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觀約取

  「希臘的奇蹟」

  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古希臘文明的「後來居上」令後人矚目。當希臘世界尚處於榛莽之中，古代東方一些地區卻早已建立起豐饒的農業文明的奴隸制國家了。古希臘文明起步較晚，但發展特快，隨著公元前8世紀「荷馬時代」的終結，開始跨入文明時代的門檻，歷二三百年之久，至公元前5世紀盛極一時，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已處於當時世界的領先地位，超過了比它早二三千年進入奴隸社會的一些東方文明古國，被一些學者稱之為「希臘的奇蹟」。

  以希臘國土之貧瘠，疆域之狹小，要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騰飛」，創造出令後世震驚的歷史業績和文化遺產，其原因何在？

  一

  古希臘文明的生成與發展，是建立在古代東方文明長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這是它騰飛與後來居上的時代背景與歷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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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現在東方。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首先在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地區，接著在埃及的尼羅河流域，率先完成了從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文化向文明社會的轉變，繼後在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以及中國的黃河流域（公元前2100年）也相繼建立了文明。希臘城邦開始建立於公元前8世紀，與上述這些地區的文明國家相比，大抵要晚出二三千年之久。

  古代東方諸國進入奴隸制社會，一般是在銅石並用或青銅器時代。約在公元前3000年，西亞與印度等地區的青銅冶煉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古代東方諸國就是在這樣的生產力水平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創造出了非凡的文化成就。然而，得天獨厚的是，古希臘文明的起步，卻開始在一個具有更高生產力水平的起點上——鐵器時代。公元前2000年，居住在亞美尼亞山區的基茲達人發明了冶鐵術，公元前1400年開始傳播開來，至公元前1100年已傳至希臘，這也正是希臘由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的時期——荷馬時代（公元前12～前8世紀）。荷馬史詩已有多處提到了鐵器的使用，在出土的鐵器中，有鐵劍、鐵斧、鐵刀等，屬公元前9世紀的鐵器工具就更多了。鐵製工具的廣泛使用，為生產技術和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物質基礎，這就加速了原始公社制的瓦解以及向奴隸制的過渡，至荷馬時代末期，希臘已處於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可見，古希臘從荷馬時代終結文明興起之日起，到公元前6～前5世紀達於全盛，僅二三個世紀就後來居上，處於當時世界的領先地位，從總體上這是因為他們接受了蘊積已達二三千年之久的東方古國的物質文明的歷史遺產。因此，「希臘奇蹟」的出現，歸根結底也需要由這個物質基礎來加以說明。倘沒有東方古老文明這一歷史遺產。古希臘人要在短期內實現騰飛創造「奇蹟」是難以想像的。

  古希臘人不僅在物質文化上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繼承與吸收了東方文明的歷史遺產。古代東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早的一種文化，是人類文明史的瑰寶，它在哲學與科學等各個方面，都為希臘文明的突興奠定了根基，甚至連它的字母也是以腓尼基字母為基礎而加以改進與發展起來的。就以自然科學知識而言，古代東方人在邈遠的年代裡，就在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醫學及建築學等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尤其是數學學科更是突出。由於測量土地和興修水利的需要，使埃及幾何學知識相當發達，他們很早就能求得長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圓形的面積。蘇美爾人甚至早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就已經制定了乘法表，後來又相繼制定出平方表、平方根表和立方表。印度人更是發明了十個數字符號（這十個數字後由阿拉伯人略加修改，傳至世界各地，被稱為「阿拉伯數字」），極大地方便了數學的演算，推動了數學的發展。哲學家柏拉圖曾有言，「假如和埃及人相比，我們是幼稚的數學家」。希臘數學乃至全部自然科學之於整個東方，也大體如此。

  所以，拜東方文明為師，這是當時希臘人智者的一種「世界眼光」。如果說，「希臘人最鮮明的特點是正確地理解世界能力」的話，那位被譽為「歷史學之父」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正是這樣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智者。他從相對主義的觀點出發，認定各民族各有長短，彼此不應鄙薄輕視，而應互相尊重、取長補短，他進而認為，東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搖籃，在他的傳世之作《歷史》中，非常重視東方文化對希臘的影響。他指出，埃及的太陽曆要比希臘的曆法準確，希臘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倫人發明的，希臘的字母是從腓尼基人那裡學來的，希臘人還從埃及人那裡學會了「量地法」（幾何學）。希羅多德在當時的認識，無論如何都是有器識的一種表現，他被人誣稱為「親蠻派」（實為親「東方文化派」），這恰恰反映他確是那時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屬於此類先行者在希臘哲學家和科學家中不乏其人，如泰勒斯、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等人，他們與希羅多德足跡遍布東方各個角落一樣，也奔赴埃及、巴比倫等地，學習考察那裡先進的科學知識與技術，如泰勒斯寓居巴比倫，一住就是12年，在那裡悉心研究數學、天文學等。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我們稱希臘是東方文明的「學生」，也就一點不過分了。

  雅典衛城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拜東方文明為師的希臘人，又終於趕上和超過了「老師」。世界歷史發展到公元前1000年代，即在進入鐵器時代之後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已經歷兩千多年發展的東方文明，至此已略顯老態，後起的東方的亞述、新巴比倫和波斯帝國，在當時雖以強悍的軍事實力和凌厲的攻勢稱雄於一時，但武力統治終究不能長久，如在希波戰爭中（公元前492～前449年），希臘各邦以雅典為核心，眾志成城，就擊敗了波斯帝國的傾國之師，這一勝利奠定了古希臘文明的世界地位，至此，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經歷了一次轉移，公元前1000年代中葉，大體是希臘城邦在世界古代史上熠熠閃光的時代，也是世界文明新的中心之所在。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中用「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這一術語來說明古希臘文明勃起的歷史原因，他指出：「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看來，在古代亞歐諸民族中，希臘人確是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特別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代。

  但可貴的是，希臘人畢竟不只是一味依賴與享用東方文明已有成果的民族，它與東方文明的接近，遠沒有達到不能保持自己特點的地步。恰恰相反，他們善於把外來文化變成他們自己的東西，「希臘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數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臘人所獨有的智慧的特徵。這些特徵歸結起來，就是虛心、好奇多思、渴求學習、富有常識」。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把一切從外國借來的東西變得更美麗」。奠基希臘文化，當然需要多方引進域外（主要是東方）文化，但「借來」不等於盲目照搬，而是需要經過本民族的消化、吸收與創造，才能使它「變得更美麗」。如果將東方文明的歷史遺產比作「種子」，那麼將這「種子」移植到希臘的國土裡，還需要經過篩選、淘汰與改進，才可能使這顆植根於希臘土壤的東方文明的「種子」得以萌發、成長直至開花結果。希臘人的這個歷史經驗似乎也應當為世界其他民族在引進外來文化時所仿效與記取。

  二

  一定的歷史活動總是要以一定的地理條件為基礎。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考察的是，古希臘世界的自然條件怎樣便利於吸收東方文明的成果，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其自身文明發展的進程。

  歷史是人類的創造。正如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他不可能憑空地創造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憑空地創造歷史，人們需要憑藉舞台和背景，才能在人類歷史上演出一幕幕有聲有色的話劇。這舞台與背景，就是地理環境。因此，地理環境的巨大差異性，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各個方面將會發生深刻的影響，這是毫無疑義的。在現實的人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上，馬克思充分看到了後者對前者及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性，並注意到了自然資源，諸如土壤肥力、水力資源、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尤其在文明發展的初始階段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

  在古代，希臘半島、愛琴海諸島及小亞細亞半島西部海岸，大體是古希臘人活動的地域範圍，而希臘半島則是他們演出的主要歷史舞台。在這裡，我們看不到古代東方諸國常見的大河流域、平原沃野與渠堰縱橫的自然景觀，孕育古希臘文明的地理環境與此大異其趣。一位歷史學家用這樣生動的筆觸描繪了古希臘的地理環境：「希臘則土壤貧瘠，山嶺綿延，岩石嶙峋，懸崖絕壁；冬天氣候寒冷，人們必須辛勤勞動，才能維持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也許就誕生在這個地方。這裡山花爛漫，萬紫千紅，鮮花裝點著山坡；牧羊人在大草地上趕著羊群。碧空萬里，海濤千頃，海浪衝擊著神秘的島嶼，像藍寶石一樣艷麗，水手們揚起風帆，航行在永與天連成一線的地方。」

  地理環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在古希臘，它的地理條件一般不利於農業的發展，只有個別地區可種植穀物，因而他們較多地轉向於園藝業或手工業。漫山遍野的葡萄樹與橄欖樹，使缺少肥力的山丘梯田得到了廣泛的開發與利用，釀製葡萄酒、橄欖油以及製作精巧的陶器、金屬物品等也促進了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他們不斷地把這些製成品遠銷各地，又從國外源源不斷地輸入穀物以及所需要的各種原材料。這種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商品生產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尤其在一些像雅典、科林斯等著名的工商業城邦里，更是商賈雲集，街市繁華。當然，在古代奴隸社會的條件下，由於種種的限制，商品經濟還不可能獲得充分的發展，在極個別城邦（如斯巴達）是禁止公民經商的。總之，奴隸制經濟在本質上，還「保存著一個自然經濟的要素」。但經過各種抗衡與爭鬥，工商業奴隸主階層也終於在希臘世界的多數城邦里確立了它獨尊的歷史地位，以致使希臘人成了古代世界少有的「商業民族」。

  海是影響希臘文明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海使希臘全境破碎不一與相互隔離的各個區域間保持著聯繫；海更使這個分裂割據的希臘世界與當時的世界連成一體。希臘各城邦大多享有直通大海、走向世界的便利。

  的確，古希臘人正是藉助瀕臨海洋這一有利的自然環境，不僅發展了商業貿易，更從它的周邊國家（主要為古代文明發展較早的東方國家）那裡學得智慧，創造並發展了自己的文明。對此，我們可從公元前8世紀延伸至公元前6世紀的古希臘人大規模的「殖民活動」中略見一斑。是時，在本邦失去土地、生活無靠的小農與小手工業者，在城邦政治鬥爭中喪失權力與地位的人，更多的是那些想去域外攫斂財富與尋求市場的商人，紛紛漂洋過海，四處遷徙，尋求生存空間，在愛琴海、黑海、西部地中海沿岸等許多地方留下了他們的足跡，星羅棋布地散落著希臘人所建立的新移民點。在那裡，他們不僅設立了一些城鎮與商行，發展經濟並進而向內地移殖和開發，而且建存了一套與母邦相似的政治制度，但又完全獨立自主的新邦。這些新設置的城邦與母邦保持著緊密的經濟與文化的聯繫。應當說，這種大規模的移民不啻是一種海外開拓，它為希臘社會吸收東方文化也為它日後經濟、文化上的飛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必須指出，地理環境對一種文明的生成與發展雖然能起到某種加速或延緩的作用，但歸根結蒂，它畢竟不是一種決定因素。應當看到，由於人類自身力量的不斷增長，一個民族就有能力逐漸打破這種無可選擇的命定的生存環境的制約。那種過分誇大「海洋文明」所具有的開拓、進取和擴張的特性，並竭力宣揚這種「蔚藍色文明」註定要在現實和未來中取得優勝的看法正是地理環境決定論的一種突出表現，因而是不足取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黑格爾雖然在《歷史哲學》中以不無誇大和熱烈的言辭，讚美過那似乎可以超越思想和行動限制的西方「海洋文明」，但他不曾把「藍色文明」和「黃色文明」對立起來，而是把它們作為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不同發展階段。這位德國的辯證法大師，在地理環境對文明發展關係的問題上，他的論述是有分寸的，黑格爾明確地指出過：「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於荷馬史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倘此論不謬，我以為地理環境之於「希臘奇蹟」的創造，也應當作如是觀，任何誇大或否認地理環境作用的觀點都是失之偏頗的。

  三

  「希臘奇蹟」的出現，不僅在於它的地理因素與外來的東方歷史遺產的影響，而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古希臘人選擇了一種適合於其自身社會發展的制度——城邦制。

  「城邦」一詞，即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城市國家」（City-State）。說到城邦制度，我們大體傾向把它視為從原始的氏族民主制演化出來的一種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等因素在內的公民集體。我們不能僅把城邦制度視為某種政治上層建築，而是應當把它看作包括上述諸種因素在內的統一體，尤其要看到它還是一種社會經濟體系。原始社會的普遍性，決定了城邦的普遍性，因此它絕非為某一地區所特有和獨創。但無可否認的是，在古代世界，以古希臘的城邦制發展得最為充分，而且持續的時間也最長，城邦的思想和文化的作用一直保持到古代終了之時。

  晚近以來，城邦問題一直是中外史學家關心的一個熱點。筆者在這裡無法研討這一問題的各個方面，僅就這一制度與本文主旨有關的問題略說一二。

  第一，城邦制激發了每個公民的主體精神，增強了公民集體內的凝聚力量。這種主體精神的充分發揮、凝聚力量的不斷強化，是由希臘城邦制一些基本特徵所決定的。

  1.土地的占有權與公民權的緊密結合是城邦的一大特點。因此，城邦保護全權公民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也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古典世界城邦制的經濟基礎是以矛盾的雙重形態出現的：既作為國家所有制，又作為私人所有制，即城邦內部存在著公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兩個部分，後者總是以前者為先決條件，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從屬於城邦，但每一個單個的人又是私有者。城邦制度的歷史使命是保護私有財產制度的發展，以保證每個公民成為私有者，但同時它又必須對私有財產的過分發展作出某些限制。正是這種獨特的、矛盾的、雙重形態的土地所有制構成了城邦的經濟基礎，它在一定的條件下，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也是城邦繁榮和發展的歷史前提。

  2.對公民資格的嚴格限制，使城邦成了一個排他性的公民集體。所有城邦的居民大體由全權公民、無公民權的自由人以及奴隸這三部分人組成，在全權公民內部，一般分為奴隸主和直接參加勞動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無公民權的自由人，他們非但不能享受公民的權利，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要同全權公民一樣為城邦盡義務。奴隸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備受壓迫與剝削。因此，對公民資格的嚴格限制，也成了各邦政務的一項重要內容。如在伯里克利當政時的雅典，曾提出一項法案，規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才能獲得公民資格，因對雅典城邦作出重大貢獻而授予公民權的，不僅人數很少，而且程序本身亦相當複雜，當時的外邦人要取得雅典公民權真是不勝其難。

  3.公民大會具有最高權力，宣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不管其形式如何，公民大會始終是古典城邦制賴以維繫的主要形式，它是每一個公民直接參與城邦的治理，以及支配與保護自己財產權的一種體現。眾所周知，在希臘世界一些推行奴隸主民主政體的城邦里（如在雅典），公民大會是最高的權力機關，每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都可以在公民大會上提出自己的意見，或者批評政府公職人員，討論城邦一切大事，共同參與決定對內對外政策。當然，婦女與外邦人不能享受這種公民權利，奴隸更是被排除在外。在那裡，還初步實行了全體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不僅謳歌了奴隸主民主政體，而且還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記述雅典執政者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詞，更是這一法制原則的有力反映。但是，古典城邦的這種民主政治畢竟仍然是奴隸主對奴隸實行專政的一種手段，而且這種「直接民主制」與近代的代議制國家政治還有著質的區別。然而，不容否認的是，在古代世界，這種政制在一段時期，確也對推動希臘文明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正如廖學盛指出的：「因為只有這種政體才能最大限度地使每個公民把整個城邦的利害看成自己切身的利害，用自己的才能，用自己的身軀去捍衛城邦。」被馬克思稱為希臘內部極盛時期的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之所以在各個方面領先於當時的希臘各邦，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獲得進一步的理解。

  4.推行公民兵制。這種軍事義務和特權既是公民為了捍衛整個城邦利益的需要，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個人利益。公民兵制是以公民的土地占有數量和財產多寡而轉移的，這一點可以從雅典的梭倫立法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公民兵制大致與城邦制的命運相始終，它若遭到破壞，城邦制也就瓦解了。

  第二，城邦制激發了希臘人的創造精神。就我們看來，昔日被西方學者多少蒙上一些神秘色彩且有所誇張的「希臘精神」，首先不外乎是它的好學精神，突出體現為前述的拜東方文明為師的精神，其次就是這裡所要說及的創造精神。在古希臘，這種創造精神是以一部分人的一定限度的自由思想為依託的。卡爾·雅斯貝斯指出：「希臘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識、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現實的基礎。」這不僅在前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反映，而且在公民的文化生活中也有充分的表現，特別在一些推行奴隸主民主政體的城邦里更為突出。古典時期希臘文化在各個方面之所以能達到如此高的發展水平，當與這種較少受到束縛的自由思想不無聯繫。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臘人追求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和諧發展，他們思想活潑，愛好自由，但卻與「中庸精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種協調之和諧，以致在它的文化領域中（如雕塑藝術）不乏完美的表現；希臘人對自由思想與「中庸精神」兩者之間「度」的駕馭是十分成功的，這一點值得引起人們深思。

  自由思想呼喚理性的降世，為此希臘人還成了「自主理性的發現者」，希臘人所確立的理性觀念，反過來又使自由思想展開了更加有力的翅膀，萌發出種種科學的起源，促使他們的創造精神產生出奇異的力量和持久的歷史光澤。

  希臘人的理性觀念是與神學思想的對立。突出的一點是，希臘文明在其長期的發展進程中，並沒有出現一個君臨於萬方的或自比為天神的君主，也沒有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僧侶階層，更沒有出現一種鉗制人們思想的統一的宗教意識形態，沒有《聖經》是希臘人「自由的表現，也是他們能得到自由的重要條件」。在那裡，宗教純粹是城邦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神是人格化了的。世俗的人生觀也是古希臘人所特有的。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希臘文化是一種不受宗教神學駕馭的人本文化。理性觀念與世俗人生觀的結合，使希臘人能夠比較自由地，富有想像力地思考人類和社會的種種問題，並在文化的各個領域創造出諸多業績。以希臘的歷史學而論，在世界史學發展史上，希臘人的確不是最早開始歷史記錄的，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古代東方一些最古老的國家如埃及和巴比倫等地就出現過年代記一類的歷史記載，古埃及的巴勒摩石碑，上面刻著公元前2750～前2625年埃及古王國第五王朝的世系表及宗教事務，是史學史中最早的紀年史。古代猶太人的歷史記錄《舊約全書》，也較希臘人為早。但這些記載因為缺少一種理性的批判精神，因而難免是真偽混雜，資料堆積，它只能成為古希臘史學勃興前的一個序曲而已。古希臘史學經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的共同努力，終於在公元前5世紀達到了當時奴隸制社會史學的最高水平，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柏立認為，「希臘人雖不是記錄人類史事的第一人，卻是批判史實的第一人，換言之，他們首創了史學」。但窮根淵源，希臘史學的成就還是離不開東方史學所奠定的基礎。正如羅斑所論：「希臘最早的學者所能從東方得到的，是由很古老的經驗積聚起來的許多材料，是給不計利害的思考提出來的一些問題。如果沒有這些，希臘的科學或者不能建立，而在這意義之下，我們也就不能說希臘的奇蹟了。」這種分析也是完全適用於希臘史學文化的。

  當我們隨著古希臘人的歷史前進的步伐，匆匆地進行了一番蜻蜓點水式的考察，把視野從往昔移向現在之後，不由使人們深切地感受到這一古老課題的現代意義。俱往矣，「希臘的奇蹟」如今已成為歷史的記錄，但「後來居上」的歷史範例將會激勵致力於創造與開拓未來的後代人。一個正在振興的民族，它是不會拒絕歷史經驗的，而不管這種經驗來自何方。事實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使是對西方的歷史和文化，只要我們採取積極引進與消化吸收的正確態度，而擯棄盲目信從，簡單照搬的做法（這也正是當年古希臘人在「引進」東方文化時所採取的態度），我們就一定可以從這種歷史經驗中獲得深刻的啟示。

  本文原載《江海學刊》1990年第2期，原題為《論「希臘的奇蹟」：一項歷史學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