。今所傳八十一卷者，乃實叉難陀所譯，玄應未及見也。然《涅槃》所載比聲二十五字，與今所傳見溪、群、疑之譜，小異而大同。前所引字音十四字，即影、喻、來諸母。然則唐人所撰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於《華嚴》則妄矣。」

  《一切經音義》，唐代僧人慧琳（737～820）所撰解釋佛經字音字義的書。也稱《慧琳音義》。

  《大藏目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宋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

  《大藏目錄》，佛藏目錄。元代藏傳佛教學者、夏魯派創始人布敦·仁欽朱（1290～1364，亦稱布敦寶成）校訂西藏所譯的《大藏經》後所編。

  則音韻之學，亦受佛教東來之影響也。

  古無所謂文集，自東漢以降始有之。於是有別集、總集之目。

  《隋書·經籍志》：「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以降，屬文之士眾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謂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俱存。」「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擿孔翠，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之『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

  摯虞（250～300），西晉譜學家，字仲治。著有《三輔決錄注》、《文章流別志論》等。

  蓋古之學者以學為文，未嘗以文為學。漢、魏而下，經子之學衰，而文章之術盛，作者如林，不可殫述。專就文學論，實以斯時為進化之極軌，色澤聲調，均由樸拙而日趨於工麗，無間南北，翕然同聲。（《北史》稱：「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蓋就文章氣骨細晰言之，南北固有區別，而一時風氣，亦未嘗大相懸絕。庾信南人，仕於北朝，駢儷之文，實集大成。亦可見南北好尚之同矣。）於是有評論文章之書。

  《梁書·鍾嶸傳》：「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又《劉勰傳》：「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

  有選錄文章之書，

  《梁書·昭明太子統傳》：「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世且傳為選學焉。

  《舊唐書·曹憲傳》：「憲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漢代隸、草始興，

  《書斷》（張懷瓘）：「章草，漢黃門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遂以行之。」

  張懷瓘（生卒年不詳），唐代書法家、書學理論家。著有《二王書錄》、《書斷》、《文字論》、《論用筆十法》等。

  後漸變隸為楷，

  《流沙墜簡釋文》（羅振玉）：「永和以降之竹簡，楷七隸三；魏景元四年簡，則全為楷書。」

  而鍾繇、王羲之等遂以書名。觀《晉書》稱羲之善隸書，知晉、唐時人猶呼楷字為隸矣。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子凝之亦工草隸。獻之工草隸，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

  晉時石刻之字，筆畫多方整，及宋初猶然。如《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齊太公呂望表》及《寧州刺史爨龍顏碑》，皆漢隸體也。《爨碑》間有楷法。而閣帖所載晉人箋帖，則多圓美。碑帖之歧，自此始矣。齊、梁碑版，傳者不多。北魏、周、齊石刻極夥，其字畫往往工妙。

  《集古錄》（歐陽修）：「南朝士氣卑弱，書法以清媚為佳；北朝碑誌之文，辭多淺陋，又多言浮屠，其字畫則往往工妙。」

  近世學書者，多宗北碑，論書法之進化，自秦、漢來，當推北朝矣。北朝書家，著於史者，有張景仁、冀俊、趙文深等，

  《北史·張景仁傳》：「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及立文林館，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自倉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又《冀俊傳》：「善隸書，特工模寫。」又《趙文深傳》：「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冀俊而已。」

  而不稱鄭道昭能書。

  《魏書》及《北史》均有《鄭道昭傳》，僅稱其「綜覽群言，好為詩賦，凡數十篇」。

  以今日碑刻言之，則北人之書，無過於道昭者。

  《語石》（葉昌熾）：「鄭道昭《雲峰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其筆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不獨北朝書家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舉世啖名，稱右軍為『書聖』，其實右軍書碑無可見，余謂道昭，書中之聖也。」

  葉昌熾（1849～1917），清末著名藏書家和金石學家，是第一位確認出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寶藏價值的人。著有《語石》、《緣督廬日記》、《藏書紀事詩》、《滂喜齋藏書記》等書。

  千秋論定，不在史傳之贊否，可知史傳之不足憑。而人之自立，但有一才一藝，獨造其極，絕不患其湮沒無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