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學傳統之我見

  「傳統」是什麼？這篇小文恐怕是難以說得清楚的，不說也罷。本文要說的是西方史學的傳統，倘由西方史學發展史昭示，或對題旨也可說個大概。

  毋庸置疑，傳統既是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也是一種無形的惰性力量，傳統的這種「雙重性格」，就決定了後人的抉擇：需要繼承傳統又要超越傳統。理由呢？因為前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後人的出發點，沒有傳承，何來創新。

  

  不說虛言，還是回到西方史學傳統這一「話語體系」中，談點實際的東西。那就從它的源頭說起吧。

  一、西方史學傳統的日趨成型

  傳統不是一蹴而就的，史學傳統也是這樣。在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奠立史學之前，它曾經歷了一段很長的「前希羅多德時代」。西方史學傳統的最初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神話和史詩，尤其是《荷馬史詩》那裡。正如英國史家柏立所說，在《荷馬史詩》中，就隱含著歷史的探究精神，這與後來者希羅多德在《歷史》中的「探究」，確有文脈相通、相互傳承的歷史因緣和聯繫。這之後，赫西俄德在《工作與時日》中所顯露的「時序」觀念；這之後，愛奧尼亞散文史家所顯露的理性批判精神。這幾份「史學遺產」傳到希羅多德那裡，不僅成了他新的出發點，而且在他那裡，還有比他稍後的修昔底德那裡，色諾芬那裡，在迄今有「史家之史家」美譽的波里比阿那裡，隨著古希臘史學的日益成長，傳統也跟著形成，並日趨成型，形成了許多優良傳統，舉其要者有：求真探索的傳統，人文主義傳統，注重歷史對現實借鑑作用的傳統，具有恢宏的歷史眼光的傳統，重視史著的表述與史家修養的傳統，社會文化史與政治軍事史兩種史學范型互爭雄長的傳統，等等。徜舉其大者，或可用「求真·人文·垂訓」六個字作出概括。這都是在古希臘，特別是在它的「古典時期」形成的。在這裡，對這六個字作點說明。

  求真。柏立曾言：「希臘人雖不是記錄人類史實的第一人，卻是批判史實的第一人。換言之，他們首創了史學。」在世界史學發展史上，論資歷，古希臘遠不及古代東方諸國，但古代東方很早出現的歷史記載只能算是一種「實錄」，而後來居上的古希臘人卻以求真探究為職志，終於在希羅多德時代奠立了史學。修昔底德的「探究」，使他取得了「求真的人」的稱號。在「希臘化時代」，波里比阿更是把求真作為史家之第一要務。古希臘史學的這種求真精神，在羅馬時代，在卓越的羅馬史家李維、塔西佗那裡，得到了延續與發揚。於是，求真精神成了西方古典史學傳統最顯著的一種表徵。

  人文。「認識你自己」，古希臘德爾菲神廟石碑上的這一箴言，再明白不過地昭示世人，從原始先民到古典時代的先哲，無不顯示出古希臘人對人的自身及其重要性的認識，這在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的傳世之作中，都有很明確的表述。《歷史》序言稱，它所探究的是「人類的功業」，修昔底德借他人之口說：人是第一重要的。其後，古羅馬史學所映照的也是人事而非神事。總之，西方古典史學（即古希臘羅馬史學）是「人類歷史的敘述，是人的事跡、人的目的、人的成功與失敗的歷史」（柯林武德語），是以人文主義的觀念作為賡繼的一種傳統，經中世紀隔斷，而至文藝復興年代，又重新與古典史學所標榜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連接，在流傳中又增添了新的內容與時代特色。

  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

  垂訓。這裡所謂的「垂訓」，指的是歷史的教育功能，即歷史對現實的借鑑意義。《歷史》序言頗能說明這位「史學之父」很注重歷史學的社會功能，這與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所云「垂諸永遠」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到了波里比阿時，則把歷史提到了哲學高度，認為歷史是一門以事實為訓的哲學，應當把它當成指導人們生活和行動的一種指南。這種傳統被古羅馬史家所繼承，塔西佗說：「歷史之最高職能就在於保存人們所建立的功業，並把後世的責難作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編年史》）歷史的垂訓傳統，在這位史家很明晰的「經世致用」的言論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述。至此，到了古羅馬時代盛世，西方史學傳統由萌發而成型，這就是我們通常所稱的「西方古典史學的傳統。」

  二、西方史學傳統的不斷演化

  西哲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指出：「一切人類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傳統形式而存在於那裡的過去視域，總是已經處於運動之中。」這於西方史學傳統的演化也是如此。

  西方史學傳統的演化基於西方史學的不斷變革，「處於運動之中」的西方史學，特別是遇到了發生重大轉折的歷史時期，更是風生水起。這裡且以我經常所說的西方史學史上的「五次重大轉折」，對此作點描述。在公元前5世紀前後，隨著希羅多德的問世，史學的詩與神話時代結束了，散文史家半真半假的「史話」也過去了，《歷史》之序言，宣告了西方史學的創立，是為「第一次重大轉折」。此後，經過一千年，出現了「第二次重大轉折」，古典史學隨著古典社會的沒落而衰微，基督教的神本主義使西方史學經歷了史學史上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結果使史學淪為神學的附庸。不過，古典史學傳統卻難以泯滅，在東羅馬帝國那裡有了一線相傳。14世紀的文藝復興開啟了近代西方史學的大幕，開始了「第三次重大轉折」。在這轉折時期，新與舊的代謝、傳承與革新的步伐都加快了，我們從義大利此時興起的「佛羅倫斯歷史學派」中，看到了隨著古典史學的「復興」，史學思想的更新與史學方法的進步，合力打造出了一個全新的史學新世界。「第四次重大轉折」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次由德國「新舊史學之爭」開始，從中我們看到了歷史學家在實踐中對自己的工作方向產生了與日俱增的懷疑，史學變革的新方向已成為一種潮流，不可阻遏，這就開啟了西方新史學在20世紀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中期，英國史家巴勒克拉夫的名言「重新定向」，這在當時的東西方史學中都有重大的迴響，這就是「第五次重大轉折」，這次轉折所帶來的激盪還一直在影響到當下的包括中國史學在內的國際史學的進展。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西方史學新陳代謝，尤其是在發生重大的轉折時，新與舊的博弈，保守與革新的較量，顯然是被加速了，於是西方史學傳統也因此得到了強化與發展。

  舉例證之吧。倘以頗具西方特色的人文主義史學傳統的演化，庶幾可矣。眾所周知，在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人文主義傳統逐漸成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當然也逐漸成了西方史學傳統的核心內容。不過，這內容的宏富與內涵的深化是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變易，隨著史學進步而日漸豐滿的。上文所說的人文主義傳統，說的是西方古典時代（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它還處於「樸素的初始階段」，不再複述。至公元5世紀，由聖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學史觀顛覆與改造了古典史學及其傳統，人文主義被基督教史學中的神本主義所取代，在此時，人文主義從總體上處於「休眠」狀態。自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西方古典史學傳統得以「復興」，史學又重新「把人放在它的畫面上的中心地位」（柯林武德語），張揚人權與人性，成了近代西方社會歷史學家們恆久不滅的聲音。此時，西方史學的人文主義傳統雖較西方古典時代跨了一大步，但還是有局限性的，在理論上它還未尋求到一條如何提高人的地位、實現人的價值的出路。只有到了20世紀，史學的人文主義傳統才從「理性的發展階段」步入「哲思的成熟階段」，以20世紀西方史家湯因比那深厚的人文情懷為例，從他的《歷史研究》到《人類與大地母親》所一以貫之呈現出來的人文主義思想，既悄然看到了西方古典史學這種傳統的延續，更是明顯地昭示出這種傳統在現時代感召下的時代特色與重大發展。

  西方史學傳統的演化，在學術流派的嬗變過程中得到了更為集中的表現，這是因為一個史學流派的發展史，往往能折射出時代的風雲，反映社會的轉型和政治、經濟的變化，更可發現文化的流程。在這裡，以年鑑學派的發展史為例，那是再也合適不過了，對此只能略說幾句。從1929年年鑑學派創立至今，它已有80餘年的歷史，經歷了四代人。正是這個學派，睥睨西方，雄視天下，書寫了現當代西方新史學的一頁厚重的篇章。縱觀80多年來年鑑學派的「變」與「不變」，「變」是永恆的主題，否則這一學派也不可能「活」到現在，事實上年鑑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已對他們前輩的史學觀念和方法等作出反省，不再借光祖上的榮耀、前輩的顯赫，不再過多地標榜「年鑑范型」，而更多地同法國乃至整個西方史學融合在了一起。然而，在這個學派的流變中，有一點始終「不變」，那就是如伊格爾斯所指出的，「它始終保持一種獨特的法國現象，深深植根於法國的科學傳統」。這就是年鑑史學中的「變」與「不變」，他們是繼承傳統而又超越傳統，傳承發揚，盡顯於此。

  三、西方史學傳統的多重意義

  歷史學家的重要職責，不只是了解與梳理史學本身，更在於發掘與認識它的現代價值與意義，我們研究西方史學傳統也應當這樣。所以，我們需要讓傳統向現代轉化，以尋求西方史學傳統的現代價值，亦即它的多重意義。

  對此，從多重意義述論，我想要說的是：

  研究西方史學傳統，於國人而言，是為了深入了解與認識西方社會與歷史的需要。這就是說，研究歷史Ⅱ（對歷史學自身的認識），將有助於研究歷史Ⅰ（對歷史發展客觀進程的認識），這在史學理論上是不言而喻的，無須多論。然而，時下歷史學家研究西方社會與歷史時，多致力於從社會歷史的客觀進程去探究它的發展歷程，這自然是必需的，但終究是不夠全面的，或是不夠深入的。就說西方史學傳統吧，隨著不斷開掘與研究的深化，當會讓人們觸摸到西方社會與歷史的深層，這如同年鑑學派第二代傳人布羅代爾所描述的，在那裡是大海的深處，沉默而無邊無際的歷史內部的背後，才是進步的本質，真正傳統的本質。當然這與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緊密相關，但傳統與社會歷史之關係，從中卻是一清二楚的。進言之，西方史學作為西方文化的中樞，從史學的種種變化中，或可在很大程度上讓我們觀察到西方社會與歷史所發生的深刻變革。

  研究西方史學傳統，於西方史學研究者而言，是為了深入研究西方史學，特別是現當代西方史學的需要。這裡說的是研究西方史學傳統的學術價值及當代意義。西方史學之創新，需要藉助內外兩種力量。所謂「外力」，當然是指與非西方史學（比如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蘇聯式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接觸與影響；而「內力」，則主要指的是與傳統史學（比如西方古典史學或蘭克史學）的關聯與借鑑。果如是，史學傳統的開掘與研究也成了史學創新的題中應有之義。歷史是不能割斷的，因此史學史的古今對接也就顯得格外重要了。此類例證俯拾即是，就以當代西方史學中頗為時興的「新文化史熱」來說吧，它在上個世紀70年代勃發，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社會文化史傳統的賡繼與變異的歷時性視角，此種「熱」不就與自希羅多德經伏爾泰至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等史家的文化史研究傳統相牽引嗎？倘割斷了這種文脈與傳統的相互銜接與相互聯繫，別說西方新文化史，就是其他，如現當代史學思潮的繁衍、學術流派的紛出、史學理論的翻新等，也都變得不可理喻了。可見，西方史學傳統的開掘接壤西方史學繁衍之莖脈；西方史學傳統的闡發，牽連西方史學發展之主幹，其在西方史學史研究中的學術意義豈可小視。

  研究西方史學傳統，於中國史學研究者而言，是為了給它提供一個參照系，旨在深入開展中西史學的比較研究。杜維運說過：「將中西史學放在一起作比較，是比較史學中最重要最能有發現的工作。」（《變動世界中的史學》，51頁）既然如此，這裡就補白幾句吧。關於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最近瞿林東撰文《中國史學：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作了很好的歸納，說有「追求信史的傳統，經世致用的傳統，記載各民族間歷史文化認同的傳統，以多種體裁反映歷史內容的傳統，講求文字表述的傳統，為前朝修史的傳統，官修史書與私人撰史互相補充的傳統，重視史學家自身修養的傳統等等」。倘以瞿說的前三項對應西方史學傳統的「求真·人文·垂訓」，正如黑格爾在《小邏輯》所言，真有「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中國史學的「追求信史的傳統」與西方史學中的「求真探究精神」頗為吻合，這當然也是符合歷史學的根本宗旨的。西方史學對「垂訓」功能的強調與我國史學中的「經世致用」的傳統可合為一轍，是對史學功能的不同表述，其意蘊是一致的。順便說一點，有論者認為中國古代史學與西方古典史學，都可歸之一體，曰「鑒誡史學」。倘如是，這是中西史學的共同特色。

  中西史學的不同，其重要因素是由於中西文明發展的不同路徑，前者發展的連續性與後者的間斷性，致使中西史學派生出各自不同的一些特點，於是就產生了令華夏史學引以自豪與大放異彩的「二十四史」，這在西方史學中是不曾出現過的。此外，西方史學中的「人文」（人本）傳統濃厚，是基於西方歷史理論中的「天人相分」的觀念，這與中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大異其趣，故西方史學的人文（人本）色彩，始終如一且相當強烈。總之，比較中西史學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當可另做一篇大文章。筆者在此只是略說一二，以引起學界重視，「以蠡測海」罷了。

  研究西方史學傳統，於世人而言，是為了現代社會的現實需要與人們的精神訴求。我以為，西方古典史學傳統中的「求真·人文·垂訓」，亦即以真為要的探究精神，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和以史明智的鑒誡精神，其現代價值不可低估。這種久遠的史學傳統，經過歷代史家的傳承、演繹與發展，已日漸融合到西方社會的集體意識中，成為他們（「西方人」）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遺產」，倘若借用「中國史學：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之說，那麼也不妨說，「西方史學」也是西方諸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在這裡，不分美利堅民族還是法蘭西民族，還是西方其他什麼民族。雖不能說西方史學傳承下來的優良傳統就能迅即給世人指點迷津，但面對西方現代眾生所彌散的「飄蕩的心靈」（homeless mind，西儒勃格詞），藉助這種「精神遺產」的潛在力量，當是世人撫平心靈創傷、尋求心靈慰藉的一座「精神家園」。人們讀西方古典史學名著，比如《歷史》、《編年史》時，潛移默化地感受到了這一點；讀現代西方史學名著，比如《人類與大地母親》、《地中海》時，也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這一點。這種感受當有其超越時空的「貫通性」，或可作世界範圍的觀照與跨文化的比較。可見，上面所說的「世人」，不只限於「西方人」，這與「非西方人」的現實需要與人們的精神訴求，不也有其相通之處嗎？前兩年我編的《歷史學家的人文情懷—近現代西方史家散文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出版後受到了我國讀者的歡迎，不也為這個道理作了一個注嗎？

  時下，方興未艾的全球化浪潮，既使歷史學面臨巨大的挑戰，又為歷史學家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是中國史學走向世界，實現從「史學大國」變為「史學強國」夢的最佳時機。不管怎樣，中國史學總要前行，中國的西方史學研究也要不斷更新與發展。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們需要藉助與撮納域外（主要為西方）一切優秀的史學遺產，一切可供我們借鑑與運用的優良的史學傳統，藉以開闢中國史學新天地，為世界史學的發展作出中國歷史學家的應有貢獻。

  本文系作者2013年11月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中西史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