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文明興衰啟示錄

  古羅馬是一個謎。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它的勃興與衰亡，更是一個令中外學者興味盎然與竭誠探索，但又難以索解的斯芬克斯之謎。古羅馬國家約從公元前754年（或753年）建城起至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覆亡，歷經1200餘年。羅馬原先只不過是義大利中部第伯河畔的一個蕞爾小邦，卻迅速崛起，不斷擴展，最後發展成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版圖遼闊的大帝國。人們對羅馬帝國的興衰眾說紛紜：古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阿認為，古羅馬的興盛是因為它的政體是一種混合型的，兼具民主政治、貴族政治與君主政治三者之長，卻避免了三種政體的缺陷。英國史家吉本認為，西羅馬帝國的覆亡是在兩條陣線上同時受到外來的敵對力量攻擊的結果，這就是蠻族人與基督教會的力量。但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根據羅馬的歷史證明，只有在公民得到自由和獨立的地方，在共和時代的風俗習慣盛行的地方，社會才能順利地發展。諸如此類的觀點不一而足。其實，要解開古羅馬興衰這個「阿莉阿德尼的線團」，還需要到羅馬人自身那裡去尋找。我們首先要談論的是羅馬軍隊，因為它的變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羅馬民族精神的一個縮影。

  奮發向上的民族精神是羅馬崛起的原因

  在古典世界，羅馬人的偉大成就在於它超越了希臘城邦制的狹隘的政治架構，創立了一個把各個不同地區與國家合為一體的大一統的帝國——「世界國家」。在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過程中，為羅馬衝鋒陷陣、開拓疆土和獻出生命的是羅馬的全體將士們，它是羅馬國家的主要支柱。

  羅馬人的上述成就，歸功於共和時代羅馬軍隊所崇尚的忠勇愛國的精神，這種精神來源於當時推行的兵農合一的公民兵制。早在公元前6世紀，塞維·圖里阿改革時就明確規定，服役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它又同時規定各個不同等級的公民所擔負的軍事職責與應具有的軍事配置，這就是說，公民當兵在當時不僅被視為一種權利，更成為一種社會榮譽的標誌而為世人所誇耀。那時，士兵戰時應徵入伍，戰後解甲歸田，應召入伍的將士，為羅馬而戰，也為自己的榮譽而戰；這種農家兵士，能吃苦耐勞，勇敢善戰，具有堅毅不屈的鬥志與赴湯蹈火的犧牲精神，他們信守這樣的箴言：「不要屈從於噩運，而要以更大的膽量去與之抗爭。」在這裡，他們感悟到了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一致性，因而為了前者，他們甘於作出奉獻乃至犧牲自己。羅馬人的忠勇與愛國主義精神在共和時代的羅馬將士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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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羅馬軍隊的勇武精神擴展開去，可以映照出從共和初年（公元前509年）至布匿戰爭結束（公元前146年），這開國將近400年左右的羅馬國家的整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其時羅馬人很奮發，羅馬國家充滿了生氣，整個社會流行一種淳樸渾厚的「羅馬古風」，這種風氣崇尚樸素務實，不事奢華，在廣大的自由民階層中奉行著一種節儉的生活方式。而國家公職人員也安貧樂道與清廉從政，被恩格斯稱讚為「真正的公民美德和異常質樸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樣」的執政官肯奇那圖斯是一顯例，當外敵入境時，他奉召入伍，統兵打仗，擊敗敵軍後他又卸甲務農，安之若素。透過肯奇那圖斯的這種美德，我們看到的分明是當時整個羅馬人的社會風氣與崇尚質樸的民族精神。

  羅馬阿庇烏斯大道

  此外，羅馬人的天性似乎比希臘人更注重紀律，更重視秩序，而這與綱紀敗壞、目無法紀的社會秩序是不相容的，這在共和時代尤其如此。從一定意義上而言，沒有紀律與秩序，沒有法治觀念，也就沒有後人所津津樂道的「偉大的羅馬」，也就沒有全部的羅馬文明史。

  概言之，羅馬之勃興，是離不開羅馬人的忠勇愛國、質樸務實與遵紀守法的，這正是羅馬的民族精神。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每個羅馬公民信守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是當時羅馬民族的群體心態或精神狀態。這在現當代法國年鑑史學派那裡，尤其是第二代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那裡，是最被看重的深層——歷史的深層，屬於長時段的歷史理論的範疇。用年鑑史學派的史學理論來揭櫫古羅馬歷史的深層——羅馬民族的精神狀態，以認識古羅馬國家的勃興之因，確有其獨到之處，使我們可以尋找到比傳統史學只注重從歷史的表層——政治變遷與軍事紛爭等短時段之外更深刻的洞察力，當然這也是一種更能揭示歷史本質的洞察力。

  內部腐敗導致羅馬民族精神淪喪

  現代人到羅馬古蹟憑弔，很喜歡「羅馬夕照」的景致：古道，殘垣，夕陽，卡皮托留的廢墟籠罩在蒼茫的黃昏中，暮靄悄悄飄落下來，朱庇特神廟的赤腳托缽僧正在唱晚禱歌，隨晚風飄向遠方……這分明是一幅畫，在這裡人們尋求到了一種朦朧之美。然而，也令人生發出幾多惆悵，幾多迷茫，不由感嘆：風光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用「羅馬夕照」來描繪公元一世紀之後的羅馬帝國，其情景也是這樣。

  古羅馬國家自奧古斯都翦滅群雄，確立了大一統的專制帝國後，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天下統一，物阜民豐，直至安敦尼王朝（公元前96—前192年）更被視為帝國的「黃金時代」。對此，湯因比卻獨具慧眼，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迴光返照」，湯氏在外表繁榮的大帝國後面看到了它即將沒落並終將走向滅亡的歷史結局，不乏睿智。

  羅馬民族精神的淪喪首先還是體現在軍隊的變化中。且不說兵農合一制度的破壞，也不說軍隊成了少數幾個野心家的工具（當時賄賣軍隊之風甚盛），只說軍隊本身的腐化日甚一日，無數的飲宴、賞賜、角鬥士的比賽，使他們成天過著一種醉生夢死的生活。原來羅馬軍團嚴密的軍紀不見了，丟盔棄甲，不事裝備，使戰士們變得毫無鬥志，當敵人進攻時，就只能逃之夭夭，什麼熱愛國家、熱愛民族的榮譽，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軍隊的腐化也就腐蝕了羅馬帝國賴以維繫的統治基礎。過去羅馬人之所以能夠號令一切民族，是由於羅馬人的奮發，更由於羅馬軍人的忠勇愛國精神。「但是當軍隊本身都開始腐化的時候，他們自身就成了一切民族的瓜分對象了。」（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10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羅馬將士的腐化，是整個羅馬社會日益腐敗的晴雨表。公元一世紀羅馬作家郎吉努斯對當時整個羅馬社會與精神上的病狀作了深刻的揭示，他指出：「利慾是我們今日人人都受其害的痼病，況且奢欲奴役著我們，不妨說，陷我們的身心於深淵中。愛金錢是一種使人萎靡不振的疾病，愛享樂又是最卑鄙齷齪的。」他力陳其弊，指出這種社會病的禍害與後果的嚴重性，他分析道：「如果讓財富的兒女長大成人，他們就很快地在我們的心靈中產生了那些殘忍的暴君：『驕橫』、『枉法』、『無恥』。這必然會發生的，於是人再也不向上看了，再也不關心自己的名譽，生活的墮落在惡性循環中逐步完成，他們靈魂中的偉大品質開始衰退，凋萎而枯槁，因為他們只重視必腐必朽的肉體，卻不珍惜不朽的靈魂的發展。」請讀一讀這篇題為《論崇高》（見《繆靈珠美學譯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的大文章，倘若抹去了作者的名字，其針砭性與穿透力可謂超越時空，無疑具有振聾發聵的警世作用。

  於是，道德敗壞，綱紀鬆弛，世風日下，正如孟德斯鳩所說的，「友誼被看成是一種危險的暗礁；講真心話被認作冒失的行為，美德則只不過是可以在人們心中引起回憶往日幸福的一種矯揉造作的表現罷了」。（《羅馬盛衰原因論》，75頁）在恪守共和傳統的羅馬史家塔西陀的眼裡，覺得這個世道變了，他不由驚呼：「世界的局面改變了，渾厚淳樸的羅馬古風業已蕩然無存。」隨著安敦尼王朝的終結，羅馬帝國更是一步步陷入了罪惡的深淵，儘管自奧古斯都之後的歷代羅馬皇帝不乏改革者，如戴克里先等輩的努力也終究是水中撈月一場空，參天的大樹看似龐大，但實際上已內里蛀空，行將倒下，羅馬帝國已岌岌可危。

  「內部腐敗已腐蝕著一個長期優越的民族的生命力」，並「毀滅了他們自己和一切」。這是共和晚年羅馬史家李維的預言，真哉斯言！歷史的發展有力地證實了這位卓越史家的診斷。公元410年8月，在一個雷電交加、大雨如注的夜晚，西哥特人向羅馬城發起進攻，急盼解放的奴隸們打開了城門，與日耳曼人一起合力攻破了這個固若金湯的城市。永恆之城的陷落，已標誌著羅馬帝國的名存實亡，66年之後，即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個皇帝被廢黜，就這樣，這個曾經稱霸寰宇、不可一世的奴隸制帝國覆滅了。

  由此可見，羅馬民族精神的高揚曾使羅馬國家充滿了勃勃生機，成為推動羅馬文明前進的一種活力。但是隨著民族精神的式微，羅馬也就日趨顯得一蹶不振了，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羅馬民族精神在羅馬國家的興亡史上所起的作用，與政治的作用、經濟的作用、軍事的作用等相比當然是隱而不彰的，但卻是不能忽視的一種廣泛的、持久的與潛在的作用。在探討古羅馬興亡的問題上，諸如「政體說」、「外力說」、「合力說」、「多因說」或「環境說」都有其合理之處，因而不可抹殺它們的價值。本文則姑且稱之為「精神狀態結構」說（簡稱「結構說」，年鑑史學派所稱的「結構」，無疑包括這種結構）。「結構說」自有其獨特的理論價值，筆者所揭示的古羅馬民族精神的興衰，不也從根本上影響了古羅馬國家的興衰嗎？這種作用於歷史深層的潛在力量豈可忽視。由此，也使我們獲得了一個現實的啟示，這就是：振興與激發民族精神是現代文明社會各個國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對此決不可等閒視之，除非這個民族本身也處在休眠狀態中。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1995年第12期，原題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古羅馬興衰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