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江南社會的活力與不足

  通過前面的探討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社會並不是停滯、沒落的社會，它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對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做出應答，而且這些應答也並非不切實際或不具成效。這主要體現在：

  第一，時人對瘟疫的認識在清代取得了重大發展。有清一代對瘟疫的認識出現了兩次重大的變化：一是明清之際「戾氣說」的提出和發展，二是清末西方病菌學說的傳入和為人所接受。吳有性是明末清初人，反映其「戾氣」學說的《溫疫論》雖成書於1642年前後，但其影響所及，則幾乎完全是在清代。同時，清人在吳有性已有認識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發揮，他們彌合了吳對時氣和戾氣的過度割裂，認為戾氣即疫氣是由暑濕燥火等四時不正之氣混入病氣、屍氣以及其他穢濁之氣而形成的，並進一步密切了疫氣與「毒」之間的關係，明確了「地氣」和「天氣」間的區別。這些對「戾氣說」的補充和完善無疑促進了傳統醫學的發展，同時也使對瘟疫病原的認識更加接近現代認識。另外，在伏氣與新感、瘟疫的相關因素以及瘟疫的傳播途徑等方面，清人的認識也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至於後一方面的變化，雖然病菌學說的發明和傳入與傳統醫學並無關係，但他之能被國人接受並被部分融入傳統醫學思想和治療中，則應該與傳統醫學的積累和發展有關。

  第二，隨著瘟疫的增多和環境的變化，時人的預防、衛生觀念和行為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由於環境污染問題的日趨嚴重，社會和官府合作共同保護環境的行動在江南的中心地區應運而生。嘉道以後，由於水質狀況的惡化，改善水源公共衛生的意識也隨之加強，不少原本出於別的目的的行為也逐漸加入衛生方面的考慮。到晚清，在西方思潮和制度的影響下，時人還豐富、發展了「衛生」一詞的含義，在原有養生意義的基礎上，增加了對人們生活和勞動環境的管理和改造等現代內容。衛生行為和衛生管理制度也出現了較大的變動，這些變動除了因引進西方科學和技術成果而產生的（比如自來水、細菌學說引入對個人和公共衛生方面某些認識的修正等）之外，更為重要的恐怕還是衛生事業逐漸由個別的、自為的、缺乏專門管理的行為轉變成系統化的、有組織的、納入官方職權範圍的工作。在人工免疫方面，國人不僅發明並推廣了人痘施種術，而且在牛痘傳入後，促使其得到了甚至比歐洲還順利的推廣和普及。

  第三，官府和社會對疫病救療活動的發展。與宋元時代相比，明清特別是清代國家在醫療政策上表現出明顯的退縮，基本上缺乏相關的制度性建設。不過，清代江南活躍的社會力量、充裕的社會醫療資源不僅在疫病救療方面事實上彌補了國家的消極，而且還比過去更具實效。這些優勢在導致大量民間救療行為和設施出現的同時，還進一步促成了當地官府在沒有朝廷的規定和皇帝指示的情況下，從道義和責任的角度出發開展救療活動。救療既包括臨事性的舉措，也有日常的設施。雖然就其形式來說，它們基本都不是清代才出現的新事物，不過，乾隆中期，特別是嘉道以降，出現了日常的救療設施漸趨增多的趨向，在這一變化中，除了數量增加和同治以後專門的醫藥局突然大量出現等內容外，這些設施在內涵上，比如經費來源、救療功能和慈善色彩等，也出現了若干重要的變化。開始依靠穩定而具有靈活性的經費來源（比如絲捐、鋪捐等），並通過收取號金的方式儘可能減少資金缺口，由純粹的慈善機構逐步向經常、普遍地以診治疫病為主要目的的方向發展。儘管這種發展未必會直接導致近代醫院的出現，但至少，在社會醫療資源上，為近代醫院的推廣和發展準備了必要的基礎。

  第四，請神祈禳雖仍是普通民眾面對疫病非常重要的反應，不過這些活動並不一定妨礙對醫藥的依恃。隨著醫療水平的發展和醫療資源的日趨社會化，民眾對醫藥的信任和求助也漸趨增多。

  第五，瘟疫的醫療水平和醫療資源的社會化程度取得了不小的進步。在清代江南溫熱病日趨流行的情況下，直接指導當時疫病治療的溫病學在大量臨床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並漸趨成熟和完善。不過，溫病學不可能包醫百病，19世紀以後，隨著新疾病的不斷出現，傳統的傳染病學又出現新的進展，即籠統探討溫病學的著作逐漸減少，而專門討論某一種或兩種疫病的論述不斷出現，表現出醫學界對外界變化具有一定能動敏銳的反應能力。與此同時，以醫藥知識的普及、醫生職業的漸趨開放等為表徵的醫療資源的社會化進程也在逐步向前發展。

  以上這些發展變化，雖然不無西方科技、思想和文化影響的印記，但其主體則不能不說是由江南社會自身發展起來的。對此，可能會有人說，以上變化中大多不過是傳統文化的某種微調，並不具有近代意義，而那些對現代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變化，則都是西化的結果。這種說法，從表面來看，確實頗為在理，比如現代社會生活中的衛生防疫制度、醫院救療體系以及醫療診治手段，至少形式上無不是從西方引進的。我們發現，在某種主流文化風靡一時之際，人們往往會蔽於表象而不能正確認識那些被這種流行文化暫時取代的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價值。其實，上文的論析已經表明這一論調有失公允。首先，若不完全以西方的標準為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可以說，以上這些變化並不是無足輕重的微調，在中國自身的文明發展體系中，它們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有些在指向上也與所謂的近代化有著相當的一致性。比如說，「戾氣說」的提出與「衛、氣、營、血」辨證治療的發明與應用，雖與現代醫學沒有關聯，但在傳統醫學的發展中卻極為重要，而且也富有實效。又如，儘管與西方的衛生防疫不盡一致，但國人有關的衛生防疫觀念和行為卻早已存在，而且，在清代江南，隨著環境的變化，一些鄉賢及時地做出了反應，根據具體情況提出了一些頗具新意的防疫舉措。晚清某些衛生觀念的出現，並不是西化的結果，而是傳統社會本身對環境變遷的呼應。再如，當時疫病救療行為和設施的發展，特別是晚清日常性救療機構逐步由純粹的慈善機構向以普遍施診為重心的機構的轉變，以及醫學和醫療資源社會化程度的進步等，無不有利於改善民眾的健康和生命質量。其次，西方文明的影響固然重要，但其中一些內容的傳入、被接受和推廣卻與傳統社會和醫療資源的發展密切相關。有一個事實顯而易見，即西式的醫療衛生設施，基本都集中在傳統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達地區，原因就在於這些地區有著充裕的社會、醫療資源能夠接納和推廣它們。無論是牛痘還是西式的醫院，其傳入後不久的建設和推廣大多是由鄉賢和地方官府承擔的。而之所以能被地方活躍的社會力量接受和推廣，則與人痘接種術、疫病救療資源的日趨發展等傳統因素有關。而且，早期西式醫院與傳統醫藥局在經營方式上差別並不大，它與傳統醫藥局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只不過是近代醫院的運營方式更適合西醫的診療需要而已。由此可見，現代衛生醫療體制中的制度本身儘管可能基本源自西方，但其動力、運作方式以及承擔主體等內容，很大程度上仍主要是中國社會自身孕育產生的，具有自己的特色。很多情況下，只是將民間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內容納入到官方的、制度化的形式中去而已。這些表明，中國社會的變動並不全是西方文明促動的結果，而是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運作；而且，它還最終為清末國家有關職能的改變做了重要的準備，並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通過以上論述，除了可以看到清代江南社會的活力和發展外，也不難發現，這些發展的動力，如果不討論人口和經濟拉動等因素的話，則可以說主要來自於社會力量的活躍和鄉賢階層的能動。比如，在預防衛生方面，對染坊污染的永禁雖由官府出面，但其不過是應士民的要求而相機行事。至於嘉道以後改善水源衛生的行動和建議則都由鄉賢承擔，晚清對個人衛生系統的建議和宣傳也由社會力量發起。另外，像人痘和牛痘的引入和推廣，也主要得益於社會力量。可見，地方社會力量是地方社會事務中一支非常活躍的力量，說其活躍，不僅是指其承擔了大量的工作，還因為它能對地方社會問題和變化做出必要而能動的反應，以彌補國家在衛生醫療等方面的制度缺失和官府能力的不足與疏漏。地方鄉賢生於斯，長於斯，對當地社會的情感、較高的文化素養、一定的經濟實力以及長期儒家修齊治平理想之薰染無疑有利於其在地方社會事務中發揮積極的甚至是其他力量難以發揮的作用，而且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十分重要而必要的力量。但如果僅僅或主要依靠這一力量，而缺乏國家相應的制度建設，其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社會力量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布不平衡；其次，社會力量的活動多為自發的，具有隨意性；最後，社會力量主要表現為民間力量，其本身也不具有任何強制力。因此在疫病救療、某些預防衛生觀念和設施的推廣、醫療的管理等方面，其作用的發揮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極大的限制，從而嚴重地影響某些富有成效的觀念和舉措普遍及時的推廣，以及對眾多有害健康行為的禁止和制約。因此，對直接關乎生命的醫療衛生，國家直接有效的管理十分必要。另外，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鄉賢階層，雖然對待技術一般都能採取開放的態度，但在價值取向上卻比較保守，這固然有利於社會保持文化連續性，但也妨礙了社會突變的出現。以上所述的發展和變動，基本都是在外界因素的促動下被動產生的，這就使得整個社會缺乏長遠的目光，缺乏一些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計劃和行動，從而不利於社會持久地保持穩定、有序的發展。