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孔子

  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即使自今以後，吾國國民同化於世界各國之新文化，然過去時代之與孔子之關係，要為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故雖老子與孔子同生於春秋之時，同為中國之大哲，而其影響於全國國民，則老猶遠遜於孔，其他諸子，更不可以並論。觀夏德（F.Hirth）《支那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所引德人加擺倫資（G.von der Gabelentz）之言 ，則知孔子之地位矣。

  加擺倫資（1840～1893），又譯加貝倫茨、甲柏連孜、嘎伯冷茲等，19世紀德國漢學家，德國研究漢學第一人。著有《漢語語法》等，譯有《太極圖說》等。

  《孔子與其學說》（Confucius und Seine Lehre）（加擺倫資）：「吾人慾測定史的人物之偉大之程度，其適當之法，即觀其人物所及於人民者感化之大小、存續之長短及強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以此方法測定孔子，彼實不可不謂為人類中最大人物之一人。蓋經過二千年以上之歲月，至於今日，使全人類三分之一於道德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之點，全然存續於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

  孔子之生年月日，說者不一。

  《春秋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世本》：「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先聖生卒年月日考》（孔廣牧）：「謹案先聖之生，年從《史記》，月從《穀梁》，日從《公羊》、《穀梁》。年從《史記》者，凡《世本》所述春秋卿大夫世系，悉與《左傳》合；龍門撰《史記》，於先聖生年，根據《世本》為說，誠以其可信也，月從《穀梁》者，以《穀梁》與《世本》同故。日從《公羊》、《穀梁》者，以《經義駢枝》據《周曆》、《三統曆》及古《四分曆》推得也。」

  《經義駢枝》（成蓉鏡）：「世傳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然以古歷步之，實八月二十八日。」

  要其生卒灼然可見。

  《春秋》哀公十六年續經：「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經義駢枝》（成蓉鏡）：「孔子卒日，集古今諸歷步之，十六年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

  

  孔廣牧《先聖生卒年月日考》：「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由是歲上溯之襄公二十二年，實七十三歲，他書謂為年七十四者，蓋從襄公二十一年起算，失之。」

  非若老子、釋迦之生死無從稽考也。讖緯諸書，多言孔子生有異征，

  《論語撰考讖》：「叔梁紇與征在禱於尼山，感黑龍精以生仲尼。」死有遺讖。

  《易緯通卦驗》：「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

  春秋家又謂孔子受命製作，

  《公羊》哀公十四年註：獲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

  自號「素王」。

  素王，古代稱有王之德、但不必居王之位的賢人為素王，後特指孔子。

  《六藝論》（鄭玄）：「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春秋序》（賈逵）：「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

  皆視孔子為神奇不經之人，迄今曰而稱述其說者不衰。欲比孔子於耶穌、穆罕默德，以孔教為標幟，是皆不知孔子者也。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卓然立人之極，故為生民以來所未有。

  《孟子·公孫丑》述有若之言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學者欲知孔子，當自人事求之，不可神奇其說也。

  孔子之學，有得之於家庭者，

  《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6615477.jpeg" /]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有得之於社會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雲《文王操》也。』」

  《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文王操》，先秦古曲名。相傳孔子曾學彈此曲。

  蓋其時雖曰「世衰道微。」然必家庭社會猶有前代禮教學說流傳，其國土之風氣，有特殊於他國者 。其遊蹤所至，多得賢士大夫之益 ，然後可以鼓舞奮發，而出一命世之大哲。不可徒謂春秋之時，社會紛亂，政法黑暗，民生痛苦，邪說橫行，始因此等反應產生聖哲之思想也。然家庭之遺傳，社會之影響，雖亦有關於孔子，而孔子之所以成為孔子者，仍在其自身好學。故其自言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忠信之資，初不足以過人，惟好學為所自信。自十五至七十，無一息不學，知行之功，與年俱進，是則非平生師友所可幾矣。前乎孔子者，雖有附說始終典學之語，然未嘗有言之親切詳備如孔子者，則雖謂吾民知學自孔子始，可也。

  孔子自言其學之程序，且述其學之功效，然只自明其身心所造之境地，未嘗及於身外。由此可知孔子為學之目的，在先成己而後成物。其成己之法，在充滿其心性之本能，至於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境，而一切牖世覺民之方，乃從此中自然發現於外。既非徒受外界之反感，憤激悲憫，欲學一種方法或主義以救世；亦非徒慕古人，欲蹈襲其陳跡，冀自樹於功名。至於垂老無成，乃托教學著書，以期留名後世，及與當世講學者，爭持門戶，獨立一派別也。《論語》及《大學》、《中庸》所言，十九皆明此義。不知孔子所學為何事，第以褊狹騖外之心測孔子，寧能窺見其涯涘哉！

  孔子所學，首重者曰成己，曰成人，曰克己，曰修身，曰盡己。其語殆不可以僂舉，惟其以此為重，故不暇於外，而怨天尤人之意，自無自而生。

  《論語·憲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無怨天，下不尤人。」

  其遇雖窮，其心自樂，人世名利，視之淡然。

  《論語·述而》：「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自孔子立此標準，於是人生正義之價值，乃超越於經濟勢力之上。服其教者，力爭人格，則不為經濟勢力所屈，此孔子之學之最有功於人類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經濟，然社會組織不善，則經濟勢力往往足以錮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喪失其人格。其強悍者，蓄積怨尤，則公為暴行，而生破壞改革之舉。今世之弊，皆坐此耳。孔子以為人生最大之義務，在努力增進其人格，而不在外來之富貴利祿，即使境遇極窮。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蕩蕩之樂。無所歆羨，自亦無所怨尤，而堅強不屈之精神，乃足歷萬古而不可磨滅。儒教真義，惟此而已。雖然，孔子之學，亦非徒為自了漢，不計自外之事也。成己必成物，立己必立人。

  《中庸》：「誠者，非自成己而巳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故修身之後即推之於家國天下，其於道國、為政、理財、治賦之法，無一不講求，而蘄致用於世。《論語》所記孔門師弟問答之語，時時以為政為言，即群眾之經濟亦必使之富足。

  《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顏淵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此則本末兼賅，有體有用，非若二氏之專言虛寂，遺棄一切也。孔子生於周，故其政見多主用周法，然用之亦有分別，觀《論語》之言自見。

  《論語·衛靈公》：「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陸桴亭《思辨錄》謂孔子從周，後儒宜講當代之制：

  陸桴亭（1611～1672），即陸世儀，明末清初理學家、文學家。字道威，號剛齋、桴亭，江蘇太倉人。著有《思辨錄》、《學酬》、《復社紀略》、《春秋考》、《詩鑒》、《書鑒》等。

  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製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

  其實孔子之所主張，亦不盡周法，即世俗所通行而協於人情者，亦無不可從也。

  孔子之學，固不以著述重，然其著述之功，關係絕巨。史稱其時禮樂廢，《詩》、《書》缺，傳自孔氏，始可得述。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綜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蓋其時如老子者，不以書籍所傳言語為重。

  《史記·老子傳》：「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世復多不說學者，使任其放佚，則浸衰浸微，古代之文化復何從考見乎！《詩》、《書》、《禮》、《樂》皆述，《易》、《春秋》則述而兼作。

  《漢書·儒林傳》：「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

  《史記·儒林傳》：「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

  世謂孔子「述而不作」者，蓋未讀《十翼》及《春秋》也。《孟子》即稱「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載未修春秋之原文 ，惟杜預稱《春秋》多用舊史，然亦謂有刊正處 。孔子傳《易》修史，而合之《詩》、《書》、《禮》、《樂》，號為「六藝」，亦名為「經」。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其為教亦各有得失，孔子嘗詳言之。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挈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挈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孔子於《易》，由陰陽奇偶之對待，闡明太極之一元。

  《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謂神無方，易無體，而道在陰陽之相對。

  《繫辭》：「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其於形而上之原理，與老子所見正等。《易》之神妙，正賴孔子發明。（按《論語》稱「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易·繫辭》屢言神，如「陰陽不測之謂神，蓍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鼓之舞之以盡神」之類。）而世乃謂孔子系《易》專重人倫日用之事。

  某氏論《易》曰：「近人謂伏羲畫卦，乃純包天地萬物，萬事萬象，有形無形，諸凡共同之大原理而言，即純屬哲理的著作。以今之新名詞言之，即曰純正哲學。文王加彖、象各辭，始由圖畫而附文字說明，然已由抽象的哲理，而喻以具體的事物。故可謂文王解《易》，即由純正哲學引入於倫理學範圍。以今之新名詞言之，即曰倫理哲學。孔子作《文言》、《繫辭》，則更將《易》象移以解釋人生種種善惡行為之報應，專在策人為君子，勿為小人。故孔子解《易》，實專以倫理的眼光看《易》象，並非以宇宙人生、萬象森羅之哲學眼光看《易》象。若以今之新名詞言之。《易》經中孔子所明，第可曰倫理學，或曰倫理的解釋，孔子聖人，決非不解《易》象之哲理。第孔子一生志向，專以對人宣明倫理一門，作入世法，至孔子之真實本領，哲理一門之出世法，始終未欲與世人道之，此正是孔子之高大處。故至今儒家所知之孔子，第知孔子本領之半而已。」

  孔子解《易》，相傳，孔子晚年喜讀《易》，並撰寫《彖》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序卦》、《說卦》、《雜卦》等，合稱「十翼」，又稱《易大傳》。

  奚足以知孔子之用心哉！孔子所言神明之德，必須洗心齋戒，退藏於密，而後可見。非騰口說、騁文辭所能指示也。至於孔子講《易》以明人倫曰用之道者，則有二義焉，曰「中」，曰「時」。

  如釋《乾》之《九二》曰「龍德而正中」，《九三》、《九四》皆曰「重剛而不中」，《坤》六五曰「君子黃中通理」，《同人》曰：「中正而應」，《大有》曰「大中而上下應之」之類，皆以明「中」也。釋《蒙》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蹇》曰「蹇之時用大矣哉」！《益》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之類，皆以明「時」也。

  「中」以方位言，「時」以後先言，必合此二者而義乃全。且其幾至微，稍過不及，即非所謂《中》；人心之執著膠滯，皆為未喻此義也。自堯、舜以來，以「中」為立國之道，孔子祖述其說，而又加以「時」義。故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者」也。其實，「中」之一字，已足賅括一切，加以「時」字，則所以衡其中否者益密耳。此語至平常，而又至難，原其初，須得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推其極，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中庸》：「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故孔子於中道系之曰「庸」，而極言其不可能，

  《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賢智則過，愚不肖則不及，強為貌似，則又成為鄉原，三者皆病，乃取其微偏者而救正焉。

  《論語·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世人徒執後世鄉原之儒者以病孔子，不知孔子固於此反覆明辯，不容偽儒之矯飾也。論德之本曰「中」，論道之用曰「恕」，《周書》始言「恕」。

  《逸周書·程典篇》：「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

  而未詳言其法，至孔子始推演之，以為終身可行之道。

  《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對於子臣弟友、上下左右，一以恕待之。

  《中庸》：「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大學》：「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蓋人類之相處，最難各得其平。處處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平心靜氣。於人毫無怨望，而人之對我亦必出於和平，充其功效，豈惟一人可行於世，使舉世行之，則舉世之戰爭、奮鬥、猜疑、欺詐、種種不德皆可蠲除，而全體之人類，咸相安而遂其生矣。曾子之告其門人，謂忠恕則一貫。

  《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蓋孔子所知所行，無不本於此，故以「而已矣」三字決之，明忠恕之外，無他道也。為人謀而不忠，亦由待人不恕，故曾子論一貫，猶兼言忠恕；孔子論終身可行之道，惟舉一恕字，以恕可以賅忠也。忠恕之事，屬行不屬知，子貢問行，而孔子答以施；行與施皆指事為，非指一人獨居講學也。從來學者解釋恕字，未有以為屬於知識者，近人好為異論，乃以恕為推知。

  《訂孔下》（章炳麟）：「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夫彼是之辨，正處、正色、正味之位，其候度誠未可壹也。守恕者，善比類。誠令比類可以遍知者，是絜矩可以審方圓，物情之紛，非若方圓可以量度也。故用矩者困，而務比類者疑。周以察物，舉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上者寂焉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中之方人用法，察邇言也。下者至於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合契比律，審曲面埶，莫不依是。《三朝記》哀公欲學《小辨》，孔子對以力、忠、信。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此言以忠恕為學，則無所不辨也。周以察物，疑其碎矣。物雖小別，非無會通。內思必心者，由異而觀其同也。」

  《三朝記》，即《孔子三朝記》，漢代緯書。具體內容不詳。今存於《大戴禮記》中。

  夫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屬於知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屬於行為。二者各有分際，不可混為一談。《大戴記·小辨篇》雖言忠有九知，然其上文明言行為：

  《小辨》：「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強避？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不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知德，德以秉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所謂明忠信之備者，知也；而又能行之者，行也。朝而行忠信，發之於朝，行之於國者，皆行也。徒明忠信而不行，得謂之忠信乎？知中、知恕、知外、知德、知政、知官、知事、知患，知備九者，皆須實行，故曰「動而不備，患而弗知，安與知忠信？」試思備患恃知乎？抑恃行乎？章氏偏重知識，匪惟誤解《論語》，抑亦誤解《戴記》，斷章取義，貽誤後人，匪淺鮮也。

  孔子論治之書，以《春秋》為主，而《春秋》之學，為最難講，當時門弟子已不能贊一辭。

  《史記·孔子世家》：「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孟子則推其懼亂賊之功，

  《孟子·滕文公》：「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莊子則稱其為先王之志，

  《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班固則謂口受弟子，弟子退而異言。

  《漢書·藝文志》：「仲尼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鄒、夾之傳，指傳注《春秋》的《鄒氏傳》、《夾氏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但因「鄒氏無師（即無傳人），夾氏未有書（即僅口耳相傳，未著竹帛）」，故後世流傳下來的僅《公羊》、《穀梁》、《左傳》三家，即所謂《春秋》「三傳」。

  自漢以來，《三傳》傳而《鄒》、《夾》不傳。

  《漢書·藝文志》：「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於是說《春秋》者，各依傳以為說，訖無定論。

  《春秋穀梁傳序》（范寧）：「《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則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傳》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仇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准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

  大抵孔子當時屬辭比事，自有其詳細解釋。今所存之經文，特其辭之大綱。而其詳細解釋者，不可得見。《三傳》所傳，各有其微言大義，亦有各安其意以成口說者，不能盡以為得孔子之意，亦不能盡以為非孔子之意也。

  《春秋》之義，在正名分，寓褒貶，其影響所及，有非他書可比者。觀皮錫瑞之《春秋通論》可見：

  《春秋通論》，清代經學家皮錫瑞（1850～1908）所著《經學通論》（亦稱《五經通論》，包括《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分別將漢至清各家研究五經的主要觀點加以匯集、評論，作為學子讀經的入門書）之一。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何以《春秋》之後，亂臣賊子不絕於世？然則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臣賊子，而能使亂臣賊子不能全無所懼。自《春秋》大義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義在其胸中，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極凶悖之徒，亦有魂夢不安之隱，雖極飾辭巧說，以為塗人耳目之計，而耳目仍不能塗，邪說雖橫，不足以蔽《春秋》大義。亂賊既懼當時義士聲罪致討，又懼後世史官據事直書，如王莽者，多方掩飾，窮極詐偽，以蓋其篡弒者也；如曹丕、司馬炎者，妄托禪讓，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弒者也；如蕭衍者，已行篡弒，旋知愧憾，深悔為人所誤者也；如朱溫者，公行篡弒，猶畏人言，歸罪於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溫謀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孫。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故或遲之久而後發；或遲之又久而卒不敢發；既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韙，終不能坦懷而自安。如蕭衍見吳均作史，書其助蕭道成篡逆，遂怒而擯吳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詔，孝孺大書「燕賊篡位」，遂怒而族滅孝孺。其怒也，即其懼也，蓋雖不懼國法，而不能不懼公論也。

  蓋《春秋》之義，亦至難言，後世所執者，僅得其半，而尤嚴於亂臣。若以《左傳凡例》論，則君臣相對，《春秋》未嘗不責無道之君。

  《左傳》宣公四年：「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釋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系命。若高亢自肆，群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有，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唯書君命，而稱國人以弒，眾之所共絕也。」

  孔子對齊景公以君臣並言，

  《論語·顏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又以忠、禮並舉，

  《論語·八佾》：「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初非專責人臣也。又凡《春秋》褒貶之志，止以當時之事為斷，而言外尚有微恉。如《公羊》家張三世之說，則借事明義，正以寓其理想，亦非專於事實也。

  《公羊傳》隱公元年：「《解詁》曰：『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何氏之說，雖止一家之言，然與《禮記·禮運》之言大同者頗合。

  《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禮運》，《禮記》的第九篇。其重要特點是對「天下為公」社會的追憶，篇中提出了「大同」與「小康」的社會模式，集中體現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禮運》正論歷史事實，故由大同降而小康；《春秋》懸想文明世界，故由昇平而至太平。順逆雖殊，其為孔子所懷抱之宗旨一也。若專限於事實，則祿去公室，政逮大夫，陪臣執國命，每況愈下，尚何昇平、太平可言哉！

  孔子理想之廣大，隨在可見。《論語》及《易》之言教育，皆其不分族類，不分疆域之證也。

  《論語·衛靈公》：「子曰：有教無類。」

  《易·臨卦》：「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而《中庸》之言化育，則尤進於是：

  《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教育之功，至於盡物性，參天地，則不獨為一時一世之人群謀矣。極巨之效，由極簡之法而生。所謂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也。吾國古代聖人之思想，常思以人力造天地，其功既見於此數千年之大國，而其義猶未罄萬一，後人准此而行，則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無不可以實現，正不必以國家人類為界，而區區於知識技能，以為教育之大事者，抑又不足深論矣。古代學校，各有祀典。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玄曰：「先聖周公若孔子。」

  鄭氏舉孔子為例，蓋就漢以後而言，漢以前未祀孔子也。歷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漢高祖始。

  《史記·孔子世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

  《漢書·高帝紀》：「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而學校祀孔，自明帝始。

  《後漢書·禮儀志》：「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然孔子與周公並祀，非特祀也。唐、宋以降，漸次尊崇，禮等帝王，制亦數易。

  《文獻通考》：「唐制，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其釋奠之禮，初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貞觀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開元二十年，追諡『文宣王』，改西坐像為南面。詔曰：『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

  《續通考》：「宋太宗追諡孔子曰：『先聖文宣王』，真宗時改諡『至聖』，元武宗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易塑像為木主。」

  蓋自漢以來，雖已舉國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廟奉祀，近於宗教性質者，乃由人心漸演漸深，踵事增華之故，初非孔子欲創立一教，亦非僅一二帝王或學者，假孔子之教以愚民也。

  孔子後裔，代有封號。

  漢曰「褒成君」，魏曰：「宗聖侯」，晉宋曰「奉聖侯」，後魏曰「崇聖大夫」，唐初曰「褒聖侯」，開元中改「文宣公」 。

  至宋始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續通考》：「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之後為『衍聖公』。」

  迄今猶存其名，此亦無足深異。然自西周至今，奕葉相傳，七十餘世，譜牒統系，灼然無疑，則世所僅見也。自明以後，府縣學皆祀孔子，外國如琉球、日本，亦立文廟，行釋奠禮，高麗自宋時即祀文宣王，此雖不足為孔子重，而其為東方文化之祖，則舉世所共信也。太史公立《孔子世家》而稱「至聖」，有以哉！

  《史記·孔子世家》：「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