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西方》小引

  案頭堆放著聘元君的大作《話說西方》，凡十四卷，三百餘萬字，皆出一人之手，令人欽羨，不勝驚嘆。翻閱其作，一種別開生面的感覺撲面而來，它在敘事中閃現歷史的靈動，在求實中藏著思想的火花，我既為作者的才華所折服，又為讀書界而高興，正如文懷沙先生所言：「受其嘉惠的讀者群眾當會更為高興。」

  這是一部什麼書？一部歷史書，一部專門講述西方的歷史書。昔日，曾以皇皇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而聞名後世的英國近代史家愛德華·吉本嘗言，他要使他的書成為人們最喜愛的讀物，既要擺在學者們的書齋里，也要擺在仕女們的梳妝檯上。在這裡，個人期盼聘元的《話說西方》也能達到這樣的境界。

  這是一部視域廣闊且豐盈充實的歷史書。就內容而言，《話說西方》貫通古今，連接五洲，縱觀古希臘迄至當代西方文明的歷史進程，告訴我們它的歷史、文化與地理的故事，也就是作者所說的「西方文明的整體形態」和「西方文明的生活形態」。它向我們娓娓道來，且看：「光輝的希臘」，接踵而來的「偉大的羅馬」，正是它們直接衍發出了後世的西方文明；在「黑暗與光明」的雙重變奏中，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曙光；近世以降，意、法、英、德，群雄紛爭，逐鹿天下；戰火的洗禮，世局的劇變，導致俄蘇沉浮，歐洲諸強重溫舊夢，最終以美國的崛起與繁榮為「壓軸」。西方文明終結了？當然沒有。西方文明向何處去？這不是《話說西方》的任務，它只能隨人類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且聽下回分解」吧。

  在《話說西方》所揭示的這個歷史長編中，事件與人物互動，文化與社會相連，歷史與地理交叉。在那裡，流動的歷史，厚重而又鮮活；多彩的文化，燦爛而又輝煌；多姿的地理，百態而又迥異。尤其是歷史人物，真是個個生動而又有個性，不是嗎？盲詩人荷馬帶著他的詩篇，蹣跚地朝我們走來；繼之者，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聯袂而行；愷撒、奧古斯都、拿破崙、華盛頓，不斷地向我們走來；繼而他們的步伐距我們更近了，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羅斯福、史達林和邱吉爾的背影，聽到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歇斯底里的聲音……在《話說西方》那裡，歷史人物栩栩如生，再也不是一個刻板的符號，一個固定的臉譜，而是有血有肉，充滿內在的強力，也不乏豐盈的歷史細節。我在讀書中的許多章節時，常常拍案叫絕，真是欲罷不能。

  這是一部深入淺出且又雅俗共賞的歷史書。這是本書區別於「正宗」歷史著作的顯著特點。這裡僅就述史方式而言，《話說西方》更具特色，它的敘述簡明而又生動，暢達而又易懂，令讀者耳目一新。中國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域外各種風格的史著亦紛至沓來，從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到史景廷的《王氏之死》、《追尋現代中國》，從房龍的《寬容》、《人類的故事》到威爾·杜蘭的《世界文明史》等等，這些「另類的」且耳目一新的歷史著作，受到了我國廣大讀者的廣泛歡迎，這讓我們悟到，歷史著作還可以這樣寫，還可以用講故事的方式述史而引人入勝。這裡就房龍、杜蘭再說幾句。房龍隨他的系列通俗的歷史作品，走紅了現代中國，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受到了像郁達夫、曹聚仁等老一輩讀者的青睞。房龍的風格是什麼？簡言之，即運用通俗流暢的文筆，透過一個又一個生動有趣的故事，敘述人類的歷史。杜蘭的11卷38冊的《世界文明史》，曾耗去他畢生的心血，在暢達的歷史敘述中，顯示其體大思精與恢宏無垠的氣派。如此對照起來，個人以為，說聘元以14卷大作《話說西方》，似房龍的「風格」、亦近杜蘭的「氣派」，庶幾可矣。

  房龍

  有道是「史無定法」。然而，學界對那些用通俗的筆法、用講故事的方式述史，易讀有趣的作品抱有偏見，有的甚至不屑一顧，以為那不是「歷史著作」，那不是「學問」。在這裡，我想現代英國史家屈維廉的話，也許可以回應上述偏見，他這樣說：「有一種說法，認為讀起來有趣的歷史一定是資質淺薄的作品，而晦澀的風格卻標誌著一個人的思想深刻或工作嚴謹。實際情況卻與此相反。容易讀的東西向來是難於寫的……明白曉暢的風格一定是艱苦勞動的結果，而在安章宅句上的平易流暢，經常是用滿頭大汗換來的。」誠哉斯言。「容易讀的東西向來是難於寫的。」以個人近年來的寫作體驗，可為之佐證。由於日漸厭倦寫「高頭講章」的「八股論文」，為要躲避「艱澀」，疏離「深奧」，我曾嘗試用「明白曉暢的風格」去「煮字烹文」，常常是頗費心力，累得「滿頭大汗」。不信，你也來試試。好嗎？

  其實，在我個人看來，通俗性與學術性、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在它們之間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存在著某種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補充與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既然如此，龍蟲並雕，大小由之，雅俗由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由之，並行不悖，相映成趣，何必要拘泥於一格呢。在歷史的百花園中，放眼望去，倘若全是千尺長松，參天古柏，而沒有小草碧氈，灌木花叢，那這園地也會顯得很冷清與單調的。因此，在我看來，專業性的述史方式固然有其價值，但像《話說西方》這樣的述史方式，也當占有一席之地，受到我們的重視。

  這還是一部頗具現實意義與催人奮進的歷史書。《話說西方》陳述了西方文明的歷史軌跡：它的起源與繁衍，它的輻射與變異，它的曲折與坎坷，它的危機與前景，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色彩斑斕的歷史篇章。我們知道，在人類文明史上，中華文明獨具異彩與自身的特點，如果從比較史學的角度，只有西方文明可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相媲美。換言之，將中西文明放在一起作比較，是學術研究的課題，更是對國人進行歷史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有比較才能有鑑別，只有把中華文明放在人類歷史的坐標繫上，與西方文明作比較，不管是歷時性的，還是共時性的，才能促使我們以高屋建瓴之勢洞察分析、以振聾發聵之情敏于思考：在當下，我們應當如何發揚中華文明的優良傳統？近世以來，中華文明又如何與西方文明碰撞而落伍？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如何振興中華文明，又應當從西方文明的歷史經驗中汲取哪些有益的東西？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我想，歷史研究或歷史教育，在提高全民族國民素質方面，將會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這正是我們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光榮使命。如此說來，多卷本《話說西方》的面世，將不僅幫助廣大讀者了解與認識西方文明，而且還可以從比較的角度，進一步了解與認識中華文明，從而為提高全民族歷史素養做出貢獻。不知讀者諸君以為如何？

  本文原為文聘元的《話說西方》（14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一書所寫的序言，原題為《房龍的風格 杜蘭的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