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兩漢之學術及文藝

  周、秦之學術思想，至兩漢而結局，凡漢人之所從事，大抵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別有所創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遞嬗，亦能於保存之中演為新制，而國基大定，疆域遼廓，又足以生國民宏大優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襲鄙之也。又凡漢人之著作，與其所研究者，不盡傳於後，觀《漢書·藝文志》及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其書之亡逸者夥矣。以今所存，遽下定論，殊為未安。姑就著於世者，比而論之，其學術文藝，猶有千門萬戶之觀。是可知漢人於吾國之文明，既善繼往，兼能開來，非如後之言漢學者，第以經義訓詁為一朝之學也。

  世多謂漢武帝絀諸子，崇儒學，為束縛思想之主因。然古先聖哲思想之流傳，實武帝之功。以功為罪，正與事實相反。觀《藝文志》，即可知其說之不然。

  錢大昭（1744～1813）：清代文字訓詁學家。字晦之、竹廬，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錢大昕弟。著有《前後漢書辨疑》、《補續漢書藝文志》等。

  《漢書·藝文志》：「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蓋漢初猶存挾書之律，惠帝雖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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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書·惠帝紀》：「四年，除挾書律。」

  其民間之收藏隱秘，猶未盡敢公布。至孝武而後，諸子傳說與六藝之文，始並充於秘府。惡得以董仲舒、衛綰之言，遽謂武帝「罷黜百家」乎？

  《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又《漢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武帝以後，學者猶兼治諸子百家之學，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使武帝時禁人攻習異端，則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諸書乎？

  漢以經書立學官，亦沿古者官學之法，如《王制》所謂「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非漢人之創製也。至平帝時，廣徵學者，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復不限於經生。足知西漢末年，人之為學，廣出諸途，不第專以經學教授也。漢初已有博士；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

  《後漢書·翟酺傳》：「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武帝時，初置五經博士；至東漢時，凡十四家。

  五經博士，漢代專門傳授儒家經學的學官。博士源於戰國。秦及漢初，博士主管圖書，通古今以備顧問。漢武帝設五經博士，教授弟子。《易》、《書》、《詩》、《禮》、《春秋》每經只有一家，每經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名。至西漢末，研究五經的學者逐漸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稱五經十四博士。

  《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

  《續漢書·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其任用出於保舉，

  《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然後策試，蓋重其選也。

  《後漢書·朱浮傳》：「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學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後以次增至數千人。

  《漢書·儒林傳》：「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

  後漢國學尤盛，順帝以降，太學至三萬餘生。

  《後漢書·儒林傳》：「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疏。」「順帝……更修黌宇，凡所搆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遊學書盛，至三萬餘生。」

  按東漢太學，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蓋從古未有之大學校也。以三萬餘學生，居千八百室，殆六室而居百人。就《後漢書》考之，其時太學生所居之室，蓋甚寬大。如《仇覽傳》稱：「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守之何固！』覽不與言。融以告郭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床為拜。」是學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賓客，夜可留賓止宿，必大於今曰學校寄宿舍矣。又其時講舍與宿舍異處，如《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是其學生宿舍，與講舍不連之證。宿舍中有客至，而學生升舍聽講，不與賓相勞苦，殆講授有定時，不敢缺席之故歟？學生之勢力，至於左右朝政，則興學之效也。

  《後漢書·黨錮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武帝以前，郡國未有學校，而閭里自有書師 。自文翁在蜀立學堂，

  《漢書·循吏傳》：「文翁，盧江舒人也。……景帝末，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 顏師古曰：「文翁學堂，在今益州城內。」

  《水經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城南。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

  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王莽柄國，特尚學術，郡國鄉聚，皆有學校。

  《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東漢開國君臣，大都其時學校所養成也。

  《後漢書·光武本紀》：「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鄧禹傳》：「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師。」《耿純傳》：「父艾，為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景丹傳》：「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卓茂傳》：「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東觀漢記》：「光武受《尚書》於中大夫盧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捨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

  班固《東都賦》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以《後漢書》諸傳證之，北至武威，

  《後漢書·任延傳》：「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習業。」南至桂陽，

  《後漢書·衛颯傳》：「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儀。」

  僻壤蠻陬，並有學校。

  《後漢書·李忠傳》：「為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為起學校，習禮容。」

  《金石萃編》（王昶）：「《溧陽長潘乾校官碑》云：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廛。既來安之，復役三年。惟泮宮之教，反失俗之禮。構修學官，宗懿招德。」

  信其語為不誣矣。

  西漢大師，弟子之多，不過千餘人。

  《漢書·儒林傳》：「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

  東漢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勝屈，其弟子之多，亦過於西漢之經師。

  《後漢書·牟長傳》：「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宋登傳》：「教授數千人。」《杜撫傳》：「弟子千餘人。」《丁恭傳》：「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樓望傳》：「諸生著錄九千餘人。」《謝該傳》：「門徒數百千人。」《蔡玄傳》：「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

  師各有錄，載其門徒。

  《後漢書·李膺傳》：「膺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門徒之多，不能遍教，則使高業弟子，以次相傳。

  《後漢書·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鄭玄傳》：「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三統曆》，我國第一部被完整保留下來的曆法，也是我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四部曆法著作之一。西漢末年經學家、天文學家劉歆（約前53～23）在漢武帝《太初曆》的基礎上製成。

  私家傳授之盛，古所未有也。

  漢人講學，必從師者，以家無書籍，傳寫不易，非專家之師，授以章句，無由得師而成學也。

  《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 「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

  《後漢書·荀悅傳》：「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後漢時雖已有賣書於肆者，疑亦只京師有之，而僻壤遐陬，仍苦無書。

  《後漢書·王充傳》：「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以此之故，從師受業者，往往不遠千里，或傭作執苦，以助讀書之資。其時書籍，尚多用簡帛。

  《漢書補註》（沈欽韓）：「劉向上《晏子》、《列子》奏，並雲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其錄奏者，並先殺青書簡也。《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云：「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先火上炙干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

  《漢書補註》，清代校勘、註解《漢書》的集大成之作。晚清學者王先謙（1842～1917）著。此處署沈欽韓（1775～1832，清史學家、文學家。著有《兩漢書疏證》等），疑為作者筆誤。

  《後漢書·吳祐傳》：「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後漢時，始有蔡侯紙，

  《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是實吾國文化之一大利器也。 顧傳寫雖便，而經籍未有定本，亦難免於訛誤，於是有石經之刻。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注引《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其議倡於蔡邕，而成於李巡等。

  《金石萃編》：「《蔡邕傳》稱：同奏者有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而《公羊傳》後別有諫議大夫趙[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7104235.jpeg" /]、議郎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傅楨；《論語》後別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尚多，而史略不載也。考《盧植傳》，植由廬江太守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是楊彪、盧植亦嘗同校《五經》。又《呂強傳》稱：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則刻經之議，雖創於邕，而其得蒙詔許，實由李巡之功。」

  《金石萃編》，清代金石學著作，為歷代石刻文字和銅器銘文的彙編。清代學者、文學家王昶（1725～1806）撰。

  自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凡九年始畢。其工之艱巨，亦自古所未有也。迄今閱千七百餘年，而是經之殘字猶存於世，是豈宋、元板本所可及耶！

  《金石萃編》：「漢石經殘字，共十二段。翁方綱匯慕其文，刻於南昌官舍，石經殘字存者止此。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之舊。」

  兩漢同重經學，而學術風氣不同。西漢多治今文，罕治古文；東漢則今古文並立。前漢今文說，專尚微言大義；後漢治古文，多詳章句訓詁。此兩漢經學之別也。

  《經學歷史》（皮錫瑞）：「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籀書，漢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許慎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然則孔氏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為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漢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尚書》之今古文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雲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

  近人以孟、荀、墨、韓、吳子及司馬法諸書，多與今文家說合，並引為今學。

  《今古學考·今學書目表》 （廖平）：《王制》、《穀梁春秋》、《公羊春秋》、《儀禮記》、《戴記》今學各篇 、《孟子》、《荀子》、《墨子》、《司馬法》、《韓非子》、《吳子》、《易緯》、《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公羊何氏解詁》 。

  又《古學書目錄表》 ：《周禮》、《左氏春秋》、《儀禮經》、《戴記》古學各篇、《逸周書》、《國語》、《說文》 。

  則今古文之範圍，兼當包括諸子矣。西漢之人，多專一經；東漢則多兼通，所著解說，動輒數十萬言。

  《後漢書·周防傳》：「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伏恭傳》：「為《齊詩章句》二十萬言。」《景鸞傳》：「著述凡五十餘萬言。」

  是亦學術進步之證。鄭玄兼治今古文家法，遍注群經，凡百餘萬言。黃巾軍皆知其名，不犯其境。東漢人之知重學者，亦一最美之風氣也。

  《後漢書·鄭玄傳》云：「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諦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萬餘言。」「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漢人之學，不專治經也。周、秦諸子之學，漢時實能綜括而章明之。《七略》所載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至魏、晉以降，始次第淪佚，故有功於諸子者，莫若漢也。以兩《漢書》諸傳考之，有專治一家之學者，有以一家之學教授後生者，其風氣蓋與經學家無殊。如蓋公善治黃、老，曹參請言治 ；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 ；楊王孫學黃老之術 ；耿況學《老子》於安丘先生 ；淳于恭善說《老子》 ；范升習《老子》，教授後生 ；矯慎少學黃老 ；是皆道家之學，不獨竇太后好黃、老，楚王英喜黃、老也 。晁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陽球好申、韓之學 ；是申、商、韓非之學，實綿延於兩漢，而漢世以法律名者尤夥，雖不盡傳諸子之說，要當屬於法家。（西漢以法學著者，如路溫舒學律令，杜延年明法律，鄭昌、鄭弘皆通法律，於定國少學法於父，鄭崇父賓明法律，丙吉治律令，及文翁遣小吏詣京師學律令，皆見於《漢書》諸傳。東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侯霸從鍾寧君受律，鍾皓善刑律，以律教授，皆見於《後漢書》。）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著書二十八篇，與蒯通、徐樂、嚴安、聊蒼等所著之書，皆著於《藝文志》，是皆漢之縱橫家也。田蚡學《盤盂》書，為雜家；而淮南王、東方朔之書，亦著於志。其農家之董安國、尹都尉、氾勝之等，皆漢人也。小說家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百家》百三十九卷。張衡《西京賦》至謂小說本自虞初 ，則其盛可想。通計漢之學術，遜於戰國者，惟名家及墨家，然漢人所見名家、墨家之書猶夥，非若今之抱殘守缺，徒摭拾一二語，以斷定某家性質之比也。

  漢之經師，多通陰陽之學，如董仲舒以春秋災異推陰陽所以錯行，高相專說陰陽災異，京房長於災變，翼奉好律歷陰陽之占，皆西漢之經學大師也。其後則由陰陽家而變為讖緯。據《後漢書·樊英傳》，則讖緯之學，與《京氏易》同出於一原。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註：「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征》、《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征》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譚巴》、《說題辭》也。」

  後漢學者，大抵皆攻此學。

  《後漢書·李通傳》：「通好星曆讖記。」《蘇竟傳》：「善圖律，能通百家之言。」《翟酺傳》：「尤善圖讖。」《劉瑜傳》：「善圖讖。」《魏朗傳》：「學春秋圖緯。」《薛漢傳》：「善說災異讖緯。」《廖扶傳》：「尤明天文讖緯。」《韓說傳》：「尤善圖緯之學。」

  或以《漢書》不載緯書疑之，然自史傳外，當代碑版，稱述尤甚。

  《說緯》（朱彝尊）：「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征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為內學，通《五經》者為外學。其見於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秘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生郭泰，則雲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太傅胡廣，則雲探孔子之房奧。於琅邪王傅蔡朗，則雲包洞典籍，刊摘沈秘。於中郎周勰，則雲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雲既綜七籍，又精群緯。於國三老袁良，則雲親執經緯，隱括在手。於太尉楊震，則雲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睦，則雲七典並立，又雲該洞七典，探頤窮神。於成陽令唐扶，則雲綜緯《河》、《洛》，咀嚼《七經》。於酸棗令劉熊，則雲效《五經》之緯圖，兼核其妙，七業勃然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雲窮七道之奧。於郃陽令曹全，則雲甄極毖緯，靡文不綜。於藁長蔡湛，則雲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雲兼通《河》、《洛》。於冀州從事張表，則雲該覽群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雲兼究秘緯。於廣漢屬國侯李翊，則雲通經綜緯。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為重。」

  俞氏謂「緯在太史，不在秘書」，說頗有理。

  《癸巳類稿·緯書論》（俞正燮）：「《漢書·藝文志》不載者，以緯在太史，不在秘書也。後漢，緯始入秘府。《隋書·經籍志》有緯八十一種，《唐六典·秘書郎·甲部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注云：『《河圖》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東漢至唐皆在秘書，更魏、隋焚緯，但書民間傳本，延臣議禮，師儒說經，猶檢緯，則《漢志》不載緯，無可疑也。」

  欲知漢代學者之家法，不可不知緯學也。

  漢人之學，兼通天人，故定儒者之名義，以通天地人為標準。

  揚子《法言》：「通天地人為儒。」

  《漢志》所載天文、歷譜、五行諸書，其學皆本於太古，而其書多出於漢。

  《漢書·藝文志》：「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漢之史官，又有世傳天文之書，不在《藝文志》引諸書之內。太史公著《天官書》，史家之專門學也。

  《史記索隱》：「案《天文志》，此皆《甘氏星經》文，而志又兼載石氏，……石氏名申夫，甘氏名德。」

  《後漢書·天文志》：「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灶，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佐時政。……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漢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以世黎民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官書》。」

  元、成之時，劉向專說災異，撰《洪範五行傳》，其說多穿鑿附會。東漢諸儒，精於天文星算尤眾。如：

  「楊厚受天文推步之術於父統」，「襄楷善天文陰陽之術」，「薊瑜善天文歷算之學」，「任文孫曉天官風星秘要」，「廖扶尤明天文推步」等 。

  而張衡之製作，尤為漢代一大事。

  《後漢書·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為太史令，遂乃研核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如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同時，崔瑗稱之曰：「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

  蓋漢人之學，皆重實驗，積往古之學說，因當時之風氣，遂有發明製造之專家，惡得以其器之傳，遂謂漢學無足稱哉！

  吾國醫藥之學，其源甚遠，而《本草》、《素問》等書，皆至漢始顯。（「本草」之名，見於《漢書·平帝紀》，又《樓護傳》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之語。）

  《玉海》六十三引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云：「撰用《素問》。」

  《漢志》詳載醫經、經方等書：

  「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太史公作《扁鵲倉公傳》，臚舉其方術，知漢人極重醫學矣。秦不焚醫藥之書，故古書至漢俱在。

  《史記·扁鵲倉公傳》：「意受陽慶禁方，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俞跗解剖之術，至漢末猶有能之者。

  《史記·扁鵲倉公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撫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

  《後漢書·華佗傳》：「佗精於方藥，……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蓋古人精於全體之學，劀殺剖割，初非異事，與今世西人之治病相同。王莽以獄囚解剖，亦此意也。

  《漢書·王莽傳》：「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

  世稱《難經》出於黃帝，歷傳至華佗，以及黃公、曹元。

  《黃帝八十一難經序》（王勃）：「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 ，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元。」

  而漢史謂佗臨死燒其書。

  《後漢書·華佗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

  豈所燒者止破腹斷腸之法，而《難經》則先已傳於人歟？後世醫家獨祖張機，於一切病惟恃診脈處方之術，是漢代實古今醫法變遷之樞。張機之名，不見於史，疑漢時其名並不甚著，然依其法以治病，訖今獨有甚驗者。知漢人之於醫術，實積古代千萬年之經驗，而有專門之師授，初未可以厚非也。

  《四庫書目》：「《金匱要略》，漢張機撰。機字仲景，南陽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此書……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並療婦人。自宋以來，醫家奉為典型，與《素問》、《難經》並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則亦岐、黃之正傳，和、扁之嫡嗣矣。」

  漢時小學，兼重書算。

  《漢書·律曆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蓋仍周代保氏教，「六書九數」之法。故漢人多通算學。鄭玄通《九章算術》，著於史傳。

  《九章算術》，我國現存最早的數學專著。約成書於公元1世紀。作者不詳。它匯總了戰國和西漢時期的數學成果，幾經增補而成。

  《後漢書·鄭玄傳》：「通九章算術。」註：「《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而《藝文志》不載《九章》，其小學十家，四十五篇，但載講授文字之書。蓋九章算術，職在太史，非秘書所掌，故向、歆校書，不存其目。後世不知漢代官學之系統，僅據《漢志》，目文字為小學，此學術名義所當改正者也。

  漢代文字，隨時增益，其初教小學之書，僅三千餘字，後以次增至九千餘字。

  《說文序》：「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段玉裁註：「《倉頡》以下十四篇，謂自《倉頡》至於《訓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數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數也。《藝文志》曰：『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此謂漢初《倉頡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此謂三家所作，惟《凡將》之字有出《倉頡篇》外者也。《志》又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謂雄所作《訓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自「揚雄作《訓纂》以後，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懷瓘《書斷》云：『《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章文字備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許全書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蓋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四千十三字。」

  司馬相如、揚雄、班固、賈魴、許慎等所增之字，或出采輯，或出創造，未可斷定。然四百年間，人民通用之字，增至六千五十有奇，文化之進步可想矣。漢人小學文字之書，蓋有二體。一取便於記誦，《凡將》、《訓纂》之類是也；一取詳於解說，許慎《說文解字》是也。後世童蒙讀本，以三字、四字或七字為句，皆源於漢。而研究許書者，獨標漢學之名，且自詡為專門，亦未得漢人教學之全也。

  段玉裁曰：「自倉頡至彥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許引『幼子承詔』，郭注《爾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將七言，如《蜀都賦》注引『黃潤纖美宜制禪』，《藝文類聚》引『鐘磬竽笙築坎侯』是也。《急就》今尚存，前多三言，後多七言。」

  秦人刻石頌始皇功德，漢代不師其制，武帝立石泰山，無文字也。近世所得石刻，以魯孝王「五鳳石刻」為西漢石刻之始。

  《語石》：「歐陽公《集古錄》石刻無西漢文字，公於《宋文帝神道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鍾、鼎、彝、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趙明誠僅收建元二年鄭三益闕一種，可知其鮮矣。然劉聰、苻堅皆以建元紀年，未必為漢石也。魯孝王五鳳石刻，金明昌二年得於太子釣魚池側，今尚存曲阜孔廟。此外趙二十二年，群臣上壽刻石，出永年；河平三年麃孝禹刻石，出肥城；元鳳中廣陵王題字，出甘泉。皆歐、趙所未見也。至居攝、墳壇二刻，及萊子侯刻石，已在新室篡漢後矣。」

  《集古錄》，即《集古錄跋尾》，現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撰。

  而南越王胡墓木刻，則在漢武帝時。

  《東方雜誌》十四卷第一號載譚鑣《上朱省長保存漢初木刻字書》云：「台山商人黃夔石，於廣州城東里許東山廟前，購得官產龜岡地一段，建築樓房，掘土丈余，發見一南越貴人遺冢。」「冢堂鋪地各木端，搜索得漢初隸書木刻字，其可辨者，尚有甫五、甫六、甫七、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五、甫十八、甫二十等字。『甫』為『鋪』之古字，其字畫方整，間有參差。不作俯仰姿勢，純為西漢隸法。其『五、七、九』字，尚沿篆體。『甫』字亦有沿篆體作山頭者，異於東漢諸碑。」「冢中所得古錢，據工人言，合以《錢譜》，秦大半兩，約數十枚，漢呂后八銖之半兩，百餘，漢文帝四銖之小半兩，千餘，而漢武帝之五銖不過數十。此外更無別式之錢。以此推想其營葬時代，必秦半兩錢未停廢，而漢五銖錢已流布；其為漢武未滅南越時，越之貴人遺冢已無遺義。鑣意此冢當為南越文王胡冢。」

  譚鑣（1863～1924），晚清學者，曾參與「公車上書」。字康齋，號仲鸞。廣東新會官立中學堂創辦者，《新會鄉土志》主編，著有《岡州考》、《古錢譜》等。

  則西漢之特色，當以刻木為首矣。東漢石刻極夥，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其德者，遍於郡邑。

  《語石》：「東漢以後，門生故吏為其府主伐石頌德，遍於郡邑。然以歐、趙諸家校酈道元《水經注》所引，僅十存四五而已；而蘭泉、淵如諸家校歐、趙著錄，及洪文惠《隸釋》、《隸續》，十僅存二三而已。古刻淪胥，良可慨嘆。然荒崖峭壁，游屐摩挲，梵剎幽宮，耕犁發掘，往往為前賢所未見。」

  其書有篆有隸 ，而隸體為多，或縱橫宕逸，或謹嚴流麗，後之碑版，靡得而逾焉。惟其作文及書碑者，多不著名，而出錢立碑之人，往往附著碑陰，記其職及出錢多少。可以見其時風氣，尚公而重義矣。

  漢之文章，初承戰國之習，有縱橫之餘風。文、景以後，提倡經術，其文多爾雅深厚。

  《漢書·儒林傳》：「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而史學大家司馬遷生於武帝之世，萃《尚書》、《春秋》、《國語》、《世本》諸書之體，創為《史記》，立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之目，遂為文學、歷史兩家之祖。治文學者師其義法，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修史策者襲其體裁。

  《史通》（劉知幾）：「《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是漢之史官所續，至梁武帝撰成《通史》，王暉業著《科錄》，李延壽《南北史》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是亦漢代之特色也。其後，褚少孫、揚雄、劉歆等多踵為之，而班彪及子固相繼為《漢書》，遂為斷代史之祖。

  《史通》：「《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惟《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吾國立國數千年，而朝野上下之典章制度、風俗文物胥有可考，實賴歷朝史書之記載。其專崇君主，則時代為之，不可以今日之眼光，病當時之作者也。

  漢人所著子書，多沿周、秦以來之學說，不能出其範圍。如《淮南子》雜出眾手，既不足成一家之書，《論衡》專事詆諆，僅足以供游談之助。

  《漢書·淮南王傳》：「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後漢書·王充傳》註：「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為談助。』」

  其頌述老、墨，問刺孔、孟，塗雖不同，沿襲一也。惟漢人之詩文辭賦，則多創為新體。枚乘、蘇武為五言詩，武帝及諸臣為七言詩，而樂府之三言、四言詩體，亦於三百篇之外，別成一格。降及後漢，詩人益多，而《孔雀東南飛》一篇，為焦仲卿妻作者，凡千七百四十五字，實為敘事詩之絕唱，雖不知作者之名，然可以見漢之詩人，實多開創，無所謂定格成法也。詩之外，創製之體，如《答客難》、《封禪書》、《七發》之類，亦多新格。而賦體之多，尤為漢人所獨擅；大之宮室都邑，小之一名一物，鋪陳刻畫，窮形盡相，而其瑰偉宏麗之致，實與漢之國勢相應。蓋人類之思想，不用於此，必注於彼。以兩周之經籍、子家衡兩漢，誠覺漢人之思想迥不及古，而就其所獨至者觀之，則前人僅構其萌芽，至漢而始發榮滋長者，亦未易僂數。故論史者貴觀其通，而不可限於一曲之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