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中世紀：西歐社會近代轉型問題斷想

  世紀交替，新舊轉換，常常會引發人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人類文明是如何發展的，尤其是人類歷史是如何由傳統社會步入近代社會，亦即如何實現近代化（或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於是，社會轉型問題的歷史研究，便成了晚近以來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

  在社會轉型問題的歷史研究課題中，可以這樣認為，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是個典型，對此，學界不是有「內源性現代化」或「內發自生型」之說嗎？的確，在從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也就是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過渡中，由這一地區率先開始的近代化的發展過程，引發了世界歷史的整體性變化，在人類文明史上譜寫了宏偉的篇章。

  顯然，這是一項龐大的學術研究工程，對此，本文作者並不奢望能得出什麼很自信的結論，只是略作補白，故曰「斷想」。

  本章節來源於𝑏𝑎𝑛𝑥𝑖𝑎𝑏𝑎.𝑐𝑜𝑚

  一

  我們且從「社會轉型」一詞說起。這當然是一個聚訟紛紜的複雜問題。我們大體傾向這樣的表述：它是指社會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近代型）的轉變，是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型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變。對此，德國學者沃爾夫岡·查普夫說得更明確：現代化是從簡單的、貧困的農業社會向複雜的、分化的和富裕的工業社會的發展。

  在這裡，我們借用年鑑學派第二代史學大師布羅代爾的長時段概念，認為社會轉型是一個長時段，在這樣一個長時段的過程中，它由一系列的社會轉折（或變遷，轉折或變遷是短時段，或至多是中時段內發生的事變）的不斷蓄積而產生的，是在一個社會的母體內經歷長期的與不斷的變遷（量變）所導致的社會結構性的轉變（質變），這種結構性的轉變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諸多領域，概言之，社會轉型是一個包容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發生結構性轉變的長期發展過程。

  從世界歷史來看，這是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逐步走向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過程。按時下論者所說，這一時段亦可稱之為「過渡時期」。在我看來，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其宗旨在於打破中世紀的各種社會結構，建立「各種近代模式」，換言之，這也是一個走出中世紀的歷史過程。應當看到，走出中世紀的歷史過程不可能是很短的。以西歐地區而言，大概可從14世紀開始，是時，西歐封建社會的內部危機日益暴露，14世紀發生的一場蔓延歐洲的黑死病，無疑為這場危機雪上加霜，於是出現了現代英國史家希爾頓所稱的「封建主義總危機」。苦難的盡頭豈是久留處，於是它邁開了腳步，初始的步伐是緩慢的（14世紀），繼而在世界性的新航路開通之後，它快步地前行了（十五六世紀），迄至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從14世紀初至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止，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也就是走出中世紀的歷史過程，足足用了480年左右。此後，在英國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雙重推動下，形成了被某些史家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波瀾壯闊的現代化大浪潮（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中葉）。

  在這四個多世紀的歷史長時段中，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的完成，並為第一次現代化大浪潮作準備，其主要的變化似乎可從前文所說的社會結構來探求，社會結構是探討社會轉型的關鍵詞。

  對於社會結構一詞，時賢已有若干說法。不管怎樣，觀察社會結構的變革，需要考慮到如下一些方面：

  1.社會結構是多維的。這裡仍有必要提一下布羅代爾關於結構的言論，因為結構是他所稱的長時段歷史中最為重要的概念。在他那裡，所謂「結構」，是一種網絡構造，一種長期延續的實在，一種能干擾時間的實在，它同時起著支承或阻礙的作用。這種結構有地理結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思想文化結構。可見，在布氏看來，社會結構是可與地理結構、經濟結構、思想文化結構並立的。這當然是布羅代爾的一家之言。我們則以為，廣義的社會結構應包括經濟、政治與思想文化等多個方面。總之，社會結構不可能是單一的，而是多維的與綜合的。

  2.社會結構是社會各個部分之間的構成關係，它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問題是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既然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無論從歷史學還是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人的社會活動（物質的與精神的活動）就構成了一切社會現象的基礎，因此也是社會結構的基礎。離開了人的社會活動，奢談社會關係、社會制度乃至社會階級等，也就沒有什麼多大意義了。

  3.社會結構的持久性與傳承性。社會結構的這一特徵同布羅代爾所說的結構的特徵是相吻合的，因為在一個長時段中，已經配合或組織而成的社會結構是很難消解的，要打破它嗎？說何容易，除非付出十倍的辛勞，百倍的堅韌。不能寄希望於通過一次「社會革命」，就想徹底打破久已形成的社會結構。因此，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或走出中世紀）需要那麼長的時間，就是因為社會結構具有這種難以消解的穩固性。於是，在這種打破舊的社會結構而確立起新的社會結構的過程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漸變而不是突變。這也正是朱孝遠所說的歐洲社會「過渡時期」的一個特點。

  二

  經濟因素是導致社會轉型的基礎。從根本上來說，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需要打破封建農本經濟的傳統結構。

  中外學界十分重視從經濟領域探討這個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史學界曾進行了兩次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問題的大討論，其關注的重點多在經濟領域，尤其是農業方面特別是英國的農業，這種研究視野上的缺陷遭到了學者們的批評，艾琳·鮑爾指出，單獨研究英國歷史，對歐洲經濟主要的發展只能提供一幅極不完整的圖畫，作出片面的解釋。

  不管怎樣，就經濟情況而言，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首先顯示的是城市的興起和商業的復興。正是由於商業的復興和城市的興起，才使西歐封建社會日趨瓦解。湯普遜這樣寫道：「城市運動，比任何其他中世紀運動更明顯地標誌著中世紀時代的消逝和近代的開端。」儘管城市和商業在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起了某種時序上的帶頭的積極作用，但這種作用還是很有限的，近代早期的西歐社會依然是一個農業社會，有史料表明，至1500年，英格蘭城市和農村的工商業人口還不超過總人口的20%，而農村人口仍占絕對優勢，依然是「農村包圍城市」。這充分說明了舊的封建經濟結構的頑抗性，以及在奠立新的經濟結構的過程中所面臨任務的艱巨性。

  對此，我們不再展開討論，在這裡，我們需要提到的是吳於廑在這方面的幾篇宏論：《世界歷史上的遊牧世界和農耕世界》、《世界歷史上的農本與重商》、《歷史上農耕世界對工業世界的孕育》、《亞歐大陸傳統農耕世界不同國家在新興工業世界衝擊下的反應》等，可以說為我們研究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指點迷津的作用。吳之諸文，視野開拓而又不失「歷史的細節」，宏觀大氣而又不失實證的微觀研究，他所主編的《十五十六世紀東西方歷史初學集》等書，更為我們治學者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學術成果。

  學習吳先生以上論文，我們可否在此略說一二，以點明西歐社會近代轉型的經濟淵源：在前工業社會，不論是奴隸制社會，還是封建制社會，一般都是以農為本，東西方社會都如此，概莫能外，由農本經濟所帶來的彼此閉塞與相互隔絕的狀態迄至「地理大發現」前還不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自十五六世紀以來，長期穩定的、幾乎被認為是靜止的農本經濟，在一些地區，逐漸滋生出越來越明顯的否定它自身的力量，亦即一種為打破這種閉塞、走出中世紀隔絕的力量。這個力量來自由農本向重商的變化，是商品流通打破了昔日封建農本經濟的閉塞狀態。在世界歷史上，是西歐地區首先發生了這個變化，它「是與西歐封建農本經濟轉向重商的過程，也是舊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為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的過程相伴隨的。這個變化是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的重大轉折」。吳於廑是從世界歷史由分散的走向整體的宏觀視界來評論由農本轉向重商這一過程的，這種經濟結構上的轉變意義非凡，於是，人們可以期待，在世界歷史上，人類歷史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因這個變化而漸告結束，資本主義開始以新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出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從而迎來了近代工業文明的曙光。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就是以這種經濟結構上的變化作為歷史大背景的。

  吳於廑在著力從宏觀上探討西歐社會近代轉型的經濟結構的變化時，又不忘「歷史的細節」，落墨在微觀的實證研究。他研究後指出，西歐社會封建農本經濟的這種變化，是與畜牧（主要是牛羊飼養）在封建農本經濟中所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吳於廑說：「一旦商業和城市經濟的媒觸在農本經濟中擴大它的觸及面，這個與毛紡織業密切相關的牲畜飼養，就會因其比重之大，從常態中突出起來，在商業和城市經濟轉化為封建農本經濟的對立物並使之發生根本變化的過程之中，起突出作用。」接著吳文作了細微的論證，以與前文之宏觀論述相呼應。研究近代社會轉型，探討經濟結構變化之複雜，的確需要這種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的方法。

  三

  從一定意義上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顯得更為突出一些。在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從近代政治文化的構建中可以透析出政治結構方面的新變化。沃爾夫岡·查普夫在涉及「社會結構」此詞一種更考究的概念時認為，它指的是社會制度體系。如此論不謬，此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遷，當是查氏所說的社會制度體系的最基本的內容。

  何謂政治文化？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對此有一個很權威的界定，他說：「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所形成。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這自然是比較全面的說法，不過他的政治文化含義更多地強調了某個歷史時期人們對政治的感情色彩。我國學者高毅在談到這一點時，指出政治文化的特徵首先是它專門指向一個民族的群體政治心態，或該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體主觀取向。不論是某個歷史時期的群眾性的政治心態，還是對政治的感情色彩，大體說的都是同一個意思。

  在我們看來，西歐近代政治文化的構建往往可以從這一時期流行的政治思潮中來體現，即通過當時流行的共和與專制兩大政治思潮的相互交匯與相互作用來體現。這裡所說的共和思潮，是西歐城市社會生活的產物，它所強調的是個人的權利與人文主義的思想，一般表現為民主與共和的理念；而專制主義思潮，在15～17世紀最為盛行，強調民族或國家的利益，這在當時的英法兩國得到了有力的發展。

  在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時期，特別在十五六世紀前後，西歐社會的政治制度是複雜的，一方面，舊的中世紀的政治體制已日趨式微，正如朱孝遠所說：「這種政治體系效率低下、難以操作、容易產生地方割據和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它很容易因自我的衰敗而走向瓦解。」但封建主義的舊秩序以及賴以生存的基礎卻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動搖；另一方面，隨著新型君主專制政治的奠基，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例如在法國和英國，也就可望誕生了。

  當然，期盼新君主專制政治體制的發展，是構建近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與題中應有之義。但即便如此，這種新君主專制政治，在西歐社會的轉型時期，作用也是兩重性的，它既有積極作用，即對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國家主權觀念的確立，對促進民族經濟的增長，都有不可抹殺的作用；但它又有消極影響，即從本質上而言，它又延緩了西歐國家近代化的進程，這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亨廷頓視新君主制為西歐國家近代化的關鍵，顯然是過於誇大了權力的集中對摧毀封建特權的意義，是把這種兩重性的複雜情況作簡單化處理了。事實上，新的專制君主政治既推動了現代化的趨勢，也延遲了這個趨勢，因為：它摧毀地方領主的權力，是有利於現代化的，但它美化非理性的觀念，維持古代的社會結構，將極沉重的財政負擔強加在人民頭上，則延遲了現代化。此見當是對新專制君主政治作用的公允之論。

  有論者在論及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政治前提時認為，是封建統治階級與早期資產階級聯合推動的結果，是一種「雙重擴張」，這裡所說顯然也是考慮到了西歐社會近代轉型時期的政治制度上的混雜，是社會政治結構在轉型時期所呈現出來的一種較為複雜的情形。可見，學界在研究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時，往往比較忽略它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演變極其複雜的情況，這似是一個不應忽視的缺欠。

  四

  比起經濟與政治，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方面的狀況更為交錯雜陳，顯得尤為混蒙與雜糅。

  是時，當是人文主義思潮廣布之時，古希臘哲人普羅塔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再一次地得到了張揚。的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肯定人的個性發展，尊重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和巨大的創造力，是對封建舊秩序與舊傳統進行的一次有力的挑戰，其歷史進步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但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們，其思想底蘊還是不足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在這裡，馬克思用的「戰戰兢兢」這幾個字極其生動地道出了此時人文主義者的歷史局限性，要從根本上衝破中世紀的神學體系，為近代歐洲文明奠立新的思想體系，這一任務不是義大利的人文主義思想家所能完成的，而是留給宗教改革運動時代的宗教改革家們，如馬丁·路德，如加爾文等輩。

  梵蒂岡西斯廷禮拜堂

  當然，是文藝復興促進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理應成為文藝復興運動思想成果的一種延續，一種突破。說它是延續，是因為思想文化方面的變革總是以前人的思想資料為其歷史前提，後來者的變革同其先驅者總是藕斷絲連的；說它是突破，是因為宗教改革對西歐處於「萬流歸宗」主宰地位的基督教神學體系，進行了一次有力的衝擊，這是人文主義思想家們所沒有完成的，特別是義大利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們所沒有完成的。

  在此，以16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為例。從表面上看來，這場發軔於德國，由馬丁·路德首先發動的歐洲範圍內的宗教改革運動，其主要矛頭是針對日益腐朽的天主教會，為了建立一個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新的基督教，確立一套與近代社會相適應的新的神學體系，路德也正是這樣做的，如他的「因信稱義」說旨在揭櫫信仰是獲救的唯一準則，靈魂獲救也完全是個人信仰的事，這就如黑格爾所認為的，路德宗教改革意味著一個自由和自我的新階段的正式到來。因此，路德教派也就成了昭示西歐社會近代轉型的一個路標。對此，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基佐分析得很具體，他指出：「它（宗教改革——引者）是一次人類心靈追求自由的運動，是一次人們要求獨立思考和判斷迄今歐洲從權威方面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和思想的運動。這是一次人類心靈爭取自治權的嘗試，是對精神領域內的絕對權力發起的名副其實的反抗。」

  西歐社會近代轉型時期所發生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所伴生的思想領域的變革，「把人的信仰從天主教正宗教義的禁錮下解放出來，為近代西方的宗教自由和某種程度上的思想自由樹立先聲」，進而言之，「為近代的科學探索和生產力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前景。16世紀西方宗教的改革所附麗的近代人文主義和理性追求的精神，在世界歷史上率先孕育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文明」。（吳於廑語）顯然，這是當時人文主義思想家們所未能達到的。的確，由此而引發的人類的精神革命，為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鋪下了路軌，為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實現西歐社會近代轉型的歷史時期中，西方社會文化逐漸擺脫中世紀文化的粗陋，而逐漸向近代文化過渡，但體現在當時的社會生活、道德風尚、婚嫁習俗、世態氣象等卻顯示出新舊混糅、色彩斑斕的情景。如在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一些城市國家裡，隨著新興市民階層政治勢力的出現，封建的榮辱觀、貴族門第觀、騎士價值觀等等看起來被拋棄了，一些適應當時的社會風尚體系正在逐漸確立，但骨子裡卻不一樣。對此，有歷史學家描述道：「這種新的社會風尚雖然顯示出了其優越性，但它仍然帶有明顯的貴族氣息。由於文藝復興中這些新的寡頭政治集團剛剛登上歷史舞台，而他們自身又常常缺乏安全感，所以，他們竭力接受舊貴族的世界觀。這些新的富豪們在服飾和行為舉止上處處模仿舊貴族，他們甚至使封建騎士的道德風尚適應新的城市和商業文化的需要。文藝復興社會就是這樣一個很不穩定的、新舊並存的混合體。」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出現這些「新舊並存的混合體」是毫不奇怪的。這種混合，既反映了舊文化傳統變異之頑抗，又反映了新文化奠基之艱難以及同舊文化傳統那種難以割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新興階級的勃起與舊貴族地位的轉移升降，當然與此有關，新舊思想與新舊風尚之變異，也當然與此有關：「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的這段話，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前述這個道理。

  總之，要實現西歐社會的近代轉型，要完成西歐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結構性的轉變，是艱難而又長期的；不消說，路德掃清了教會這個「奧吉亞斯牛圈」，但要打掃中世紀殘留下來的「奧吉亞斯牛圈」，亦即清除中世紀的孑遺，可能是一個更為艱巨的長期任務。

  本文原載《浙江學刊》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