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國研究生教育之一頁——追憶我在復旦的研究生生涯

  我曾「學步邯鄲」，留下了自己難以泯滅的「復旦生涯」。須知，每一個在復旦求學的莘莘學子，都寫下了他們生命中濃墨重彩的一章，因為這一章把過去的時光與將來的生命聯繫在一起，正是因為這種內在的聯繫，將會譜寫出今後人生的璀璨與輝煌。

  以下所追憶的，則是我個人1964年在復旦讀研究生時的一些往事，之所以鎖定在1964年，不僅在於是年是我個人的一次人生轉折，更在於它在中國研究生教育發展史上所蘊含的重大意義。這種個體記憶，既是我個人的人生經歷，也隱含了歷史，或可視為某個特定時代的「精神履歷」，從中可以觀察到復旦百年校史上的一些「歷史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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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園的東側，緊鄰國定路，坐東朝西的10號樓就位居於此。如今，「蝸居」在巍峨光華樓的東南隅，它是一點也不起眼了。但倘若追溯它的歷史，也有過「輝煌」：1964年我校招收的67名三年制研究生，是「文化大革命」前首次通過全國統考招來的。這些「天之驕子」就在這裡進進出出，苦讀於白晝黑夜，飽嘗於冬冷夏熱，度過了他們難以忘懷的青春歲月。

  物換星移，今日的10號樓裝修一新，已是復旦學院和多家單位的辦公重地了。在這兒（102室），我正接受校史研究室小錢的採訪。

  「張老師，我知道您作為耿先生的『關門弟子』，也曾在這座樓里住過，能否給我們說說您當年讀研究生時的一些情況。」小錢很認真地看著我，半是請求，半是期盼。

  是的，這裡有我熟悉的小徑，還有那多姿的小白樺，從1964年入學至1968年離去，我曾棲居於此四年矣。小錢是我國新時期的研究生，他在歷史繫念完碩士，如今在校史研究室工作，現又重回歷史系在職攻讀博士學位，他對我們年輕時的研究生生活，充滿了好奇。

  「好，我就從入學考試說起吧。」

  赴考

  記憶一下把我的思緒帶回到半個世紀前。我是復旦歷史系五年制的本科生，記得臨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系領導傳達高教部下發的關於《高等學校培養研究生工作暫行條例》，動員更多的學生報考研究生時的情景；記得報考前的心神恍惚和焦慮彷徨，以及所有埋藏在心底的浮想和希望；記得備考中的緊張，臨考前的「挑燈夜戰」，迄今仍讓我難忘……

  「不過，最讓我刻骨銘心的是開考那天的『踏雪赴考』。」我故意用了這個詞，以印證1964年考研時那難忘的一幕。小錢接口道：「『踏雪赴考』，真是太有詩意了。快給我們說說那時的具體場景吧。」

  考試前夜，朔風呼號，大雪紛飛。在朦朧的睡意中，我仿佛感受到了風的呼嘯，雪的飄揚。

  1964年10月，研究生時代的作者（左）學習時的情景

  翌日，大年初五，是時雪停風緩，天也放晴了，在熹微的晨光中，一眼望去，偌大的復旦園，白茫茫一片，竟是一派北國風光。在凜冽的寒冬的早晨，步履急促的一群年輕人，踩著三四寸厚的白雪，向考點登輝堂（即現相輝堂）前行，身後留下了一串又一串的足印……

  由於大雪，道路不暢，經請示教育部同意，延遲了半小時開考。總監考是蘇步青先生，過道里還配備了許多監考老師，考場氣氛顯得緊張凝重。

  那時的登輝堂，條件可想而知，考場溫度比外面高不了多少，雖有幾盆炭火散落在四周，但還是無濟於事。

  開考第一門為外語（有英、俄兩種選擇），外語考試歷來都被視為能否錄取的一道坎，因此誰都馬虎不得。從後排望去，黑壓壓的一片，哪顧得什麼窗外的寒冬臘月，各個都聚精會神答題。如今想來，那情景也出現在未名湖畔的教室里，或在清華園的廳堂中，因為這是新中國最初17年間第一次規模宏大的「全國性統考」，放眼全國，那該是何等的壯觀場景啊。

  這次「統考」，的確很正規，很嚴格。考試課程，專業方向課有兩門，當然還有政治、外語，給我印象深的一點是，還要考語文，不是考語文（或文學）知識，而是寫一篇命題作文《科學工作者應該重視語文修養》，現在看來，那時的主政者與命題者都是頗有眼光，不乏睿智的。當下，在堂堂復旦中國語文比賽時，竟出現了中國學生輸給外國學生的怪事，漠視學生的語文修養，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令人匪夷所思，驚詫不已。

  這次「統考」，在全國大概招了一千多人，復旦招了不到70人，中文系招了15名，我系也招到7名，都算是比較多的了。聯想到當今的「考研熱」，我國研究生人數已飆升至世界前列（如復旦如今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就與當時全國研究生的招生人數相當），撫今思昔，真讓人有隔世之感了。

  受教

  「您對耿淡如先生最深的印象是什麼？」小錢問道。

  我脫口而出：「謙虛治學，謙虛做人。」也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我雖不能學到耿師的學問於萬一，但有一點我是在認真地學，而且一輩子在學，那就是耿師的謙和。個人自1959年進得復旦歷史系求讀，爾後工作，迄今五十餘載，不事張揚，尤喜隨和，用常講的一句話來說，那就是處世低調，在內斂與外向之間張弛有度。當然，與耿師一樣，對於權勢或逆行，我也是不會屈服的。

  「我在《先行者的足印——追憶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奠基人耿淡如先生》」（《校史通訊》第61期）一文，已有對耿師的諸多追憶，這裡就他的『習明那爾』教學方式做點補充吧。」我說，「我之受教，真的可歸之於耿師的『習明那爾』」。

  「習明那爾」，即西文seminar，專題討論班之意也，小錢選過我開設的「西方史學專題研究」一課，當然知道這個「習明那爾」，原是19世紀德國史學大師蘭克培養歷史學精英的教學方法。耿師非常崇尚蘭克史學，而對蘭克的「習明那爾」的運用更是嫻熟自如。

  我們這一屆雖經「全國統考」而來，但如課程體系等，各個方面遠不如現在這樣「正規」，遑論中國式的研究生教育模式的構建。其實，在17年間的中國研究生制度，大體是學蘇聯的；而現今，一切又以西方（主要是美國）為圭臬了。至於說到我們那時的研究生教學，除外語、政治為眾人必修外，其餘各個專業方向的課程設置雖也有名目，但導師的「自主性」與「隨意性」很大。以我的西方史學史專業方向為例，培養計劃中也列有多門課程，但實際上各門課多圍繞西方史學而展開，任課老師嘛，基本上只有耿師，學生就只我一人而已（我們這屆歷史系共招7人）。

  現在回想起來，耿先生培養我的模式，近乎中世紀手工業作坊的那種師傅帶徒弟式的方法，所謂「習明那爾」，實際上是一對一的「教」，像是在「聊天」。然而，在這種「隨意」的「閒談」氛圍里，蘊含著高深與思辨；在看似「自主」的「自由」空間中，感悟出真知與啟示。耿師之授教，就是用這種個別傳授的方式，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我以為，這真是得蘭克的「習明那爾」教學法之真諦。

  耿師住徐匯區天平路，每次上課，都是在先生家中的客廳。廳中擺設，簡潔素雅，但給來訪者印象很深的一點是，廳中一側有一架中文打字機，先生家的保姆兼做打字員，我每次上課時，都可以聽到那咔嚓、咔嚓打字的聲音，故從先生那兒出來的文稿均是整潔劃一的打字稿，這在那個年頭，也算是很時尚的一種書寫工具了。說起這些，真實的「歷史細節」又在我眼前浮現了。

  某日，耿師家客廳，那架中文打字機的咔嚓之聲，一如既往。「上課」了。

  「今天，我們談談近代以來西方史家的作風。」耿師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對西方史家的分析，不只是作階級的歸屬，也要作史家作風之辨別。這裡說的作風，主要取決於對以下這一問題的回答：歷史是論證還是敘述？」

  說到這裡，先生打了一個比喻：歷史是法院還是戲院？史家是攝影師還是繪畫家？絕對的「法院派」或「戲院派」是難以找到的，史家之寫史，總是在偏於論證還是偏於敘述之間，像鐘擺那樣迴蕩著，擺來擺去……

  在此，先生停頓了一下，要我據此先說一下文藝復興時代西方史家的作風，這是老師上次布置的作業，我自然是做足了功課。於是我把那個時代的「政治修辭派」（以馬基雅維利為代表）與「博學派」（以讓·馬比昂為代表）為例，說了一通前者的「作風」偏於論證，後者的「作風」偏於敘述。

  「好，說得頭頭是道。」先生總是用褒詞鼓勵他的學生，哪怕是我點滴的進步。

  接著先生逐個梳理了文藝復興時代之後近代西方史家的「作風」，特別指出伏爾泰學派偏於論證，蘭克學派偏於敘述。

  這中間，先生不時提問，學生不時回答，提問——回答——再提問——再回答，循環反覆，以至無窮。時間就這樣地流逝著，那打字的咔嚓聲也不知從什麼時候停歇了。

  先生最後小結：「近代西方史家這『鐘擺現象』的產生，一是取決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政治鬥爭的需要，另一是取決於史家的類型。」話語不多，但畫龍點睛，啟人心智。這種「鐘擺現象」不也成了一條解開近代以來西方史學謎團的「阿莉阿德尼之線」嗎？後來，我根據先師的啟示，對近代以來西方史學中的這種「鐘擺現象」有所發揮，在一些論著中寫出了自己的學術心得。

  夜讀

  秋夜，在朦朧的月色下，田野、小河、草屋好像都披上了一層輕紗；沒有路燈，村落旁的泥路若隱若現，放眼望去，從房中透閃，點點星火，或近或遠，是農家的孩子在攻讀？還是哪家迎來了「夜歸人」？

  上述農村之夜景，其實是我在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時觀察到的一幅素描，它真切地反映了上個世紀60年代上海遠郊農村的實情：閉塞與落後。

  眾所周知的是，1964年在全國範圍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上海於是年在奉賢、金山兩縣為點，全面推進。我們剛於9月入校不久，只上了兩個多月的課（政治、外語課，還有導師的「習明那爾」課程），就打點行裝，隨母系師生一起下鄉搞「四清」去了。歷史系在奉賢頭橋公社，我與陳匡時老師及66屆幾名學生被安排在水墩大隊。

  我們這支「四清工作隊」由復旦師生與上海社聯、文化局、農村基層幹部混合組成，分片負責，層層落實。進村後，不外是「訪貧問苦」、查找「四不清幹部」等等，工作還是挺忙碌的。不過，工作再忙，我總是擠時間看點書，尤其是怕外文生疏，總要抽空讀上幾句，或背幾個單詞什麼的。至於看專業書，那是說不上的。

  與我同住的是兩位農村基層幹部老奚與小施。他們知道我是研究生，在他們的心目中，總是把研究生與讀書畫上等號的，所以從不過問我在看什麼書。不過，我在鄉下讀點書，多在晚間工作之餘，故曰：夜讀。

  夜漸漸深了，老奚、小施已入夢鄉，遠處的狗吠聲，隱隱約約，偶爾打破了這鄉野的寧靜。在蚊帳里，我半躺在床上，開始了夜讀，借著手電，光束照在一本小書上，隨即映入眼帘的是幾行西文：

  One fine May day groups of merry girls and boys，or rather young men，were rambling among the fields near Manchester.

  （中譯文為：五月，一個晴朗的日子，在曼徹斯特附近的曠野里，一群男女青年追逐著，嬉笑著……）

  這是19世紀英國現實主義作家蓋斯克爾夫人的小說《瑪麗·巴頓》（Mary Barton）的開篇之句，隨著情節的發展，19世紀40年代英國勞工的悲慘生活，勞資雙方的階級鬥爭，以及轟轟烈烈的憲章運動，一一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就這樣，我的「夜讀」斷斷續續，不多日一冊簡易的英語讀本《瑪麗·巴頓》就讀完了，回過頭來又讀了一次，再讀一次。為何選看此書？因為它是教我們英文課的吳辛安教授上課時作口語訓練的「基本讀物」，我以此作為複習材料。現在回想起來，這種夜讀「偷學」英文的情景，雖然苦澀與艱辛，但還是覺得挺有意思的。

  說到這裡，我對小錢道：「想起這些，我真羨慕你們，羨慕這流光溢彩的時代為你們創造了多麼好的學習條件。」

  「應當好好珍惜。」小錢鄭重地說。

  是的，應當好好珍惜，為了珍惜自己，更為了珍惜中國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璀璨前程。

  尾聲

  1964年，就這樣過去了。

  我們參加的這期農村「四清運動」，大致在次年春上結束。這之後，已到了1965年。平實而言，在政治旋渦與風暴來臨之前，1965年我們這些在夾縫中求得安寧的研究生們，還是讀了一點書，打下了一些專業基礎，諸導師也給我們上了一些課。但到了1966年開春，形勢突變，隨著「5·16通知」的下達，「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即將來臨，10號樓再也不能安靜了。「大革命」的風暴衝垮了被斥為集「封、資、修」之大成的研究生制度，遭到了徹底的批判，我們這批研究生也無情地被疏散到各地，命運多舛。

  1978年，隨著中國新時期的來臨，恢復了研究生統一招生考試，中斷十多年之久的中國研究生制度也隨之開啟了新篇章。順便說及，我們這批命運多舛的研究生，也在1982年10月30日補發了畢業文憑，承認了我們的研究生學歷。至於我個人，也正是在1978年，響應母校母系的呼喚，重回復旦，從而亦揭開了人生的新的一頁。

  本文原載《安徽史學》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